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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年来，美国一直绝对主导着全球网络治理的基本格局和走势。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互联网、网络治理的价值主张和政策偏好，将极大影响美国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进而影响到全球网络治理的基本格局、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势。从特朗普百日新政与全球网络治理相关的举措可以看出，美国在互联网领域长期遵循的“自由、繁荣、安全”等价值观和主张必将遭到冲击、扰乱和动摇；美国在全球网络治理中的领导权将被削弱；特朗普对于主权优先的热爱与中国主张不谋而合，中美在全球网络治理方面的冲突将大大减少。面对特朗普“美国优先”而腾出的国际空间，中国要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方式，站在全球视野参与甚至主导全球网络空间的议程设置，尽早为这一全新的“命运共同体”建立行之有效的全球性准则。
【关键词】特朗普 百日新政 全球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2.009
美国历届政府对全球网络治理的影响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主张主权国家政府不应该主导全球网络治理，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是网络治理的最佳模式，但是，这么多年来，作为互联网的创始国，美国一直绝对主导着全球网络治理的基本格局和走势，其中，美国政府是真正的主导性力量。直到2016年10月1日，ICANN管理权才正式从美国政府移交到多利益相关方机构手中。尽管如此，在未来很多年之内，美国政府都将是主导全球网络治理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其对互联网以及网络治理的价值主张和政策偏好，将极大影响美国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进而影响到全球网络治理的基本格局、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势。
鉴于美国对于互联网诞生的历史作用，以及强大的技术、研发和资金等优势，美国一直牢牢地把控着国际互联网的“控制权”。克林顿时期（1993～2001年）是全球网络治理架构的确立时期。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抛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战略，试图主宰各国未来的信息资源。为避免在信息时代落入被动挨打局面，各国迅速启动了各自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1994年也是网络浏览器引爆流行的一年，市场化力量与政治力量相互耦合，共同推动了互联网的快速起飞。1993～1995年这3年间，互联网建设热潮席卷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全球互联网络初具雏形。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络的商业化对之前由美国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一手把持的域名管理体系带来了冲击和挑战。NSI自1995年起开始向域名申请收费，并且试图对其所维护的域名数据库主张知识产权权利，其从域名注册中获得的巨额利润更是引来了国际社会的非议和美国司法部及欧盟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而美国垄断式的管理方式也很快招致包括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网络用户等在内的相关行为体的广泛批评和强烈的改革呼声。为了阻止越來越多的多边控制主张，克林顿政府决定将权力移交给私营部门ICANN——一个非盈利的基于共识的多利益相关方机构，来管理互联网域名和地址资源。该治理模式的权力分配是这样的：美国商务部于1998年从美国国防部继承了对域名根区域文件修改的权力；ICANN通过合同授权给域名登记机构管理顶级域名；域名登记机构则通过同样的契约关系与域名注册公司合作。从本质上看，这一机构仍然处于美国的高度监管之下，由于ICANN的创建，克林顿政府也更加肯定了多利益相关方的互联网治理模式。自1998年10月ICANN取代个别技术专家管理互联网以来，互联网治理以ICANN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迄今未有改变。因此，有关互联网治理模式的争议和演变，基本上都围绕着ICANN展开。
在小布什时期（2001～2009年），关于全球网络治理权力的争夺开始白热化。美国在设立ICANN时强调的逐步退出网络管理的承诺并未实现，而2001年上台的小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更增强了互联网络应当不受单边政府行为控制的普遍共识。①因此，在国际电信联盟（ITU）及其成员国的推动下，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2003～2005年）召开，以深入广泛地讨论全球网络治理的改革与发展。美国、欧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谁来管理互联网的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2005年6月30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称：美国政府将继续拥有对ICANN的全权，并且宣布美国商务部将无限期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推翻了1998年所作承诺，引起欧盟国家强烈不满。最终于突尼斯峰会前夜，美欧双方为避免矛盾激化，导致正面冲突，互相做出“让步”。欧盟同意由ICANN及美国政府继续管理互联网关键资源。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同意召开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各国政府可以在论坛上讨论互联网政策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然而由于IGF不具有决策力，事实上美国没有作出真正让步。
奥巴马时期（2009～2017年），美国终于完成了ICANN管理权的移交。由于2013年斯诺登事件的曝光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压力，2014年3月14日，美国商务部终于宣布放弃ICANN的控制权，但明确拒绝由联合国或其他政府间组织接管，只同意由ICANN董事会与全球“多利益攸关方”讨论接管问题。美国媒体纷纷发出“美国在互联网领域投降了”的哀嚎，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放弃对ICANN的控制，给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提供了控制互联网形态及运作的可乘之机。但最终在奥巴马任期的末尾，ICANN管理权成功从美国政府移交到多利益相关方手中。
