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高等教育界呼唤“通识教育”已经有数年之久，“通识教育”的价值在哪里？我不妨先讲两个故事。
乔治亚理工学院的21世纪大学中心的主任理查德·A·德米洛是惠普公司前高管，非常务实。本世纪初IT产业泡沫破灭时，大量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德米洛先生时任计算机学院院长，问某企业高层究竟需要什么人才，对方答：传统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不缺，但那种有讲故事能力的人才特别稀缺，因为计算机游戏正热，游戏需要精彩的故事结构。于是，德米洛先生鼓励计算机学院的学生读文学，同时敦促文科学生涉猎计算机，一夜之间，文学这个最“没用”、最“不实际”的专业，成为计算机这一最“有用”、最“实际”的专业的救星。
谷歌元老桑托斯·贾亚拉姆曾被请到大学演讲。他也出人意料地劝导学生们别总盯着技术，要珍视文学的价值：企业最需要的是能讲故事的人，要把正在开发的产品讲得仿佛已经存在了，市场会被煽动起来，天使投资就会急急忙忙找上门来了，再把技术细节交给软件工程师们，就成功了。
这两个故事，把“通识教育”的价值描述得绘声绘色。但是，在这个“创新”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代，“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的道路依然障碍重重。最近几年，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北大的元培学院、上海的复旦学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但似乎尚未出现令人信服的模式。学生或家长就读大学或留学向我咨询时，最普遍的问题依然是：应该选择什么专业？似乎高等教育归根结蒂还是个专业问题。
究竟“通识”与“专业”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中国高校该如何选择改革的方向，或许还存在一些此前从未考虑到的误区。
“欧洲范”与“美国范”
目前中国的通识教育体系和介绍，大量过度偏重美国的通识教育传统，往往略过欧洲传统，事实上，欧美如何培养社会适用人才的制度上，有着鲜明的不同。
欧陆教育体系的一个惯行是，中学阶段就分轨，学业优异的进入大学准备课程，其余则经受类似技工学校式的训练。德国就是一个典型：10到13岁的学生中，不到30%的学业优异者被选入“大学预科”，其他人则可在350多个技能中选择专项发展，并有机会到工厂接受学徒式训练，毕业后直接就业。
从美式教育的价值立场出发，这种过早专门化的体系，剥夺了孩子们的选择自由。美国人总是鼓励孩子：“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欧洲体系等于对这种平等精神说“不”，仿佛劳动阶层不配上大学。 但欧洲体制的形成，和过去等级社会中的行会传统密切相关，旨在保障各种技艺在人生固定轨道上的稳定发展和完善。这样的专业教育，比起“通识”的理念来，确实并不适合人人平等、开放流动的现代社会。
但是，美国大学中的“通识”理想，其实也未必适合当今的平民化社会。它的背后，带着强烈的精英传统。在19世纪，承载着“通识教育”的常青藤，主要是从“大学准备学校”招生。这种“准备学校”，多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贵族寄宿学校，比起德国的“大学预科”来更为精英。即使接受了“准备学校”的教育，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常青藤的精英教育。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现有学生中有一半根本不配上大学。
大学在战后美国普及，这个问题似乎更严重。几年前，以智商理论闻名的保守主义社会思想家查尔斯·默里在《华尔街日报》连续刊登三篇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高等教育对智商提出了很高要求，适合读大学的在同龄人中仅占15%，最多25%。可是，如今美国45%的高中毕业生去读大学，自然会很多人跟不上，白白浪费教育资源。
默里的观点代表了美国保守主义者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在他们看来，大学“通识教育”并不培养实用技能，只能针对少数精英，没必要鼓励年轻一代都去读传统意义的大学。近年来的大学泡沫、学贷危机，就是大学教育普及过度之恶果。他们进而强调实用性的技工式教育，鼓励大学和企业接轨。今年初，佛罗里达的共和党州长就针对州立大学的专业设置发表评论：“如果要我把公民的钱拿来投到教育上，我将用这些钱来创造工作机会，我要让这些钱流向那些能让学生找到工作的专业上。难道培养更多的人类学学生符合我们州的根本利益吗？我不这样认为。”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一些传统的四年制地方大学，已经开始与通用电气等大企业合作，根据企业需要培训技能，另一些低层级大学，也有走向专业技术教育的“欧洲化”倾向。
