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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理论架构对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经济选择的启示——基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分析
孙鸿炜
摘要：通过梳理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结合结构主义理论架构，分析我国和平发展战略将会面临的经济环境，可以看出，外围国家需要警惕内生型金融危机。面对国际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中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更需要建立内需型社会，这不仅是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结构主义；中国；和平发展；内生型金融危机；经济选择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2-0093-03
世界银行公布的2008年各国GDP最新排名中，中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跃升到第3位。多年来经济的高增长使得名义GDP排名快速上升并不出人意料，作为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的迅速发展在国际上反响极其强烈。正面的评价有“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中国经验论” (又称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负面的评价有“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随着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中国救世论”、“中国惹祸论”也于2008年下半年同时产生，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债务问题“不在于美国人花钱太多，而是中国人借钱太多”，一方面他们推卸美国人过度消费、华尔街监管无力。另一方面又呼吁中国履行更多国际责任，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矛盾心理。
一、我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的演绎路径
以中国不会“崩溃”、中国没有“威胁”的表述为开端。我国从2003年起在国际关系领域逐步取得主动的话语权。2003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作出批示：“就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问题展开研究”。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就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达成党内共识。面对中国的崛起势头。亚洲曾出现过“恢复朝贡制度”的担忧，同年11月海南博鳌论坛上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发表演讲，题目为《中国和平崛起和亚洲的未来》，把和平崛起的愿望告知给周边伙伴国家。同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向世界公开这一理念：“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盛大空前的奥运会开幕式不仅呈现了中国的灿烂文明，还通过活字印刷的方式向世人演绎了同一个字“和”，展示了中国对和平发展充分自信的新形象。
二、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当前经济环境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五六十年代被引入经济学分析。70年代后结构主义学派的主要理论研究进步主要起源于下面四个研究团体中：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弗里曼及其领导的学术队伍进行的创新研究；纳尔逊和温特开创的经济进化理论；以罗森伯格为先导的技术发展及其本质的历史研究：世界银行研究人员进行的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技术能力关系的研究。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本质是一个结构转换过程，经济增长是主导产业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如果说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生产力，生产要素供给可以增加产量，制度效率可以提高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和创造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那么，结构效率则能不断地把生产要素配置在技术创新形成的高效率产业上。经济结构变迁历来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而当经济发展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经济结构变迁则成为主要的驱动因素。
概括起来，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思路所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点有三个：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对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从当前经济环境看，经济结构主义假定，在全球的世界体系中，存在一种结构，这就是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核心地区是指资本积累速度快、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地区。而边缘地区是指资本积累速度慢、劳动密集型的地区，即“地理上的二元经济”。中心国家的生产结构是同质的和多样化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显示为“扩散效应”的正反馈；而外围的生产结构则是异质的和专业化的，除初级产品外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工业发展十分缓慢，资本品生产几乎是一个空白，显示为“回波效应”的负反馈，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来克服。
1.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持续的金融恐怖主义。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全球性经济失衡的结果。长期的超前消费经济模式导致美国财政、贸易“双赤字”，再加上减税和救市缺口将近2万亿美元，被称为“赤字之王”。当美国与外部经济的循环被打断，国内的经济失衡便引发了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传导到世界各国。由于美元在贸易结算和储备中的优势，使其他国家长期以来形成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为了避免本国货币在解除管制的市场上遭受投机性和操纵性攻击，各国央行必须持有相当规模的美元储备预防本国货币遭遇流动性危机，越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央银行所需持有的美元流动性越多，对美元储备的需求为强势美元提供了内在的支持。
