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一公里左右，便是松兰堡村。这里历来是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地方，很多外卖骑手就租住在这里。松兰堡的房子租金要比市内便宜很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和管哲约在下午5点在村口的松兰堡南公交站见面。
　　管哲开着摩托车呼啸而至，他穿着短衣短裤，皮肤黝黑，胳膊、膝盖上露出多处擦伤留下的结痂。见面说了几句话，管哲便让记者上了他的摩托车。
　　管哲最近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去送外卖。前些日子，他骑车拐弯时突然窜出一辆汽车，他下意识地急刹车，自己摔倒在地。“干这份工作，磕磕碰碰其实很常见。”他说，在送外卖的5年里，他的休息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10天，这次受伤竟是休息时间最长、最舒坦的一段日子。
　　穿过一段没有任何交通标志线的公路，很快就到了松兰堡村。遇到防疫人员检查，忘记带出入证的管哲趁着检查人员不注意，车子一溜烟便溜进了关卡。
　　“外卖干得时间长的，不是拖家带口，就是特别缺钱的，”骑着摩托车的他加大嗓门说，“一般人都坚持不了太久！”

管哲住在松兰堡村，在这里吃饭 “10块钱就能管饱。”

　　管哲今年刚满30岁，从小在哈尔滨长大的他，高三那年生了场重病，花光了家里的20万元积蓄。最终他放弃了高考，去一家饺子馆当面点学徒。2012年，22岁的他被派到北京分店，从此进了北京。他在北京工作，拿的却是哈尔滨的工资，再加上饺子馆厨房空间狭小，工作时间又长，做了4年面点师傅后，管哲终于忍受不了压抑的工作环境，干脆辞职不干，送起了外卖。
　　一进入松兰堡村，便感觉村里村外是两个世界。和村外大小商家规范店招相比，村里的招牌则显示出无处不在的“混搭”气质。
　　一位松兰堡村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对外出租房子，村民平日里就靠着租金为生。他指着一栋灰白色的四层小楼说，“这家的房子一层就可以隔出15个房间，一共四层，一个月租金收入就有4万多块钱。”
　　好在松兰堡的租金不贵，一个单间平均每月只要600元，如果要整租一个套间，也只要1500元。相比北京其他地区动辄几千、上万元的房租，这里交通便利，附近有地铁和公交站，很多外来务工者和初入职场的大学生，都愿意在这里租住。
　　早些年，松兰堡地区的治安不好。每到晚上就有喝醉酒的人打架，走在路上拿着砍刀的场景时有发生。随着政府加强对流动人口登记管理，现在这类情况就很少发生了，但各种安全事故还是不断出现。
　　就在6月底的某天早上，附近的兰堡公寓小区还发生过一次火灾。据说大火是住户在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造成的，事故造成2人死亡。
　　虽然外卖员的工资不算太低，但他们对房租的接受水平普遍都在每月1000元以下，所以很少通过中介租房，也不会住在正规的小区里。
　　多名外卖骑手向记者介绍，他们大都住在北京四五环外的城中村，也有的散住在三环以内老旧小区的居民楼里，或者藏身于市内条件很差的胡同。不论在哪里住，他们普遍都采用群租的方式。比如，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会被隔断成四五个房间，每个房间放上两三张上下铺的床，一套房里能住十几个人。
　　记得刚做外卖那会儿，管哲住在五棵松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每个月房租只要300元，阴冷、昏暗又潮湿的环境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政府不让住在地下室，他住过根本就不隔音的公寓楼，也住过十几个人的群租房，最后才搬到更远的城中村。
　　虽然大量外卖员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工作，但他们长期不是社会关注焦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用“蜂鸟”来比喻他们。他解释说，“他们悬停于城乡之间，被排挤在城市制度之外，穿梭于偌大城市里每一处犄角旮旯，如蜂鸟般不停地扇动翅膀，试图悬停在城乡的上空。每次的城市游走，每次的回家探亲，都让他们无所适从。只有不停向上飞翔，努力让自己不跌落而下。”

