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多位稳坐江山数十载的中东强人惨淡出局，欧美各国纷纷冻结他们及家属、亲信的海外资产，动辄高达数百亿美元。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一度盛传，每一个家庭都将从被掠夺的国家财富中分得一杯羹。
　　可如今两年过去了，人们的期望落空了，被成功追讨的资产聊胜于无：利比亚追回伦敦一处卡扎菲三子萨阿迪名下的房产，价值1500万美元；突尼斯从加拿大讨回一架飞机和一栋别墅，还有本·阿里妻子在黎巴嫩一账户中的2900万美元；埃及则是一张白卷。

最大的障碍来自法律

　　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逃亡沙特阿拉伯。4天后，瑞士宣布冻结与之相关的所有账户和资产，价值约6800万美元。此举赢得一片喝彩。
　　瑞士一反常态的快速反应得益于一部新鲜出炉的法律——《独裁者资产法》，该法赋予瑞士联邦委员会冻结有争议性资产的权力。法律刚生效，本·阿里就撞上了枪口，成为该法试刀的第一人。
　　随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相继倒台，各国争相冻结其资产。一时间，舆论欢欣鼓舞，感慨“数十载耻辱一朝泯灭”，国际反腐运动迎来新纪元。
　　然而，冻结资产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随后的资产追讨充满磨难、苦涩和较量，仿佛一瓢冷水，将3国早先的热望浇了个透凉。
　　最大的障碍来自法律。突尼斯“追讨非法所得海外资产全国委员会”成员奈拉·查班曾抱怨：“国际法律机制太不给力，无法捍卫正义。它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能凌驾于国内法。”

　　这一矛盾甚至让埃及和英国对簿公堂。2012年初，埃及司法部将英国财政部告上法庭，诉其拒绝透露与追讨资产密切相关的信息。英方辩称，银行信息受英国法律保护，且国际法也有明文规定，信息透露“不得侵犯国内法”。
　　矛盾背后是利益。一名英国金融专家坦承，伦敦一直被视为阿拉伯权贵的保险箱，他们为英国注入了数亿美元。向埃及当局透露冻结资产信息，意味着向他们传递了“错误信息”：保险箱将不再保险。
　　西方国家对阿拉伯检察官也多有抱怨，认为他们对国际诉讼缺少常识。比如，他们经常在没有做好充分调查的情况下贸然提出“相互法律协助”，一旦要求得不到迅速、正面的回应，就义愤填膺。对此，曾帮助利比亚成功收回伦敦房产的MS Legal律师事务所员工穆罕默德·沙班也感到无奈：“当我的客户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时，我无法责备西方国家。”但同时他也表示，每当听到西方国家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说“这就是我们的程序，请遵守”时，会觉得他们“不够真诚”。

西方意识到有道义尽快归还资产

　　尽管失望一路相随，但每一个细小成果都令人鼓舞。各方都在不断努力，一点一点重拾希望。
　　瑞士曾因“保密制度”长期遭国际反腐势力诟病，但一部《独裁者资产法》让它一跃成为“反腐明星”。穆巴拉克辞职后不到一小时，它便宣布冻结其资产，反应之快令人瞠目。新法律规定，腐败的前政府可被归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允许转换举证责任，从而降低诉求方追讨难度。2015年有望通过另一部新法，进一步简化追讨程序。
　　英国一度与埃及闹得很僵。穆巴拉克辞职后一个多月，英国才宣布冻结其1.3亿美元资产。埃及指责它故意拖延，以便穆巴拉克有足够时间转移资产。一场官司之后，英国似乎“端正了态度”，成立专门工作组负责相关事宜，并指派一名检察官为阿拉伯国家提供技术支持。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布朗说：“我们意识到有道义尽快归还资产。”
　　美国、瑞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纷纷派专家帮助3国收集证据、起草“相互法律协助”申请。美国司法部甚至专门成立“盗贼统治”部。一些国际机构开设工作坊，为阿拉伯律师和警察提供培训。
　　卡塔尔则热心扮演阿拉伯世界“中间人”的角色。突尼斯从黎巴嫩追回的2900万美元就是卡塔尔司法部长马里的功劳。如今，他正尝试为埃及“效力”。不过，坊间对卡塔尔的热心多有猜疑，认为其主要目的是打探被盗资产的实情，以便将来低价收购。
　　为洗“白卷”之耻，埃及有意对“黑名单”上的人实施“大赦”：只要同意退还侵吞资产，即可免于起诉。前贸易部长拉希德就在退还220万美元后从逮捕名单上被删除。眼下，公诉人正和逃亡西班牙的侯赛因·萨利姆接洽，据悉他同意交出名下一半资产。萨利姆是穆巴拉克的亲信，在低价收购工业资产中暴富。埃及的做法引来非议，因为这些人用来抵销牢狱之灾的资产远远低于掠夺的财富。不过，埃及当局也有苦衷：国家重建急需用钱，与其等待数年，不如确保眼前收益，以解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