在特朗普的百日新政期间，美国智库CSIS和ITFT都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未来网络政策方面的战略建议报告。CSIS提出的网络安全举措性建议仍然延续一贯的基本诉求：建立一套安全而稳定的数字化环境，用以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保护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实现这些目标的相关要求亦基本保持不变：以白宫为核心选定中央领导方向，建立并实施全面的协调性方法，并真正将网络安全保障机制贯彻到各个不同机构当中。ITFT则在创新和竞争、IT和数据、电信宽带、贸易和全球化等方面提出了更为具体的、需要新政府足够重视的科技政策建议。② 在特朗普零散的网络相关举措中，移民禁令遭到了美国国内尤其是科技界的广泛批评和抗议。硅谷的技术人员们发起运动，承诺不会用任何方式帮助政府建立一个穆斯林的注册表或驱逐移民。随着公众对科技首席执行官的压力越来越大，苹果、谷歌和优步都表示他们将拒绝为穆斯林注册机构的建设做贡献，而且公众自斯诺登事件以来对隐私保护的疑虑随着特朗普的当选更为膨胀，这也导致了技术人员们组织起来巩固影响力的各种努力。比如今年的网络自由节是西班牙科技活动的年度盛会，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包括推特和脸谱网等公司都积极参与。③IGP的穆勒撰文嚴厉批评特朗普反全球化的冲动，以及“特朗普们”对科技和技术世界的无知甚至是根本上的敌对态度，因为该行业的人才流动对于全球互联网治理有着重大的意义，并警告如果美国社会陷入了保护性壁垒，美国将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开放的全球互联网的政治或意识形态领袖。④甚至保守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也批评特朗普“提出了一个只能被（已经很宽容地）形容为不完整的、迅速起草的、未精制的、没有通过跨部门的、不曾深思熟虑的行政命令，这使他本人看起来像个蠢驴，他的政策看起来反复无常”。⑤
另外特朗普任用强硬派阿基特·帕伊（Ajit Pai）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全面推翻奥巴马的互联网和电信政策，包括隐私政策，引发美国网民群情激奋。帕伊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从制造到治理，都需要可靠的、廉价的、世界级的数据传输”，但人们担心这会使运营商更加强大和为所欲为。包括违背网络中立原则，撤销所有针对“零费率”服务的调查，允许网络供应商不经用户允许随意收集用户隐私，被认为是对互联网的“多重暴击”。⑥
4月29日，特朗普首个执政100天期满，其“百日新政”在兑现竞选承诺上基本上被视为失败，尤其在公众强烈关注的网络政策领域也留下了诸多疑问，⑦如网络安全行政令为何迟迟不发布，如何处理产业部、立法者和各政府机构官员的角色，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是否要纳入选举系统，等等。但也有人认为美国完善的三权分立体制很好地抵御了“特朗普总统”这个概念所带来的冲击，而特朗普未来的施政也将继续受到这个政治体制的约束，更可能的结果是，特朗普将来的政策措施将更多受到华盛顿主流政治力量（尤其是共和党建制派）的影响。⑧
因此，我们也不必高估特朗普的影响，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主导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九龙治水”各相关部门已经形成强大的建制派力量，有着成熟的机制和利益取向，包括军方、国务院、白宫等各有强大的塑造力和利益主张。加上长期塑造和决定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自下而上的商业力量，比如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Facebook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与过去相比，更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同时，还有主导美国政府的强大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美国政府一贯坚持的价值观，包括对于数字权益保护的基本共识，认可现实社会基本的人权、自由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都应该会自然延伸到网络空间。今天，网络空间的确冲击着社会治理和国际秩序，紧密维系着国家利益，特朗普也必须服从大局。
从特朗普“百日新政”看，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回归主流政治轨道，逐渐受到美国外交“建制派”的认可。
当然，作为一个敢于作为的一国之主，特朗普的力量依然不可忽视，他对互联网治理的影响、干扰甚至阻碍是显而易见的。时不时出现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惊人之举，也是正常的。这个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加上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总统，因此，不确定是当前唯一确定的事情，我们不必盲目悲观，也不必盲目乐观。
特朗普百日新政对全球网络治理的影响
特朗普百日新政与全球网络治理相关的一系列举措主要有以下内容。
特朗普网络空间战略服从于国家整体大战略。特朗普就职当天，白宫网站公布新政府六大政策目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第一外交政策”以及“让美国军队再次强大”这两大目标。追求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实力谋求和平”，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在该整体战略指导之下，特朗普的网络空间战略也会趋向于更为积极。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曾发表关于网络安全的观点，认为美国的网络安全能力已过时，并正在落后于其他国家。重点提出加强保护措施以应对中国黑客，提出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窃取采取零容忍政策，声称回应将会是迅速的、强大的、明确的，并表示愿意将网络攻击作为美国军事战略的一部分。⑨
虽然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具体网络安全政策和网络治理主张未明确，战略不明朗，但是，特朗普执政整体的优先事项已经基本明确：那就是国家安全和主权、经济民族主义以及一定程度上解构现有的行政体系与规则。这也将成为其网络治理方面的基本取向。从上台至今，特朗普已经充分表达了其“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高举“主权”大旗。组织上，特朗普于2016年12月27日，提名托马斯·博塞特（Thomas P. Bossert）⑩出任其新内阁国土安全与反恐助理，而且新政府把国土安全助理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层级，显示出特朗普对国土安全的重视。根据特朗普在苹果手机解密案件过程中的态度，他在国家安全与公民隐私之间抉择时，会更强调国家安全。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他打算使用现代技术的能力来定位他认为不可取的目标群体，在竞选活动中，他发誓要创建一个数据库来监控全国的穆斯林。自上任以来，他已下令政府大幅扩大对边境移民的监视。甚至美国《世界日报》于2017年4月5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研拟一项影响深远的“严审（extreme vetting）”计划，今后入境美国的外国旅客可能会被迫交出手机和社交媒体帐户与密码，并要回答意识形态的问题。
目前特朗普网络安全和网络治理的团队并未就绪，成员队伍更是不齐整。除了博赛特将是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白宫高级官员外，主要人员还有2017年1月任命的网络安全顾问、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负责就网络安全组建的企业家团队的联络工作，向特朗普介绍网络安全问题和解决方案，但这一团队的名称和朱利亚尼的具体职务却并没有说明。同月，特朗普还任命强硬派阿基特·帕伊（Ajit Pai）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开始全面推翻奥巴马的互联网和电信政策。曾是网络安全公司执行官的斯坦曼（Joshua Steinman）接替此前加入网络威胁联盟的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和网络安全协调员丹尼尔（Michael Daniel）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网络安全协调员。乔伊斯（Robert Joyce）则成为新的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员，他曾负责国家安全局的黑客分工。而2月特朗普解雇了奥巴马任命的白宫首席信息安全官科里·路易，继任者并没有就位。美国网络司令部主管人员也还没有变动。特朗普在建立网络安全和网络治理团队时，已经大范围地向政府外寻找人才，但是否能将这些私营部门的成员与拥有政府经验的成员结合起来，形成真正的合作还有待观察。 迄今网络相关的新闻与举措都是碎片化的，政策和战略思路很不成体系，甚至有点被特朗普严重怠慢。特朗普曾声称“要让美国真正安全起来，我们必须把网络安全放到首要位置”，然而百日新政期间，特朗普执政重点主要放在重建军队、终止非法移民和重振经济信心上。本预计于1月31日签署的网络安全行政令，当日无缘由被取消，此后特朗普转而提出90天内评估联邦IT基础设施安全的全面计划，但期限过去后计划还是没出，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只有新任网络安全协调员Joyce在乔治城大学的网络参与国际会议上解释称已准备签署，但需要寻找合适的新闻时机来发布。根据泄露出来的行政令草案内容，行政令总体上是对奥巴马政府的继承与发展，然而这却与特朗普新任的FCC主席否定网络中立原则的激进政策背道而驰。因此，目前还无法通过特朗普这些碎片化的网络相关举措来确定其整体网络战略思想。