2015～2019年中国外卖消费者规模及增长率

2015～2019年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及增长率

　　廉思课题组对北京市快递、外卖小哥进行的调查报告发现，这一群体超九成以上的（92.32%）为非京籍，其中有超八成（83.33%）出生于乡镇地区。家乡地主要为环京区域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黑龙江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廉思把他们的生存状态称为“游牧化生存”。
　　摩托车拐过几条小路，终于到了管哲住的地方。这是当地村民家的一个独栋房子，管哲租的是一楼的小房间，每月房租700元，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年多。屋内除了几样简陋的家具，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活用品。由于房间没窗户，一进入屋子，一股异味便扑鼻而来。他有些不好意思，连忙打开门通风。
　　“每天8点多出门参加晨会，到晚上11点多下班回家，这里对我来说，只是个睡觉的地方，能够满足简单的生活需求就行了。”他说。 　　情况发生变化还得从2017年11月大兴区西红门镇发生火灾说起。那场造成19人死亡的火灾发生后，北京在全市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大量地下室、群租房被清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顿时失去了住所，外卖员也受到冲击。张肖肖说，“当时，站点一下子就走了一半以上的骑手，骑手们要么没有住的地方，要么有住的地方不能给电动车充电。”
　　外卖平台运力一下子紧张起来，于是众包模式开始兴起。此外，为了解决长期亏损问题，从2018年开始，美团和饿了么将“直营模式”全部改为“代理商模式”。作为站长，张肖肖与骑手一样要和代理商签约。
　　在如今的外卖体系里，上层是美团、饿了么平台这样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中层是各大代理商;底层才是数量庞大的外卖骑手。站长看似掌管着方圆5公里的“势力范围”，实际上他们与骑手一样，都是最末端的一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外卖骑手与平台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他们都是与第三方物流公司签约，没有五险一金，只有一份人身意外险。幸好管哲这次属于送餐过程中意外受伤，保险公司承担了大部分医药费，平台还给予每天150元的补助。除此之外，外卖骑手在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毫无保障。
　　廉思指出，外卖平台其实是用劳动派遣等形式降低平台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外卖平台将风险转嫁给社会和个人，我们称之为社会原子化，使得一个人面对整个社会，外卖员孤立无援的境地更加明显。”
　　张肖肖有些怀念直营时代的专送骑手，“专送骑手与外卖平台签约，各种福利很好，不仅给交五险，还有话费补贴、加班三倍工资等待遇。改为和代理商签合同后，骑手待遇一落千丈，管理上更是一片混乱。经过平台几轮整治，后来才稍微好转一些。”
　　但是他还是眼睁睁看着站长的权力一步步缩小。原来站长不仅可以划分配送区域，还可以调度外卖订单。随着这些权力上交平台，订单调度逐渐被智能配送系统取代，站长逐渐变成“办公室主任”的角色。张肖肖承认，平台收回站长的权力是大势所趋，此后，针对站长的各种考核也让工作流程变得更加专业化。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勇长期研究互联网公司劳资关系，在他看来，降低运营成本是平台将直营转为代理的最大动力。
　　根据美团财报数据，2019年美团外卖完成87.2亿笔交易，交易金额3927亿元，佣金收入为496亿元，佣金费率（变现率）为12.6%。由此推算，美团外卖平均每笔交易金额为45元，平均每单佣金收入为5.69元。
　　同期，美团支出为410亿元，占佣金收入的82.8%，而骑手成本是外卖业务的最大成本。在佣金费率保持基本不变前提下，美团外卖从2016年亏损，到2017年逐渐盈利。其中最大的秘诀就是降低骑手成本，不再直接管理400多万骑手，而是向第三方物流商购买服务。
　　平台直营模式改为代理后，很多站长被代理商挖去做业务负责人。那些把握住机会的站长，甚至直接入股代理商公司，如今有的已成为高管，每年可享有几十万的分红。张肖肖当时也被拉去加入代理商，但他觉得风险太大，南赴深圳失败后，更是错失良机。后来他拉着管哲跑去陕西宝鸡发展了几个月，结果代理商没有在平台活动前储备运力，一次损失几十万元，他俩又从宝鸡回到北京。

55岁的老孟说，“作为骑手，你要跑起来，订单才会不停。”