而欧洲体制也在“美国化”。随着产业升级，经济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德国大学教育早就突破了“大学预科”所限定的轨道。目前德国的大学生，非“大学预科”出身的已占一半以上。那些以美式的“通识”理想批评欧洲过早分科的人没有看到：现代欧洲的教育体系已并非早早就把孩子固定在读大学或当技工的轨道上，孩子们在证明自己的能力后可以从技工学校跳到大学预科，照样可以上大学。这种体系所要求的不过是一种资格：不靠家门，不靠金钱，但必须靠能力，谁也不能拍怕脑袋就“成为任何自己想成为的人”。
美国的“通识教育”和欧洲的“专业教育”，归根结底还是适用和服务于各自的社会经济结构。
欧洲的福利制度为技术工人提供了稳定的职业轨道。在德国，企业无法随意解雇员工，许多员工一辈子在一个企业工作，薪金优厚。有了这种安全感，一个中学生决定把自己的青春投入一项狭窄的技能训练时，就不会感到太大的风险，动机也强得多。
美国以自由竞争的市场为主导，早早就钻进那么窄的一领域，被解雇了怎么办？所以，大家多少要成为“万能胶”，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
“通识”的未来，从精英到平民
以上简单的厘清，或许有助于我们对“通识教育”的思考。首先，传统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主要针对精英阶层，其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社会各行各业的领袖，都需要具有宏观的哲思能力，为追随者提供一个方向。
不过，这种“哲学王”式的教育，侧重的是训练学生如何思想，而非灌输具体的思想内容。读《理想国》就知道，柏拉图（或其中主人公苏格拉底）在所讨论的诸问题上究竟是什么立场，两千多年来聚讼纷纭，至今仍无结论。这种经典注重展示的是思想过程，而非思想结论。而《论语》等中国经典，所传递的主要是思想结论，等而下之的四书五经式的教育，则走向了死记硬背，和西方意义上的“通识”其实大异其趣。 在我看来， “通识教育”未必就是读经典、名著，更在于怎么读，师生怎么互动。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甚至拉出本土传统的旗帜，大谈所谓“文化认同”“传统承继”，难免流于灌输，让人们联想起孔乙己，丧失“通识”的说服力。
第二，对“通识教育”最大的挑战，恐怕还在于高等教育平民化。美国那种自由放任的体制，容易产生突变性的创新，回报则大部分给了少数精英，为普通人提供的高薪机会甚少。德国模式，有利于累进式的创新，即把突破性的创新不断精华，需要大量普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参与，回报分布也比较平均。美国的“通识”和欧洲的“专业”，是在这两种非常不同的“比较优势”之下的教育战略选择。
当今中国的学生，不可能像我们那代人一样，学好专业等着国家分配“专业对口”的工作，也不可能像德国技工学校的学生那样，知道自己精熟了哪些手艺，就可以竞争进入哪些企业，踏入稳定的职业轨道。中国学生面临的境况更接近于美国学生：市场瞬息万变，今天不知道明天哪块云彩下雨，面临突如其来的挑战必须什么都拿得起来。这就成为“通识教育”的理由。
不过，传统意义的“通识教育”模式，针对的还是少数精英，死守传统“通识”模式，很可能会培养出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也是美国大学体制不断寻求改革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把“通识”的理想留给精英——艺术史仍然很热门，美国仍然珍视乔布斯那种从书法课中获得灵感来缔造苹果产品的天才。但是，各级政府的政策不断向社区学院倾斜，力图用两年甚至更短时间，短平快地满足市场的技能需求，同时发展学生们最基本的“可转移性技能”或“适应性技能”。
几年前我曾预言，随着高中毕业生减少、城市中高产子弟留学比例上升以及大学扩张，中国大学将面对“空校危机”。走出这种死局的路径，是高等教育的低层化，比如把四年制改成两年制。未来二三十年，数亿农民进城，形成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参照美国社区学院或德国技工学校的模式，以把这些农民工转化为能够适应全球化竞争和产业升级的现代技术工人为首要使命。在这个背景下，“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最基本的“可转移性技能”或“适应性技能”，保障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字和数理技能，以在一生中能够不断回到大学接受一两年的新技术培训。
从这种意义上说，“通识”不只是在大学期间学习足够多的经典，而是培养一种能够终身接受教育的能力。
