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非传统外交的一种新型外交方式，灾难外交不仅促进了国际救灾合作和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的开展，而且可以重塑国家形象，改善国家间关系，促进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传统外交无法达到的目标。同时，灾难外交实践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中面临着霍布斯丛林法则的困境，国家应主动跳出霍布斯丛林法则的思维，充分履行国家国际责任，维护共同利益，发挥灾难外交应有的作用。
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茨在2000年“超越时空的飓风”研讨会上率先提出“灾难外交”。康福特提出灾难外交最基本的特点是建立在政治行为体对“共担风险”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共担风险是指灾难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灾难发生地，而是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共担风险导致共同利益的产生，促进了国家或地区间的合作，灾难成为改善国际关系的契机。赵青海认为，灾难外交是国家之间和国际组织以灾难为契机促进彼此间的交往，从而实现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或深化，以此增强国家互信和认同的综合过程。阙天舒认为，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手段，丰富了外交理论与实践，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国家安全、国家权力的认识，并考验着国家外交的信息调研能力、危机处理和外交应对的机制与方式。
一、灾难外交的影响因素
（一）国家实力对灾难外交的影响
由于地域、历史等原因，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失衡，富有国家向贫穷国家进行援助成为可能。但是，援助国援助受灾国时要遵循适度原则，必须保证自己有足够的救援能力，否则就会“心有余力不足”，不但没有增强自身的形象，反而因救援能力的不足遭国际社会的诟病。当援助国能力与受灾国需要的救援能力不对等或不匹配时，需谨慎对待救援行动。作为受灾国，在选择是否需要救济，选择哪些国家来救济等问题也应视自身的实力进行理性评估，如果受灾国自身的实力足够强大且没有被救援的意愿时，其灾难救援的倡议就会被拒绝，从而导致援助国的灾难外交行动无法实行。
（二）援助意图对灾难外交的影响
在国际社会中，当援助国施加援助时，总是在一定的援助意图之下进行的。国家是理性行为体，行为体的目标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自身认为明智和合理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在援助受灾国时，援助国往往会借助这一契机促进两国关系或者提升自身国家形象等。因此受灾国是否接受援助国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援助国援助意图的认知和判断。当受灾国认为援助国的援助意图仅仅关注灾害事件本身，不掺杂任何其他政治意图时，便会接受援助；否则，会拒绝其援助。
（三）国家间关系对灾难外交的影响
援助国对受灾国的援助程度、受灾国对援助国的接受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国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利益切合关系。受灾国在未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之前，如果与援助国交好，受灾国遭受重大灾难时，对于交好国家的援助意愿和倡议，即使自身完全有能力处理，考虑到两国的友好关系一般会欣然接受援助国的援助。同时，当援助国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时，面对曾经的受灾国援助的意愿和请求，一般也会欣然接受。当两国的关系处于一般或者交恶的状态时，面对援助国的意愿，受灾国出于国际社会形象的考量有的会接受，有的则会委婉拒绝，即使接受援助国的援助请求，其在本国的援助行为也会受到严密的监控和怀疑。
二、灾难外交的特殊功能
（一）减少无政府社会的危害性
霍布斯认为的无政府社会中的国家之间处于“人人为战”的状态，战争不可避免。他的论点存在极大的偏颇性，而且当时的社会主要是指原始社会，忽略了当今国家社会的民主化发展，但是仍有一些警示意义。在国际社会中，虽然存在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但是在国际社会现实中，还是基本遵循实力原则和丛林法则。大国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会做出一些以强欺弱的事情，甚至出现干涉他国内政事件。灾难外交作为新型外交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外交不具有的优势。灾难外交的道德化倾向、非政治化倾向、非偏见化倾向为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理解提供了可能和条件，减少价值观念造成的歧视。
（二）快速而正面地提升国家形象
灾难外交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外交决策模式，对国家的信息调研能力、危机处理能力，以及外交应对能力和机制都提出了要求和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能完全根据传统的外交决策模式和机构，需要国家更加灵活、柔性的处理。面对灾难，受灾国如果沉着、灵活、快速地处理，则有利于在国际社会中提升自身的国家形象。在自身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策略，营造出对国内民众负责的国际形象。但是一味地追求自我救援，忽略国际的救援请求，耽误最佳的救援时机，不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还会引起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和攻击。
（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国际社会和平事业发展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精神是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由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共同治理世界事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给人们留下的巨大伤痛，人们对于和平与稳定的诉求开始变得一致和强烈，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主流成为人们的共识，灾难外交这一新型的外交方式成为人们这一诉求的有效表达。在灾难面前，人们的分歧开始收缩，合作开始扩大，利益的共同点趋于一致。在灾难外交中，国际社会的合作取代权力政治的斗争，国家间合作代替双方的敌对攻击。灾难外交使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没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严重制约了大国或强国主导行使主导权的意愿和诉求。
（四）促进发展中国家外交模式的多样化
从领域方面划分，传统的外交方式主要划分为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政治外交、文化外交等，这些传统的外交方式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外交方式，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性、工具性、排他性，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型的外交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用来发展自己的对外关系，谋求与他国的合作。在国际社会中，虽然国际法明确规定了无论国家大小，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但是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还是遵循实力法则。灾难外交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了自主行事的权利和发言的機会，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模式的多样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空间和外交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灾难外交不失为一种操作简单、受限性较小的外交方式。
