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土里钻的……570多万个各类动物标本，大多都栩栩如生，安静地陈列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标本馆里，它们的生命已经在这里凝固。
　　
　　 5月25日，记者走进这个在亚洲首屈一指、在国际上颇具盛名的动物标本馆，开始用镜头感知这里丰富多彩的动物标本世界。
　　“你瞧瞧这些美丽的花金龟甲虫和灯蛾，有些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物种。”动物标本馆昆虫分馆工作人员刘虹，拿着各类昆虫标本向记者介绍。
　　刘虹在昆虫馆已经工作了十多个年头，虽然这里目前保藏的昆虫标本已经高达400余万件，但她依旧十分清楚它们具体的放置位置，只要你说出自己想看的东西，刘虹立刻就可以给你取出来。当记者提出想看些好玩的标本时，刘虹打开了一个同翅目昆虫标本抽屉。抽屉里，一种和“臭大姐”同属一类的昆虫，其雌性个体是雄性的8~10倍。虽然这么强壮，但它们并不照料自己的孩子，而是把卵产在雄性的背上让雄性照料，这种昆虫由此也被称为“负子蝽”。
　　这里有公元前150年的动物标本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标本馆馆长陈军告诉《北京科技报》，目前动物所标本馆拥有各类动物标本已达570多万号，涉及昆虫、兽类、鸟类、鱼类、两栖爬行类和无脊椎动物类共六个大类群，其中昆虫标本数量更是遥遥领先，占到了标本总量的2/3以上。另外现在该标本馆收集的鸟类标本有近1000种，而专家估计，目前分布在我国的鸟类总数大概也只在1200~1400种之间。
　　这里的绝大多数标本，都是解放以后逐步积累起来的，除了少量通过与国内外同行交换、接受赠送或者雇人采集，大多数都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采集的。其中，保藏有9000多个新物种的模式标本，另外还有大量没确定种类的动物标本，只能收藏起来等待生物学家的后续研究。
　　“此外，我们这里还保存有公元前150年的标本。”陈军说，这些标本主要来自长沙马王堆汉墓。当时考古人员在发掘时，发现了一些昆虫的尸体，感到很是奇怪，就送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鉴定。专家鉴定后确定为钩纹皮蠹、米象和蝇蛆，于是就把标本留了下来。
　　标本可以帮助监测细菌战和生物入侵
　　记者发现，标本馆的每个标本都附有详细的采集信息，采集日期、地点、采集人都能够查阅得到，鉴定后的标本还有鉴定信息标签，注明是什么种类。通过研究标本，科学家可以得到大量动物形态学、生态学、生物学及地理分布的信息。
　　陈军说，这些标本不仅能够为相关人员开展生物学研究提供重要材料，有时也能够发挥一些特殊的作用。比如开发新天然药物、控制有害动物、发掘其天敌、检疫病虫害，防止出口濒危物种和重要保护物种等等，都毫无例外地需要专业人员从动物标本馆中提取重要的科学数据和资料信息。
　　据了解，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实施细菌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收藏的标本就为确认美国的细菌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的研究人员在美军入侵我国东北地区的地点采集到大量的带菌昆虫和老鼠，经过与馆藏标本比对鉴定，发现这些昆虫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而其在出现的季节、数量、地理分布等方面均表现出反常现象。这为揭示美军进行细菌战提供了确凿的证据。”陈军说。
　　在这些标本中，有很多是濒临灭绝的一些物种，对保存这些物种的信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这些物种灭绝，这里的标本就成了以后研究人员研究灭绝物种的重要材料。
　　
　　标本采集危机生命安全
　　陈军透露，为了不断提高和完善标本馆的标本储藏，他们每年都要组织1~2次野外采集标本的行动。和一般人外出旅游不同的是，标本采集人员常常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受到人为的干扰较少，往往能采集到更有价值的标本。
　　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梁红斌博士就是其中一员，他从事昆虫标本采集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现在国内除了福建和港澳台，其他各个省市区都留下了他采集标本的足迹。
　　最让梁红斌感到难忘的就是2006年8月至9月上旬在西藏墨脱县的采集经历。由于交通不便，进出墨脱他们主要是靠步行，在30余天的采集时间中，他们的采集范围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谷底海拔600多米的高度一直增高到4200多米。很多时候，他们一天的海拔跨度就在500~1000米之间，一行7人吃尽了暴晒、高原反应、冷冻等各种苦头。在高海拔的地方，有时晚上甚至要盖两个被子才不至于被冻醒。
　　当然，在野外采集也会遇到危险，蚂蟥、毒蛇、熊、野猪等都是需要防范的对象，而毒蛇则是更需要随时提防的。2008年在广东南岭的一次标本采集中，梁红斌差点就踩到了剧毒、号称“五步倒”的尖吻蝮蛇，那一次把他吓得够呛。
　　梁红斌等一些从事动物标本采集和分类学的专家也有自己的苦恼。按照我们国内以论文为导向的考核办法，分子生物学研究更容易出成果，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都涉足于这个领域，而采集和分类学的专家就显得落寞了。但是梁红斌依旧没有转行的想法，“我就喜欢分类生物学，因此坐坐冷板凳我也就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