当今全球都在痛贬恐怖主义，但似乎没有人公开去指责可能是当代最大的恐怖主义——“金融恐怖主义”。与传统的恐怖主义相比。金融恐怖主义是一种新型、巧妙的恐怖主义。通过牙买加体系，美国解除了原来附加在自身上关于货币发行和汇率调整的约束，可以只享有利益而不必承担责任。尽管各国由此获得了更多的世界通货，在国际清偿方面的供给限制得到缓解。但没有几何基数增幅的黄金储备支撑，各国陷入更加脆弱的金融恐怖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大量发行货币。从1995年开始，美元增发开始加速。由于美联储早在2006年就停止公布M3的数据。我只好选取了M2的数据变化来反映美国的货币供应的数量和增长变化。美联储停止公布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M3已经不能够传达M2之外的额外经济活动信息，无法在货币政策中发挥作用；第二个理由是收集M3的数据有成本，不划算。其实，这两个理由很明显站不住脚，美国刻意掩盖货币供应量的事实从某一侧面反映出美元长期增发的事实。其结果是通过美元贬值向世界征收通货膨胀税。而其他国家由于捆绑机制不得不接受美国的金融讹诈。
2.次贷危机的近期运行规律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看是反经济的。美国次贷危机是一个风险积累和爆发的过程。危机爆发后，学术界曾预测美国的新国债发行将难以为继，如果美联储投放货币则会造成通货膨胀，继而动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一年之后次贷危机出现了反经济走势。即美国通过操纵股市、汇率造成虚假繁荣，甚至挑动局部战争，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美元出于安全考虑回流美国，便于美联储降低流动性。保持美元持续坚挺。
究其原因，按照结构主义视角，现行货币体系已经形 成了美元主导下的中心——外围构架。位于中心的美国获得了铸币税以及通货稳定的收益，并通过美元贬值逃脱、减轻国际债务，同时远离外汇风险和外债危机的伤害。而外围国家则更多地承担了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的成本。
对于由美元霸权所造成的国际收支失衡。美国首先采取有意忽视的态度，危机爆发后又通过美元霸权的强势地位迫使顺差国进行单边调整。最有代表性的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署之后一年内日元升值幅度超过20％，并从此进入几乎是单边持续升值的轨道，直到1995年，该趋势才有所改变。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承受了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和出口战略调整的压力。不过是美国相对应的顺差国所进行的阶段性转换而已。再现的历史逻辑显示，美国的对外经济遵循“逆差一贬值一平衡一再逆差”的规律，更加致命的是世界商品大多数以美元计价，美元增发直接或者问接导致世界范围内大宗商品或者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而世界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多设在美国，同样受到美国金融资本和金融规则的支配和投机操控。通过货币增发、美元贬值、大宗商品涨价、全球通货膨胀以及其他各国通货再膨胀的方式转嫁到外围国家身上。大量增发的美元流向全世界，有贸易顺差的国家被迫增发本国货币，出现国内通货膨胀；有贸易逆差的国家被迫依靠大量借取美元债务生存。在“华盛顿共识”的安排下，国家经济被美国操纵。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中，国家财富被无情地掠夺。
结构主义者认为，新古典主义者依靠从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理性行为方式的假定为出发点。通过从前提到前提的推论，预先设定某种从事经济活动的公理。他们基本上不关心特定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结构。也不注意分析特定的社会集团及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实际动机和行为方式上的特征。他们所做的仅是在经济分析中以“经济人”假定来回避所有可能遇到的棘手难题。即便是在建构有关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理论模型时，也往往把经济现实同理论模型等同起来。
3.次贷危机易诱发外围国家发生内生型金融危机。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运转失调引发的金融大动荡被称为金融危机。它集中表现为全部或大部分短期利率、证券、房地产等金融指标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企业和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倒闭；投资者基于资产价格急剧下降的预期而大量抛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兑换成货币。而内生型金融危机指的是一个国家由内部因素促成的危机。例如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是泰国金融系统过分倚重短期外来资金。但即使这样，泰国也很难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外资，更多的因素在于自己内部。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建立在开放型的区域主义下，这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更要防止现在所使用的应付外来金融危机的手段和方式触发本身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一发生，我国政府迅速行动，出台了4万亿的振兴方案，基本用于基本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尽管也涉及到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但仅仅是微小的一部分。这里应当指出的是，1997年当时有两个有利因素：一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等百废待兴，很多项目可以随便挑选，同时加入世贸给我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去拓展，投资基础设施往往都是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能收获社会效益；另一方面，1998年政府和其直接能控制的国有大型企业占社会资源的50％甚至更多，但到2008年这一比例只有30％左右，用30％的政府投资带动70％的社会资金，如果没有真正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去吸引。怎么带动呢?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于市场机制传导的工具性效果并不明显，更主要的是以直接产出效果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经过10年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很难再找到产生巨大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的项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量投资超前兴建基础设施，结果只能是在短暂地拉动内需后，再次形成过剩的产能或产品，进而造成新的闲置，加大经济增长成本。如果货币政策过宽，货币供应量过大，很容易导致过度投资。4万亿或者更多的财力的不合理配置和使用的监管不严，很容易导致银行坏账遽然增多，从而触发自身的金融危机。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已经有地方政府因为应付危机心切，开始放松对企业贷款的条件。
