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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西方城市空间规划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学科和地理学科的一些新发展的基础上，阐述了西方主要大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思想演变。
关键词：西方城市空间规划演变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及演变
城市空间结构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角度不同，难以形成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尽管如此，许多学者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Foley和Webber是试图建构城市空间结构概念框架的早期学者之一。根据Foley(1964年)的观点，城市结构的概念框架应该是多层面的。首先，城市结构包括三种要素，分别是文化价值、功能活动和物质环境；第二，城市结构包括空间和非空间两种属性，城市结构的空间属性是指文化价值、功能活动和物质环境的空间特征；第三，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形式和过程两个方面，分别指城市结构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空间作用的模式；Fo1ey认为，尽管每个历史时期的城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历史时期，城市结构的演变还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有必要在城市结构的概念框架中引入第四层面，即时间层面。
基于Foley的概念框架，Webber(1964年)的论述限于城市结构的空间属性，包括形式和过程两个方面。城市空间结构的形式是指物质要素和活动要素的空间分布模式，过程则是指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各种交通流。相应地，城市空间被划分为“静态活动空间”(adapted space)(如建筑)和“动态活动空间” (如交通网络)。
Bourne(1971年)试图用系统理论的语汇使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表述更为严密。Bourne认为：第一，系统理论强调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正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本质所在；第二，系统理论的中性立场使之能够适用于不同的观点和理念。
除了Foley和Webber提出的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相互作用，Bourne把它们的构成机制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一个重要发展。对此，Harvey(1973年)作了更为精辟和明了的论述：任何城市理论必须研究空间形态和作为其内在机制的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传统的城市研究受到社会学科的方法和地理学科的方法之间的学科界限的束缚。社会学科的城市研究仅强调社会过程，而地理学科的城市研究只注重空间形态。Harvey指出，城市研究的跨学科框架就是在社会学科的方法和地理学科的方法之间建立“交互界面”。
二、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框架
社会过程是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社会关系则是导致社会过程的根本动因。因此，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必须建立在社会关系的构成范畴和社会过程的空间属性的理论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科和地理学科相结合的方法。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还必须建立在对于社会过程的空间属性的认识基础上。空间相对论认为，空间并不是具有实质的物体，只是作为自然实体和社会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存在。根据社会科学的现实主义哲学，社会实体(即社会群体及其关系)具有导致社会过程的内在因果机制，由于社会实体总是存在于时空之中，其因果机制在具体过程中是否以及如何得以实现，取决于社会实体之间的时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影响社会过程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三、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思想演变
80年代以来，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三个主要特征是城市中心的全面复兴，内城的局部更新和郊区的继续发展。
从50年代开始的“郊区化”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和产业离开城市中心地区，70年代的数次经济衰退更加剧了城市中心的萧条。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导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转型过程，城市的商务、零售、娱乐和休闲功能日益显突，中心地区的独特建筑环境、传统历史文脉和浓郁文化氛围成为地区发展的潜力所在。为了使这些发展潜力得以实现，政府部门必须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私人部门的投资。
从80年代开始，城市中心地区成为西方大城市复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基础设施、修复历史建筑、整治荒废土地和美化环境面貌。政府的这些措施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应”，有效地减低了私人部门的投资风险和开发成本，使城市中心重新成为各种资本(包括跨国资本)的重要投资场所。
作为“后工业化”的宏观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级公共部门(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和各种私人部门(包括本国和跨国资本)之间合作的结果，城市中心地区重获生机，展现出集商务、零售、文化、娱乐和休闲活动为一体的“后工業”城市景观。特别是城市中心的商业步行街区和滨水地带，往往被作为城市复兴的成功标志。
