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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的这本书乃是他的博士论文的修订稿。记得论文最初的题目是《“诗的新批评”在现代中国之建立》，在预答辩的时候有几位老师担心这个说法过新，且有与英美的“新批评”攀比之嫌，所以建议修改为《“诗的文本批评”的中西汇合》，作为最终答辩的题目。我当然理解这个建议的善意——那几位老师其实都很肯定陈越论文的学术贡献，他们的建议只是为了答辩的保险而言。应该承认，“诗的文本批评”之指称显然比较明确，但我私心里还是更喜欢“诗的新批评”那个说法，因为此类诗评的确借鉴了英美的“新批评”，才与中国古典诗学的注解赏析传统划开了清晰的界限，开辟了诗的文本批评的新阶段。倘若折中一下，则“诗的新批评”正是运用现代的诗学观念和批评方法针对“诗的文本”而展开的诗歌批评实践。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此次出版也便恢复了旧题。
诚如陈越所说，这样一种诗的新批评乃是“中西汇合”的产物，只有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可能发生。事实上，胡适、顾颉刚和俞平伯等在“五四”之初即曾热烈讨论过《诗经》诸篇的诗本义，发表了多篇“说诗”的文字。不过那时的他们只是笼统地运用着来自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努力把《诗经》当作纯文学的诗作来解读，而尚无诗的文本批评的方法论之自觉。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两种情况同时发生了：一是新诗坛上有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勃兴，此类新诗含蕴着比较复杂深隐的情思和朦胧含蓄的诗艺，不是一般读者可以一读就懂的，于是也就迫切要求着批评性的解读;二是古典诗词进入大中学讲坛，成为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而由于古典语言的隔阂和诗艺的古雅，年轻的学子们也迫切要求着现代性的导读。正是这两种情况不约而同的交集，共同推动了针对具体诗歌文本的新批评之开展。
开创了这个诗的批评新路的，既有新诗人和批评家，也有致力于古典文学教学的现代学人——事实上这两类人往往是二而一的。比如朱自清和俞平伯就既是初期的新诗人和新诗评论者，后来又成为高校的古典诗歌研究专家。这双重的身份促使他们在致力于诗的文本批评及其方法论的探讨时，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解诗传统，并努力使之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式鉴赏转变为分析性的解读;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现代的诗学观念和诗歌批评方法，尤其是来自英美“新批评派”的诗歌批评方法。恰在此时，英国批评家瑞恰兹（I.A.Richards 1893—1979）正好来华任教于清华、北大、燕京等校。瑞恰兹被公认为英美“新批评派”的奠基人之一{1}，他的批评理论、语义学研究和文本分析方法，很适合于诗歌文本之解读，给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朱自清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以至于叶公超断言：“我相信国内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2}由于叶公超的热情介绍，朱自清也及时地注意到了瑞恰兹的理论和方法，遂努力将瑞恰兹的意义理论和文本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新诗的解读，陆续撰写了《新诗杂话》《诗多义举例》等关于诗歌文本的新批评论著。朱自清又转而推动了他的同事俞平伯和浦江清。我们只要读读俞平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解诗之作《读词偶得》，就不难体会他在传统的鉴赏和训诂之外，显著地加强了诗词语言意味的分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俞平伯在朱自清的热情鼓励下，精心撰写《诗的神秘》一文，堪称诗歌文本“新批评”之开创性的方法论文献。俞平伯承认“诗（词也在内），有一部分人看它永远是很神秘的，类乎符咒”，但新的理论方法的自觉使他自信地宣称：“我们要把诗从神秘之国里夺出，放在自然的基石上，即使有神秘，却是可以分析，可以明白指出的。”又谓诗的神秘“只是诗的复杂微妙幽沉各属性的综合，似乎一时不能了解，却终究可以分析，叙述和说明的”。{1}
进入抗战及40年代，对于诗的文本的“新批评”又有进一步的拓展。此时除朱自清等资深学者外，又有不少年轻学者如林庚、吴世昌、金克木、李广田、邢光祖、吴兴华、程千帆、袁可嘉等陆续加入，并且也出现了专门服务于国文教学的文本批评刊物《国文月刊》《国文杂志》（叶圣陶主持）及《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副刊等……瞩目于诗歌文本的新批评一时蔚然成风，涌现出一批相当出色的成果，如浦江清的《词的讲解》、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吴世昌的《论词的读法》、李广田的《诗的艺术》、吴兴华的《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歌研究中的运用》、程千帆和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2}等，都是诗的文本新批评的杰出论著。其批评对象，则既包括新诗，也有古典诗词，甚至涉及外国诗。比较而言，对古典诗词的新批评最有成效。
