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去过一次大同，看云冈石窟。印象最深的是刀削面，路边的熟肉铺子，还有运煤的大卡车。后来才知道梁思成和山西的故事，1933年，梁思成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去山西考察古建筑。至1937年，梁思成一共去了四次山西，和营造学社的社员对佛光寺、晋祠做了细致地测绘。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梁思成的山西之行中断了。然而，有一帮日本人，从1938年开始，扎根在大同的云冈石窟。
　　1938年3月，水野清一、摄影师羽馆易、北京的拓片工人徐立信来到了大同，开始对云冈石窟的考察。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怎么给佛像拍照。有些石窟，借助日光就能完成拍摄。有些石窟，前面有密集的阁楼，石窟内有巨大的塔柱，当时的云冈没有任何电源，他们的办法是用镜子反射，从大同的理发馆里买来大大小小的镜子，石窟外的助手先将日光反射到窟内，窟内的助手再用镜子反射到要拍摄的佛像上，摄影师羽馆易爬上脚手架，从取景器里看见被照亮的第六窟的巨佛，他大吃一惊，佛像被积存千年的尘土包裹着，尘土有五六厘米厚。摄影师只能拍摄被尘土包裹的佛像。第二年，他们在拍摄之前，搭上脚手架，先进行清扫，灰尘像烟雾一样在石窟内漂浮，要一周时间才能平息。
　　现在，我们能在书店里买到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两人编纂的《云冈石窟》，总计十五卷的皇皇巨著，总价要两三万块。这套书1951年由京都大学开始出版，最初的版本在古旧书收藏市场上已是天价。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是在1939年到大同参加考察队的，此后几年，他在云冈一共待了两百多天，留下薄薄的一本《云冈日记》。我翻阅了几次《云冈石窟》，对照着读了《云冈日记》。对一千多年前的佛像有了更深的情感，公元460年，在大同西郊十六公里的沙岩层断崖上，匠人开始雕刻工作。当时，大同是北魏的国都。北方的冬季漫长，无数无名的雕工，一手拿着凿子，一手握着锤子，不断雕凿，追加线刻，他们的千辛万苦造就了云冈大佛的壮观。长广敏雄在他的日记中说，在他驻守在石窟外的时候，有几次在深夜里产生错觉，听到雕凿的声音，静静的微弱的从黑暗中传来，心中充满苦涩，但是很尊崇。
　　1939年9月27日，中秋节，长广敏雄在日记中记载——下了台阶，向西走去，踏着月影，没入苍茫的月光，走在石窟前，向第20窟的露天大佛走去。不由得跪在佛前，自然而然低下头。月光尚未把大佛全身照住，脸部有一半的光，在月光下，说不出的崇高、严肃。1941年10月14日，长广敏雄日记中记载，这一年的考察作业完成了，结束了第20窟大佛像的测量。撤离云冈的行李收拾好了，他和几个同伴去临近的水泉村買鸡蛋。这一线风景气魄太壮大了，与伟大辽阔的高原相比，石佛也不过是一个山谷。在我的头脑中，频频响起了音乐。与这个高原相匹配的是巴赫那样的音乐。如果不是具有永恒性且特别有生命力的音乐，就不能对抗自然。近6时，夕阳像木雕一样清晰地浮现在山壁上。北魏人从这个自然中创造了大石窟群。今天的人们又从这个自然中得到什么呢？”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考察之时，村民还依石窟而居，日本占领者开始迁移村民，并且立下告示，“破坏石窟者，格杀勿论”，他们甚至还规划了石窟公园，好像日本人能长久占领似的。战争结束，水野和长广返回日本，水野早逝，长广敏雄到1984年等到了重返云冈石窟的机会。
　　现在，大同新修了城墙，还建起了一座梁思成纪念馆。城内的华严寺、善化寺是真正的辽宋古建文物，有学者隐隐将大同和日本的奈良做对比，这倒让我想再去大同看看。年轻时去的一些地方，浮皮潦草地瞎看，现在多读了一点儿书，才知道为保护一地之文物，有许多人付出过心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