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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上午，由奔驰轿车领队的8辆汽车从北京一路绝尘奔向河北省兴隆县苗耳洞村。车上装了上千条蛇蟒，是“放生爱好者”们从北京各个市场搜罗而来。
此行的目的，是放蛇归山。
当天中午，苗耳洞村村民杨慧琴像往常一样，在家里照看自己18岁的患有脑瘫的女儿；另一位村民贾梦也像往常一样，在村子里游荡闲逛。一切四平八稳，一如往昔，直到那些不速之客造访。
不速之客
苗耳洞村紧挨着密云县。从京承高速公路苇子峪沿着Y351公路一路向西，泥石混杂的道路很快就会被崇山峻岭包围。在这条公路沿线，分布着数十个不起眼的村落，苗耳洞村只是其中之一。
6月9日下午，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天上狂风大作。杨慧琴家里门户紧闭，她和女儿两人坐在炕上。罹患脑瘫的女儿不知世事，但杨慧琴显然心有余悸。她叹着气告诉记者，这几天就没睡过安稳觉。四天前，她回到家的时候，在堂屋和耳房之间的院子里，看见一条碗口粗的蛇，通体黄色。彼此对望的时候，蛇张开了嘴，发出了嘶嘶的声音。
这些天来，杨慧琴每天都要围着自己的院子走好几圈，手里紧握着一根木棒。但山里经常停电，一旦天空暗沉下来，屋子里暗如黑夜。这时候，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状况。“我们家的围墙是石头垒起来的，我怕会有蛇从石头缝里钻进来。”
18年前，杨慧琴从云南保山嫁到苗耳洞村，从来就没有和蛇有过任何交集，对这些冷血动物也一无所知。“人跟蛇打起来，应该是你死我活的事了吧？”她问记者。
那天，在自己家中撞上大黄蛇的那一刻，与蛇不共戴天的本能让她一下子豁了出去，挥起棒子就朝蛇的脑袋抡去。大蛇没有立即毙命，反而临死一搏般向杨冲撞了过来，杨慧琴尖叫着，棒子胡乱飞打过去，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
这条大蛇，连同它的无数个同伴，这些天已经将苗耳洞村搅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这场战争始于5月31日。那天中午，村里突然来了9辆汽车，领头的是一辆奔驰，后面跟着一众金杯小面包车。这个奇怪的车队驶入苗耳洞村的西边，停靠了下来。
车队一行40多人。他们来到目的地后，陆续从车里抱出白色的泡沫箱。随后，抱着这些箱子，渡过村边的一条小河，来到河对岸的小核桃林里。接着，把箱子打开，拎出里面的编织袋。袋子里装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蛇蟒。
在核桃林，这些蛇被放生了。
放生的两面
这40多人都是北京一个放生团体的成员。之所以将蛇放生，是出于佛教慈悲救度的理念与精神。
“放生”典出大乘佛经，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在佛教传统中，将被捕获的鱼、鸟等生类放之于山野或池沼之中，使其不受人宰割、烹食，便称为“放生”。在佛教传统中，放生是护生理念的一种特定实践方式，众生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得以重拾生机，救他们的命，他们感激最深，所以功德至大。在佛教中，更有“救一命胜造七层宝塔”的说法。而历代高僧大德也对放生的百种福德多有表述，各地的寺院庙宇也多建造有“放生池”“放生园”等。
事实上，类似的放生行动并非仅此一桩。据绿色方舟组织负责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于凤琴介绍，在全国各地都有专门的放生团体，他们会定期组织放生活动。而在佛诞日或其他节日，更会集合许多人、筹募许多款，整批买下鱼、鸟、龟来放生。这类活动对人数没有特别的规定，三两人即可成行，几十人亦可。
而这一次放生行动共有40多人参与，算是小有规模了。根据当地村民的说法，放生的蛇足有上千条。杨慧琴家北边20多米的草丛里，便是放生地点之一。她告诉记者，在那儿恐怕有上百个装蛇的袋子，“我就见到有黄色的蛇，有花色的，有全身都是黑色就脖子上有个红圈的，各种各样，就在草丛里消失了。”
据记者了解，此次放生的蛇都是从花鸟鱼市场上批发而来。随着放生人数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花鸟鱼商贩，甚至水产摊贩都做起了贩卖放生动物的生意。
