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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因脑溢血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8岁。次日，习近平主席发去唁电，称他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作为大使，我有幸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了四年八个月，卡里莫夫总统生前的一个个画面，清晰地重现在我眼前。
“中国领导人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卡里莫夫总统经历非凡，可谓是一个“全才”。他先后就读于中亚工业学院和塔什干国民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部长、部长会议主席、卡什卡达里亚州委第一书记，1989年出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解体后，即当选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之后，他一直连选连任（四次当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是乌首位也是唯一一位总统），时间长达27年。
卡里莫夫总统曾四次访问中国，六次来华参加庆典和国际会议。在我任职期间，卡里莫夫总统曾授予我乌兹别克斯坦友谊勋章，他动情地说：“这既是对大使为发展乌中两国友谊所做贡献的褒奖，也是对乌中伟大友谊的称颂。”他还说：“我的朋友不多，中国领导人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中国领导人在这位总统心目中真诚、真心、真知、真践行，完全值得信赖。
1996年10月16日，我出任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刚刚一年七个月，就接到改任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的调令，甚感荣幸与兴奋。1997年2月18日，我到塔什干履新。次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不幸逝世。当天，在欢迎立陶宛总统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宴上，卡里莫夫总统致辞时脱稿对中国这位杰出领导人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使馆设灵堂后，卡里莫夫总统立即派议长、总理前来吊唁。议长向我面交了总统的唁函。唁函中写道：“邓小平先生是乌兹别克斯坦各族人民的真诚朋友。我当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不久就前往中国访问，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见一见这位伟人。可惜的是，他践行‘全退’这一诺言，因此我未能如愿。邓小平先生站在历史发展进程的前头，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引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为国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卡里莫夫总统与我国领导人多次举行会见，我作为外交部欧亚司主管乌兹别克斯坦事务的官员和驻乌大使，曾有幸参加十多次。总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睿智、坦诚、务实、沉稳，富有战略眼光。他总是从大处着眼，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讲话字字中的而不冗长，深刻而不深奥。江泽民主席同卡里莫夫总统很谈得来。有一次，他们本已结束了小范围会见和大组会谈，但江主席仍感到意犹未尽，又在中南海瀛台举行了一次单独会见和宴请。后来朱镕基总理见到卡里莫夫总统时风趣地说：“总统阁下这次来华，享受到中国‘皇帝’般的待遇，这在来华的外国领导人中可谓绝无仅有。”
总统与我国领导人谈话的主要内容包括：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卡里莫夫总统表示，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一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在“乌中建交公报”中，有这么一层意思，对乌兹别克斯坦与台湾发展民间关系和非官方经贸关系，中方不持异议。尽管如此，卡里莫夫总统仍然明确指示乌国内各有关部门，连与台湾的民间关系和非官方经贸关系也不应建立，因为居心不良的政治人物会对此加以利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是世界性毒瘤，在中亚、中东及中国的新疆，其毒害犹为显著。有一次，应我国领导人的请求，卡里莫夫总统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介绍世界极端主义、分离主义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他指出，这两股势力的滋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当今的“政治实用价值”，只会愈演愈烈，越来越暴力化、国际化。卡里莫夫总统还多次主动介绍这两股势力在中亚、中东两大地区活动的具体情况，并阐明对其实施打击的思路与措施。
1997年3月11日，卡里莫夫总统接受我递交的国书后，与我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他强调随时随地警惕和防范极端主义、分离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其破坏行为是有形的、易为人们重视，但在思想上对人们的侵蚀作用却常被忽视，这是非常危险的。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他提出的措施也是有效的。
乌兹别克斯坦外交的基本方向是卡里莫夫总统与我国领导人交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解释说，从基本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乌兹别克斯坦只能在美俄之间搞平衡。在上世纪90年代立国之初，乌政府急需大量资金，但是俄罗斯靠不上，中国当时也帮不上大忙，因此除了靠美国和西方国家便别无他选。难怪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国务卿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卡里莫夫总统和夫人亲往机场迎送，并陪同她到外地参观访问。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一时间震惊了外国驻乌使节。