　　孟晓林是张肖肖手下的一名骑手。他每天开完晨会后，先去吃早餐，然后在商圈附近等单子，开始了一天的送餐之旅。
　　张肖肖则要回到站点的办公室开启订单系统。昌平南站点的系统开机時间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二点，他要一直盯着，不能出错。最近，他打算培养管哲做副站长，让他负责站里高端运力的后台系统管理。
　　外卖平台一般将骑手分为两大体系——专送和众包。专送骑手接受站点管理，他们是外卖平台的主力军，专送骑手的数量远多于众包骑手。众包骑手则是自由抢单。但无论哪种模式，骑手不会一趟只送一单，你看到他们在奔忙中为你送来食物，实际上他们还同时“挂着”很多单。
　　张肖肖说，他在望京当站长的时候，专送骑手感觉比众包骑手“高一等”。专送骑手属于“正规军”，众包骑手像是“游击队”。“正规军”算是外卖平台的员工，而“游击队”则会受到各种歧视。后来，随着所有直营站点取消并外包给代理商，专送骑手的保障也消失了。现在，很多专送骑手都愿意跳到众包——同样没有保障，众包更自由，单价还更高。
　　饿了么相关负责人透露，饿了么物流商的配送员用工模式分为三种：劳动合同工、劳务派遣工以及众包人员，具体要看物流商的实际安排。
　　律师付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众包是近几年互联网用工一种典型的、相对成熟的模式，滴滴出行、美团外卖、饿了么等互联网公司都引入了这种模式。他说，众包模式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只是互联网公司内部的概念。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相对复杂，既有专送，也有众包。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专送属于劳务派遣，众包则更像是居间关系。
　　作为专送骑手，孟晓林的上下班时间较为固定。他一天中最忙的就是两个饭点时间，那就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半的午餐时间和下午五点半到晚上八点的晚餐时间。实际上，早餐时间、下午茶时间和夜宵时间的订单也很多，不过，这些时段专送骑手送得较少，平台通常都交给众包骑手抢单配送。
　　孟晓林是黑龙江绥化人，今年将满55岁，他在外卖员中属于年龄大的，人称“老孟”。在国营厂提前下岗后，老孟在老家做了20多年的室内装潢，到50岁高龄才来北京打工。他先去紧连着北京的河北燕郊做点小买卖，后来由于当地城管不让做，他就来北京送外卖了。
　　老孟送外卖快5年了，先是在百度外卖做了一年，后来随着公司被合并，又到饿了么。别看老孟外表黑瘦黑瘦的，实际上身手矫健。送外卖这么多年，老孟颇有心得。他总是在接到订单后，立刻就计算好线路、时间，同时开始规划下一个订单的配送。

　　从2016年来北京，胡申武一直就在美团送外卖。对于国贸周边的环境，他再熟悉不过了。他说，这个地区超高层建筑非常多，这让外卖员送外卖难度非常大。现在订单都是系统分配，但是系统却做不到像人那样熟悉地形，往往会将不同大厦的订单派给一个骑手，一个大厦一上一下就要二十多分钟，所以这边午高峰送一单的时间往往需要四五十分钟，甚至六七十分钟。
　　建外SOHO、财富大厦A座、环球金融中心，都是让外卖员“闻风丧胆”的送餐区域。送餐过程中，进入这些大厦的楼层，骑手往往容易迷路。并且，这里的电梯非常难等，有的大厦只有货梯允许外卖员乘坐，或者是，电梯在高峰时段一层一停，会让骑手崩溃。“如果低于15层，骑手看到电梯需要等，往往就会选择爬楼梯来节省时间。”胡申武说。
　　相比于国贸高层建筑的密集，西二旗则显示出不同的气质。
　　西二旗是北京地铁13号线的一个站名，由于这里是互联网大公司聚集的区域，也就成为程序员聚集地的代名词。仿佛一提到西二旗，就能想到背着电脑包、穿着格子衫、戴着黑框眼镜的程序员们排队进出地铁。
　　宋义刚今年29岁，来北京四年多了，之前在快方送药工作过，还在每日优鲜做过配送员。如今跳槽到美团辉煌国际站做外卖员。他一直都在西二旗附近配送，对这边的大公司如数家珍。在他的口中，新浪、腾讯、百度、快手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是他日常工作的时候都要“趟平”的地方。
　　能在西二旗附近落户的，基本上都是“互联网大厂”。这些公司一般不会租办公楼，都是自建大楼。百度在中关村软件园的一期和二期，都是大体量建筑。最近，紧邻新浪总部大厦的腾讯北京总部，终于装修完毕投入使用。这些在网络中呼风唤雨的“大厂”，纷纷在西二旗比邻落户。
　　宋义刚说，“这些大公司不允许外卖员进入大厦送餐，我们只能在快到时候提前给顾客打电话，让他们下来取餐。”于是，每到工作日的中午，你会看到大批穿着黄色或蓝色外卖工作服的骑手们在大厦外面翘首等候，大厦里的订餐客户纷纷出来“迎接”，他们是和骑手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程序员和外卖员，身处两个阶层的同龄人被大厦的门分隔于两侧，在此时会发生一瞬间的交集。
　　疫情期间，软件园的外卖受到的影响不大。宋义刚说，“其实这些公司内部都有食堂，但在这里工作的人吐槽食堂难吃，就只能点外卖了。”他现在每天可以跑40单左右，最多时候一趟“挂着”14个订单在跑。“这边的配送相对简单，系统会把一个公司的单子派给同一个骑手，骑手取餐后只需要在大厦外等着就行了。”
　　夜幕降临的时候，这里并没有下班的气氛，晚上点餐的人还是很多。一座座灯火通明的大厦内部，遵循“996工作制”加班的人，可能要再补一餐外卖，然后投入下一个时段的工作。