在诗歌文本的新批评开展过程中，每个批评者的具体操作方法容或有别，但大的着眼点和方法论是非常一致的，其要旨在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前言里得到了扼要的揭示——
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这些情形，不论文言文、白话文、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样。不过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别是文言诗，也许更难懂些罢了。
我们设“诗文选读”这一栏，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品，帮助青年诸君的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更注意的是要养成他们分析的态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一般的意见将欣赏和了解分成两橛，实在是不妥的。没有透彻的了解，就欣赏起来，那欣赏也许会驴唇不对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响。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的欣赏，一分析诗就没有了。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得细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囵吞枣的读去，所得着的怕只是声调词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③
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思想和学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直觉印象之谈和经验综合之论，而不擅长系统性、学理性的分析。这个共同性影响及于古典的诗歌批评，便是面对诗意比较含蓄以至“神秘”的诗歌文本，古人很乐于坦承“诗无达诂”，于是要么满足于“释事忘义”的训诂性注释，要么满足于诉诸经验直觉的印象性品评，而长期缺乏绵密深入的分析性批评。朱自清等人所开创的“诗的新批评”，则肯认诗歌作为精粹的语言艺术品并非神秘无解，其精微的意味和精妙的艺术仍可通过语言艺术的分析而得以彰显和昌明。他们对新诗与旧诗词文本的精辟分析，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诗是可以分析的语言艺术作品”。这与英美“新批评”对诗的文本批评之立场和方法若合符节，而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语文学传统中的合理因素，如此“中西融合”委实具有开拓中国诗歌批评新时代的重大意义。 然而，很可能因为这种诗的新批评比较注重具体文本的解读，乍一看似乎关涉度不够宏大，理论性也不很鲜明，所以当今学界一直很少关注它的历史和价值。此前只有资深的现代诗歌研究专家孙玉石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此类批评的现代意义，他从1987年开始不断探索，先后撰发了多篇专论，后结集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1}，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创性学术成果，也是迄今唯一的专题论著。按，孙玉石先生所说的“中国现代解诗学”其实就是陈越所谓诗歌文本的“新批评”。孙先生的开创性研究诚然功不可没，但也有明显的局限——只把“解诗学”视为针对新诗的解读性批评，研究视野一直限制在“中国新诗学”的范围里，而未顾及到现代人对古典诗词的解读同样可以纳入中国现代诗学的视野，同样属于诗歌文本的“新批评”之列，甚至比新诗的文本批评更为出色。
正是在借鉴孙玉石先生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陈越的探索更进了一步也更深了一层。陈越自觉超越“中国新诗学”的限制，别具慧眼地从“中国现代诗学”的视野出发，将发生在现代中国的所有运用现代诗学观念和方法来进行的诗歌文本批评——不论其对象是旧诗、新诗还是外国诗——都纳入诗歌文本的“新批评”的考察范围，着力揭示其现代的理论基础、方法特征和具体的批评成就，于是所见更广、所论更深。当然，与此俱来的学术难度也更大了。为此，陈越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辛勤的思考。读博的几年间，陈越埋头穷搜相关文献，补充相关的中外文学知识，思考相关的诗学理论批评问题，终于用数十万字的论文，第一次完整地梳理了“诗的新批评”在现代中国崛起的来龙去脉，深入发掘了此种新批评的理论基础、批评方法和批评实践，让人对诗的新批评潮流的历史和价值获得了全面的认识，这无疑是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陈越穷搜文献的劳绩，可以本书第一章为例，该章对英美新批评在现代中国之传播的梳理可谓集其大成，其中有许多条文献都是陈越首发的。至于陈越对“诗的新批评”成就的分析之深入，则可以本书第四章为例，该章重点讨论了“诗的新批评”在词学领域的展开，乃以俞平伯、浦江清、吴世昌对词的解读为代表，深入发掘其作为诗的新批评的现代意义，具体分析其批评方法的现代性特征，完全超出了一般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视野，而又扎实地弥补了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个盲点，所以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我相信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肯认“诗的新批评”确是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它通过把现代诗歌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之中，为促进中国诗学的现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由此留下了大批值得认真分析和学习的诗学遗产。而陈越此书作为该领域的第一本系统性的研究专著，其原创之功、搜求之劳和开掘之深，委实值得嘉许。
