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013年的一系列对外行为中，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具有相当程度的象征意义。从中国主动提出划设防空识别区，到美日韩“齐声”反对，再到美韩一定程度上的“默认”，日本事实上陷入“孤立”。这样的演进逻辑恰好反映出中国2013年外交的特点，即主动回应外交挑战，积极塑造外部战略环境。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周方银研究员认为：“2013年中国外交的突出特点是更加自信，在争取利益、创造有利的战略环境方面更加积极主动，而且效果还不错。”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学者哈里·怀特也表示：“就2013年的中国外交来说，最为关键的变化是中国自信心的增强。习近平与奥巴马加州‘庄园会晤’时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最近中国在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强势作为，都是这一特点的体现。”

主动回应挑战

　　中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依然推行全方位外交，但是外交力度更大，同时也更有针对性。截至2013年12月中旬，习近平主席出访14个国家，在外出访天数达36天，李克强总理出访9个国家，在外出访天数为21天。周方银表示：“在中国历届新政府就任第一年，国家领导人这种出访频率是空前的。”与此同时，2013年的中国外交着力点主要放在对美外交和周边外交上，对外交挑战的回应指向美国“重返亚太”以及东海和南海领土主权争议。
　　习近平首次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与奥巴马会晤时，就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尽管奥巴马当时没有对这一概念做直接回应，但这次“交锋”事实上反映了在中美外交上“中国主动、美国被动”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几乎延续了整个2013年。“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定对美国的震动很大，习近平的魄力显然超出了奥巴马执政团队的想象。”周方银分析说，“美国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在东海局势敏感期打出防空识别区这张牌，而且还顶住了随之而来的各种压力。正因为如此，美国以后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随意刺激中国，因为不清楚中国会采取何种反制措施。”

　　继2011年奥巴马宣布“重返亚太”并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驻军以来，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上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后续动作，这一战略的表述也在2012年被改为“亚太再平衡”。周方银认为，就“重返亚太”战略来说，奥巴马对中国的试探已持续了好几年，不过他确实找不出很好的办法来对付中国。哈里·怀特也称：“华盛顿把维护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看作是其重要战略利益，希望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同盟体系，但奥巴马政府似乎没有表现出能解决在中国自我意识日渐增强的地区如何寻求美国利益这个问题。”
　　中国的对美战略主动，还在于为周边外交争取更大空间。在沸沸扬扬的斯诺登逃港事件中，中国并没有给美国留下话柄，这为中国在对付日本和菲律宾时减少阻力预埋了伏笔。在这一年里，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继续执行常态化巡航，还派遣战机频繁触碰“敏感”区域，军舰也多次穿越宫古海峡，划设覆盖钓鱼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安倍晋三不就钓鱼岛问题妥协的情况下，中国不给安倍“利用”中日首脑会晤“解套”对华外交的机会，不惜为此无限期推迟中日韩年度首脑会议。周方银说：“中国的对日外交是以行动说话。安倍不是不承认钓鱼岛争议吗？那中国就不停地出招、不断地施加压力。围绕钓鱼岛的较量，日本已经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中国的意图就是最终逼着安倍不得不坐下来跟中国谈钓鱼岛问题。”
　　在应对南海问题挑战上，中国对于主要争议方菲律宾和越南采取的是差异化策略，重点对付将南海争议问题提交国际仲裁的菲律宾。在菲律宾公务船射杀台湾渔民问题上，中国大陆声援台湾方面的合理诉求，菲方终在事发3个月后正式道歉并惩办凶手。2013年9月广西南宁举行中国东盟博览会，菲总统阿基诺有意借机访华，但中方未对其发出邀请。对于越南，中国则主动抛出“橄榄枝”。2013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越南，这是继2011年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越南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再次访问越南。通过这次访问，中国主动加大在贸易、基建以及海洋安全等领域与越南合作的力度。尤其是“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的成立，是对中越南海争端积极的正面回应。

