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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年九集记录片《五大道》在央视热播，引起较大反响，其第四集《风云》提及一位身居租界的美国太太格蕾丝，她把所见所闻写成日记记录了日本侵华战争给天津及其租界带来的灾难。但她的另一身份鲜有人知，她是南开大学外文系一位中国籍美国女教师，曾于1957至1974年在南开讲授英语课程。本文通过梳理格蕾丝的生平，重点介绍她在南开的从教生涯，呈现出诚心正意、坚忍不拔的女教师的完整形象，是值得被记住的女性不被历史遗忘。
关键词：格蕾丝·狄凡；女教师；英语；南开大学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1-0001-02
南开大学虽然不是第一所男、女生合校的高等学府，却也是第一批迎接女学生、女教师的高等院校。在日益蓬勃发展的女教师群体中，格蕾丝·狄凡，中文名为刘狄英，可以说是既普通又特殊的代表。她是南开大学外文系一位中国籍美国女教师，曾于1957至1974年在此讲授英语课程。她为人正直、高尚，以坚强的意志与非凡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并凭借教学的严谨态度、大胆魄力和深厚学识赢得了南开师生的一致称赞和敬仰。
1901年，格蕾丝出生于美国南方田纳西州芝德努加城，其生来具有“一副银铃般的嗓子”[1]12，梦想成为一位歌剧家。除了热爱音乐，她也颇具文学素养，1906年，其姨母开设了一所女子大学预科学校，该校的教学方法与当时盛行的教学方法类似，即以背诵经典著作为主。格蕾丝在此学过拉丁语，背过维吉尔的诗、莎士比亚的著作及《圣经》，也阅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讨论过狄更斯著作的社会意义。她始终不忘姨母对她的教诲：“一个女人除非头脑里有东西，不然是不会有吸引力的”[2]16，因此学习十分努力。1926年，她在田纳西州芝德努加的一所女校从事音乐教学工作，之后，前往纽约学习声乐，在那里遇到了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留美生、毕业于康乃尔大学的刘弗祺。1932年她与刘先生完婚。1934年，她为了爱离开美国，独自一人带着年仅18个月的女儿千里迢迢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天津与在天津自来水公司工作的丈夫刘弗祺团聚。从此，直到1974年，她一直生活在中国天津，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刚到天津，作为天津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刘弗祺的太太，她在天津法国租界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经过战争、饥荒、革命的洗礼后独自从奢华生活中走出，勇敢而乐观地面对人生。
格蕾丝在中国的教师生涯始于家庭教师。1944年，她在家中做英语家教，向学生们收取一定的学费，日本人不许在学校里教英语，所以其学生非常多，以在校生为最，还有一些想保持自己英语水平的职员和家庭妇女。同时，她还免费教爱好音乐的年轻人唱歌剧，即使在日本占领期间，音乐让其面目焕然一新。此外，她还从事英文秘书工作。1944年，她在中国国家救济与重建总署下属的天津储运局工作两个星期，担任局里主任们的英文秘书兼全局英语顾问，负责分发英文信函并把信函、电传、电报和报告等提炼成摘要以备中文翻译。就格蕾丝而言，这些工作是她从事的业余工作，是其生活中的一道风景，因为丈夫刘先生收入颇丰，不需要她承担家庭重任。1955年，刘先生因肺癌病故，她必须挑起家庭重担。1956年，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非常有限，但是外交部经常会需要英文好的干部，她欣然接受了为中国培训英语干部的这份工作。她以家中阳台为教室，因材施教。因为这些干部已经懂一些英语，所以她赞成这些学生自己选定他们觉得重要而且与他们相关的题目来交流，经过其耐心指导，这些学生英语水平得到相应提高。这份工作不仅带给她额外收入，并且使之感到有用武之地，也使她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但这份工作仍然是她职业生涯的过客。
格蕾丝真正的教师生涯是从南开大学开始的。“1957年天津居民的人数已经超过300万人，而且学龄人口增长飞快。各年级学生的人数几乎翻了一倍，对教师的需求极大。”[3]240南开大学作为天津高等学府也不例外，该校正在增加课程，急需新的英语教师。经朋友介绍，她与南开英文系主任李霁野教授愉快面谈后，校方认为她能胜任英语教师一职。1957年秋，她开始在南开执教，同年，加入中国国籍。到南开大学工作，她不再是某人的夫人、一位从事家教工作的外国人而成为中国社会工作队伍中的一名女教师，不再是一位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她初在南开执教时是临时教师，由于其课颇受学生欢迎，不久成为全职英语教师。她与担任文学课教学的司徒月兰、杨善荃、李宜燮、高殿林和金陧以及担任语言课教学的张秉礼、罗旭超等先生构成了南开外文系历史上颇为强大的教学阵容。[4]268在教学过程中，她发现南开外文系仍旧采用中国传统的英语教学法，这与其做家教时采用的教学方法差别较大，即前者以讲解语法与翻译为主，而后者以听说为主。