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嘉黎回家里，未到家里想嘉黎；
　　战士家里在哪里？且把嘉黎当家里。
　　这是1985年我在那曲地区文化局工作时编辑藏北第一本文学杂志《雪莲》时，原嘉黎县人民武装部贾宽河科长回老家陕西休假路上投寄的一份诗稿，经我修改成这四句，发表在创刊号上。后来，不少在嘉黎县工作过的同志都流传着这几句顺口溜，表达了我们对嘉黎县的深厚情感。
　　我是1976年10月分配到嘉黎县工作的，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当时的嘉黎县政府所在地刚刚从老嘉黎县（如今的嘉黎镇）搬到达玛沟不长时间，所谓县城大概也就只有二十栋左右的土坯平房。更早的时候，1959年民主改革建立嘉黎县红色政权，嘉黎县还属于林芝专区，是后来自治区副主席宫蒲光的父亲宫玉亮同志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一共九个人，骑着几匹马，赶着几头牦牛驮物资，带着一顶帐篷来的。他们走到哪里宿营，就把帐篷扎下来，把一块木牌插在草原上，那里就是县委所在地了。据说，后来他的警卫员当了县公安局长，报务员当了邮电局长，会计当了财政局长。我到嘉黎县没过几年，因为地质考察发现新县城背后的高山上有泥石流的危险，又从达玛沟搬到了当时的阿扎区，即现在的县城。
　　我在嘉黎县工作的第一年，是在县委办公室做文字工作，基本上就是跟着当时的县委书记次仁加保下乡，人家说我是书记的笔记本。当时，只有从地区到县的一条简易公路，每年还有几个月大雪封山，出行全靠骑马。县里的干部，很多都有自己的马。每到黄昏，那些马就跑回到主人门口来吃饮料，主人还给马梳理鬃毛，那时除了人的户口、粮本，还有马的户口和粮本呢，让我很是羡慕。书记当然有他的专骑，我是雇马，雇马的费用是每天5角钱。那一年，我有100多天是在马背上度过的。我跟着书记骑马，走遍了除尼屋区以外的7个区。书记高兴的时候，打着马跑得飞快，还唱着他儿时的民歌，那是很愉快的经历。书记跟我说，上山不骑不是马，下山骑马不是人，你一定爱惜自己的马啊。但也有实在太累的时候，书记就调皮地说，不是人就不是人吧，下山时他就反过身来，倒骑着，爬在马屁股上，一摇一晃地下山。连着骑几天马，磨破了屁股，书记告诉我，有一个秘方，早上醒来的时候，用手指蘸点唾沫涂在伤处，就不会那么痛了。我的尾椎骨处至今还留着骑马磨破的伤疤。书记英年早逝，遗体安放在那曲烈士陵园，去年清明我还去给他献过哈达。
　　1977年，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热地同志到嘉黎县视察工作，县里没有招待所。县领导就说，看看谁家比较干净就住谁家吧。因为我住的是新房子，而且长年下乡没人住，房子当然比较干净，就让我借住到别人家，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据说，热地同志披着一件军大衣，走进我的房子就问：“这是谁家房子啊？”县委领导回答，哦，这是新来的大学生的房子。热地同志就说：“新来的大学生嘛，应该到基层去锻炼啊！”第二天，县委就开会决定，把我调到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麦地卡区去当文书了。每当我说到这一段，热地同志知道了，就说，我得罪小吴了，小吴对我有意见。其实，我很感谢他，给了我这样一段难忘的基层经历。热地同志后来还考虑过调我给他当秘书，可我已经调到北京工作了。
　　我去麦地卡上任，是搭乘一辆大卡车，坐在货厢里，到麦地江桥，住在桥头的道班，再由林堤乡（那时叫公社）派一匹马。我对送马的牧民说，麦地卡在哪里，我不知道啊！牧民就指着马说：“这马知道。”于是，我骑着这匹识途的老马，带着自己的行李卷，独自往麦地卡方向走去。那天下午，正逢上大雪，我觉得都快冻死了，天都要黑了，还没有到达，而且已经不知道方向了。我想了想，便打马往高处走，向远方望去，那里有微弱的灯光。循着灯光前往，才到达了我的新的工作岗位：麦地卡。第二天，那匹马就自己跑回林堤乡了。
