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尽管遭受到美国打压，但目前华为员工非常振奋，越到危险的时候华为员工的凝聚力越强。”5月27日，华为董事、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文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
徐文伟是华为的“元老”，自1991年被任正非从港资企业“挖”到华为后，他已经在华为工作了28年。这些年来，徐文伟曾先后负责过芯片、总体技术、战略规划和预研部等工作，历任华为公司国际产品行销及营销总裁、欧洲片区总裁、战略与Marketing总裁、销售与服务总裁、片区联席会议总裁、企业业务BG CEO、公司战略Marketing总裁、IRB主任等。
在此次华为被美国政府“封杀”风波中，海思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04年，华为海思半导体公司成立，当时徐文伟担任该公司创始总裁。
现在回过头来看，被称为“备胎”的海思半导体公司成立无疑极具前瞻性。而说到前瞻性，华为在去年底的一个举措也主要着眼于未来：去年年底，华为悄悄成立了一个神秘的机构——华为战略研究院。
“这是在任（正非）总倡导下成立的战略研究院，担负的是华为在未来5～10年技术领域研发目标。”徐文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透露。
他告诉《中國新闻周刊》，去年华为研发投入占公司收入的15%，相当于中国研发投入的4.5%～5%，产生的专利数是中国的10%。截至去年，华为共有5405项专利，研发的投入绝对值居全球前五位。“正因为研发的巨大投入，我们的产品才会技术领先，我们的很多技术才能远远领先这个行业。”
“我们还是会大量采用第三方产品”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兼任过海思总裁，能否介绍一下海思这个“备胎”计划？
徐文伟：备胎计划实际上是战略攻关，真正开始实施大概是在七八年前，甚至是十来年前。那时候也不叫备胎计划，而是叫战略攻关，实际上是对一些核心技术提前进行攻关。
中国新闻周刊：那未来华为芯片会是完全自给自足吗？
徐文伟：尽管有一部分芯片我们可以自己做，但还是会大量采用第三方包括美国的芯片。拿手机芯片来说，我们有麒麟芯片，但我们也用高通芯片，就是为了维持产业链的平衡。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打压华为，会带来哪些影响？
徐文伟：可以说，美国此番举动给产业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本来全球化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合作有分工。中国做什么，美国做什么，在长期的竞争中，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和分工。
此次美国无理由停止供应后，不但逼着中国，也逼着其他国家不得不考虑供应安全问题，促使大家更加的关注产业链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目前的瓶颈主要是基础理论缺乏新的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成立战略研究院？
徐文伟：华为三十多年的快速成长，应该说首先是创新的成功，是在现有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基础上;最主要还是基于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创新、工程创新和技术创新;实际上就是在已有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基础上，解决方案的创新和工作创新。
但当我们面临着一些瓶颈：一是基础理论没有新的突破。比如说，香农定律是70年前发表的，在5G时代，几乎达到了香农定律的极限。
二是工程瓶颈：摩尔定律驱动了ICT的发展，以前（CPU）性能每年提升1.5倍，现在只能达到1.1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都面临着一个挑战：假如基础理论不突破，ICT产业该往何处去？
三是基础技术没有新的发明。创新和发明是完全不一样的词，发明是从0到1，创新是已经有了1，再到N，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现在的创新，其实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改进、创新，但没有新的发明，没有基础技术的发明。这样一来，我们ICT产业的下一步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就华为自身来说，任总在2017年就提出，华为当前的创新，还处于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的工程层面，面向未来，华为感到迷茫，处于迷航中。下一步，华为将如何突破这些瓶颈？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走到一个最领先的位置，发现前面是一片迷茫了，意味着我们要从创新变成发明了，所以去年成立的战略研究院就是专门负责规划统一负责统筹公司基础，规划公司未来5～10年的技术研究，也就是从创新1.0到创新2.0，更多地关注基础技术的研究和发明，以及理论的突破。也就是说，从原来关注客户需求的工程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创新，到更多的关注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基础技术的发明，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战略研究院如何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发明？
徐文伟：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发明，其核心是要和大学合作，因为大学应该是最前沿的，企业和大学之间实际上是一个互补关系，双向能量交换的过程，企业能做什么，面临哪些世界级的难题，我们是很清楚的，但大学不一定很清楚，所以我们会把这些世界级的难题和行业、公司面临的挑战和大学分享。我们资助给大学一些研究经费，进行长期的研究。
基础技术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核心是在大学或者是科学院实验室。企业毕竟是以商业成功为导向的。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外公司包括一些大公司越来越落后？因为他们很多是上市公司，追求的是短期行为。