内城(inner city)是西方大城市中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80年代以后，尽管各级政府投入不少资金，但相对于内城问题而言，只是杯水车薪。由于内城并不具备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城市中心所特有的发展潜力，对于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私人部门投资缺乏吸引力，政府的各种措施也就显得势单力薄了。当然，这并非认为内城地区是一事无成。内城的主要变化是物质更新而不是经济复兴。即便如此，内城的物质更新也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因为有限的公共投资只能是用于局部地区的环境整治和住宅改造。
在被资本所遗弃的情况下，内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公共投资。围绕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冲突成为内城更新的主要机制，表现在两个空间层面上，各个城市和各个社区之间相互竞争，为本地域争取更多的公共投资。公共资源配置具有地域特征，政府的公共投资计划通常是根据地域来界定的，如以城市为单位的财政开支预算和以社区为单位的公共设施配置(Cox，1979年)。并且，公共资源配置往往带来“零和”(zero-sum)的结果，一个地域的“获得”是以另一个地域的“失去”为代价的。对于公共资源配置的理解不仅是“哪个社会群体得到(或失去)了什么”，而且是“哪个地域得到(或失去)了什么”。因此，在围绕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冲突中，各种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地域(无论是城市还是社区)的基础上，被称作地域联盟。成功的地域联盟能够广泛地动员地域内的不同社会群体，对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如游说、集会、请愿和舆论等)(Cox和Johnston，1982年)，为本地域争取到更多的公共投资，内城中获得更新的地区往往就是如此。
与城市中心复兴和内城更新相比，郊区发展的内在机制比较单纯。尽管大规模郊区化的时代已经过去，西方大城市的郊区发展仍然持续着，“带有花园的独立式住宅”已经成为广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偏好，只是“雅皮士”们反其道而行之，钟情于城市中心的历史街区。因此，西方大城市的郊区发展始终是各种资本的重要投资领域，也仍然被作为城市物质环境建设中资本积累的典型例子。与城市中心地区的复兴相比，郊区发展是由市场机制所驱导的过程，而不是政府干预所促成的。
四、结束语
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机制表明了不同范畴中和不同层面上的各种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就范畴而言，包括经济范畴中的各类资本(产业、金融和土地资本)、国家范畴中的各级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范畴中的各种社群(特别是地域发展联盟)；就层面而言，包括全球层面上的经济格局重组和跨国资本流动、国家和城市层面上的政府干预(特别是城市复兴计划)、以及社区层面上的社会冲突。
关键词：西方城市空间规划演变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及演变
城市空间结构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角度不同，难以形成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尽管如此，许多学者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Foley和Webber是试图建构城市空间结构概念框架的早期学者之一。根据Foley(1964年)的观点，城市结构的概念框架应该是多层面的。首先，城市结构包括三种要素，分别是文化价值、功能活动和物质环境；第二，城市结构包括空间和非空间两种属性，城市结构的空间属性是指文化价值、功能活动和物质环境的空间特征；第三，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形式和过程两个方面，分别指城市结构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空间作用的模式；Fo1ey认为，尽管每个历史时期的城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历史时期，城市结构的演变还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有必要在城市结构的概念框架中引入第四层面，即时间层面。
基于Foley的概念框架，Webber(1964年)的论述限于城市结构的空间属性，包括形式和过程两个方面。城市空间结构的形式是指物质要素和活动要素的空间分布模式，过程则是指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各种交通流。相应地，城市空间被划分为“静态活动空间”(adapted space)(如建筑)和“动态活动空间” (如交通网络)。
Bourne(1971年)试图用系统理论的语汇使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表述更为严密。Bourne认为：第一，系统理论强调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正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本质所在；第二，系统理论的中性立场使之能够适用于不同的观点和理念。
除了Foley和Webber提出的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相互作用，Bourne把它们的构成机制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一个重要发展。对此，Harvey(1973年)作了更为精辟和明了的论述：任何城市理论必须研究空间形态和作为其内在机制的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传统的城市研究受到社会学科的方法和地理学科的方法之间的学科界限的束缚。社会学科的城市研究仅强调社会过程，而地理学科的城市研究只注重空间形态。Harvey指出，城市研究的跨学科框架就是在社会学科的方法和地理学科的方法之间建立“交互界面”。