说起来，陈越在本科所学并非文学，只因热爱文学，乃刻苦自修，考入南开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后来又到清华随我读博。他的探讨吴宓、梁实秋等新人文主义者的硕士论文，仔细追溯西方原典，校正流行比附之见，让面试的老师们颇为赞许。也正因为他的英文很好，所以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最初曾想研讨中西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融合问题，后来觉得题目过大，容易失之浮泛，乃将视点集中落实到“诗的文本批评的中西融合”这个专门的诗学问题上，由此锐意探寻，遂有了不少重要的文献发现和渐趋深入的理论思考。陈越的好学苦读在清华中文系是出了名的。读博生活本来就很清苦，陈越又是来自基层的一个穷学生，可他读博期间却节衣缩食，购买复印了大量文学诗学书籍，他的小小宿舍实在无法安顿，我只好把办公室借给他，放了整整一屋子。如此勤学苦读，给陈越的论文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答辩时一下子拿出了三十余万言的论文稿，其厚重度和完成度让汪晖兄在答辩会上当面赞叹说，“陈越的论文是本专业历届同学中唯一真正完成了的博士论文。”论学一向严格的方锡德兄则破例在评议书里赞扬陈越的论文“是本学科近年来罕见的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建议通过答辩后，申报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然而，谦虚朴实的陈越并没有申报这个奖项，毕业后的几年来他仍然孜孜矻矻地继续修改和完善着论文。自然，此前的陈越在学术修养上也有明显的不足，比如对中国古典解诗学传统不很熟悉就是他的论文的一个薄弱环节。如今翻看这个即将出版的修改稿，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和补充。要说这个修改稿的问题，恰恰来自于陈越谦抑的个人性格和严格的学术自律：有些重要人物如叶公超本来可以专写一节的，可是陈越却因为有人论述在先，他便只注明别人的研究而不再详论;有些重要文献本来是陈越先发现的，可是别人后来率先发表了，他就删掉自己而转注别人。在学术上如此过于严格的自律，反倒影响了本书论述叙事的完整性和个人观点的充分表达。这是让我很感可惜的。
陈越毕业已近四年，论文终于要出版了。欣悦之余，乃略为介绍如上，即以此为序吧。
2015年6月10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责任编辑 穆海亮】
诚如陈越所说，这样一种诗的新批评乃是“中西汇合”的产物，只有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可能发生。事实上，胡适、顾颉刚和俞平伯等在“五四”之初即曾热烈讨论过《诗经》诸篇的诗本义，发表了多篇“说诗”的文字。不过那时的他们只是笼统地运用着来自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努力把《诗经》当作纯文学的诗作来解读，而尚无诗的文本批评的方法论之自觉。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两种情况同时发生了：一是新诗坛上有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勃兴，此类新诗含蕴着比较复杂深隐的情思和朦胧含蓄的诗艺，不是一般读者可以一读就懂的，于是也就迫切要求着批评性的解读;二是古典诗词进入大中学讲坛，成为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而由于古典语言的隔阂和诗艺的古雅，年轻的学子们也迫切要求着现代性的导读。正是这两种情况不约而同的交集，共同推动了针对具体诗歌文本的新批评之开展。
开创了这个诗的批评新路的，既有新诗人和批评家，也有致力于古典文学教学的现代学人——事实上这两类人往往是二而一的。比如朱自清和俞平伯就既是初期的新诗人和新诗评论者，后来又成为高校的古典诗歌研究专家。这双重的身份促使他们在致力于诗的文本批评及其方法论的探讨时，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解诗传统，并努力使之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式鉴赏转变为分析性的解读;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现代的诗学观念和诗歌批评方法，尤其是来自英美“新批评派”的诗歌批评方法。恰在此时，英国批评家瑞恰兹（I.A.Richards 1893—1979）正好来华任教于清华、北大、燕京等校。