关于俄罗斯，卡里莫夫总统总是用一种隐讳的语言讲，让我国领导人既听得懂其真意，又不至于太直白。我在会谈现场屡屡感到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总是在卡里莫夫总统关注的视野之中，是其对外关系中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有的时候甚至没有“之一”。
卡里莫夫总统与我国领导人交谈时，一般不议论俄罗斯领导人，偶尔提及，讲得也颇为正面。新千年到来的前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提前把总统职位让给了普京，卡里莫夫认为此举“完全正确”，连连使出“强者之举”、“勇者之举”等点赞之语。对于普京总统，这位乌兹别克领导人的赞美更是溢于言表。他说，普京的魅力在于其坦诚、坚韧、持之以恒，而俄罗斯的复兴，从此就与“普京”这个名字紧密相连。
不苟言笑背后的温馨
卡里莫夫总统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严肃有余而人情味不足。不过，像我这种曾多次零距离、近距离接触过、观察过他的人，得到的印象则全然不同。其实，卡里莫夫总统挺有人情味的，也不乏幽默感。
2001年1月31日是卡里莫夫总统63岁生日。乌报界友人阿洛事先告诉我，63岁在乌兹别克人心目中是个大日子，被称作“先知之年”。他建议我在贺信中写上“祝总统阁下进入先知之年”一语，说总统看到后肯定会特别高兴的。三天过后，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我成了先知啦，可惜还没有‘修行’到这一天。”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大使先生与我同龄，只是小一点儿，等到您生日时，我也祝您进入先知之年。”
我递交国书后与卡里莫夫总统交谈时，称乌兹别克斯坦为“三金（黄金、白金—棉花、兰金—天然气）之国”，并说，中乌两国目前这“三金”产量（开采量）不相上下，但按人均算，中国只有乌兹别克斯坦的2%。卡里莫夫听后直摇头，谦和地说：“一国之力，不看人均，绝对值才是硬标准。”话音刚落，总统便站起来与我再次热情握手，祝愿中国的“三金”一两年就翻番。
1999年底卡里莫夫总统访华时，李鹏委员长宴请他和夫人结束后，问夫人是否去过北京的友谊商店购物，总统抢先回答说：“她呀，一进商店就出不来啦，可是，我们家呢，每月的‘预算’不算太大！”此话一出，宾主夫妇四人便会意地笑起来。
卡里莫夫总统夫妇参观故宫时，我作为陪同团团长一直紧随其后，听到不少趣事。当讲解员讲到“正大光明”一匾的掌故（皇帝把继承人的名字写出两份，一份藏于此匾后面，一份自己放在身边）时，他便得意洋洋地对夫人说：“中国皇帝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看来，我也该找找接班人啦，到时候我也写出其名字，分成两份，一份留在身边，另一份则藏在家中。”他稍停顿了一下又说：“塔季扬娜·阿克巴洛芙娜（总统夫人），您回家后仔细琢磨琢磨，看藏在什么地方为好。”当讲解员讲到“日升月恒”一匾的掌故（指皇帝治国昌隆，皇后则常伴君侧，此匾悬挂于坤宁宫）时，卡里莫夫对夫人悄悄地说：“这是对咱们俩最良好的祝福。”
如今，故人远去，我深切怀念卡里莫夫总统，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作者为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中国领导人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卡里莫夫总统经历非凡，可谓是一个“全才”。他先后就读于中亚工业学院和塔什干国民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部长、部长会议主席、卡什卡达里亚州委第一书记，1989年出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解体后，即当选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之后，他一直连选连任（四次当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是乌首位也是唯一一位总统），时间长达27年。
卡里莫夫总统曾四次访问中国，六次来华参加庆典和国际会议。在我任职期间，卡里莫夫总统曾授予我乌兹别克斯坦友谊勋章，他动情地说：“这既是对大使为发展乌中两国友谊所做贡献的褒奖，也是对乌中伟大友谊的称颂。”他还说：“我的朋友不多，中国领导人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中国领导人在这位总统心目中真诚、真心、真知、真践行，完全值得信赖。
1996年10月16日，我出任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刚刚一年七个月，就接到改任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的调令，甚感荣幸与兴奋。1997年2月18日，我到塔什干履新。次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不幸逝世。当天，在欢迎立陶宛总统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宴上，卡里莫夫总统致辞时脱稿对中国这位杰出领导人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使馆设灵堂后，卡里莫夫总统立即派议长、总理前来吊唁。议长向我面交了总统的唁函。唁函中写道：“邓小平先生是乌兹别克斯坦各族人民的真诚朋友。我当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不久就前往中国访问，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见一见这位伟人。可惜的是，他践行‘全退’这一诺言，因此我未能如愿。邓小平先生站在历史发展进程的前头，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引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为国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卡里莫夫总统与我国领导人多次举行会见，我作为外交部欧亚司主管乌兹别克斯坦事务的官员和驻乌大使，曾有幸参加十多次。总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睿智、坦诚、务实、沉稳，富有战略眼光。他总是从大处着眼，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讲话字字中的而不冗长，深刻而不深奥。江泽民主席同卡里莫夫总统很谈得来。有一次，他们本已结束了小范围会见和大组会谈，但江主席仍感到意犹未尽，又在中南海瀛台举行了一次单独会见和宴请。后来朱镕基总理见到卡里莫夫总统时风趣地说：“总统阁下这次来华，享受到中国‘皇帝’般的待遇，这在来华的外国领导人中可谓绝无仅有。”