2017年5月11日，拖延数月之后，特朗普终于签署了网络安全行政命令，强行制定一套标准，并使每个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对安全负责；下令对美国的数字防御系统进行全面审查，并且开始征召科技行业的网络安全专家；更仔细地审查政府在计算机和技术上的开支情况，同时制定一些新政策来阻止其他国家针对美国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审查还涉及到国防部的网络安全举措以及国防部应对供应链威胁的方式。特朗普更加关注自身安全建设的务实态度，使得过去一直在网络安全方面奉行积极防御甚至进攻性的威慑战略思想的主流精英感到失望。但是，这无疑有助于全球网络安全关系走向更加理性，有利于展开更多务实合作。
特朗普不考虑政治正确，对隐私保护的意识极其淡漠。在2016年2月的苹果手机解密案中，美国法院下令要求苹果公司协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解锁”圣伯纳迪诺枪击案嫌犯手机，苹果公司拒不服从，而特朗普对此则是公开呼吁抵制苹果手机。2017年4月3日，特朗普签署决议，废除了FCC针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提出的隐私规则，正式推翻了奥巴马政府时代制定的隐私政策，允许网络供应商不经用户允许即可随意收集用户隐私。
华盛顿智库和精英中很多人对特朗普竞选时做出的外交、安全许诺能否兑现持怀疑态度，有人还给其贴上了“不确定”标签，认为这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特征。对于特朗普的网络政策，从团队及组织机构的构建和变动、网络安全行政令何时兑现，到推进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新举措、数据隐私法律的改变、如何对待网络安全上的中美关系等，人们也仍抱有诸多的疑问。?
从迄今为止特朗普本人对全球网络治理的态度来看，特朗普政府与之前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等几届政府的确存在极大不同，包括与主流政治精英和美国一贯的全球网络治理主张，有着太多改弦更张的地方。最典型的就是特朗普对2016年10月1日ICANN管理权移交的态度和阻挠行为。当时，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竭力阻挠将ICANN管理权从美国政府手中移交到私有的多利益相关方机构，甚至认为互联网域名管理功能是美国政府的资产。可以想象，如果移交事宜一旦拖延到特朗普上台，就肯定成为不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惊险的事情。所以，未来可能出现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过去特朗普团队认为“美国创建、开发，并将互联网扩大到全球”，接下来特朗普如果蛮横不讲理，认为互联网是美国的，而不是世界的，那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混乱。美国布朗大学的法律和政策学术主任蒂莫西·埃德加（Timothy Edgar）在特朗普当选后就曾撰文称，特朗普可以在响应国家安全危机时关闭美国互联网，因为法律允许他这么做，该说法一出即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和担忧。
特朗普政府对全球网络治理未来态势的影响
从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各种表现来看，他能够娴熟地使用网络空间策略：以社交媒体、网站、智能手机直接面向选民和公众，以大数据的分析、定位和定向宣传为支撑，同时还辅以黑客、维基解密、假新闻等隐蔽战线的斗争，最终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互联网选举”?的美国总统。尤其是，特朗普之所以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以一种其他任何总统候选人都未曾使用过的方式利用了社交媒体，他将社交媒体作为和美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直接沟通的渠道，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了全球动员，并一直主宰着Facebook和Twitter上的谈话。然而特朗普本人并不真正热爱、熟悉互联网本身，?也基本没有系统性的网络空间的新思维新智慧，甚至，其政策主张中不乏背离互联网精神的“反互联网”的特点。通过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言论以及上台之后百日新政的举措，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初步研判：
美国自身的网络治理主张。美国政府一贯的网络治理主张、机制策略和对外政策必将受到极大冲击。虽然特朗普不可能颠覆美国原来的基本路线，进行彻底的改弦更张。但是，他对美國在互联网领域长期遵循的“自由、繁荣、安全”等一贯的价值和主张，造成明显的冲击、扰乱和动摇，是显而易见的。
特朗普上台之后掀起的政治运动，其核心信念就是美国优先，将“国家安全和主权”放在首位。所以，过去中美之间最针锋相对的“网络主权”反而与他的理念不谋而合。我们甚至要担心，特朗普有可能将“网络主权”推向极端，走向更加封闭。“没有所谓的国际歌、国际货币、国际旗这样的东西，我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不代表全球。”不知道特朗普接下来是否还承认一个国际的互联网？无论是特朗普以后只关心美国自己国家的互联网，或者干脆认为整个互联网就是美国的，无论哪一种，都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国际网络治理方面。美国在全球网络治理中的领导权将被削弱。过去全球网络治理基本上依靠美国一家独大的垄断性权力建构和塑造了今天的全球格局和基本秩序。特朗普政府必将部分放弃或者淡出美国政府的国际网络治理的中心地位，类似希拉里期间高举网络自由大旗的政治化和奥巴马第二任期以网络威慑为核心的进攻性明显的军事化，不可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再现。
增大了全球网络治理达成共识的难度。当下，网络空间最大的威胁就是缺乏全球性的共识和普遍规则，全球治理机制日趋碎片化，使得作为法外之地的网络空间走向越来越失序。只有以更具国际社会共识的国际法来替代原始的丛林法则，才可能有效建立全球网络秩序。而事实上，早在2013年，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已经在第三届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GGE）达成的最后报告中确认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适用于网络空间。特朗普政府对于联合国、WTO等过去最为重要的多边机制持强烈的否定态度，这就加大了各国就全球网络空间达成一致的困难程度。 作为外交政策的务实主义者，特朗普对贸易壁垒很敏感也很在意，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程度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数字贸易的市场准入以及各种贸易壁垒，都可能会成为触发他特别关注和行动的潜在引爆点。