瑞恰兹被公认为英美“新批评派”的奠基人之一{1}，他的批评理论、语义学研究和文本分析方法，很适合于诗歌文本之解读，给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朱自清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以至于叶公超断言：“我相信国内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2}由于叶公超的热情介绍，朱自清也及时地注意到了瑞恰兹的理论和方法，遂努力将瑞恰兹的意义理论和文本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新诗的解读，陆续撰写了《新诗杂话》《诗多义举例》等关于诗歌文本的新批评论著。朱自清又转而推动了他的同事俞平伯和浦江清。我们只要读读俞平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解诗之作《读词偶得》，就不难体会他在传统的鉴赏和训诂之外，显著地加强了诗词语言意味的分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俞平伯在朱自清的热情鼓励下，精心撰写《诗的神秘》一文，堪称诗歌文本“新批评”之开创性的方法论文献。俞平伯承认“诗（词也在内），有一部分人看它永远是很神秘的，类乎符咒”，但新的理论方法的自觉使他自信地宣称：“我们要把诗从神秘之国里夺出，放在自然的基石上，即使有神秘，却是可以分析，可以明白指出的。”又谓诗的神秘“只是诗的复杂微妙幽沉各属性的综合，似乎一时不能了解，却终究可以分析，叙述和说明的”。{1}
进入抗战及40年代，对于诗的文本的“新批评”又有进一步的拓展。此时除朱自清等资深学者外，又有不少年轻学者如林庚、吴世昌、金克木、李广田、邢光祖、吴兴华、程千帆、袁可嘉等陆续加入，并且也出现了专门服务于国文教学的文本批评刊物《国文月刊》《国文杂志》（叶圣陶主持）及《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副刊等……瞩目于诗歌文本的新批评一时蔚然成风，涌现出一批相当出色的成果，如浦江清的《词的讲解》、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吴世昌的《论词的读法》、李广田的《诗的艺术》、吴兴华的《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歌研究中的运用》、程千帆和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2}等，都是诗的文本新批评的杰出论著。其批评对象，则既包括新诗，也有古典诗词，甚至涉及外国诗。比较而言，对古典诗词的新批评最有成效。
在诗歌文本的新批评开展过程中，每个批评者的具体操作方法容或有别，但大的着眼点和方法论是非常一致的，其要旨在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前言里得到了扼要的揭示——
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这些情形，不论文言文、白话文、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样。不过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别是文言诗，也许更难懂些罢了。
我们设“诗文选读”这一栏，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品，帮助青年诸君的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更注意的是要养成他们分析的态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一般的意见将欣赏和了解分成两橛，实在是不妥的。没有透彻的了解，就欣赏起来，那欣赏也许会驴唇不对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响。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的欣赏，一分析诗就没有了。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得细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囵吞枣的读去，所得着的怕只是声调词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③
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思想和学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直觉印象之谈和经验综合之论，而不擅长系统性、学理性的分析。这个共同性影响及于古典的诗歌批评，便是面对诗意比较含蓄以至“神秘”的诗歌文本，古人很乐于坦承“诗无达诂”，于是要么满足于“释事忘义”的训诂性注释，要么满足于诉诸经验直觉的印象性品评，而长期缺乏绵密深入的分析性批评。朱自清等人所开创的“诗的新批评”，则肯认诗歌作为精粹的语言艺术品并非神秘无解，其精微的意味和精妙的艺术仍可通过语言艺术的分析而得以彰显和昌明。他们对新诗与旧诗词文本的精辟分析，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诗是可以分析的语言艺术作品”。这与英美“新批评”对诗的文本批评之立场和方法若合符节，而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语文学传统中的合理因素，如此“中西融合”委实具有开拓中国诗歌批评新时代的重大意义。 然而，很可能因为这种诗的新批评比较注重具体文本的解读，乍一看似乎关涉度不够宏大，理论性也不很鲜明，所以当今学界一直很少关注它的历史和价值。此前只有资深的现代诗歌研究专家孙玉石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此类批评的现代意义，他从1987年开始不断探索，先后撰发了多篇专论，后结集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1}，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创性学术成果，也是迄今唯一的专题论著。按，孙玉石先生所说的“中国现代解诗学”其实就是陈越所谓诗歌文本的“新批评”。孙先生的开创性研究诚然功不可没，但也有明显的局限——只把“解诗学”视为针对新诗的解读性批评，研究视野一直限制在“中国新诗学”的范围里，而未顾及到现代人对古典诗词的解读同样可以纳入中国现代诗学的视野，同样属于诗歌文本的“新批评”之列，甚至比新诗的文本批评更为出色。