强化塑造意识

　　后冷战时代，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接触加遏制”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塑造”中国，使中国的崛起不对美国的亚太霸权构成挑战。“利益攸关方”的提出，凸显了美国在“塑造”中国过程中强调“中国责任”意识。而习近平对奥巴马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则可以看作是中国对美国对华外交的一种“反塑造”，突出的是“中国权利”意识。从外交辞令上看，中国所希望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但从2013年中国对美外交实践来看，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不再是寻求相对抽象的“战略互信”，而是向美国传递具体的信息：美国必须平等对待中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航母舰队开赴南海训练，海军多次突破第一岛链，这些公开的动作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战略突破意识，直接针对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也是在以正面回应的方式“影响”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动摇美国以军事同盟遏制中国的念头。对中国来说，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少一些军事色彩，少一些针对中国的举动，也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应有之义。在哈里·怀特看来，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比奥巴马更强的战略决心。他认为，如果美国未来还想像过去那样主导亚洲战略秩序，那么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国的战略决心竞争。不过周方银表示：“中国虽然做出了某些‘出其不意’的举动，但并不是想把中美关系搞僵，最终目的是希望与美国达成某种战略上的妥协，让美国真正做到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尊重中国和平发展的意愿。”
　　中国外交上一次成功的“塑造”案例是1990年代末针对东盟的外交。中国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开创了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10年”。中国对东盟外交的“塑造”意识在2013年体现得更加明显。由东盟国家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启动资金仅为4.85亿美元，而东盟国家未来10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每年需投入约600亿美元。在中国国家领导人10月上旬访问东南亚期间，提出加强互联互通并倡导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优先为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在中国提出这一倡议十多天后，东盟秘书长黎良明就应邀访华，商讨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相关事宜。也就是说，中国将向东盟国家提供独立于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金融“公共产品”。 　　在越南学者阮芳看来，中国对自己利用经济影响力塑造东盟外交的能力越来越自信了，中国领导人也抓住了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即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李克强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使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在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阮芳认为，中国的“魅力攻势”在时间点上意义重大，因为东盟主要经济体正面临影响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结构性问题，而且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中国不再是东盟国家出口的竞争者，而成为了它们重要的出口市场。周方银认为，2013年中国的东盟外交成功地摆脱了南海问题的羁绊，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多个领域主动出招，着力塑造中国与东盟互动的新局面。
　　2013年中国外交对周边战略环境的塑造，在南亚和中亚方向也得到了体现。中国的南亚外交因中印领土争端而相对受限，2013年4月中印在争议地区“帐篷对峙”事件的成功解决，以及10月辛格访华期间诞生的《中印边防合作协议》，体现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对印外交上危机管控的意愿和能力。李克强总理5月出访印度期间提出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虽然这一设想在实施基础和发展前景上都还不如中国针对东盟的倡议，但中国这种积极合作的姿态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中印互动中战略竞争的色彩。中亚外交是中国2013年周边外交的另一大亮点。习近平在9月对中亚四国的访问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超越单纯的双边经济领域。而在“10·28”吉普车撞金水桥事件之后一个月，李克强利用出席上合组织总理会议的机会，向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提出尽快建立两国大型合作项目安保机制，合力打击包括“东突”在内的“三股势力”，也体现了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更为进取的姿态。

转变外交思维

　　2013年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外交开局之年，中国除了在周边外交上尽力扭转近年来被动的局面，也在继续拓展与其他主要大国（如德国、俄罗斯）以及新兴国家（如墨西哥、土耳其）、发展中国家（如坦桑尼亚、哥斯达黎加）的关系。
　　周方银表示，中国“大国外交”的思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中国对不确定形势和外部挑战的承受能力明显增强了。“这一点在有关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争议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日本、美国相继做出强烈反应时，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李克强在中东欧访问。这说明中国领导人根本没把美日的反应太当回事。不怕事，体现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思维上的变化，这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外交另一重变化体现在外交手段上。周方银说：“就周边外交来说，一方面，中国对外行为不再避讳使用军事手段这样的强制力；另一方面，也会综合利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对不同国家采取差异化的外交政策。此外，中国还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向周边地区提供‘公共产品’。”针对带有战略合作意义的国家，如巴基斯坦、乌克兰，中国也有意识地去构筑牢固的双边关系。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2013年中国外交，那就是继续重视对美外交但不再紧盯中美关系，而是更注重从中国自身以及地区视角看待和处理周边外交。周方银说：“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真正成为中国外交中独立于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也反映出中国的外交思维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不再以对美外交来稳定周边外交，而是将对美外交与周边外交脱钩，更加强调周边外交的独立性、自主性，以中国自身的实力和手段去稳定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