薄磊打算回老家开一家餐馆，他的遗憾是错过了在北京买房的机会

　　外卖员的职业门槛低得很，没有学历、年龄、性别、工作经验的要求，只要你有一部手机和一辆电动车，就可以干起来。不过，每天辛苦繁重的工作，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的。再加上没有劳动保障、职业认同感低、缺乏长期职业规划，导致外卖员平均离职率高达10%～15%。
　　薄磊今年28岁，他的老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要不了多久，他就要和站长张肖肖说“再见”了。
　　2岁时薄磊就跟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那时候，昌平还是北京的一个郊区县（于1999年撤县设区）。父母在县城开餐馆，薄磊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只有高中的时候因为没有户口无法参加高考，才回到老家读书。薄磊自嘲自己是个“学渣”，没有考上大学。高中三年在老家上完学，他又回到北京。如今，他和父母决定再次离开北京，回老家生活。
　　“过两天我就离职，因为下个月我要结婚，然后回呼和浩特开一家餐馆。”薄磊有些开心地对记者介绍他的人生规划。多年来，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虽然是在北京长大的。“我在北京20多年，在老家只有三四年，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内蒙古。”说完这话，他有点儿沉默。
　　高中毕业后，薄磊尝试过很多工作，加油员、导购员、房产中介，他都干过。去年还跑了一年的滴滴，结果老跑夜车，患上了糖尿病。新冠疫情后，他们家的饺子馆生意惨淡。薄磊决定出来送外卖，他知道餐馆生意很差，送外卖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是实在无事可做。
　　问到对北京还有什么遗憾，薄磊觉得，可能就是错过了在北京买房的机会。这么多年，北京户口办不下来，父母也一直犹豫要不要买房。没想到，这些因素让他们最后不得不离开北京回老家。“最近几年，昌平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少。以前认识的很多朋友，都相继离开，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了。”

　　持续半年之久的疫情更是让外卖骑手焦虑不安，他们都不知道可以坚持多久。张肖肖的站点去年每天订单多达3000多单，管理着100多名外卖员，到如今每天订单不到800单，只剩下38个外卖员，下个月还有人要走。他们站点的办公地因为租金到期，代理商不愿续签，不得不搬到立水桥南附近。 　　管哲原本准备存够钱回家买房，如今收入减半，计划早已破灭。他指着外卖平台后台系统对记者说，“你看午高峰时间，只有19个外賣员在线，配送着24个订单。”
　　这种在城市中如履薄冰的处境，让外卖骑手对工资的丝毫变化都极为敏感。最近，他们听说代理商可能会调低外卖的配送费，群里马上就沸腾了。代理商新盈公司北京北区负责人王杨对记者说，“从疫情前到现在，我们的骑手流失率超过50%。如果疫情持续下去，可能还会进一步流失。”
　　将外卖员比作“蜂鸟”的廉思说，悬停对于漂泊的人是一种折磨。没有目的的状态，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我们发现他们对于外卖员这个职业认同度不高，职业前景也不是很看好，职业想象空间没有那么大，对于很多前途迷茫的年轻人，这更是一种痛苦。”
　　今年2月，“网约配送员”正式成为新的职业，被人社部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几百万被人们习惯称为“外卖小哥”的新生代劳动大军，总算明确了职业名称。廉思说，“对于外卖员，我们要给予更多关注。这种关注不光是给一个职业身份，而是真正放开城市落户限制，提供职业教育机会，给他们一个上升的通道和希望。”
　　管哲不是很理解“悬停”的意思，但是他其实早已习惯了这样。他并不期待可以留在北京。这些年拼命工作，其实是生活所迫。父亲在外包工地，脚架意外坍塌，砸死两个工人。作为负责人的父亲，需要为此承担高达120万元的赔偿金。为了不让父亲坐牢，管哲一人承担所有的债务，将老家房子、车子全卖掉，加上向朋友借的钱，才补上这么大窟窿。
　　处理完老家事情，管哲回到北京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开始拼命送外卖，就是为了挣钱还债。经历过这一切的他，舒开紧锁的眉头说，“最近，我刚将债务全部还清，如今是无债一身轻。我还会继续送外卖，只是不会像以前那么拼命了。”
　　最近，张肖肖要请假回家，说是有事需要处理。他说，“这次回家，我可能就不回北京了。”管哲不相信张肖肖的话，笑道，“不要信他‘嘴花花’，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在老家除了挖煤，他还能找到什么好工作？”
　　廉思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北京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中，75.75%的人在北京的时间不超过5年;仅15.43%的非京籍快递员表示未来不会离开北京;打算未来离开北京的人中，六成将在5年内离开。
　　想到回老家，管哲一时变得有些沉默，张肖肖也是欲言又止。或许，他们想到自己终归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过不了多久，外卖骑手就会换一拨人，不是管哲，不是老孟，也不是薄磊，而是新一批怀揣梦想来到城市的人。
　　到那时，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依然是这个城市最熟悉的陌生人。在那些高楼大厦里跑上跑下的外卖小哥，同样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