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事务》上一篇名为《历史的未来》（The Future of History）的文章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尽管援助华尔街带来了广泛的愤怒，但人们并未爆发出对左翼政党的支持大潮。福山把这归因于援助的失败，我赞同他的看法。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观点的严重漏洞，对过去35年的可观审视证明，与此前30年相比，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社会公正方面的表现未如人意。但另一方面，可信赖的替代方案尚未形成。
　　这样一种替代方案的主要特征是什么？首先，进步的政治经济必须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念—即基于大部分资产为私有、主要由市场指导生产和分配收入的经济体系。
　　但该方案也必须纳入三大决定性的进步信念：制度的关键作用，国家参与制度设计以解决利益冲突和提供公共品，以及体现为公平的社会正义—它是一国经济表现的重要指标。
　　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资本主义视为社会经济体系，也没有把制度视为其中的关键部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最近的金融危机由于重大的制度失灵而变得更加糟糕，比如允许银行采用高杠杆率。
　　实证研究表明，有4套制度对企业、因此也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它们是金融和劳动力市场基础制度，公司治理制度，教育和培训体系，全国性的创新体系（即那些发起和推广新技术的公共或私人机构）。
　　进步思想的第二大决定性信念是制度并不像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自发演进的。国家必须参与到它们的设计和改革中。对作为劳动力和金融市场以及公司治理基础的制度，国家必须协调利益冲突。类似地，一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及其创新体系可以说都是公共品，必须由国家提供。
　　应该澄清的是，我所说的国家角色应该是扶助性的或支持市场的，而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指令-控制型角色或新自由主义者所钟爱的“越小越好”的角色。
　　进步思想的第三大关键信念与一国经济表现应该完全用GDP增长和自由来衡量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相反。如若你关心社会的福祉，就不可能认为最顶层1%人口掌握大部分财富的富国比财富略有不及但繁荣被更广泛地共享的国家表现更好。
　　作为社会公正指标，公平比平等更好，这是因为我们很难制定实用有效的政策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平等。此外，在平等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如何权衡，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平均主义即使对许多低收入的人来说也不是值得支持的政策。根据我的经验，工会对工资差异的兴趣比对一刀切的平等政策兴趣更大。
　　我认为，这些便是新进步政治经济学应该具有的核心原则。不采用这一框架而是坚持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西方国家将发现越来越难以创新和增长。
　　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廉价劳动力泛滥，企业追求低而又低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而政府则倾向于撤销监管和收缩社会福利。西方经济体无法在这场“向下无底线”的竞争中胜出。
　　西方经济体得以在竞争中立足并改善生活条件的唯一出路是认为自己处在一场向上竞争的竞赛中。也就是说，在已有工业领域中，企业必须进行创新以提高盈利能力，而在那些全新的、复杂的、利润更高的行业中，企业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只有在政府抛弃它们对经济没有责任的信念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为那些有活力的企业创造条件使其更好地创新、成长上，国家扮演着关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