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茨在2000年“超越时空的飓风”研讨会上率先提出“灾难外交”。康福特提出灾难外交最基本的特点是建立在政治行为体对“共担风险”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共担风险是指灾难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灾难发生地，而是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共担风险导致共同利益的产生，促进了国家或地区间的合作，灾难成为改善国际关系的契机。赵青海认为，灾难外交是国家之间和国际组织以灾难为契机促进彼此间的交往，从而实现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或深化，以此增强国家互信和认同的综合过程。阙天舒认为，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手段，丰富了外交理论与实践，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国家安全、国家权力的认识，并考验着国家外交的信息调研能力、危机处理和外交应对的机制与方式。
一、灾难外交的影响因素
（一）国家实力对灾难外交的影响
由于地域、历史等原因，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失衡，富有国家向贫穷国家进行援助成为可能。但是，援助国援助受灾国时要遵循适度原则，必须保证自己有足够的救援能力，否则就会“心有余力不足”，不但没有增强自身的形象，反而因救援能力的不足遭国际社会的诟病。当援助国能力与受灾国需要的救援能力不对等或不匹配时，需谨慎对待救援行动。作为受灾国，在选择是否需要救济，选择哪些国家来救济等问题也应视自身的实力进行理性评估，如果受灾国自身的实力足够强大且没有被救援的意愿时，其灾难救援的倡议就会被拒绝，从而导致援助国的灾难外交行动无法实行。
（二）援助意图对灾难外交的影响
在国际社会中，当援助国施加援助时，总是在一定的援助意图之下进行的。国家是理性行为体，行为体的目标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自身认为明智和合理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在援助受灾国时，援助国往往会借助这一契机促进两国关系或者提升自身国家形象等。因此受灾国是否接受援助国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援助国援助意图的认知和判断。当受灾国认为援助国的援助意图仅仅关注灾害事件本身，不掺杂任何其他政治意图时，便会接受援助；否则，会拒绝其援助。
（三）国家间关系对灾难外交的影响
援助国对受灾国的援助程度、受灾国对援助国的接受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国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利益切合关系。受灾国在未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之前，如果与援助国交好，受灾国遭受重大灾难时，对于交好国家的援助意愿和倡议，即使自身完全有能力处理，考虑到两国的友好关系一般会欣然接受援助国的援助。同时，当援助国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时，面对曾经的受灾国援助的意愿和请求，一般也会欣然接受。当两国的关系处于一般或者交恶的状态时，面对援助国的意愿，受灾国出于国际社会形象的考量有的会接受，有的则会委婉拒绝，即使接受援助国的援助请求，其在本国的援助行为也会受到严密的监控和怀疑。
二、灾难外交的特殊功能
（一）减少无政府社会的危害性
霍布斯认为的无政府社会中的国家之间处于“人人为战”的状态，战争不可避免。他的论点存在极大的偏颇性，而且当时的社会主要是指原始社会，忽略了当今国家社会的民主化发展，但是仍有一些警示意义。在国际社会中，虽然存在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但是在国际社会现实中，还是基本遵循实力原则和丛林法则。大国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会做出一些以强欺弱的事情，甚至出现干涉他国内政事件。灾难外交作为新型外交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外交不具有的优势。灾难外交的道德化倾向、非政治化倾向、非偏见化倾向为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理解提供了可能和条件，减少价值观念造成的歧视。
（二）快速而正面地提升国家形象
灾难外交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外交决策模式，对国家的信息调研能力、危机处理能力，以及外交应对能力和机制都提出了要求和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能完全根据传统的外交决策模式和机构，需要国家更加灵活、柔性的处理。面对灾难，受灾国如果沉着、灵活、快速地处理，则有利于在国际社会中提升自身的国家形象。在自身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策略，营造出对国内民众负责的国际形象。但是一味地追求自我救援，忽略国际的救援请求，耽误最佳的救援时机，不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还会引起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和攻击。
（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国际社会和平事业发展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精神是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由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共同治理世界事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给人们留下的巨大伤痛，人们对于和平与稳定的诉求开始变得一致和强烈，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主流成为人们的共识，灾难外交这一新型的外交方式成为人们这一诉求的有效表达。在灾难面前，人们的分歧开始收缩，合作开始扩大，利益的共同点趋于一致。在灾难外交中，国际社会的合作取代权力政治的斗争，国家间合作代替双方的敌对攻击。灾难外交使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没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严重制约了大国或强国主导行使主导权的意愿和诉求。
（四）促进发展中国家外交模式的多样化
从领域方面划分，传统的外交方式主要划分为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政治外交、文化外交等，这些传统的外交方式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外交方式，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性、工具性、排他性，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型的外交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用来发展自己的对外关系，谋求与他国的合作。在国际社会中，虽然国际法明确规定了无论国家大小，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但是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还是遵循实力法则。灾难外交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了自主行事的权利和发言的機会，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模式的多样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空间和外交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灾难外交不失为一种操作简单、受限性较小的外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