4.“后次贷危机”的经济转型趋势。如果说把“次贷危机”划为三段：人们在初期热衷于比较谁的损失更大，中期争论于谁先走出危机，末期关注于谁会走得更远。次贷危机过后，各国的经济爆发力会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谁先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谁先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谁就能化“危机”为“机遇”。速度和效率曾是大工业时代的重要标志，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曾作为大工业时代的座右铭，影响了整个世界，但是，当过劳死、抑郁症、亚健康逐渐蔓延出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慢生活伴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化在全球激发，在这种价值取向下，必然引发消费数量的减少。此外从2011年起，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退休程序。今后的20年里仅美国就有将近7800万人完成大规模退休。这意味着全世界最富有、也最乐意大量消费的一代人会压缩在各类工业制品方面的消费。上述两个因素叠加，亟待我国产业结构前瞻，寻找内生型经济动力，适时调整。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经济走向选择
最近一期《人民论坛》推出的“千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9.9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的难度系数远远大于美国(美国为100，中国为150)。当然，任何大国的崛起之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将崛起的难度量化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中国崛起的现状，用客观的心态和理性的态度去正确应对挑战。中国和平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1.经济结构主义认为健全和完善监管是必然的选择。在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中，结构主义者强调经济结构是影响一国经济的“深层因素”，它决定着一国经济的各种“表象”：寓于“深层因素”中的结构与制度等方面的刚性。不仅会导致市场机制的均衡作用难以实现，而且会使一国的经济构成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是缺乏国家理论，它把经济领域同政治领域分离开来，这就是结构主义者坚决主张的长期不均衡体系与其主张的一般均衡模型为什么能形成鲜明对照的原因。次贷危机与中国金融系统相关最大的是所购买的各类美国金融资产，因为所占比例有限，所以没有像实体经济受到那么大冲击，这都得益于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大幅改革，尤其是坏账比例的严格控制。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交易，以及主要由它们构成的虚拟经济，是工业社会中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它们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也有明显的负向作用。在监管松弛乃至缺失的情况下，金融创新过头，衍生品交易过度膨胀，会导致虚拟经济泡沫化，引发金融危机，拖累和危害实 体经济。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要吸取这种教训，切实健全和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对金融创新和衍生品交易实行严格监管。在此前提下，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保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使其充分发挥正向作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2.经济结构主义的研究显示内需型社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发展中国家是结构主义经济理论产生、发展与演化的主体，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过程并非如新古典主义者所言，是一个渐进的、和谐的、乐观的过程，而是相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大推进”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在某一相对短的时期内，使经济增长达到足够大的规模，“颇有点像发动一架飞机从场地起飞。在飞机飞向空中之前，有一个临界地面速度。必须超过这个速度飞机才能飞向空中”。扩大内需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过度依赖外需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面临再度平衡，中国有了提高消费率的实力。来自巴黎百富勤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即将进人第三个消费高峰，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那批独生子女已经成为消费的主体，这批独生子女的消费习惯与上一辈有很大差异，他们追求超前消费甚至透支消费。正因为消费主体发生了量变和质变，我国经济模式有望顺利转为内需拉动型，实现经济的自我循环。“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0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之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是紧密相连的，从理论上讲，结构决定效果。合理的结构能够产生期望的经济效率，推动中国经济崛起。
参考文献：
[1]李政.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型转型的研究[J].商业时代，2009，(9).
[2]周殿昆，郭红兵.美国金融危机成因及其对中国的借鉴[J].消费经济，2009.(4).
[3]唐震斌.当前我国扩大内需面临五大新转机[N].上海证券报，2009-8-28.