南开外文系老师用中文讲解，学生们用中文回答问题。虽然学生们学的是英语，但从不用英语交流。老师通常从英文文学名著中节选一段，详细讲解其中语法，再由学生把此段文字译成中文。学生们把讲解内容逐字逐句记下来，再透彻分析每一段文字。在课上，她发现学生分析英语句子结构的能力极强，但在深入讨论环节，却一言不发。面对这种哑巴英语的现象，她认为，这不是学生的错而是教学方法出了问题，应尽快改革教学方法。然而，李霁野教授和英语系其他资深教授不同意此建议。因为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已在南开使用多年，许多教授一直使用这种教学法。他们不但是这样学过来的，而且凭借此种方法而成名。更为重要的，许多学生偏好此法，在解析名著时皆用此法，如学生们在分析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中的句子时，通常有一种成就感，若请他们说几句英语，却颇为羞涩。1958年初，在全国掀起整风运动的“学习与批评”活动的浪潮中，格蕾丝因提出教学改革的意见而受到批评。但是，她十分豁达，本着“开诚布公地接受批评”的精神，[5]249自告奋勇听李霁野教授和其他老师的课，并邀请李教授也来听她的课并请他提出意见。经过不懈努力，格蕾丝于1960年被聘为讲师。1961年，外交部长陈毅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外交部常常找不到足够的翻译人员，这源于中国落后的英语教学状况。根据这次讲话，她给陈毅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信，指出通过读完南开图书馆里的所有语言学和英语教学方面的书后，英语教学应以“实践先于理论”为基础。她的英语教学改革意见经陈毅转给北京高教部长，再转到很多专家手中，建议得到了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等多名专家的认可。虽然，南开的老教师仍然不放弃旧方法，但是许多青年教师开始成为格蕾丝教学改革小组成员。她和青年教师研究了所有能收集到的资料，包括澳大利亚的英语教学方面的新书和从英国和美国寄来的关于结构主义方法的课本，这是当时除中国以外最流行的教学方法。她带领青年教师从这些新课本中筛选内容，然后再对内容进行修改以便适应中国国情。毋庸置疑，她所做努力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和她一起工作、事业刚刚起步的青年教师。他们先向格蕾丝学习课本上的句型，然后在各自的班上教授学生。其中一些年轻教师将他们所作的工作编写成一本使用手册，后来这本手册成为中国英语新教学法的课本。 推广新的教学方法，就要面临繁重的教学工作。1962年，格蕾丝以极大耐心，从事难以估量的工作和研究。她不仅要学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以及第二语言教学法和一般语言教学法，而且还要找出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的差异。这一年，系主任李霁野教授同意了她的建议，认为英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同年冬天，在南开的工作刚刚有起色之时，她被诊断患乳腺癌。但她意志坚强仍然不忘工作，在患病期间她用动听的音色给青年教师朗读夏洛蒂·勃朗特《维莱特》，使他们都迷上此书，争先恐后到图书馆借此书来读。1968年，她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其儿女也受到牵连。在被软禁期间，她仍然阅读英文杂志和书籍。1971年，经过“文革”浩劫的南开大学恢复上课，年仅古稀的她继续培训青年教师。随着时代发展，先前的课文已经过时，她必须重新编写教学手册。于是，她组织其助手编写了有关农村、工厂内容的课文、词语和对话。
1974年秋，格蕾丝去美国探亲、治病，期间时刻关心南开外文系的工作，坚持给系里写信、寄教材。1979年，南开大学为身在美国的格蕾丝进行了“平反”，洗去其在“文革”中所受冤屈，鉴于她对南开大学英语教学做出的贡献，晋升为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同年4月25日，她病故于美国旧金山医院，享年78岁。1980年元月12日下午四时，南开大学为格蕾丝在天津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6]573为格蕾丝致追悼词的娄平副校长肯定了这位女教师为南开、中国所做出的贡献。
格蕾丝·狄凡辛勤耕耘在南开大学英语教学一线，在现代英语、美国语言学及美国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她孜孜不倦地从事英语教学研究二十多年，主持基础英语教学课本的整理与编写工作，培养出大批青年英语教师。她注重听说、以实践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对今日学生们克服讲出的英语是书面语、写出的是口语的现象仍然有指导意义。此外，她还积极在美国进步刊物上发表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总之，这位诚心正意、坚忍不拔的中国籍美国女教师值得人们永远怀念与学习。
参考文献：
[1][2][3][5]爱丽诺·库珀，刘维汉.傅志爱，译.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2006.
