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炸毁朝韩联办半个多月后，韩国总统文在寅7月初用实际行动作出回应。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他首次对青瓦台国安、统一系统高层进行全面人事调整，国家安保室长、国家情报院院长、统一部长官三个最重要的职位同时“换帅”。
　　当朝韩联办的爆破声响起时，一批曾参与南北对话的韩国政治家呼吁“到了向北方派遣特使的时候”。韩中友城协会会长、曾作为总统秘书陪同金大中访问平壤的权起植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如果是金大中总统面临这种情况，他就会派出特使。”
　　相较此前，文在寅国安统一系统的新班底拥有更丰富的与北方对话经验。而此前两年主持朝韩对话、搭建朝美对话桥梁的官员各有升迁，也体现了文在寅对既有政策的充分肯定。
　　此外，美國分管朝鲜事务的副国务卿比根则于7月7日到9日访问首尔，再次释放朝美会谈的积极信号。比根没有在访问期间公开提及“完全，不可逆，可验证的无核化”，只是呼吁重启朝美磋商。
　　美国国务院前防止核扩散事务助理国务卿德托马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我怀疑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大选前与朝鲜进行任何严肃谈判的可能性。”

提名金大中的人

　　74岁的郑义溶将卸任国家安保室长，转任总统统一外交安全特别顾问。
　　如今，新任国家安保室长徐薰已经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郑义溶作为特使出访平壤时，徐薰就担任副手。而新任国情院长朴智元、统一部长官李仁荣都是过去20年朝韩半官半民对话的主要领导者，也是文在寅于2018年组建的南北对话“总统元老顾问团”的成员。
　　选择与朝鲜有更多、更高层次接触的国安班底，本身就是一种政策导向。一份美国智库今年7月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在针对是否应扩大对北援助的问题上，“认识至少一个朝鲜人”的韩国公民有56%支持扩大援助，而不直接认识朝鲜人的韩国公民只有35%同意。
　　一位不便具名的韩国外事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作为“脱北者”后代，文在寅显然正在提拔与自己同样有“统一后定居朝鲜”的“水晶球之梦”的外交、政治人物，以在朝野形成与朝鲜对话的决策氛围。
　　权起植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文在寅选择“金大中时代的人”组建国安班底，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在国内政坛腾出手脚的他却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新的压力。
　　自2019年2月第二次“金特会”破裂以来，朝鲜并未关闭和谈大门，但已多次警告韩国“不要再以中间人自居”，追求直接与美方对话。“到今年，文总统担心半岛关系紧张，因而要求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第三次峰会，但现在金正恩拒绝对美、对南谈判，峰会也没有结果。”权起植说。
　　曾参与“六方会谈”外围工作的美国朝鲜问题专家马克·巴里也做出了相似的判断。“我怀疑朝鲜在与美国接触时不会再依赖韩国，因为从金正恩的角度来看，文在寅总统只会空谈，什么也兑现不了。”多次访问平壤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推测。
　　要想说服金正恩，从朝鲜政治架构的特点看，能否向最高领导人亲自汇报是决定事件成败的最关键因素。在韩国政府主张与北方对话的金大中、卢武铉时代，朝鲜统一战线负责人金养建就以可以直接向金正日汇报的“金-金”路线知名，而当时韩国负责对接这条线路的，就是时任金大中政府时期青瓦台秘书室长朴智元。
　　权起植和朴智元私交甚密，也时常一起讨论半岛问题。“朴智元年轻时在美国经商，因而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谈判者。”权起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两人在青瓦台秘书室共事时的一个细节：朴智元几乎每天都和媒体记者一起喝酒，打探消息，然后在半夜汇总信息，向金大中报告。
　　这种不拘一格的行事方式也让朴智元被韩国政坛视为朝韩领导人第一次会晤的主要功臣。“同朝鲜人谈判时，他也和商人一样，”权起植说，“就是他和金大中总统讨论了向朝鲜提供5亿美元援助的问题，这是当时美国政府无法想象的，朝鲜领导人因此很喜欢他。”
　　此后，朴智元一度因“向北方输款”的罪名被继任政府关押，但朝方一直保持对他的信任。这条线最终成为2018年文在寅政府得以和北方对话的源头。
　　韩联社曾报道称，徐薰2000年在时任文化观光部长官朴智元的引荐下首次与朝鲜官员建立联系，此后“这种接触一直持续至今”。由于徐薰一直在情报系统任职，其与朝鲜高层的关系网并不公开，但从新闻资讯中能发现线索。
　　仅仅起用朝鲜长期信任的人选，并不足以改变僵局。权起植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更重要的是，朴智元、李仁荣履新象征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彻底转变。
　　“其实文在寅总统与金大中总统是不同的，这是使朝韩美三方谈判陷入僵局的问题之一。”权起植说，“在朝鲜政策上，金大中有诚意、勇气、创新战略三大强项，但文在寅只有诚意。现在，他感到需要创造性的战略，所以提名金大中的人。” 　　创造性战略是一些专家近期给文在寅政府开出的“药方”。美国知名朝鲜问题智库史汀生中心最近发布了朝鲜问题专家伯恩哈德·塞利格的长文，指出如果韩国真的想要实现最终的统一，就应该考虑“把重点放在大型、作秀性活动之外的政策上”，允许两国发展更多元的关系，而不是将朝韩民间往来全纳入政府框架加以审核。
　　长期主持朝韩半官半民对话的朴智元、李仁荣都深感为此所累。韩国政府曾以“韩国政坛人物不宜频繁北上”为由拒绝朴智元在一个月内两次前往平壤参加民间对话，又以“条件不成熟”为由8次拒绝李仁荣和开城工业园区韩方企业代表们访问园区的申请，最近一次是2020年4月30日。
　　不过，就在李仁荣最后一次被拒访朝时，文在寅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政策。他在青瓦台的内部会议上发誓要寻找“现实和可实现的”与朝鲜接触的渠道。此后，韩国政府放出了一个模糊的信号：统一部5月20日称，将以更大的灵活性处理触及韩国“524”单边对朝制裁法案的朝韩交流活动。
　　7月6日，李仁荣以统一部长官提名人身份发表讲话，明确了文在寅任期后半期对朝工作的思路：首先，不论大选等外部因素，“站在韩方的立场来看，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韩朝、朝美在对话”;其次，鉴于朝鲜方面的看法，“应当区分通过韩美工作组可做之事和韩国可自行决定之事”。
　　韩联社指出，这意味着不违反对朝制裁的散客赴朝游等韩朝事务可自主推进，不必与美方的单边制裁“步调一致”。塞利格则建议，在不触及联合国制裁的情况下开放人道援助贸易和商业食品业，回到“2010年之前上千家韩国企业以各种方式参与小型跨境贸易的状况”。
　　权起植也认为，经济交流是文在寅政府创新举措的关键，“朝鲜就是认为文总统没有像金大中那样提供实在的经济支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文在寅和他的新班子可能会考虑经济补偿措施，比如开放金刚山的团体旅游项目，以及在体育和文化层面进行更多的交流。”
　　“关键是，首尔不应继续追求跨境铁路之類的空泛不实的项目，而应专注于小规模、可持续的改变，促进和朝鲜发展一种不同的、更以人为中心的关系。”塞利格强调。