6月2日上午，在北京四惠桥东郊市场的一个海鲜摊上，摊主热情地向顾客推销，“这些动物跟您有缘，您是做善事。”比邻放生胜地——通惠河的东郊市场里，海鲜摊货架上还放着不少小螃蟹、小鱼、小乌龟，供放生者购买。
这些放生动物价格不菲，小螃蟹18元一斤、小鱼15元一斤、小乌龟28元一斤。摊主说，“小鱼是自己养殖的，而小螃蟹和小乌龟都是捕捞上来的。”
而在北京十里河花鸟鱼市场，甚至赫然张贴着“承接放生”的广告。一位摊主介绍说，“现在十分流行放生。如果是平常的鱼、鸟这类动物，可以通过资源周转过来。如果要一些特殊的动物，也可以从专门的养殖场进货。”他指着屋子角落里的一个笼子告诉记者，“目前最畅销的就是麻雀。”
记者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发现在局促的房间里，两个近一米高的鸟笼叠落在墙角，几百只羽毛凌乱的麻雀挤成一团，惶惑且无神。偶有几只体力好的想扑棱一下翅膀，羽毛却卡在了笼子的缝隙中。
据了解，目前一只麻雀卖3块钱；每次放生，一般都可达到几百上千只。喜鹊的标价，则是十几块钱一只。
在另一个摊位里，更是摆着乌龟、蛇、变色龙等动物。摊主说，现在大批量购买的都是放生的人，一个月基本上就会有两三次，每次的预定量都在千余只上下。
据于凤琴介绍，目前放生已经催生出一条新型的“产业链”。有些居士为了完成自己放生动物的心愿，会与经营者预定下需要的动物—>经营者则根据市场的需求，向那些捕鸟人、捕蛇人下定单—>捕捉者再按定单去捕捉—>然后将捕捉到的动物送到市场—>经营者把动物卖给居士。由此形成了一条恶性循环的链条。
如临大敌
24岁的贾梦是苗耳洞村的“打蛇骨干”。当6月9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和同伴们从村东北的山坡上走下来。打蛇队员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棒，棒子一端沾着血斑。
他们已经打了7天的蛇了，光是毙命于贾梦棍棒之下的蛇就有上百条。贾梦总结了一下，说蛇的种类约有五六种。放生的人起初在清水河对岸的核桃林里放生了一批蛇蟒，后来又在杨慧琴家北边的草丛里放生了一批。
第二次放生的时候，被村民们看见了。杨慧琴知道以后，在柴房里抄起一根木棍就出来打蛇，但放生客制止了她。杨慧琴跟他们理论说，不应该在她家旁边放蛇。放生客们起初还振振有词，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聚拢过来，他们才开始慌张起来。不依不饶的村民最后扣留了13名放生者。
兴隆县林业部门驻苗耳洞村一名干部立刻联系了兴隆县林业公安部门。林业民警随后赶到现场，对村民进行了笔录。
但村民又觉得警察很可能不会管这个事，便与放生客们展开了谈判，“一开始，他们赔了我们3320元，作为我们村的误工费。”苗耳洞村的会计王景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回忆说，村民们还扣下了放生客的两台金杯面包车，希望藉此让对方做出更大的赔偿。
6月1日，镇里的工商局和林业局的官员来到了村里干预此事。“后来他们（放生客）就补给了我们四万元，这个钱打到了村里的司法所，我们就把他们的车放了。”王景民说，“毕竟我们没有执法权！”
蛇被放生的第二天，就有8位村民自愿集合起来，开始大面积打蛇。6月2日开始，村里要求每户出一个劳动力山上打蛇，于是，参与打蛇的村民达到了四十多人。“第一天，我们8个人打了300多条蛇，堆在一起埋了。”贾梦说，这些蛇看着就令人害怕，也不知道有没有毒，“我看到的最大一条蛇，有我胳膊那么粗。”
但这条大蛇目前依然“在逃”，贾梦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倏地逃得无影无踪了。
村民说，这7天打死的蛇，合计不足放生的一半。还有村民说，打蛇的时候看到了蛇蛋，真害怕来年一条蛇繁殖出八条蛇来。“本来一年也就指望着一点果树挣钱，现在果树在山对面，我们又不敢山上，来年的生计，怕是会相当恼火。”杨慧琴说。
她甚至都不敢到河里洗衣服，不敢离开家太久。
“我们现在在想，要不要打百草枯。这个药很毒，打了药以后，蛇应该会死。”杨慧琴说。
目前，苗耳洞村的幼儿已经不去上学了，而在外读书的孩子也不敢回来。村民们只要有闲暇功夫，就会拿着棍子上山打蛇。
曾有放生爱好者在网络上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野外放生蛇蟒，应“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也就是说，放生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能影响他人正常生活，更不能危害公共安全。如果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放生不管从慈心还是从结果而言均是大打折扣，甚至毫无意义或适得其反。