当然特朗普上台也带来了积极的一面。特朗普果断废止TPP，使得全球各国因为信息和数据自由流动的高标准而引发的全面冲突暂时得到平息，尤其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特朗普政府使得美国政府一贯的斗争思维降低，增加了合作空间和合作机会。因此，发展中国家力量在全球网络治理中的话语权将会得到提升。
中美关系方面。首先，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一直主张的网络主权理念，将越来越成为国际共识，包括特朗普本人也持此观点。过去中美围绕网络自由和网络主权针锋相对的较劲，将出现戏剧性变化。特朗普对于主权优先的热爱更与中国主张不谋而合，使得中美长期最不可妥协的冲突点得以化解。
其次，中美在全球网络治理方面的冲突将大大减少。正如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总裁布鲁斯·麦康纳所说，“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比较务实，所以对外政策也可能会更加实用主义，特朗普可能会针对网络安全设置一些互联网防御政策，甚至是推翻之前的政策”。尤其是中美过去在网络治理方面一直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较量，特朗普很不热衷，双方矛盾和紧张可以大大缓解。布鲁斯对特朗普的评价是“比较务实”，所以可能会更少干涉他国内政，这可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针对互联网治理，中美两国的互联网治理工作和特朗普总体的执政趋势相吻合，中美关系如何演进，中美互联网治理也会如何演进，互联网之间的对话也会更多。“我想会是有机遇的，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亮点。”
第三，有利于中国力量的崛起，中国将在全球网络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作为全球互联网的强国之一，中国在网络空间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会因为美国的全面退却而迅速脱颖而出。
当然，由于网络空间本身涉及越来越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特朗普政府在网络空间的博弈方面，不可能真正放弃这个优势格外突出的主战场。
对策与结论
面对特朗普“美国优先”而腾出的国际空间，中国需要学会更加主动、积极的行为方式。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明晰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和主要利益关切点，明晰我们的国际责任感和使命感，善于站在全球视野参与甚至制定主导全球网络空间的新的议程设置，尽早为网络空间这一全新的“命运共同体”建立有效的全球性准则。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要将全球互联网引向反全球化的封闭之路，那么，既不符合中国利益，也不符合全球利益。这种背景下，就需要中国当仁不让地扛起互联网开放的全球化大旗。在具体的政策和对策上，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积极有为：
首先，进一步认清形势。过去，欧美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治理以及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机制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下一个30亿网民的入场和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崛起，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于未来网络治理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加大，中国应该有全新的视野和格局审视全球网络治理的未来趋势。
其次，根据新时期全球网络治理的新动态和新格局，配合中国发展战略以及“一带一路”等倡议，制定中国参与国际网络治理的5年、10年等中长期战略。
第三，走出长期以来多方模式（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与多边模式二元对立的误区，认识到两种模式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是“与”的关系而不是“或”的关系。两种模式不应该厚此薄彼，更不能非此即彼，而应该双管齐下，双轮驱动。
第四，在政府主导下，加大力度建设网络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快速动员和鼓励高校和智库的专家学者、企业界以及技术社群等力量，快速扩大中国网络治理的研究队伍。改变目前青黄不接的小圈子状况，从计算机、网络空间安全、传播学、法学、国际关系和公共管理等多领域开展网络治理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形成越来越雄厚的网络治理人才培养机制。
第五，由中央网信办牵头，调动社会智库、高校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制定全面参与国际网络治理的国家战略，积极持续、系统地参与ICANN、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伦敦进程、塔林手册等现有重要的国际平台和对话机制，发出与网络强国相适应的声音，逐步形成与国家实力相适应的话语权。
第六，中国学界要更具有全球视野，走出本土局限，积极融入，成为全球网络治理重要的理论创新力量，系统总结全球和中国互联網、网络治理的演进历程和实践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同行认可的网络治理理论体系，创新和丰富现有理论，走出中国学者在全球网络治理领域只是“二传手”和“跟随者”的尴尬境地。
第七，更加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和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等组织和活动，改变当下仅有政府部门参与的单一格局，引导国内更多一流的专家学者参与，同时有效推进和助力联合国在全球网络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八，将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从中国政府单方面主导改革成开放式的各国参与的真正的国际化平台，除了主权国家之外，更要广泛吸纳世界各国的智库、学者、技术专家和网络社群等非政府力量的参与，真正成为能够与ICANN和IGF影响力相当的全球第三大互联网治理活动平台。
第九，充分用好中美高级网络对话平台，体现双方的务实精神，在打击网络犯罪、防范网络攻击以及打击网络恐怖主义方面，中美之间形成高效率的合作机制，奠基中美网络安全合作坚实的基础，成为国家之间网络空间深度合作的典范。
第十，走出狭隘的网络治理的观念局限，认识到创新、发展和繁荣是网络治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网络治理绝不仅仅是传统的如何管理的问题，只有发展才是网络空间实力、安全和秩序的根本保障。
总之，互联网是中国的国运。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在应用和产业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跻身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行列。而今，在全球网络治理方面，我们又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势抓住这个机遇，不就此错失一个时代。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微信传播的特点与功能研究”和浙江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网络媒体技术科技创新团队”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3BXW042、2011R50019；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帅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注释
