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捐”是近年来媒体的热门词汇。2010年9月6日，有“中国首善”之称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在其公司网站上刊出了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陈光标在信中说：“当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是一种高尚和伟大”“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一时间，“裸捐”就像一剂猛药，搅动了所有中国人的神经，由此引发的国人对慈善事业的关注也空前高涨。
　　中国的慈善理念和慈善实践源远流长，史籍中最早提及慈善的著作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管子》。慈善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积淀、凝结成一种乐善好施的观念和行为，成为国人传统美德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下，自然不乏大善人士的出现，如南宋三赈灾民、活人无数的刘宰，清末参与大规模义赈的李金镛、经元善，以及本期提及的为慈善事业耗尽半生心血、将家财全部“裸捐”的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
　　“家财不为子孙谋，常留余德到儿孙”，这是熊希龄“裸捐”秉持的理念。无论是熊希龄，还是陈光标，他们的“裸捐”是一种大义大爱之举，对社会大众能起到垂范和榜样的作用，其意义无疑是积极的。但我们应该看到，“裸捐”虽然精神可嘉，但终究只是个体行为，而且也不可能人人都能做到，其影响是有限的。
　　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在迅速发展，无论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掀起的捐赠热潮，还是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常态社会救济中，慈善力量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慈善事业已经从“被遗忘的角落”，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但是，慈善事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郭美美事件、明星诈捐事件、救灾捐款被挪用、企业借慈善逃税等负面新闻，都折射出我国的慈善公益体系建设落后的事实，相对于社会日益迸发出来的慈善热情，现有的慈善体系在准入机制、激励机制、透明机制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要从根本上促进慈善事业的全面发展，关键是建立现代慈善体系、提高管理水平，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建设过程。笔者以为，应重点思考如下问题。
　　激励机制的问题。当前我国的慈善制度建设仍显滞后，政策上对开展慈善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的鼓励及税收减免还十分有限，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家参与慈善的热情。国外则不同，以美国为例，一方面，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是高额累进的，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另一方面，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捐出多少钱就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多少。这样将财税制度与捐助制度相互结合，即使是最吝啬的富豪也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采取符合实际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及配套政策，从制度上激发慈善的动力。
　　要有明确的监管办法、配套的法规制度和实际操作规则，这是好事能够办好的保证。还应强调的是监督方面：一方面，应兑现“捐赠承诺”的监督，如果对捐赠承诺缺乏有效的监督，慈善捐助很有可能成为某些人沽名钓誉的噱头，不仅有害于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大大损害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应做好慈善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这方面必须公开透明，由社会舆论进行监督，由此取信于民，从而吸引更多的捐助义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