（作者系旅美学者，在美国萨福克大学任教）
乔治亚理工学院的21世纪大学中心的主任理查德·A·德米洛是惠普公司前高管，非常务实。本世纪初IT产业泡沫破灭时，大量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德米洛先生时任计算机学院院长，问某企业高层究竟需要什么人才，对方答：传统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不缺，但那种有讲故事能力的人才特别稀缺，因为计算机游戏正热，游戏需要精彩的故事结构。于是，德米洛先生鼓励计算机学院的学生读文学，同时敦促文科学生涉猎计算机，一夜之间，文学这个最“没用”、最“不实际”的专业，成为计算机这一最“有用”、最“实际”的专业的救星。
谷歌元老桑托斯·贾亚拉姆曾被请到大学演讲。他也出人意料地劝导学生们别总盯着技术，要珍视文学的价值：企业最需要的是能讲故事的人，要把正在开发的产品讲得仿佛已经存在了，市场会被煽动起来，天使投资就会急急忙忙找上门来了，再把技术细节交给软件工程师们，就成功了。
这两个故事，把“通识教育”的价值描述得绘声绘色。但是，在这个“创新”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代，“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的道路依然障碍重重。最近几年，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北大的元培学院、上海的复旦学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但似乎尚未出现令人信服的模式。学生或家长就读大学或留学向我咨询时，最普遍的问题依然是：应该选择什么专业？似乎高等教育归根结蒂还是个专业问题。
究竟“通识”与“专业”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中国高校该如何选择改革的方向，或许还存在一些此前从未考虑到的误区。
“欧洲范”与“美国范”
目前中国的通识教育体系和介绍，大量过度偏重美国的通识教育传统，往往略过欧洲传统，事实上，欧美如何培养社会适用人才的制度上，有着鲜明的不同。
欧陆教育体系的一个惯行是，中学阶段就分轨，学业优异的进入大学准备课程，其余则经受类似技工学校式的训练。德国就是一个典型：10到13岁的学生中，不到30%的学业优异者被选入“大学预科”，其他人则可在350多个技能中选择专项发展，并有机会到工厂接受学徒式训练，毕业后直接就业。
从美式教育的价值立场出发，这种过早专门化的体系，剥夺了孩子们的选择自由。美国人总是鼓励孩子：“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欧洲体系等于对这种平等精神说“不”，仿佛劳动阶层不配上大学。 但欧洲体制的形成，和过去等级社会中的行会传统密切相关，旨在保障各种技艺在人生固定轨道上的稳定发展和完善。这样的专业教育，比起“通识”的理念来，确实并不适合人人平等、开放流动的现代社会。
但是，美国大学中的“通识”理想，其实也未必适合当今的平民化社会。它的背后，带着强烈的精英传统。在19世纪，承载着“通识教育”的常青藤，主要是从“大学准备学校”招生。这种“准备学校”，多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贵族寄宿学校，比起德国的“大学预科”来更为精英。即使接受了“准备学校”的教育，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常青藤的精英教育。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现有学生中有一半根本不配上大学。
大学在战后美国普及，这个问题似乎更严重。几年前，以智商理论闻名的保守主义社会思想家查尔斯·默里在《华尔街日报》连续刊登三篇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高等教育对智商提出了很高要求，适合读大学的在同龄人中仅占15%，最多25%。可是，如今美国45%的高中毕业生去读大学，自然会很多人跟不上，白白浪费教育资源。
默里的观点代表了美国保守主义者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在他们看来，大学“通识教育”并不培养实用技能，只能针对少数精英，没必要鼓励年轻一代都去读传统意义的大学。近年来的大学泡沫、学贷危机，就是大学教育普及过度之恶果。他们进而强调实用性的技工式教育，鼓励大学和企业接轨。今年初，佛罗里达的共和党州长就针对州立大学的专业设置发表评论：“如果要我把公民的钱拿来投到教育上，我将用这些钱来创造工作机会，我要让这些钱流向那些能让学生找到工作的专业上。难道培养更多的人类学学生符合我们州的根本利益吗？我不这样认为。”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一些传统的四年制地方大学，已经开始与通用电气等大企业合作，根据企业需要培训技能，另一些低层级大学，也有走向专业技术教育的“欧洲化”倾向。