刘杨钺：《全球网络治理机制：演变、冲突与前景》，《国际论坛》，2012年第1期。
ITIF， Tech Policy To-Do List， April 2017， http：//www2.itif.org/2017-tech-policy-to-do-list.pdf？mc_cid=f3a64d1709
【关键词】特朗普 百日新政 全球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2.009
美国历届政府对全球网络治理的影响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主张主权国家政府不应该主导全球网络治理，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是网络治理的最佳模式，但是，这么多年来，作为互联网的创始国，美国一直绝对主导着全球网络治理的基本格局和走势，其中，美国政府是真正的主导性力量。直到2016年10月1日，ICANN管理权才正式从美国政府移交到多利益相关方机构手中。尽管如此，在未来很多年之内，美国政府都将是主导全球网络治理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其对互联网以及网络治理的价值主张和政策偏好，将极大影响美国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进而影响到全球网络治理的基本格局、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势。
鉴于美国对于互联网诞生的历史作用，以及强大的技术、研发和资金等优势，美国一直牢牢地把控着国际互联网的“控制权”。克林顿时期（1993～2001年）是全球网络治理架构的确立时期。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抛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战略，试图主宰各国未来的信息资源。为避免在信息时代落入被动挨打局面，各国迅速启动了各自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1994年也是网络浏览器引爆流行的一年，市场化力量与政治力量相互耦合，共同推动了互联网的快速起飞。1993～1995年这3年间，互联网建设热潮席卷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全球互联网络初具雏形。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络的商业化对之前由美国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一手把持的域名管理体系带来了冲击和挑战。NSI自1995年起开始向域名申请收费，并且试图对其所维护的域名数据库主张知识产权权利，其从域名注册中获得的巨额利润更是引来了国际社会的非议和美国司法部及欧盟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而美国垄断式的管理方式也很快招致包括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网络用户等在内的相关行为体的广泛批评和强烈的改革呼声。为了阻止越來越多的多边控制主张，克林顿政府决定将权力移交给私营部门ICANN——一个非盈利的基于共识的多利益相关方机构，来管理互联网域名和地址资源。该治理模式的权力分配是这样的：美国商务部于1998年从美国国防部继承了对域名根区域文件修改的权力；ICANN通过合同授权给域名登记机构管理顶级域名；域名登记机构则通过同样的契约关系与域名注册公司合作。从本质上看，这一机构仍然处于美国的高度监管之下，由于ICANN的创建，克林顿政府也更加肯定了多利益相关方的互联网治理模式。自1998年10月ICANN取代个别技术专家管理互联网以来，互联网治理以ICANN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迄今未有改变。因此，有关互联网治理模式的争议和演变，基本上都围绕着ICANN展开。
在小布什时期（2001～2009年），关于全球网络治理权力的争夺开始白热化。美国在设立ICANN时强调的逐步退出网络管理的承诺并未实现，而2001年上台的小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更增强了互联网络应当不受单边政府行为控制的普遍共识。①因此，在国际电信联盟（ITU）及其成员国的推动下，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2003～2005年）召开，以深入广泛地讨论全球网络治理的改革与发展。美国、欧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谁来管理互联网的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2005年6月30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宣称：美国政府将继续拥有对ICANN的全权，并且宣布美国商务部将无限期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推翻了1998年所作承诺，引起欧盟国家强烈不满。最终于突尼斯峰会前夜，美欧双方为避免矛盾激化，导致正面冲突，互相做出“让步”。欧盟同意由ICANN及美国政府继续管理互联网关键资源。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同意召开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各国政府可以在论坛上讨论互联网政策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然而由于IGF不具有决策力，事实上美国没有作出真正让步。
奥巴马时期（2009～2017年），美国终于完成了ICANN管理权的移交。由于2013年斯诺登事件的曝光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压力，2014年3月14日，美国商务部终于宣布放弃ICANN的控制权，但明确拒绝由联合国或其他政府间组织接管，只同意由ICANN董事会与全球“多利益攸关方”讨论接管问题。美国媒体纷纷发出“美国在互联网领域投降了”的哀嚎，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放弃对ICANN的控制，给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提供了控制互联网形态及运作的可乘之机。但最终在奥巴马任期的末尾，ICANN管理权成功从美国政府移交到多利益相关方手中。
在特朗普的百日新政期间，美国智库CSIS和ITFT都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未来网络政策方面的战略建议报告。CSIS提出的网络安全举措性建议仍然延续一贯的基本诉求：建立一套安全而稳定的数字化环境，用以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保护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实现这些目标的相关要求亦基本保持不变：以白宫为核心选定中央领导方向，建立并实施全面的协调性方法，并真正将网络安全保障机制贯彻到各个不同机构当中。ITFT则在创新和竞争、IT和数据、电信宽带、贸易和全球化等方面提出了更为具体的、需要新政府足够重视的科技政策建议。② 在特朗普零散的网络相关举措中，移民禁令遭到了美国国内尤其是科技界的广泛批评和抗议。硅谷的技术人员们发起运动，承诺不会用任何方式帮助政府建立一个穆斯林的注册表或驱逐移民。随着公众对科技首席执行官的压力越来越大，苹果、谷歌和优步都表示他们将拒绝为穆斯林注册机构的建设做贡献，而且公众自斯诺登事件以来对隐私保护的疑虑随着特朗普的当选更为膨胀，这也导致了技术人员们组织起来巩固影响力的各种努力。比如今年的网络自由节是西班牙科技活动的年度盛会，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包括推特和脸谱网等公司都积极参与。③IGP的穆勒撰文嚴厉批评特朗普反全球化的冲动，以及“特朗普们”对科技和技术世界的无知甚至是根本上的敌对态度，因为该行业的人才流动对于全球互联网治理有着重大的意义，并警告如果美国社会陷入了保护性壁垒，美国将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开放的全球互联网的政治或意识形态领袖。④甚至保守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也批评特朗普“提出了一个只能被（已经很宽容地）形容为不完整的、迅速起草的、未精制的、没有通过跨部门的、不曾深思熟虑的行政命令，这使他本人看起来像个蠢驴，他的政策看起来反复无常”。⑤