[4]傅菊辉，汪长明.“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与中国的和平崛起[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5]刘建飞.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层解读[N].人民日报，2009-05-05.
[6]张薇.金融危机与中国的作用[J].国际问题研究.2009，(4).
[7]罗美娟.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及局限[J].当代财经，2000，(6).
[责任编辑：黎 峰]
孙鸿炜
摘要：通过梳理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结合结构主义理论架构，分析我国和平发展战略将会面临的经济环境，可以看出，外围国家需要警惕内生型金融危机。面对国际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中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更需要建立内需型社会，这不仅是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结构主义；中国；和平发展；内生型金融危机；经济选择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2-0093-03
世界银行公布的2008年各国GDP最新排名中，中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跃升到第3位。多年来经济的高增长使得名义GDP排名快速上升并不出人意料，作为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的迅速发展在国际上反响极其强烈。正面的评价有“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中国经验论” (又称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负面的评价有“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随着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中国救世论”、“中国惹祸论”也于2008年下半年同时产生，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债务问题“不在于美国人花钱太多，而是中国人借钱太多”，一方面他们推卸美国人过度消费、华尔街监管无力。另一方面又呼吁中国履行更多国际责任，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矛盾心理。
一、我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的演绎路径
以中国不会“崩溃”、中国没有“威胁”的表述为开端。我国从2003年起在国际关系领域逐步取得主动的话语权。2003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作出批示：“就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问题展开研究”。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就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达成党内共识。面对中国的崛起势头。亚洲曾出现过“恢复朝贡制度”的担忧，同年11月海南博鳌论坛上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发表演讲，题目为《中国和平崛起和亚洲的未来》，把和平崛起的愿望告知给周边伙伴国家。同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向世界公开这一理念：“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盛大空前的奥运会开幕式不仅呈现了中国的灿烂文明，还通过活字印刷的方式向世人演绎了同一个字“和”，展示了中国对和平发展充分自信的新形象。
二、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当前经济环境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五六十年代被引入经济学分析。70年代后结构主义学派的主要理论研究进步主要起源于下面四个研究团体中：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弗里曼及其领导的学术队伍进行的创新研究；纳尔逊和温特开创的经济进化理论；以罗森伯格为先导的技术发展及其本质的历史研究：世界银行研究人员进行的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技术能力关系的研究。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本质是一个结构转换过程，经济增长是主导产业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如果说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生产力，生产要素供给可以增加产量，制度效率可以提高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和创造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那么，结构效率则能不断地把生产要素配置在技术创新形成的高效率产业上。经济结构变迁历来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而当经济发展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经济结构变迁则成为主要的驱动因素。
概括起来，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思路所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点有三个：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对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从当前经济环境看，经济结构主义假定，在全球的世界体系中，存在一种结构，这就是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核心地区是指资本积累速度快、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地区。而边缘地区是指资本积累速度慢、劳动密集型的地区，即“地理上的二元经济”。中心国家的生产结构是同质的和多样化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显示为“扩散效应”的正反馈；而外围的生产结构则是异质的和专业化的，除初级产品外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工业发展十分缓慢，资本品生产几乎是一个空白，显示为“回波效应”的负反馈，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来克服。