正是在借鉴孙玉石先生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陈越的探索更进了一步也更深了一层。陈越自觉超越“中国新诗学”的限制，别具慧眼地从“中国现代诗学”的视野出发，将发生在现代中国的所有运用现代诗学观念和方法来进行的诗歌文本批评——不论其对象是旧诗、新诗还是外国诗——都纳入诗歌文本的“新批评”的考察范围，着力揭示其现代的理论基础、方法特征和具体的批评成就，于是所见更广、所论更深。当然，与此俱来的学术难度也更大了。为此，陈越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辛勤的思考。读博的几年间，陈越埋头穷搜相关文献，补充相关的中外文学知识，思考相关的诗学理论批评问题，终于用数十万字的论文，第一次完整地梳理了“诗的新批评”在现代中国崛起的来龙去脉，深入发掘了此种新批评的理论基础、批评方法和批评实践，让人对诗的新批评潮流的历史和价值获得了全面的认识，这无疑是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陈越穷搜文献的劳绩，可以本书第一章为例，该章对英美新批评在现代中国之传播的梳理可谓集其大成，其中有许多条文献都是陈越首发的。至于陈越对“诗的新批评”成就的分析之深入，则可以本书第四章为例，该章重点讨论了“诗的新批评”在词学领域的展开，乃以俞平伯、浦江清、吴世昌对词的解读为代表，深入发掘其作为诗的新批评的现代意义，具体分析其批评方法的现代性特征，完全超出了一般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视野，而又扎实地弥补了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个盲点，所以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我相信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肯认“诗的新批评”确是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它通过把现代诗歌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之中，为促进中国诗学的现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由此留下了大批值得认真分析和学习的诗学遗产。而陈越此书作为该领域的第一本系统性的研究专著，其原创之功、搜求之劳和开掘之深，委实值得嘉许。
说起来，陈越在本科所学并非文学，只因热爱文学，乃刻苦自修，考入南开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后来又到清华随我读博。他的探讨吴宓、梁实秋等新人文主义者的硕士论文，仔细追溯西方原典，校正流行比附之见，让面试的老师们颇为赞许。也正因为他的英文很好，所以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最初曾想研讨中西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融合问题，后来觉得题目过大，容易失之浮泛，乃将视点集中落实到“诗的文本批评的中西融合”这个专门的诗学问题上，由此锐意探寻，遂有了不少重要的文献发现和渐趋深入的理论思考。陈越的好学苦读在清华中文系是出了名的。读博生活本来就很清苦，陈越又是来自基层的一个穷学生，可他读博期间却节衣缩食，购买复印了大量文学诗学书籍，他的小小宿舍实在无法安顿，我只好把办公室借给他，放了整整一屋子。如此勤学苦读，给陈越的论文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答辩时一下子拿出了三十余万言的论文稿，其厚重度和完成度让汪晖兄在答辩会上当面赞叹说，“陈越的论文是本专业历届同学中唯一真正完成了的博士论文。”论学一向严格的方锡德兄则破例在评议书里赞扬陈越的论文“是本学科近年来罕见的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建议通过答辩后，申报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然而，谦虚朴实的陈越并没有申报这个奖项，毕业后的几年来他仍然孜孜矻矻地继续修改和完善着论文。自然，此前的陈越在学术修养上也有明显的不足，比如对中国古典解诗学传统不很熟悉就是他的论文的一个薄弱环节。如今翻看这个即将出版的修改稿，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和补充。要说这个修改稿的问题，恰恰来自于陈越谦抑的个人性格和严格的学术自律：有些重要人物如叶公超本来可以专写一节的，可是陈越却因为有人论述在先，他便只注明别人的研究而不再详论;有些重要文献本来是陈越先发现的，可是别人后来率先发表了，他就删掉自己而转注别人。在学术上如此过于严格的自律，反倒影响了本书论述叙事的完整性和个人观点的充分表达。这是让我很感可惜的。
陈越毕业已近四年，论文终于要出版了。欣悦之余，乃略为介绍如上，即以此为序吧。
2015年6月10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责任编辑 穆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