[4]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丛书——回眸南开[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6]肖福堂.南开外语历程1919-2004[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格蕾丝·狄凡；女教师；英语；南开大学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1-0001-02
南开大学虽然不是第一所男、女生合校的高等学府，却也是第一批迎接女学生、女教师的高等院校。在日益蓬勃发展的女教师群体中，格蕾丝·狄凡，中文名为刘狄英，可以说是既普通又特殊的代表。她是南开大学外文系一位中国籍美国女教师，曾于1957至1974年在此讲授英语课程。她为人正直、高尚，以坚强的意志与非凡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并凭借教学的严谨态度、大胆魄力和深厚学识赢得了南开师生的一致称赞和敬仰。
1901年，格蕾丝出生于美国南方田纳西州芝德努加城，其生来具有“一副银铃般的嗓子”[1]12，梦想成为一位歌剧家。除了热爱音乐，她也颇具文学素养，1906年，其姨母开设了一所女子大学预科学校，该校的教学方法与当时盛行的教学方法类似，即以背诵经典著作为主。格蕾丝在此学过拉丁语，背过维吉尔的诗、莎士比亚的著作及《圣经》，也阅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讨论过狄更斯著作的社会意义。她始终不忘姨母对她的教诲：“一个女人除非头脑里有东西，不然是不会有吸引力的”[2]16，因此学习十分努力。1926年，她在田纳西州芝德努加的一所女校从事音乐教学工作，之后，前往纽约学习声乐，在那里遇到了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留美生、毕业于康乃尔大学的刘弗祺。1932年她与刘先生完婚。1934年，她为了爱离开美国，独自一人带着年仅18个月的女儿千里迢迢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天津与在天津自来水公司工作的丈夫刘弗祺团聚。从此，直到1974年，她一直生活在中国天津，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刚到天津，作为天津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刘弗祺的太太，她在天津法国租界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经过战争、饥荒、革命的洗礼后独自从奢华生活中走出，勇敢而乐观地面对人生。
格蕾丝在中国的教师生涯始于家庭教师。1944年，她在家中做英语家教，向学生们收取一定的学费，日本人不许在学校里教英语，所以其学生非常多，以在校生为最，还有一些想保持自己英语水平的职员和家庭妇女。同时，她还免费教爱好音乐的年轻人唱歌剧，即使在日本占领期间，音乐让其面目焕然一新。此外，她还从事英文秘书工作。1944年，她在中国国家救济与重建总署下属的天津储运局工作两个星期，担任局里主任们的英文秘书兼全局英语顾问，负责分发英文信函并把信函、电传、电报和报告等提炼成摘要以备中文翻译。就格蕾丝而言，这些工作是她从事的业余工作，是其生活中的一道风景，因为丈夫刘先生收入颇丰，不需要她承担家庭重任。1955年，刘先生因肺癌病故，她必须挑起家庭重担。1956年，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非常有限，但是外交部经常会需要英文好的干部，她欣然接受了为中国培训英语干部的这份工作。她以家中阳台为教室，因材施教。因为这些干部已经懂一些英语，所以她赞成这些学生自己选定他们觉得重要而且与他们相关的题目来交流，经过其耐心指导，这些学生英语水平得到相应提高。这份工作不仅带给她额外收入，并且使之感到有用武之地，也使她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但这份工作仍然是她职业生涯的过客。
格蕾丝真正的教师生涯是从南开大学开始的。“1957年天津居民的人数已经超过300万人，而且学龄人口增长飞快。各年级学生的人数几乎翻了一倍，对教师的需求极大。”[3]240南开大学作为天津高等学府也不例外，该校正在增加课程，急需新的英语教师。经朋友介绍，她与南开英文系主任李霁野教授愉快面谈后，校方认为她能胜任英语教师一职。1957年秋，她开始在南开执教，同年，加入中国国籍。到南开大学工作，她不再是某人的夫人、一位从事家教工作的外国人而成为中国社会工作队伍中的一名女教师，不再是一位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她初在南开执教时是临时教师，由于其课颇受学生欢迎，不久成为全职英语教师。她与担任文学课教学的司徒月兰、杨善荃、李宜燮、高殿林和金陧以及担任语言课教学的张秉礼、罗旭超等先生构成了南开外文系历史上颇为强大的教学阵容。[4]268在教学过程中，她发现南开外文系仍旧采用中国传统的英语教学法，这与其做家教时采用的教学方法差别较大，即前者以讲解语法与翻译为主，而后者以听说为主。南开外文系老师用中文讲解，学生们用中文回答问题。虽然学生们学的是英语，但从不用英语交流。老师通常从英文文学名著中节选一段，详细讲解其中语法，再由学生把此段文字译成中文。学生们把讲解内容逐字逐句记下来，再透彻分析每一段文字。在课上，她发现学生分析英语句子结构的能力极强，但在深入讨论环节，却一言不发。