放生？杀生？
上千条蛇令苗耳洞村村民陷入恐慌，而这些蛇也未必如善心人所愿，生命得以保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总工程师宋慧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我国蛇类品种大多生活在南方，这些蛇被贩卖到北方，即便放归山林也未必能够适应环境，继续生存。”
甚至还有一些物种属于侵入性生物，在放生后，可能对当地生态物种造成影响。据宋慧刚介绍，目前盛行放生的巴西龟就属于此类。巴西龟的适应性和繁殖力非常强，如果把它放生，因为基本没有天敌，很快就会大肆侵蚀生态资源，严重威胁本土野生龟与类似物种的生存。目前，巴西龟已经被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列为100多个最具破坏性的物种之一。
从动物保护的立场出发，如果是野生动物受伤严重、需要救助，人类应该先对动物进行短时间的养护，一经判定野生动物能够在野外生存，则应当立刻放生。如果野生动物受伤并不严重，可以适应野外生存，则应予以立即放生。
绿色方舟组织负责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于凤琴笃信佛学。她表示，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弟子，对受伤的动物进行救助放生应该遵守相关法律。如果见到受伤的野生动物，应求助于地方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充分了解动物习性、并对所放生的环境进行考察和论证后，再适量地将符合放生条件的动物进行放生。
事实上，关于放生方法不当的问题，在佛教界多年来亦存有争议。中华佛学研究所所长圣严法师曾经公开表示，放生活动弊端丛生，令人诟病，不是放生本身的问题，而是方法上的问题。如果为了佛祖诞辰或各种祭典而购买生物来放生，不但不是一种功德，反而是一种罪业。身为正信的佛教徒，应该注重放生本质所呈现的慈悲增长内涵，而不只是刻意维护形式上的活动，从而惹来罪业。
此行的目的，是放蛇归山。
当天中午，苗耳洞村村民杨慧琴像往常一样，在家里照看自己18岁的患有脑瘫的女儿；另一位村民贾梦也像往常一样，在村子里游荡闲逛。一切四平八稳，一如往昔，直到那些不速之客造访。
不速之客
苗耳洞村紧挨着密云县。从京承高速公路苇子峪沿着Y351公路一路向西，泥石混杂的道路很快就会被崇山峻岭包围。在这条公路沿线，分布着数十个不起眼的村落，苗耳洞村只是其中之一。
6月9日下午，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天上狂风大作。杨慧琴家里门户紧闭，她和女儿两人坐在炕上。罹患脑瘫的女儿不知世事，但杨慧琴显然心有余悸。她叹着气告诉记者，这几天就没睡过安稳觉。四天前，她回到家的时候，在堂屋和耳房之间的院子里，看见一条碗口粗的蛇，通体黄色。彼此对望的时候，蛇张开了嘴，发出了嘶嘶的声音。
这些天来，杨慧琴每天都要围着自己的院子走好几圈，手里紧握着一根木棒。但山里经常停电，一旦天空暗沉下来，屋子里暗如黑夜。这时候，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状况。“我们家的围墙是石头垒起来的，我怕会有蛇从石头缝里钻进来。”
18年前，杨慧琴从云南保山嫁到苗耳洞村，从来就没有和蛇有过任何交集，对这些冷血动物也一无所知。“人跟蛇打起来，应该是你死我活的事了吧？”她问记者。
那天，在自己家中撞上大黄蛇的那一刻，与蛇不共戴天的本能让她一下子豁了出去，挥起棒子就朝蛇的脑袋抡去。大蛇没有立即毙命，反而临死一搏般向杨冲撞了过来，杨慧琴尖叫着，棒子胡乱飞打过去，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
这条大蛇，连同它的无数个同伴，这些天已经将苗耳洞村搅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这场战争始于5月31日。那天中午，村里突然来了9辆汽车，领头的是一辆奔驰，后面跟着一众金杯小面包车。这个奇怪的车队驶入苗耳洞村的西边，停靠了下来。