能做一件大事吗？

　　文在寅的人事和政策调整，似乎让朝鲜更接近了他们自2018年以来一直呼吁的目标：韩国先解除自己的单边制裁，恢复金刚山团体旅游等“无需美国人指手画脚”的经济合作项目。
　　“其实，平壤很少会冲动行事。”中情局前朝鲜事务高级官员罗伯特·卡林指出，越来越多的事实应当让人们意识到，金正恩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凭领导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战略思想的、小心策划的”。
　　最近一个月朝鲜对韩美态度的不断变化，正应验了卡林的观点。6月4日，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韩国国情院认为是朝鲜新的对韩美事务负责人的金与正发布了一份声明，借着韩国民间团体散发传单的常态化事件，突然宣称可能采取炸毁朝韩联办等极端措施。随后，朝鲜炸毁联办，劳动党统一战线部发布措辞更为严厉的声明，朝鲜人民军则公开了四点军事部署计划。

　　“关键是，首尔不应继续追求跨境铁路之类的空泛不实的项目，而应专注于小规模、可持续的改变，促进和朝鲜发展一种不同的、更以人为中心的关系。”

　　然而，拆除联络处的第二天，朝中社明确写道，平壤的下一个步骤将由韩国的态度决定。文在寅政府随即表明了态度：坚持继续对话，呼吁派出特使，调整对朝政策。朝鲜没有接受特使，但一周后金正恩主持的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决定搁置朝鲜人民军提出的对韩军事行动计划。朝鲜媒体也从6月24日起停止发表反韩报道和评论，只保留了轻微的批评声音。
　　“总的来说，朝鲜显示出回应的灵活性，通过一种最大化选择的方式，给自己足够的进退空间以达成目标。”史汀生中心在7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就在文在寅任命新国安班底、李仁荣宣布新的对朝政策之际，金与正也在7月10日发布了最新的对美谈话，留有余地。她一边说，“依我看，今年不可能发生朝美首脑会谈之类的大事，”一边又说，“这毕竟是我个人的想法。但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因为谁也不知道两位首脑的判断和决心会突然带来什么样的大事。”
　　金与正强调，已经“在同美国的磋商议题中彻底删除了解除制裁问题”，同时提议，“过去朝美磋商的基本主题是‘无核化措施对解除制裁’，但现在必须把这一主题改为‘撤销敌视对重启朝美磋商’。”
　　在德托马斯看来，金与正的表态缺乏诚意，制裁与核问题才是关键。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所谓敌对问题是一个合理的对话话题，但它不能取代关键问题。朝鲜是示意退回到谈论谈判基础而不是实际采取任何行动解决双方真正的问题。”他认为，这是金正恩对比根访问首尔的回应：朝鲜现在不想谈。
　　美国朝鲜问题专家马克·巴里则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朝鲜很可能已经充分了解了特朗普内心的“地产商”逻辑：“在房地产领域，你要买下整栋楼，而不是渐进地买下其中的一部分。特朗普就是这样，他不会把自己和临时协议联系在一起。他看待自己的方式是：一个只做一件大事的人。”
　　“朝鲜可能意识到，除了美国对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制度化敌意之外，特朗普不可能被说服同意部分协议。一切都是要么接受，要么放弃。”巴里说。因而，朝鲜给出了一个似乎容易达成的共识，同时也将自身难以解决的制裁问题推到了韩美之间。
　　但或许会令文在寅沮丧的是，不论今年11月美国大选的走向如何，新一届美国政府都不会允许韩国单方面改变对朝制裁政策。与博尔顿那样的全面制裁、“最大压力”派不同，德托马斯被美国外交界认为是“对朝接触”政策的代表。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德托马斯称，他的政策建议也包括与中国、韩国一起维持对朝制裁。只是他强调“制裁必须与可行的、强有力的谈判轨道相结合，为朝鲜提供摆脱制裁的途径”。
　　“事实上，比根访问首尔的部分目的就是提醒韩国不要在朝韩关系上‘越界’——不要单方面行动，美国对改善朝韩关系拥有否决权。”巴里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