面对这种哑巴英语的现象，她认为，这不是学生的错而是教学方法出了问题，应尽快改革教学方法。然而，李霁野教授和英语系其他资深教授不同意此建议。因为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已在南开使用多年，许多教授一直使用这种教学法。他们不但是这样学过来的，而且凭借此种方法而成名。更为重要的，许多学生偏好此法，在解析名著时皆用此法，如学生们在分析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中的句子时，通常有一种成就感，若请他们说几句英语，却颇为羞涩。1958年初，在全国掀起整风运动的“学习与批评”活动的浪潮中，格蕾丝因提出教学改革的意见而受到批评。但是，她十分豁达，本着“开诚布公地接受批评”的精神，[5]249自告奋勇听李霁野教授和其他老师的课，并邀请李教授也来听她的课并请他提出意见。经过不懈努力，格蕾丝于1960年被聘为讲师。1961年，外交部长陈毅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外交部常常找不到足够的翻译人员，这源于中国落后的英语教学状况。根据这次讲话，她给陈毅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信，指出通过读完南开图书馆里的所有语言学和英语教学方面的书后，英语教学应以“实践先于理论”为基础。她的英语教学改革意见经陈毅转给北京高教部长，再转到很多专家手中，建议得到了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等多名专家的认可。虽然，南开的老教师仍然不放弃旧方法，但是许多青年教师开始成为格蕾丝教学改革小组成员。她和青年教师研究了所有能收集到的资料，包括澳大利亚的英语教学方面的新书和从英国和美国寄来的关于结构主义方法的课本，这是当时除中国以外最流行的教学方法。她带领青年教师从这些新课本中筛选内容，然后再对内容进行修改以便适应中国国情。毋庸置疑，她所做努力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和她一起工作、事业刚刚起步的青年教师。他们先向格蕾丝学习课本上的句型，然后在各自的班上教授学生。其中一些年轻教师将他们所作的工作编写成一本使用手册，后来这本手册成为中国英语新教学法的课本。 推广新的教学方法，就要面临繁重的教学工作。1962年，格蕾丝以极大耐心，从事难以估量的工作和研究。她不仅要学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以及第二语言教学法和一般语言教学法，而且还要找出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的差异。这一年，系主任李霁野教授同意了她的建议，认为英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同年冬天，在南开的工作刚刚有起色之时，她被诊断患乳腺癌。但她意志坚强仍然不忘工作，在患病期间她用动听的音色给青年教师朗读夏洛蒂·勃朗特《维莱特》，使他们都迷上此书，争先恐后到图书馆借此书来读。1968年，她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其儿女也受到牵连。在被软禁期间，她仍然阅读英文杂志和书籍。1971年，经过“文革”浩劫的南开大学恢复上课，年仅古稀的她继续培训青年教师。随着时代发展，先前的课文已经过时，她必须重新编写教学手册。于是，她组织其助手编写了有关农村、工厂内容的课文、词语和对话。
1974年秋，格蕾丝去美国探亲、治病，期间时刻关心南开外文系的工作，坚持给系里写信、寄教材。1979年，南开大学为身在美国的格蕾丝进行了“平反”，洗去其在“文革”中所受冤屈，鉴于她对南开大学英语教学做出的贡献，晋升为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同年4月25日，她病故于美国旧金山医院，享年78岁。1980年元月12日下午四时，南开大学为格蕾丝在天津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6]573为格蕾丝致追悼词的娄平副校长肯定了这位女教师为南开、中国所做出的贡献。
格蕾丝·狄凡辛勤耕耘在南开大学英语教学一线，在现代英语、美国语言学及美国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她孜孜不倦地从事英语教学研究二十多年，主持基础英语教学课本的整理与编写工作，培养出大批青年英语教师。她注重听说、以实践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对今日学生们克服讲出的英语是书面语、写出的是口语的现象仍然有指导意义。此外，她还积极在美国进步刊物上发表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总之，这位诚心正意、坚忍不拔的中国籍美国女教师值得人们永远怀念与学习。
参考文献：
[1][2][3][5]爱丽诺·库珀，刘维汉.傅志爱，译.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2006.
[4]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丛书——回眸南开[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6]肖福堂.南开外语历程1919-2004[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