而欧洲体制也在“美国化”。随着产业升级，经济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德国大学教育早就突破了“大学预科”所限定的轨道。目前德国的大学生，非“大学预科”出身的已占一半以上。那些以美式的“通识”理想批评欧洲过早分科的人没有看到：现代欧洲的教育体系已并非早早就把孩子固定在读大学或当技工的轨道上，孩子们在证明自己的能力后可以从技工学校跳到大学预科，照样可以上大学。这种体系所要求的不过是一种资格：不靠家门，不靠金钱，但必须靠能力，谁也不能拍怕脑袋就“成为任何自己想成为的人”。
美国的“通识教育”和欧洲的“专业教育”，归根结底还是适用和服务于各自的社会经济结构。
欧洲的福利制度为技术工人提供了稳定的职业轨道。在德国，企业无法随意解雇员工，许多员工一辈子在一个企业工作，薪金优厚。有了这种安全感，一个中学生决定把自己的青春投入一项狭窄的技能训练时，就不会感到太大的风险，动机也强得多。
美国以自由竞争的市场为主导，早早就钻进那么窄的一领域，被解雇了怎么办？所以，大家多少要成为“万能胶”，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
“通识”的未来，从精英到平民
以上简单的厘清，或许有助于我们对“通识教育”的思考。首先，传统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主要针对精英阶层，其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社会各行各业的领袖，都需要具有宏观的哲思能力，为追随者提供一个方向。
不过，这种“哲学王”式的教育，侧重的是训练学生如何思想，而非灌输具体的思想内容。读《理想国》就知道，柏拉图（或其中主人公苏格拉底）在所讨论的诸问题上究竟是什么立场，两千多年来聚讼纷纭，至今仍无结论。这种经典注重展示的是思想过程，而非思想结论。而《论语》等中国经典，所传递的主要是思想结论，等而下之的四书五经式的教育，则走向了死记硬背，和西方意义上的“通识”其实大异其趣。 在我看来， “通识教育”未必就是读经典、名著，更在于怎么读，师生怎么互动。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甚至拉出本土传统的旗帜，大谈所谓“文化认同”“传统承继”，难免流于灌输，让人们联想起孔乙己，丧失“通识”的说服力。
第二，对“通识教育”最大的挑战，恐怕还在于高等教育平民化。美国那种自由放任的体制，容易产生突变性的创新，回报则大部分给了少数精英，为普通人提供的高薪机会甚少。德国模式，有利于累进式的创新，即把突破性的创新不断精华，需要大量普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参与，回报分布也比较平均。美国的“通识”和欧洲的“专业”，是在这两种非常不同的“比较优势”之下的教育战略选择。
当今中国的学生，不可能像我们那代人一样，学好专业等着国家分配“专业对口”的工作，也不可能像德国技工学校的学生那样，知道自己精熟了哪些手艺，就可以竞争进入哪些企业，踏入稳定的职业轨道。中国学生面临的境况更接近于美国学生：市场瞬息万变，今天不知道明天哪块云彩下雨，面临突如其来的挑战必须什么都拿得起来。这就成为“通识教育”的理由。
不过，传统意义的“通识教育”模式，针对的还是少数精英，死守传统“通识”模式，很可能会培养出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也是美国大学体制不断寻求改革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把“通识”的理想留给精英——艺术史仍然很热门，美国仍然珍视乔布斯那种从书法课中获得灵感来缔造苹果产品的天才。但是，各级政府的政策不断向社区学院倾斜，力图用两年甚至更短时间，短平快地满足市场的技能需求，同时发展学生们最基本的“可转移性技能”或“适应性技能”。
几年前我曾预言，随着高中毕业生减少、城市中高产子弟留学比例上升以及大学扩张，中国大学将面对“空校危机”。走出这种死局的路径，是高等教育的低层化，比如把四年制改成两年制。未来二三十年，数亿农民进城，形成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参照美国社区学院或德国技工学校的模式，以把这些农民工转化为能够适应全球化竞争和产业升级的现代技术工人为首要使命。在这个背景下，“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最基本的“可转移性技能”或“适应性技能”，保障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字和数理技能，以在一生中能够不断回到大学接受一两年的新技术培训。
从这种意义上说，“通识”不只是在大学期间学习足够多的经典，而是培养一种能够终身接受教育的能力。
（作者系旅美学者，在美国萨福克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