车队一行40多人。他们来到目的地后，陆续从车里抱出白色的泡沫箱。随后，抱着这些箱子，渡过村边的一条小河，来到河对岸的小核桃林里。接着，把箱子打开，拎出里面的编织袋。袋子里装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蛇蟒。
在核桃林，这些蛇被放生了。
放生的两面
这40多人都是北京一个放生团体的成员。之所以将蛇放生，是出于佛教慈悲救度的理念与精神。
“放生”典出大乘佛经，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在佛教传统中，将被捕获的鱼、鸟等生类放之于山野或池沼之中，使其不受人宰割、烹食，便称为“放生”。在佛教传统中，放生是护生理念的一种特定实践方式，众生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得以重拾生机，救他们的命，他们感激最深，所以功德至大。在佛教中，更有“救一命胜造七层宝塔”的说法。而历代高僧大德也对放生的百种福德多有表述，各地的寺院庙宇也多建造有“放生池”“放生园”等。
事实上，类似的放生行动并非仅此一桩。据绿色方舟组织负责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于凤琴介绍，在全国各地都有专门的放生团体，他们会定期组织放生活动。而在佛诞日或其他节日，更会集合许多人、筹募许多款，整批买下鱼、鸟、龟来放生。这类活动对人数没有特别的规定，三两人即可成行，几十人亦可。
而这一次放生行动共有40多人参与，算是小有规模了。根据当地村民的说法，放生的蛇足有上千条。杨慧琴家北边20多米的草丛里，便是放生地点之一。她告诉记者，在那儿恐怕有上百个装蛇的袋子，“我就见到有黄色的蛇，有花色的，有全身都是黑色就脖子上有个红圈的，各种各样，就在草丛里消失了。”
据记者了解，此次放生的蛇都是从花鸟鱼市场上批发而来。随着放生人数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花鸟鱼商贩，甚至水产摊贩都做起了贩卖放生动物的生意。
6月2日上午，在北京四惠桥东郊市场的一个海鲜摊上，摊主热情地向顾客推销，“这些动物跟您有缘，您是做善事。”比邻放生胜地——通惠河的东郊市场里，海鲜摊货架上还放着不少小螃蟹、小鱼、小乌龟，供放生者购买。
这些放生动物价格不菲，小螃蟹18元一斤、小鱼15元一斤、小乌龟28元一斤。摊主说，“小鱼是自己养殖的，而小螃蟹和小乌龟都是捕捞上来的。”
而在北京十里河花鸟鱼市场，甚至赫然张贴着“承接放生”的广告。一位摊主介绍说，“现在十分流行放生。如果是平常的鱼、鸟这类动物，可以通过资源周转过来。如果要一些特殊的动物，也可以从专门的养殖场进货。”他指着屋子角落里的一个笼子告诉记者，“目前最畅销的就是麻雀。”
记者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发现在局促的房间里，两个近一米高的鸟笼叠落在墙角，几百只羽毛凌乱的麻雀挤成一团，惶惑且无神。偶有几只体力好的想扑棱一下翅膀，羽毛却卡在了笼子的缝隙中。
据了解，目前一只麻雀卖3块钱；每次放生，一般都可达到几百上千只。喜鹊的标价，则是十几块钱一只。
在另一个摊位里，更是摆着乌龟、蛇、变色龙等动物。摊主说，现在大批量购买的都是放生的人，一个月基本上就会有两三次，每次的预定量都在千余只上下。
据于凤琴介绍，目前放生已经催生出一条新型的“产业链”。有些居士为了完成自己放生动物的心愿，会与经营者预定下需要的动物—>经营者则根据市场的需求，向那些捕鸟人、捕蛇人下定单—>捕捉者再按定单去捕捉—>然后将捕捉到的动物送到市场—>经营者把动物卖给居士。由此形成了一条恶性循环的链条。
如临大敌
24岁的贾梦是苗耳洞村的“打蛇骨干”。当6月9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和同伴们从村东北的山坡上走下来。打蛇队员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棒，棒子一端沾着血斑。
他们已经打了7天的蛇了，光是毙命于贾梦棍棒之下的蛇就有上百条。贾梦总结了一下，说蛇的种类约有五六种。放生的人起初在清水河对岸的核桃林里放生了一批蛇蟒，后来又在杨慧琴家北边的草丛里放生了一批。
第二次放生的时候，被村民们看见了。杨慧琴知道以后，在柴房里抄起一根木棍就出来打蛇，但放生客制止了她。杨慧琴跟他们理论说，不应该在她家旁边放蛇。放生客们起初还振振有词，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聚拢过来，他们才开始慌张起来。不依不饶的村民最后扣留了13名放生者。