二、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框架
社会过程是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社会关系则是导致社会过程的根本动因。因此，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必须建立在社会关系的构成范畴和社会过程的空间属性的理论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科和地理学科相结合的方法。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还必须建立在对于社会过程的空间属性的认识基础上。空间相对论认为，空间并不是具有实质的物体，只是作为自然实体和社会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存在。根据社会科学的现实主义哲学，社会实体(即社会群体及其关系)具有导致社会过程的内在因果机制，由于社会实体总是存在于时空之中，其因果机制在具体过程中是否以及如何得以实现，取决于社会实体之间的时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影响社会过程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三、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思想演变
80年代以来，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三个主要特征是城市中心的全面复兴，内城的局部更新和郊区的继续发展。
从50年代开始的“郊区化”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和产业离开城市中心地区，70年代的数次经济衰退更加剧了城市中心的萧条。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导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转型过程，城市的商务、零售、娱乐和休闲功能日益显突，中心地区的独特建筑环境、传统历史文脉和浓郁文化氛围成为地区发展的潜力所在。为了使这些发展潜力得以实现，政府部门必须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私人部门的投资。
从80年代开始，城市中心地区成为西方大城市复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基础设施、修复历史建筑、整治荒废土地和美化环境面貌。政府的这些措施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应”，有效地减低了私人部门的投资风险和开发成本，使城市中心重新成为各种资本(包括跨国资本)的重要投资场所。
作为“后工业化”的宏观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级公共部门(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和各种私人部门(包括本国和跨国资本)之间合作的结果，城市中心地区重获生机，展现出集商务、零售、文化、娱乐和休闲活动为一体的“后工業”城市景观。特别是城市中心的商业步行街区和滨水地带，往往被作为城市复兴的成功标志。
内城(inner city)是西方大城市中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80年代以后，尽管各级政府投入不少资金，但相对于内城问题而言，只是杯水车薪。由于内城并不具备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城市中心所特有的发展潜力，对于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私人部门投资缺乏吸引力，政府的各种措施也就显得势单力薄了。当然，这并非认为内城地区是一事无成。内城的主要变化是物质更新而不是经济复兴。即便如此，内城的物质更新也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因为有限的公共投资只能是用于局部地区的环境整治和住宅改造。
在被资本所遗弃的情况下，内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公共投资。围绕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冲突成为内城更新的主要机制，表现在两个空间层面上，各个城市和各个社区之间相互竞争，为本地域争取更多的公共投资。公共资源配置具有地域特征，政府的公共投资计划通常是根据地域来界定的，如以城市为单位的财政开支预算和以社区为单位的公共设施配置(Cox，1979年)。并且，公共资源配置往往带来“零和”(zero-sum)的结果，一个地域的“获得”是以另一个地域的“失去”为代价的。对于公共资源配置的理解不仅是“哪个社会群体得到(或失去)了什么”，而且是“哪个地域得到(或失去)了什么”。因此，在围绕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冲突中，各种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地域(无论是城市还是社区)的基础上，被称作地域联盟。成功的地域联盟能够广泛地动员地域内的不同社会群体，对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如游说、集会、请愿和舆论等)(Cox和Johnston，1982年)，为本地域争取到更多的公共投资，内城中获得更新的地区往往就是如此。
与城市中心复兴和内城更新相比，郊区发展的内在机制比较单纯。尽管大规模郊区化的时代已经过去，西方大城市的郊区发展仍然持续着，“带有花园的独立式住宅”已经成为广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偏好，只是“雅皮士”们反其道而行之，钟情于城市中心的历史街区。因此，西方大城市的郊区发展始终是各种资本的重要投资领域，也仍然被作为城市物质环境建设中资本积累的典型例子。与城市中心地区的复兴相比，郊区发展是由市场机制所驱导的过程，而不是政府干预所促成的。
四、结束语
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机制表明了不同范畴中和不同层面上的各种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就范畴而言，包括经济范畴中的各类资本(产业、金融和土地资本)、国家范畴中的各级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范畴中的各种社群(特别是地域发展联盟)；就层面而言，包括全球层面上的经济格局重组和跨国资本流动、国家和城市层面上的政府干预(特别是城市复兴计划)、以及社区层面上的社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