　　那曲地区最高的居民点和最低的居民点都在嘉黎县境内，而麦地卡就是最高的，海拔达5000米！那周围两千平方公里只有我一个汉族人。我们要去往所属的乡村和任何地方，都是靠骑马。区里的干部都有自己的马，我没有，但区里也养着两匹马，我可以随时使用的。县里每年冬天要开三级干部会，我们麦地卡区的一行人去参加会议，要骑五天马。我们区委书记桑美对我非常好，平时很照顾我的，但他的性格比较暴躁。当我们骑马骑到第四天，很快就要到达阿扎区的一个村，那是我们预计的宿营地，已经遥遥在望了。天色已晚，我心想赶快到达那里就可以休息了，可桑美书记突然命令：“下马，休息！”我就嘀咕着：“不是很快就要到了吗？还不到那儿休息去？”桑美书记很不高兴，对我吼了起来：“你这个汉族大学生，怎么这么啰嗦！这里有草！”我一时还没明白过来“这里有草”是怎么意思，心想，怎么那么凶啊？听到书记的命令，大家赶快下马，卸鞍子，把马放了。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有草，原来他是心疼马呢，赶在太阳下山前，在这片好草地上让马吃点儿草哇。

　　有一次我正好在县里，接到《西藏文学》编辑部的电报通知，让我到拉萨参加自治区文学创作会议。我拿着那份电报向县委请假，那时候能够参加自治区一级的文学创作会议，在县里也算是一桩不简单的事情哦。但当时县里通往那曲的路被大雪封住了。我要先骑五天马到麦地卡，在那里换一匹马，再从那里骑四天马，才到那曲。到那曲镇那天傍晚，我想去文工团老同学黄绵瑾家投宿，敲错了门，一位藏族演员开门一看，我穿着老羊皮藏袍，牵着一匹马，就把门摔上了，甩了一句：“老牧民！”第二天，我又从那曲搭一辆大卡车，整整一天，最终到达拉萨。我到自治区交通厅招待所报到，前台接待员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来开会啊，人家又问，开什么会啊？我说自治区文学创作会啊，人家告诉我说：“噢，那个会早就结束了！”很多年之后，我跟人家约谈、跟朋友约会，打电话时，最忌讳别人说“马上”——“什么‘马上’？‘马上’还是‘车上’？要是车上就说到哪儿了，要是‘马上’我就不等了”——骑在马上从藏北过来，那还不知道啥时候呢！这可能是当年骑马落下的毛病吧。
　　我一直希望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马。我跟书记提出，要买一匹马，书记同意了，说费用可以到县财政报销，大约300块钱左右，马就自己去找。我本人个头比较高，想挑一匹个头比较高的马，就相中了原嘉黎区乌区长的马，那匹黑色的马个头比较高大，但区长不同意。县委书记去说情，不行；他夫人阿妈格桑去说情，也不行。后来听到的是，他说，小吴那小伙子是不错，但他一个汉族大学生，不会爱马，不会养马，要是我的马以后有什么事情，会伤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终于也没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马。后来，有传说，那个吴大学骑死了麦地卡的两匹马。这绝对是谣言，至于是不是骑伤了，那是有可能的。
　　我在嘉黎县工作了三年，调到地区文教局工作。但嘉黎县、麦地卡区的人经常来看我。有一天，麦地卡的一群牧民兄弟到地区来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他们骑着马，赶着一群牦牛，来到地区文教局的院子里，来看他们曾经的文书，就睡在我家的地上。我们一起煮他们带来的牦牛肉，一起喝酒，像一家人似的。第二天早晨，他们骑着马、赶着牦牛走了，文教局的院子里留下了一坨坨冒着热气的牛粪马粪，我的同事们就指着我大骂：“你这个老牧民！”

　　四十多年后，我和曾经在嘉黎县工作过的嘉措、闫兵回到了嘉黎县。这里的道路已经四通八达，每个村都通了公路，每个乡都铺了油路，我们麦地卡乡也是黑色的油路，我曾经骑了大半天马才能到达麦地卡的路程，只需20分钟就能到达了。
　　嘉黎，已经驶上发展的快速路了。
　　最让感动的是，一位曾经在藏北工作的藏族老同志在忆起往事时对我说，你们那时候真是太艰苦了，现在变化多大啊！但如果今天不是这么好，你们当年的苦不是白吃了吗？
　　艰苦的岁月，变成了美好的回忆。想起嘉黎，就会想起前面那首顺口溜：
　　且把嘉黎当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