1.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持续的金融恐怖主义。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全球性经济失衡的结果。长期的超前消费经济模式导致美国财政、贸易“双赤字”，再加上减税和救市缺口将近2万亿美元，被称为“赤字之王”。当美国与外部经济的循环被打断，国内的经济失衡便引发了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传导到世界各国。由于美元在贸易结算和储备中的优势，使其他国家长期以来形成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为了避免本国货币在解除管制的市场上遭受投机性和操纵性攻击，各国央行必须持有相当规模的美元储备预防本国货币遭遇流动性危机，越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央银行所需持有的美元流动性越多，对美元储备的需求为强势美元提供了内在的支持。
当今全球都在痛贬恐怖主义，但似乎没有人公开去指责可能是当代最大的恐怖主义——“金融恐怖主义”。与传统的恐怖主义相比。金融恐怖主义是一种新型、巧妙的恐怖主义。通过牙买加体系，美国解除了原来附加在自身上关于货币发行和汇率调整的约束，可以只享有利益而不必承担责任。尽管各国由此获得了更多的世界通货，在国际清偿方面的供给限制得到缓解。但没有几何基数增幅的黄金储备支撑，各国陷入更加脆弱的金融恐怖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大量发行货币。从1995年开始，美元增发开始加速。由于美联储早在2006年就停止公布M3的数据。我只好选取了M2的数据变化来反映美国的货币供应的数量和增长变化。美联储停止公布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M3已经不能够传达M2之外的额外经济活动信息，无法在货币政策中发挥作用；第二个理由是收集M3的数据有成本，不划算。其实，这两个理由很明显站不住脚，美国刻意掩盖货币供应量的事实从某一侧面反映出美元长期增发的事实。其结果是通过美元贬值向世界征收通货膨胀税。而其他国家由于捆绑机制不得不接受美国的金融讹诈。
2.次贷危机的近期运行规律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看是反经济的。美国次贷危机是一个风险积累和爆发的过程。危机爆发后，学术界曾预测美国的新国债发行将难以为继，如果美联储投放货币则会造成通货膨胀，继而动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一年之后次贷危机出现了反经济走势。即美国通过操纵股市、汇率造成虚假繁荣，甚至挑动局部战争，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美元出于安全考虑回流美国，便于美联储降低流动性。保持美元持续坚挺。
究其原因，按照结构主义视角，现行货币体系已经形 成了美元主导下的中心——外围构架。位于中心的美国获得了铸币税以及通货稳定的收益，并通过美元贬值逃脱、减轻国际债务，同时远离外汇风险和外债危机的伤害。而外围国家则更多地承担了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的成本。
对于由美元霸权所造成的国际收支失衡。美国首先采取有意忽视的态度，危机爆发后又通过美元霸权的强势地位迫使顺差国进行单边调整。最有代表性的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署之后一年内日元升值幅度超过20％，并从此进入几乎是单边持续升值的轨道，直到1995年，该趋势才有所改变。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承受了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和出口战略调整的压力。不过是美国相对应的顺差国所进行的阶段性转换而已。再现的历史逻辑显示，美国的对外经济遵循“逆差一贬值一平衡一再逆差”的规律，更加致命的是世界商品大多数以美元计价，美元增发直接或者问接导致世界范围内大宗商品或者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而世界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多设在美国，同样受到美国金融资本和金融规则的支配和投机操控。通过货币增发、美元贬值、大宗商品涨价、全球通货膨胀以及其他各国通货再膨胀的方式转嫁到外围国家身上。大量增发的美元流向全世界，有贸易顺差的国家被迫增发本国货币，出现国内通货膨胀；有贸易逆差的国家被迫依靠大量借取美元债务生存。在“华盛顿共识”的安排下，国家经济被美国操纵。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中，国家财富被无情地掠夺。
结构主义者认为，新古典主义者依靠从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理性行为方式的假定为出发点。通过从前提到前提的推论，预先设定某种从事经济活动的公理。他们基本上不关心特定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结构。也不注意分析特定的社会集团及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实际动机和行为方式上的特征。他们所做的仅是在经济分析中以“经济人”假定来回避所有可能遇到的棘手难题。即便是在建构有关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理论模型时，也往往把经济现实同理论模型等同起来。
3.次贷危机易诱发外围国家发生内生型金融危机。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运转失调引发的金融大动荡被称为金融危机。它集中表现为全部或大部分短期利率、证券、房地产等金融指标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企业和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倒闭；投资者基于资产价格急剧下降的预期而大量抛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兑换成货币。而内生型金融危机指的是一个国家由内部因素促成的危机。例如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是泰国金融系统过分倚重短期外来资金。但即使这样，泰国也很难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外资，更多的因素在于自己内部。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建立在开放型的区域主义下，这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更要防止现在所使用的应付外来金融危机的手段和方式触发本身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一发生，我国政府迅速行动，出台了4万亿的振兴方案，基本用于基本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尽管也涉及到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但仅仅是微小的一部分。这里应当指出的是，1997年当时有两个有利因素：一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等百废待兴，很多项目可以随便挑选，同时加入世贸给我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去拓展，投资基础设施往往都是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能收获社会效益；另一方面，1998年政府和其直接能控制的国有大型企业占社会资源的50％甚至更多，但到2008年这一比例只有30％左右，用30％的政府投资带动70％的社会资金，如果没有真正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去吸引。怎么带动呢?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于市场机制传导的工具性效果并不明显，更主要的是以直接产出效果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经过10年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很难再找到产生巨大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的项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量投资超前兴建基础设施，结果只能是在短暂地拉动内需后，再次形成过剩的产能或产品，进而造成新的闲置，加大经济增长成本。如果货币政策过宽，货币供应量过大，很容易导致过度投资。4万亿或者更多的财力的不合理配置和使用的监管不严，很容易导致银行坏账遽然增多，从而触发自身的金融危机。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已经有地方政府因为应付危机心切，开始放松对企业贷款的条件。
