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希尼出生在北爱尔兰德里郡摩斯巴恩农场一个天主教家庭，摩斯巴恩意为“沼泽地上的垦植者之家”。希尼的祖辈都是农民，他是9个孩子中的老大。在盖尔人时代，希尼的家族便与德里教区传教事务有了瓜葛，管理过北部的一个修道院。
　　“我总是回忆起在花园里挖掘黑土并且发现地表下的一段花根、一条砂石接缝的乐趣。我也回忆起大人们赶来将水泵的机轴插入地下，穿过砂石接缝一直抵达砂砾层中古铜色的矿藏，不一会儿就有泉水喷涌而出。那个水泵标志着对土壤、沙子、砂砾和水的首次开掘。它为想象力提供了秩序和中心，使奥姆弗洛斯的基础也成为它自身的基础。因此，我们发现那个古老的迷信的合理性，它认可了对事物潜在一面的渴望。”
　　1964年夏天，希尼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挖掘》。“冰冷的土豆霉烂的气味，潮湿泥炭的 / 喀喳劈啪，一把锹刃粗率地划过 / 活的根茎的切痕在我头脑中觉醒。/ 但我没有铁锹，无法学他们那样的人。/ 在我食指与拇指之间 / 夹着胖墩墩的钢笔。/ 我用它来挖掘。”
　　“我现在相信《挖掘》这首诗对于我也有一种初创的力量，上面提过的自信产生于一个感觉，即我或许能干写诗这一行，而且在经历过一次诗的激情与解脱之后，我注定要一次又一次地寻求它。”
　　1960年代末，希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和第二本诗集《通向黑暗之门》，在英语诗坛崭露头角。两本诗集回顾了他成长记忆中的爱尔兰乡村生活，弥漫着浓厚的田园色彩——他喜欢小路上方山毛榉的枝叉、家门前黄杨浓密的植丛、牛棚后面角落里倒坍的柔软的草堆，还有在农场尽头一株柳树的喉咙里玩耍。
　　“直到今日，那些潮湿的绿色的角落水流纵横的荒地长满柔软的灯芯草的低洼地，所有被水分润泽、被苔藓植被遮盖的土地，即便只是在汽车或火车上轻轻的一瞥中，仍显示出一种瞬间的深沉安详的魅力。”
　　希尼在《进入词语的情感》一文中指出，诗应当具有考古学家所能发现的那种灵韵和真实感，在遗址中，被掩埋的器皿的碎片的光彩并不会因被掩埋的城市的光彩而稍有减弱。
　　“所有诗歌，即使是最向前看的诗歌、实验诗歌，创新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所有以前的诗歌相连。我不能想象有哪首诗，是不属于所有其他诗歌的。我只想表述一种非常明显的东西，也即我们正处于爱尔兰的新环境中，我们正处于一种新的和暴力的环境中，但我们仍然必须把事情弄清楚。对一个作家来说，把事情弄清楚，意味着把他或她对以前的文学和以前历史的所有知识，拿来印证现在的经验。我们称为诗歌的这种表达形式，总是与记忆有关，我们感觉有一种神圣的真理正留给我们，感觉一种赢来的文明，然后受到重视，然后一次次复活。”希尼在访谈中说。

诗歌就像在沙中写字

　　希尼最早的阅读始于6岁，家里的读物仅有粉红色衣裙的票证和可换取蜜饯和水果的绿色小票，除了《爱尔兰周刊》上的死讯专栏，就是《北方宪政》上的拍卖之页，而父亲则躺在沙发上唠叨耕地和草场的面积。但盖尔语在英语进入北爱尔兰后，渐渐陷入濒危境地。
　　希尼家族属于北爱尔兰人中居少数的天主教派，但作为首批受益于英国1947年教育法案的人，希尼进入贝尔法斯特一所新教大学——女王大学接受正统的英式教育，并获得“英文优等生”的称号。在那里，他接触到英国桂冠诗人休斯的诗，开始了他的诗歌学徒期。很多年后，已与休斯成为好友的他，却拒绝了英国桂冠诗人之职。
　　“我猜想自己身上的女性因素和爱尔兰有关，而男性的血脉则来自英国文学的影响。我用英语来书写和言说，但我与一个英国人并不完全分享同样的视野和成见。”
　　“我将个人的爱尔兰情感当作元音，而将由英语哺育的文学觉悟当作辅音。我的希望是，诗歌足够表述我的全部经验。”
　　“一个人感受力的一半来自他身处的地方，他的血缘、历史或文化。然后，与自我相关的认知和争辩，皆来自于劳伦斯所称的‘我的教养之声’。这些声音向着两个方向展开：向后可追溯至爱尔兰所遭受的政治和文化的创伤，向外可以涉及外部世界的诸多困窘和经验。在学校里，我像学习英语文学一样学习着爱尔兰的盖尔文学。从那时起，我便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一个爱尔兰人，他所在的省份却坚持自己归属于英国。”
　　尽管如此，希尼在公开言论和诗歌里却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政治观点。1972年，英军枪杀13名天主教示威者，迫于北爱尔兰严峻的政治形势，希尼和家人移居爱尔兰共和国威克劳郡。1981年，北爱尔兰天主教囚犯绝食请愿，已定居都柏林的希尼遭到公众的质疑。两年后，希尼在《一封公开信》中声称“我的护照是绿色的”，让他自己坚称的爱尔兰诗人身份受到更大非议。
　　“在某种程度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從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这就像在沙中写字，在它面前原告和被告皆无话可说，并获得新生。”
　　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希尼讲到了北爱尔兰痛苦心灵史上最凄惨的故事之一：1976年某个夜晚，一群下班的工人被蒙面匪徒劫持，对方要求其中的天主教徒站出来，工人中只有一人是天主教徒。工人们都以为匪徒是新教徒恐怖主义分子，这名天主教徒站了出来，他面临的将可能是宗派屠杀。在他站出队列的瞬间，身边的新教徒工友趁着夜色握住他的手并攥了一下，暗示他别动，其他人不会出卖他。为时已晚，天主教徒已经站了出来。但他面对的并不是新教徒恐怖分子，却可能是暂编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子弹从他身边射向了留在队列里的剩余的工人。
　　“我们所设想的未来，一定是诞生在那位受到威胁的天主教徒在路边感觉到的、另一只手攥住他的手时的收缩之中，而不是诞生在随后的枪声中，如果未来也是所发生事件的伴奏乐中显要的那部分的话。随后的枪声是那么绝对，那么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