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天，交通早高峰提前半小时到来，交通压力明显上升，达到‘轻度拥堵’程度。学校周边交通压力尤其突出”。这是最近一篇对“小升初”报道中的开篇文字。地点是北京。何以如此？报道举出一个例子：“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顾婷一家的境遇似乎能给出答案——早上6点起床，带着孩子毛毛穿越半个北京城去另外一个学区上学。”在北京，你不知道有多少毛毛这样的孩子。这意味着，家长陪着孩子每天两三个小时耽误在被雾霾缠绕的路上，还交8万的“择校费”。而这仅仅还是“幼升小”。“有家长早就安排孩子上了幼升小的面试培训班，准备并背下了中英双语的自我介绍；有的家长记录下每个学校重视的特长，英语、体育、民乐……”
　　下一步当然更为惨烈，即所谓“小升初”。为了达到目的，出现了“占坑班”“共建生”“推优”“派位”等名目。因为最后效果不同，“占坑班”又被家长们分成“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等。
　　为“小升初”而“占坑”，最近日益引起媒体的注意。但《科场现形记》中北大2009级社会学系本科生刘雨甲同学《小升初的“占坑班”》的调查，大概是最早对这一病态的择校战的社会学“深描”。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所涉及的学校、机构、学生、家长的名字都采取化名。但调查本身，则遵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建立在大量访谈基础上，为我们勾勒出了相当复杂的教育体系。
　　调查所描写的“小升初”之战，围绕着国有民办的A中学展开。要进这个学校，小学生们首先进入一所叫“果实培训学校”的课外辅导班去“占坑”。因为A中学每年提前从这所培训学校秘密录取许多学生。然而，这所“果实培训学校”也有入学考试，录取率仅40%左右，于是又催生了另一所培训学校紫优。紫优所培训的内容，是应付A中学的入学考试，同时辅助那些在果实读书的孩子在班上能够出人头地。也就是说，一个好中学，有个专门为之输送生源的“正室”，还有个“二奶”。当然，“正室”和“二奶”之间难以和谐，“正室”频频声称自己是唯一可向A中学推荐学生的机构，其它几个机构宣称的推荐都不属实。但是，这挡不住“二奶”“小三”们的势头。大部分孩子，都会上两个以上的课外培训班。
　　“正室”的课程，是一个整上午。“二奶”的课程，则是一周两次，每次3个小时。这样算来，一周大概就快10个小时吧。不用说，还有孩子上第三个培训班，也有跟着家教上课的。当然，还要算上交通的时间。许多孩子，因为忙于在学校和各种培训班之间穿梭，连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家长在网上吐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怎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坑班世界；掏走钱财，花钱没谢，你怎能把握这焦灼不安的季节；烦恼最是无情夜；测评考试难说，成绩也未必就代表一切，你知那句是真哪句是假，哪一句算择校终结……
　　结果如何？孩子过度培训，重复学习，有些上培训班多的孩子，开始在正常的学校课堂上捣乱。占坑班中竞争激烈，同学关系紧张。中学的入学考试和小学教学脱节，靠小学学的东西无法应付小升初的竞争，必须额外上培训班，义务教育名存实亡。
　　当然，最为糟糕的是，孩子们如此废寝忘食的努力，全为了考试，而且全为了A中学这一特定的入学考试。孩子们的成长，不是放眼不断在生活中展开的大世界，而且钻进越来越小的牢笼。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一生恐怕都会有心理障碍。比如，笔者指导过一个准备留学的学生，英语程度很好，人也勤奋好学，进步很大。但后来突然中断，称要准备雅思。可惜雅思又考得不理想，意气消沉，有些厌学。与家长讲：以他的程度，在美国读个像样的大学没有问题。家长赶紧说“不可”，因为孩子准备的是雅思，去美国则要考托福、SAT。大惑不解：不都是英语吗？怎么考雅思的就不能考托福？家长说孩子早早都定向选择了自己的“目标学校”，乃至中学里的学生和家长中按留学去向形成了所谓“美国党”“英国党”“加拿大党”“澳洲党”……你入了哪个“党”，就准备哪个“党”的考试。“英国党”只熟悉雅思的题型，搞不明白托福是怎么回事。大家似乎已经在告诉：学的是特定的英语考试，不是英语！
　　如此炼就的考试机器，还能够应付真实的生活吗？
　　科场应考对儿童的心理发育有巨大伤害。欧洲几个国家一度也受应试化的影响，幼儿园里开始读书识字，也有考试。结果，后来的追踪调查发现：这些孩子虽然一时间学业领先，但上了小学几年优势顿消，小学毕业时则比幼儿园时不学习的孩子落后。如今德法等国，已经明令禁止在幼儿园阶段讲授文化课，更不用说考试了。
　　那么，在西方发达社会，孩子没有择校的问题吗？大体而言，在西欧至少这样的问题不严重。那里教育资源分配比较平均，一般学校都能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