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代，东西贸易中的硬通货是什么？这就是丝绸！汉代之前获取丝绸的主要交换物，是西域的宝石。汉代社会黄金流行，海昏侯墓中的黄金就是一个例证。这些黄金中的相当部分，就是从西域贸易而来，阿尔泰山号称金山，至少从汉代开始，就在这里大量开采金矿。唐代绢马互市兴盛，以良马换丝绸是官方丝绸贸易的主要内容。
　　两汉时期，因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的设置，商道在汉朝的有力控制之下，中西贸易迅速发展，但这其中有很大部分属于朝贡贸易性质的“赐赠”行为，即汉朝廷以播扬威德为目标，屡派使节携巨额币帛赴西域各国送礼，或当西域使节来朝觐之时，以绮绣杂缯和金属赏赐。
　　汉朝的慷慨赐赠，大大刺激了塔里木诸绿洲城邦王公贵族的旅行热情，也带动了这些绿洲王国的兴盛。于阗王、精绝王（精绝国遗址在今新疆民丰县）曾多次带着使者和商旅到中原从事贡赐贸易，敦煌悬泉汉简中留下很多条楼兰、于阗、精绝、若羌、且末、扜弥等国来使过关的记录。
　　官方的频繁往来，使交通道路得到良好维护，自然也有利于民间贸易的蓬勃开展。中国商人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就已参与民间贸易，新疆出土的许多文书都记载了这一点。在西域的中原商贾，还以隔年收账的赊销方式，向当地居民出售丝绸，这不止是表明他们与本地居民的关系融洽，还表明他们在这些地方有长期固定的营业机构。不过，民间贸易总体上以西方商人为主。
　　“西域贾胡”的概念，在两汉时已深入中国各地。公元二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引述同时期的提法，在汉唐时期的文献中屡见不鲜。古罗马地理学家马利努斯《地理学知识》记载称，一位名叫梅斯·蒂蒂安努斯（Maes Titianos）的马其顿商人曾同中国保持经常的贸易关系。梅斯本人虽未到过中国，他的代理人却经常组成商团从地中海之滨跋涉数万里到达“赛里斯国”的首都。

　　南北朝时期，北方政局趋于稳定，中西贸易再度兴盛，西域贾胡云集中原，长江流域也藉河南道与西域建立商贸联系，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区出土的此时期丝织品中有许多来自益州（今四川成都）。
　　塔里木周缘的绿洲城邦作为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市场而变得喧嚣热闹，绿洲居民之间以及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换活动，也受到中西贸易的刺激而日益活跃，丝路沿途还出现专门的商业城镇，比如既是南道要冲又可连通北道的疏勒（今属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汉书·西域传》称其地“有市列”，即市镇上有按商品种类营销的店铺，显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于阗东西二城也十分兴旺，当地兼管市场交易的行政官作为汉朝的册封官员见诸史籍，即“城长”。
　　商业繁荣大大刺激了诸绿洲城邦的发展，人口增长可为一例，丝路畅通之后百年间，疏勒户数增加十倍以上，于阗人口增加五倍左右，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人口增加约70%。南北朝时期，由于贸易频繁导致的人口聚集，绿洲地带出现许多王城之外的新城镇，或作为各种长途货物的集散地，或作为本地居民的初级农牧市场。至唐代，北道（天山北道）沿线因同样理由而出现一系列新城。而商人开始成为一些城镇的重点征税对象，交易税列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比如在铁勒控制时期的高昌和麴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改置西州，又在可汗浮圖城置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西域变为唐朝的郡县，丝路更是空前繁荣。西州市场上有各种分类专营店铺，如谷麦行、米面行、果子行、帛练行、綵帛行、铛釜行、菜子行，同时交河郡（即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也出现了行会组织。
　　位于交通枢纽的楼兰故址（今新疆若羌县北）及其西边的营盘遗址、精绝国所在的尼雅遗址，都出土众多各朝代的精美丝织品，足可作为当日丝路贸易的见证。到了唐代，随着中原丝织业的进一步繁荣，各地名产都汇聚西域，源源不断地从西州输往天山南北以及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周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