4.“后次贷危机”的经济转型趋势。如果说把“次贷危机”划为三段：人们在初期热衷于比较谁的损失更大，中期争论于谁先走出危机，末期关注于谁会走得更远。次贷危机过后，各国的经济爆发力会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谁先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谁先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谁就能化“危机”为“机遇”。速度和效率曾是大工业时代的重要标志，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曾作为大工业时代的座右铭，影响了整个世界，但是，当过劳死、抑郁症、亚健康逐渐蔓延出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慢生活伴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化在全球激发，在这种价值取向下，必然引发消费数量的减少。此外从2011年起，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退休程序。今后的20年里仅美国就有将近7800万人完成大规模退休。这意味着全世界最富有、也最乐意大量消费的一代人会压缩在各类工业制品方面的消费。上述两个因素叠加，亟待我国产业结构前瞻，寻找内生型经济动力，适时调整。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经济走向选择
最近一期《人民论坛》推出的“千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9.9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的难度系数远远大于美国(美国为100，中国为150)。当然，任何大国的崛起之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将崛起的难度量化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中国崛起的现状，用客观的心态和理性的态度去正确应对挑战。中国和平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1.经济结构主义认为健全和完善监管是必然的选择。在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中，结构主义者强调经济结构是影响一国经济的“深层因素”，它决定着一国经济的各种“表象”：寓于“深层因素”中的结构与制度等方面的刚性。不仅会导致市场机制的均衡作用难以实现，而且会使一国的经济构成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是缺乏国家理论，它把经济领域同政治领域分离开来，这就是结构主义者坚决主张的长期不均衡体系与其主张的一般均衡模型为什么能形成鲜明对照的原因。次贷危机与中国金融系统相关最大的是所购买的各类美国金融资产，因为所占比例有限，所以没有像实体经济受到那么大冲击，这都得益于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大幅改革，尤其是坏账比例的严格控制。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交易，以及主要由它们构成的虚拟经济，是工业社会中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它们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也有明显的负向作用。在监管松弛乃至缺失的情况下，金融创新过头，衍生品交易过度膨胀，会导致虚拟经济泡沫化，引发金融危机，拖累和危害实 体经济。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要吸取这种教训，切实健全和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对金融创新和衍生品交易实行严格监管。在此前提下，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保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使其充分发挥正向作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2.经济结构主义的研究显示内需型社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发展中国家是结构主义经济理论产生、发展与演化的主体，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过程并非如新古典主义者所言，是一个渐进的、和谐的、乐观的过程，而是相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大推进”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在某一相对短的时期内，使经济增长达到足够大的规模，“颇有点像发动一架飞机从场地起飞。在飞机飞向空中之前，有一个临界地面速度。必须超过这个速度飞机才能飞向空中”。扩大内需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过度依赖外需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面临再度平衡，中国有了提高消费率的实力。来自巴黎百富勤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即将进人第三个消费高峰，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那批独生子女已经成为消费的主体，这批独生子女的消费习惯与上一辈有很大差异，他们追求超前消费甚至透支消费。正因为消费主体发生了量变和质变，我国经济模式有望顺利转为内需拉动型，实现经济的自我循环。“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0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之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是紧密相连的，从理论上讲，结构决定效果。合理的结构能够产生期望的经济效率，推动中国经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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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