另外特朗普任用强硬派阿基特·帕伊（Ajit Pai）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全面推翻奥巴马的互联网和电信政策，包括隐私政策，引发美国网民群情激奋。帕伊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从制造到治理，都需要可靠的、廉价的、世界级的数据传输”，但人们担心这会使运营商更加强大和为所欲为。包括违背网络中立原则，撤销所有针对“零费率”服务的调查，允许网络供应商不经用户允许随意收集用户隐私，被认为是对互联网的“多重暴击”。⑥
4月29日，特朗普首个执政100天期满，其“百日新政”在兑现竞选承诺上基本上被视为失败，尤其在公众强烈关注的网络政策领域也留下了诸多疑问，⑦如网络安全行政令为何迟迟不发布，如何处理产业部、立法者和各政府机构官员的角色，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是否要纳入选举系统，等等。但也有人认为美国完善的三权分立体制很好地抵御了“特朗普总统”这个概念所带来的冲击，而特朗普未来的施政也将继续受到这个政治体制的约束，更可能的结果是，特朗普将来的政策措施将更多受到华盛顿主流政治力量（尤其是共和党建制派）的影响。⑧
因此，我们也不必高估特朗普的影响，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主导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九龙治水”各相关部门已经形成强大的建制派力量，有着成熟的机制和利益取向，包括军方、国务院、白宫等各有强大的塑造力和利益主张。加上长期塑造和决定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自下而上的商业力量，比如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Facebook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与过去相比，更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同时，还有主导美国政府的强大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美国政府一贯坚持的价值观，包括对于数字权益保护的基本共识，认可现实社会基本的人权、自由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都应该会自然延伸到网络空间。今天，网络空间的确冲击着社会治理和国际秩序，紧密维系着国家利益，特朗普也必须服从大局。
从特朗普“百日新政”看，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回归主流政治轨道，逐渐受到美国外交“建制派”的认可。
当然，作为一个敢于作为的一国之主，特朗普的力量依然不可忽视，他对互联网治理的影响、干扰甚至阻碍是显而易见的。时不时出现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惊人之举，也是正常的。这个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加上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总统，因此，不确定是当前唯一确定的事情，我们不必盲目悲观，也不必盲目乐观。
特朗普百日新政对全球网络治理的影响
特朗普百日新政与全球网络治理相关的一系列举措主要有以下内容。
特朗普网络空间战略服从于国家整体大战略。特朗普就职当天，白宫网站公布新政府六大政策目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第一外交政策”以及“让美国军队再次强大”这两大目标。追求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实力谋求和平”，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在该整体战略指导之下，特朗普的网络空间战略也会趋向于更为积极。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曾发表关于网络安全的观点，认为美国的网络安全能力已过时，并正在落后于其他国家。重点提出加强保护措施以应对中国黑客，提出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窃取采取零容忍政策，声称回应将会是迅速的、强大的、明确的，并表示愿意将网络攻击作为美国军事战略的一部分。⑨
虽然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具体网络安全政策和网络治理主张未明确，战略不明朗，但是，特朗普执政整体的优先事项已经基本明确：那就是国家安全和主权、经济民族主义以及一定程度上解构现有的行政体系与规则。这也将成为其网络治理方面的基本取向。从上台至今，特朗普已经充分表达了其“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高举“主权”大旗。组织上，特朗普于2016年12月27日，提名托马斯·博塞特（Thomas P. Bossert）⑩出任其新内阁国土安全与反恐助理，而且新政府把国土安全助理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层级，显示出特朗普对国土安全的重视。根据特朗普在苹果手机解密案件过程中的态度，他在国家安全与公民隐私之间抉择时，会更强调国家安全。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他打算使用现代技术的能力来定位他认为不可取的目标群体，在竞选活动中，他发誓要创建一个数据库来监控全国的穆斯林。自上任以来，他已下令政府大幅扩大对边境移民的监视。甚至美国《世界日报》于2017年4月5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研拟一项影响深远的“严审（extreme vetting）”计划，今后入境美国的外国旅客可能会被迫交出手机和社交媒体帐户与密码，并要回答意识形态的问题。
目前特朗普网络安全和网络治理的团队并未就绪，成员队伍更是不齐整。除了博赛特将是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白宫高级官员外，主要人员还有2017年1月任命的网络安全顾问、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负责就网络安全组建的企业家团队的联络工作，向特朗普介绍网络安全问题和解决方案，但这一团队的名称和朱利亚尼的具体职务却并没有说明。同月，特朗普还任命强硬派阿基特·帕伊（Ajit Pai）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开始全面推翻奥巴马的互联网和电信政策。曾是网络安全公司执行官的斯坦曼（Joshua Steinman）接替此前加入网络威胁联盟的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和网络安全协调员丹尼尔（Michael Daniel）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网络安全协调员。乔伊斯（Robert Joyce）则成为新的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员，他曾负责国家安全局的黑客分工。而2月特朗普解雇了奥巴马任命的白宫首席信息安全官科里·路易，继任者并没有就位。美国网络司令部主管人员也还没有变动。特朗普在建立网络安全和网络治理团队时，已经大范围地向政府外寻找人才，但是否能将这些私营部门的成员与拥有政府经验的成员结合起来，形成真正的合作还有待观察。 迄今网络相关的新闻与举措都是碎片化的，政策和战略思路很不成体系，甚至有点被特朗普严重怠慢。特朗普曾声称“要让美国真正安全起来，我们必须把网络安全放到首要位置”，然而百日新政期间，特朗普执政重点主要放在重建军队、终止非法移民和重振经济信心上。本预计于1月31日签署的网络安全行政令，当日无缘由被取消，此后特朗普转而提出90天内评估联邦IT基础设施安全的全面计划，但期限过去后计划还是没出，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只有新任网络安全协调员Joyce在乔治城大学的网络参与国际会议上解释称已准备签署，但需要寻找合适的新闻时机来发布。根据泄露出来的行政令草案内容，行政令总体上是对奥巴马政府的继承与发展，然而这却与特朗普新任的FCC主席否定网络中立原则的激进政策背道而驰。因此，目前还无法通过特朗普这些碎片化的网络相关举措来确定其整体网络战略思想。