历史上，贝尔实验室为人类社会通讯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因为贝尔实验室是属于AT
徐文伟是华为的“元老”，自1991年被任正非从港资企业“挖”到华为后，他已经在华为工作了28年。这些年来，徐文伟曾先后负责过芯片、总体技术、战略规划和预研部等工作，历任华为公司国际产品行销及营销总裁、欧洲片区总裁、战略与Marketing总裁、销售与服务总裁、片区联席会议总裁、企业业务BG CEO、公司战略Marketing总裁、IRB主任等。
在此次华为被美国政府“封杀”风波中，海思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04年，华为海思半导体公司成立，当时徐文伟担任该公司创始总裁。
现在回过头来看，被称为“备胎”的海思半导体公司成立无疑极具前瞻性。而说到前瞻性，华为在去年底的一个举措也主要着眼于未来：去年年底，华为悄悄成立了一个神秘的机构——华为战略研究院。
“这是在任（正非）总倡导下成立的战略研究院，担负的是华为在未来5～10年技术领域研发目标。”徐文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透露。
他告诉《中國新闻周刊》，去年华为研发投入占公司收入的15%，相当于中国研发投入的4.5%～5%，产生的专利数是中国的10%。截至去年，华为共有5405项专利，研发的投入绝对值居全球前五位。“正因为研发的巨大投入，我们的产品才会技术领先，我们的很多技术才能远远领先这个行业。”
“我们还是会大量采用第三方产品”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兼任过海思总裁，能否介绍一下海思这个“备胎”计划？
徐文伟：备胎计划实际上是战略攻关，真正开始实施大概是在七八年前，甚至是十来年前。那时候也不叫备胎计划，而是叫战略攻关，实际上是对一些核心技术提前进行攻关。
中国新闻周刊：那未来华为芯片会是完全自给自足吗？
徐文伟：尽管有一部分芯片我们可以自己做，但还是会大量采用第三方包括美国的芯片。拿手机芯片来说，我们有麒麟芯片，但我们也用高通芯片，就是为了维持产业链的平衡。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打压华为，会带来哪些影响？
徐文伟：可以说，美国此番举动给产业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本来全球化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合作有分工。中国做什么，美国做什么，在长期的竞争中，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和分工。
此次美国无理由停止供应后，不但逼着中国，也逼着其他国家不得不考虑供应安全问题，促使大家更加的关注产业链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目前的瓶颈主要是基础理论缺乏新的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成立战略研究院？
徐文伟：华为三十多年的快速成长，应该说首先是创新的成功，是在现有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基础上;最主要还是基于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创新、工程创新和技术创新;实际上就是在已有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基础上，解决方案的创新和工作创新。
但当我们面临着一些瓶颈：一是基础理论没有新的突破。比如说，香农定律是70年前发表的，在5G时代，几乎达到了香农定律的极限。
二是工程瓶颈：摩尔定律驱动了ICT的发展，以前（CPU）性能每年提升1.5倍，现在只能达到1.1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都面临着一个挑战：假如基础理论不突破，ICT产业该往何处去？
三是基础技术没有新的发明。创新和发明是完全不一样的词，发明是从0到1，创新是已经有了1，再到N，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现在的创新，其实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改进、创新，但没有新的发明，没有基础技术的发明。这样一来，我们ICT产业的下一步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就华为自身来说，任总在2017年就提出，华为当前的创新，还处于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的工程层面，面向未来，华为感到迷茫，处于迷航中。下一步，华为将如何突破这些瓶颈？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走到一个最领先的位置，发现前面是一片迷茫了，意味着我们要从创新变成发明了，所以去年成立的战略研究院就是专门负责规划统一负责统筹公司基础，规划公司未来5～10年的技术研究，也就是从创新1.0到创新2.0，更多地关注基础技术的研究和发明，以及理论的突破。也就是说，从原来关注客户需求的工程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创新，到更多的关注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基础技术的发明，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战略研究院如何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发明？
徐文伟：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发明，其核心是要和大学合作，因为大学应该是最前沿的，企业和大学之间实际上是一个互补关系，双向能量交换的过程，企业能做什么，面临哪些世界级的难题，我们是很清楚的，但大学不一定很清楚，所以我们会把这些世界级的难题和行业、公司面临的挑战和大学分享。我们资助给大学一些研究经费，进行长期的研究。
基础技术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核心是在大学或者是科学院实验室。企业毕竟是以商业成功为导向的。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外公司包括一些大公司越来越落后？因为他们很多是上市公司，追求的是短期行为。
历史上，贝尔实验室为人类社会通讯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因为贝尔实验室是属于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