总统与我国领导人谈话的主要内容包括：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卡里莫夫总统表示，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一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在“乌中建交公报”中，有这么一层意思，对乌兹别克斯坦与台湾发展民间关系和非官方经贸关系，中方不持异议。尽管如此，卡里莫夫总统仍然明确指示乌国内各有关部门，连与台湾的民间关系和非官方经贸关系也不应建立，因为居心不良的政治人物会对此加以利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是世界性毒瘤，在中亚、中东及中国的新疆，其毒害犹为显著。有一次，应我国领导人的请求，卡里莫夫总统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介绍世界极端主义、分离主义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他指出，这两股势力的滋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当今的“政治实用价值”，只会愈演愈烈，越来越暴力化、国际化。卡里莫夫总统还多次主动介绍这两股势力在中亚、中东两大地区活动的具体情况，并阐明对其实施打击的思路与措施。
1997年3月11日，卡里莫夫总统接受我递交的国书后，与我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他强调随时随地警惕和防范极端主义、分离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其破坏行为是有形的、易为人们重视，但在思想上对人们的侵蚀作用却常被忽视，这是非常危险的。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他提出的措施也是有效的。
乌兹别克斯坦外交的基本方向是卡里莫夫总统与我国领导人交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解释说，从基本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乌兹别克斯坦只能在美俄之间搞平衡。在上世纪90年代立国之初，乌政府急需大量资金，但是俄罗斯靠不上，中国当时也帮不上大忙，因此除了靠美国和西方国家便别无他选。难怪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国务卿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卡里莫夫总统和夫人亲往机场迎送，并陪同她到外地参观访问。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一时间震惊了外国驻乌使节。
关于俄罗斯，卡里莫夫总统总是用一种隐讳的语言讲，让我国领导人既听得懂其真意，又不至于太直白。我在会谈现场屡屡感到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总是在卡里莫夫总统关注的视野之中，是其对外关系中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有的时候甚至没有“之一”。
卡里莫夫总统与我国领导人交谈时，一般不议论俄罗斯领导人，偶尔提及，讲得也颇为正面。新千年到来的前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提前把总统职位让给了普京，卡里莫夫认为此举“完全正确”，连连使出“强者之举”、“勇者之举”等点赞之语。对于普京总统，这位乌兹别克领导人的赞美更是溢于言表。他说，普京的魅力在于其坦诚、坚韧、持之以恒，而俄罗斯的复兴，从此就与“普京”这个名字紧密相连。
不苟言笑背后的温馨
卡里莫夫总统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严肃有余而人情味不足。不过，像我这种曾多次零距离、近距离接触过、观察过他的人，得到的印象则全然不同。其实，卡里莫夫总统挺有人情味的，也不乏幽默感。
2001年1月31日是卡里莫夫总统63岁生日。乌报界友人阿洛事先告诉我，63岁在乌兹别克人心目中是个大日子，被称作“先知之年”。他建议我在贺信中写上“祝总统阁下进入先知之年”一语，说总统看到后肯定会特别高兴的。三天过后，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我成了先知啦，可惜还没有‘修行’到这一天。”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大使先生与我同龄，只是小一点儿，等到您生日时，我也祝您进入先知之年。”
我递交国书后与卡里莫夫总统交谈时，称乌兹别克斯坦为“三金（黄金、白金—棉花、兰金—天然气）之国”，并说，中乌两国目前这“三金”产量（开采量）不相上下，但按人均算，中国只有乌兹别克斯坦的2%。卡里莫夫听后直摇头，谦和地说：“一国之力，不看人均，绝对值才是硬标准。”话音刚落，总统便站起来与我再次热情握手，祝愿中国的“三金”一两年就翻番。
1999年底卡里莫夫总统访华时，李鹏委员长宴请他和夫人结束后，问夫人是否去过北京的友谊商店购物，总统抢先回答说：“她呀，一进商店就出不来啦，可是，我们家呢，每月的‘预算’不算太大！”此话一出，宾主夫妇四人便会意地笑起来。
卡里莫夫总统夫妇参观故宫时，我作为陪同团团长一直紧随其后，听到不少趣事。当讲解员讲到“正大光明”一匾的掌故（皇帝把继承人的名字写出两份，一份藏于此匾后面，一份自己放在身边）时，他便得意洋洋地对夫人说：“中国皇帝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看来，我也该找找接班人啦，到时候我也写出其名字，分成两份，一份留在身边，另一份则藏在家中。”他稍停顿了一下又说：“塔季扬娜·阿克巴洛芙娜（总统夫人），您回家后仔细琢磨琢磨，看藏在什么地方为好。”当讲解员讲到“日升月恒”一匾的掌故（指皇帝治国昌隆，皇后则常伴君侧，此匾悬挂于坤宁宫）时，卡里莫夫对夫人悄悄地说：“这是对咱们俩最良好的祝福。”
如今，故人远去，我深切怀念卡里莫夫总统，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作者为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