2017年5月11日，拖延数月之后，特朗普终于签署了网络安全行政命令，强行制定一套标准，并使每个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对安全负责；下令对美国的数字防御系统进行全面审查，并且开始征召科技行业的网络安全专家；更仔细地审查政府在计算机和技术上的开支情况，同时制定一些新政策来阻止其他国家针对美国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审查还涉及到国防部的网络安全举措以及国防部应对供应链威胁的方式。特朗普更加关注自身安全建设的务实态度，使得过去一直在网络安全方面奉行积极防御甚至进攻性的威慑战略思想的主流精英感到失望。但是，这无疑有助于全球网络安全关系走向更加理性，有利于展开更多务实合作。
特朗普不考虑政治正确，对隐私保护的意识极其淡漠。在2016年2月的苹果手机解密案中，美国法院下令要求苹果公司协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解锁”圣伯纳迪诺枪击案嫌犯手机，苹果公司拒不服从，而特朗普对此则是公开呼吁抵制苹果手机。2017年4月3日，特朗普签署决议，废除了FCC针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提出的隐私规则，正式推翻了奥巴马政府时代制定的隐私政策，允许网络供应商不经用户允许即可随意收集用户隐私。
华盛顿智库和精英中很多人对特朗普竞选时做出的外交、安全许诺能否兑现持怀疑态度，有人还给其贴上了“不确定”标签，认为这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特征。对于特朗普的网络政策，从团队及组织机构的构建和变动、网络安全行政令何时兑现，到推进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新举措、数据隐私法律的改变、如何对待网络安全上的中美关系等，人们也仍抱有诸多的疑问。?
从迄今为止特朗普本人对全球网络治理的态度来看，特朗普政府与之前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等几届政府的确存在极大不同，包括与主流政治精英和美国一贯的全球网络治理主张，有着太多改弦更张的地方。最典型的就是特朗普对2016年10月1日ICANN管理权移交的态度和阻挠行为。当时，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竭力阻挠将ICANN管理权从美国政府手中移交到私有的多利益相关方机构，甚至认为互联网域名管理功能是美国政府的资产。可以想象，如果移交事宜一旦拖延到特朗普上台，就肯定成为不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惊险的事情。所以，未来可能出现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过去特朗普团队认为“美国创建、开发，并将互联网扩大到全球”，接下来特朗普如果蛮横不讲理，认为互联网是美国的，而不是世界的，那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混乱。美国布朗大学的法律和政策学术主任蒂莫西·埃德加（Timothy Edgar）在特朗普当选后就曾撰文称，特朗普可以在响应国家安全危机时关闭美国互联网，因为法律允许他这么做，该说法一出即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和担忧。
特朗普政府对全球网络治理未来态势的影响
从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各种表现来看，他能够娴熟地使用网络空间策略：以社交媒体、网站、智能手机直接面向选民和公众，以大数据的分析、定位和定向宣传为支撑，同时还辅以黑客、维基解密、假新闻等隐蔽战线的斗争，最终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互联网选举”?的美国总统。尤其是，特朗普之所以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以一种其他任何总统候选人都未曾使用过的方式利用了社交媒体，他将社交媒体作为和美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直接沟通的渠道，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了全球动员，并一直主宰着Facebook和Twitter上的谈话。然而特朗普本人并不真正热爱、熟悉互联网本身，?也基本没有系统性的网络空间的新思维新智慧，甚至，其政策主张中不乏背离互联网精神的“反互联网”的特点。通过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言论以及上台之后百日新政的举措，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初步研判：
美国自身的网络治理主张。美国政府一贯的网络治理主张、机制策略和对外政策必将受到极大冲击。虽然特朗普不可能颠覆美国原来的基本路线，进行彻底的改弦更张。但是，他对美國在互联网领域长期遵循的“自由、繁荣、安全”等一贯的价值和主张，造成明显的冲击、扰乱和动摇，是显而易见的。
特朗普上台之后掀起的政治运动，其核心信念就是美国优先，将“国家安全和主权”放在首位。所以，过去中美之间最针锋相对的“网络主权”反而与他的理念不谋而合。我们甚至要担心，特朗普有可能将“网络主权”推向极端，走向更加封闭。“没有所谓的国际歌、国际货币、国际旗这样的东西，我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不代表全球。”不知道特朗普接下来是否还承认一个国际的互联网？无论是特朗普以后只关心美国自己国家的互联网，或者干脆认为整个互联网就是美国的，无论哪一种，都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国际网络治理方面。美国在全球网络治理中的领导权将被削弱。过去全球网络治理基本上依靠美国一家独大的垄断性权力建构和塑造了今天的全球格局和基本秩序。特朗普政府必将部分放弃或者淡出美国政府的国际网络治理的中心地位，类似希拉里期间高举网络自由大旗的政治化和奥巴马第二任期以网络威慑为核心的进攻性明显的军事化，不可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再现。
增大了全球网络治理达成共识的难度。当下，网络空间最大的威胁就是缺乏全球性的共识和普遍规则，全球治理机制日趋碎片化，使得作为法外之地的网络空间走向越来越失序。只有以更具国际社会共识的国际法来替代原始的丛林法则，才可能有效建立全球网络秩序。而事实上，早在2013年，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已经在第三届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GGE）达成的最后报告中确认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适用于网络空间。特朗普政府对于联合国、WTO等过去最为重要的多边机制持强烈的否定态度，这就加大了各国就全球网络空间达成一致的困难程度。 作为外交政策的务实主义者，特朗普对贸易壁垒很敏感也很在意，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程度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数字贸易的市场准入以及各种贸易壁垒，都可能会成为触发他特别关注和行动的潜在引爆点。
当然特朗普上台也带来了积极的一面。特朗普果断废止TPP，使得全球各国因为信息和数据自由流动的高标准而引发的全面冲突暂时得到平息，尤其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特朗普政府使得美国政府一贯的斗争思维降低，增加了合作空间和合作机会。因此，发展中国家力量在全球网络治理中的话语权将会得到提升。