兴隆县林业部门驻苗耳洞村一名干部立刻联系了兴隆县林业公安部门。林业民警随后赶到现场，对村民进行了笔录。
但村民又觉得警察很可能不会管这个事，便与放生客们展开了谈判，“一开始，他们赔了我们3320元，作为我们村的误工费。”苗耳洞村的会计王景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回忆说，村民们还扣下了放生客的两台金杯面包车，希望藉此让对方做出更大的赔偿。
6月1日，镇里的工商局和林业局的官员来到了村里干预此事。“后来他们（放生客）就补给了我们四万元，这个钱打到了村里的司法所，我们就把他们的车放了。”王景民说，“毕竟我们没有执法权！”
蛇被放生的第二天，就有8位村民自愿集合起来，开始大面积打蛇。6月2日开始，村里要求每户出一个劳动力山上打蛇，于是，参与打蛇的村民达到了四十多人。“第一天，我们8个人打了300多条蛇，堆在一起埋了。”贾梦说，这些蛇看着就令人害怕，也不知道有没有毒，“我看到的最大一条蛇，有我胳膊那么粗。”
但这条大蛇目前依然“在逃”，贾梦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倏地逃得无影无踪了。
村民说，这7天打死的蛇，合计不足放生的一半。还有村民说，打蛇的时候看到了蛇蛋，真害怕来年一条蛇繁殖出八条蛇来。“本来一年也就指望着一点果树挣钱，现在果树在山对面，我们又不敢山上，来年的生计，怕是会相当恼火。”杨慧琴说。
她甚至都不敢到河里洗衣服，不敢离开家太久。
“我们现在在想，要不要打百草枯。这个药很毒，打了药以后，蛇应该会死。”杨慧琴说。
目前，苗耳洞村的幼儿已经不去上学了，而在外读书的孩子也不敢回来。村民们只要有闲暇功夫，就会拿着棍子上山打蛇。
曾有放生爱好者在网络上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野外放生蛇蟒，应“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也就是说，放生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能影响他人正常生活，更不能危害公共安全。如果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放生不管从慈心还是从结果而言均是大打折扣，甚至毫无意义或适得其反。
放生？杀生？
上千条蛇令苗耳洞村村民陷入恐慌，而这些蛇也未必如善心人所愿，生命得以保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总工程师宋慧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我国蛇类品种大多生活在南方，这些蛇被贩卖到北方，即便放归山林也未必能够适应环境，继续生存。”
甚至还有一些物种属于侵入性生物，在放生后，可能对当地生态物种造成影响。据宋慧刚介绍，目前盛行放生的巴西龟就属于此类。巴西龟的适应性和繁殖力非常强，如果把它放生，因为基本没有天敌，很快就会大肆侵蚀生态资源，严重威胁本土野生龟与类似物种的生存。目前，巴西龟已经被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列为100多个最具破坏性的物种之一。
从动物保护的立场出发，如果是野生动物受伤严重、需要救助，人类应该先对动物进行短时间的养护，一经判定野生动物能够在野外生存，则应当立刻放生。如果野生动物受伤并不严重，可以适应野外生存，则应予以立即放生。
绿色方舟组织负责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于凤琴笃信佛学。她表示，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弟子，对受伤的动物进行救助放生应该遵守相关法律。如果见到受伤的野生动物，应求助于地方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充分了解动物习性、并对所放生的环境进行考察和论证后，再适量地将符合放生条件的动物进行放生。
事实上，关于放生方法不当的问题，在佛教界多年来亦存有争议。中华佛学研究所所长圣严法师曾经公开表示，放生活动弊端丛生，令人诟病，不是放生本身的问题，而是方法上的问题。如果为了佛祖诞辰或各种祭典而购买生物来放生，不但不是一种功德，反而是一种罪业。身为正信的佛教徒，应该注重放生本质所呈现的慈悲增长内涵，而不只是刻意维护形式上的活动，从而惹来罪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