中美关系方面。首先，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一直主张的网络主权理念，将越来越成为国际共识，包括特朗普本人也持此观点。过去中美围绕网络自由和网络主权针锋相对的较劲，将出现戏剧性变化。特朗普对于主权优先的热爱更与中国主张不谋而合，使得中美长期最不可妥协的冲突点得以化解。
其次，中美在全球网络治理方面的冲突将大大减少。正如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总裁布鲁斯·麦康纳所说，“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比较务实，所以对外政策也可能会更加实用主义，特朗普可能会针对网络安全设置一些互联网防御政策，甚至是推翻之前的政策”。尤其是中美过去在网络治理方面一直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较量，特朗普很不热衷，双方矛盾和紧张可以大大缓解。布鲁斯对特朗普的评价是“比较务实”，所以可能会更少干涉他国内政，这可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针对互联网治理，中美两国的互联网治理工作和特朗普总体的执政趋势相吻合，中美关系如何演进，中美互联网治理也会如何演进，互联网之间的对话也会更多。“我想会是有机遇的，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亮点。”
第三，有利于中国力量的崛起，中国将在全球网络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作为全球互联网的强国之一，中国在网络空间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会因为美国的全面退却而迅速脱颖而出。
当然，由于网络空间本身涉及越来越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特朗普政府在网络空间的博弈方面，不可能真正放弃这个优势格外突出的主战场。
对策与结论
面对特朗普“美国优先”而腾出的国际空间，中国需要学会更加主动、积极的行为方式。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明晰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和主要利益关切点，明晰我们的国际责任感和使命感，善于站在全球视野参与甚至制定主导全球网络空间的新的议程设置，尽早为网络空间这一全新的“命运共同体”建立有效的全球性准则。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要将全球互联网引向反全球化的封闭之路，那么，既不符合中国利益，也不符合全球利益。这种背景下，就需要中国当仁不让地扛起互联网开放的全球化大旗。在具体的政策和对策上，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积极有为：
首先，进一步认清形势。过去，欧美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治理以及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机制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下一个30亿网民的入场和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崛起，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于未来网络治理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加大，中国应该有全新的视野和格局审视全球网络治理的未来趋势。
其次，根据新时期全球网络治理的新动态和新格局，配合中国发展战略以及“一带一路”等倡议，制定中国参与国际网络治理的5年、10年等中长期战略。
第三，走出长期以来多方模式（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与多边模式二元对立的误区，认识到两种模式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是“与”的关系而不是“或”的关系。两种模式不应该厚此薄彼，更不能非此即彼，而应该双管齐下，双轮驱动。
第四，在政府主导下，加大力度建设网络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快速动员和鼓励高校和智库的专家学者、企业界以及技术社群等力量，快速扩大中国网络治理的研究队伍。改变目前青黄不接的小圈子状况，从计算机、网络空间安全、传播学、法学、国际关系和公共管理等多领域开展网络治理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形成越来越雄厚的网络治理人才培养机制。
第五，由中央网信办牵头，调动社会智库、高校和企业的专家学者，制定全面参与国际网络治理的国家战略，积极持续、系统地参与ICANN、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伦敦进程、塔林手册等现有重要的国际平台和对话机制，发出与网络强国相适应的声音，逐步形成与国家实力相适应的话语权。
第六，中国学界要更具有全球视野，走出本土局限，积极融入，成为全球网络治理重要的理论创新力量，系统总结全球和中国互联網、网络治理的演进历程和实践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同行认可的网络治理理论体系，创新和丰富现有理论，走出中国学者在全球网络治理领域只是“二传手”和“跟随者”的尴尬境地。
第七，更加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和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等组织和活动，改变当下仅有政府部门参与的单一格局，引导国内更多一流的专家学者参与，同时有效推进和助力联合国在全球网络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八，将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从中国政府单方面主导改革成开放式的各国参与的真正的国际化平台，除了主权国家之外，更要广泛吸纳世界各国的智库、学者、技术专家和网络社群等非政府力量的参与，真正成为能够与ICANN和IGF影响力相当的全球第三大互联网治理活动平台。
第九，充分用好中美高级网络对话平台，体现双方的务实精神，在打击网络犯罪、防范网络攻击以及打击网络恐怖主义方面，中美之间形成高效率的合作机制，奠基中美网络安全合作坚实的基础，成为国家之间网络空间深度合作的典范。
第十，走出狭隘的网络治理的观念局限，认识到创新、发展和繁荣是网络治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网络治理绝不仅仅是传统的如何管理的问题，只有发展才是网络空间实力、安全和秩序的根本保障。
总之，互联网是中国的国运。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在应用和产业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跻身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行列。而今，在全球网络治理方面，我们又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势抓住这个机遇，不就此错失一个时代。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微信传播的特点与功能研究”和浙江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网络媒体技术科技创新团队”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3BXW042、2011R50019；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帅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注释
刘杨钺：《全球网络治理机制：演变、冲突与前景》，《国际论坛》，2012年第1期。
ITIF， Tech Policy To-Do List， April 2017， http：//www2.itif.org/2017-tech-policy-to-do-list.pdf？mc_cid=f3a64d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