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马兰花 彭继超

　　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邓稼先院长的情景，仿佛是在梦由——
　　邓稼先的手很凉，有汗，湿漉漉的。
　　我们握手，互道辛苦，但都有点心不在焉。
　　当时，我们的注意力都被远处的那片荒原吸引着。再过一会儿，那里将爆炸一颗原子弹。
　　那是1983年，在罗布泊的一次地下核试验前夕，时任核试验基地政委的胡若嘏介绍我认识了邓稼先院长。
　　那里紧张的工作不允许人们有更多的交谈。于是，我们相约，改天到他长期工作的位于大西南的研究院，去听他好好讲讲那秘密历程中的故事。
　　没想到，那是邓稼先最后一次到罗布泊试验场，更加没想到的是，那时的邓稼先已是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
　　邓稼先去世后，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1993年，在北京花园路邓稼先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了一盆令人怆然心动的马兰花。这是参加核试验任务的同志特意从罗布泊带给邓院长的。马兰花旁边，是邓稼先的照片——两手在胸前张开，仿佛拥抱着一颗太阳。马兰花已经枯干，曾经浓绿的叶片苍白得几乎透明。她像照片中的主人那样，把生命和颜色献给了阳光和时光后依然保持着挺立的身姿。那是永生的形象！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细心地用白色塑料线把这枯干的马兰花缠绕起来，摆放在邓稼先的遗像前。许教授告诉我：“这花，已经摆了好几年。”
　　在邓稼先遗像旁的玻璃板下，摆放着一张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通知单，获奖项目：原子弹的理论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的理论突破及武器化;奖励金额：1000元。
　　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却又无话可说，只能躬下身来鞠躬，再鞠躬……
　　许教授告诉我：邓稼先去世后，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这是杨振宁来访时他们倾心交谈坐过的沙发，这是邓稼先去戈壁滩时背的水壶，这是准备在停电时点的蜡烛……
　　许教授拿着一本书——《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慢声细语地讲述着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那是永远活在她心里的故事——
　　1958年中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接着，他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邓稼先1950年回国后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于1954年起做数理化部的副学术秘书，而学术秘书就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先生。邓稼先对钱先生很尊敬，彼此之间也十分熟悉，他深深懂得这次谈话的分量。当晚，邓稼先失眠了。妻子许鹿希见他神情有些异常，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我在调动工作。”邓稼先平静地说。他说：“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当时30岁的许鹿希并不知道邓稼先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她懂得邓稼先要去做的一定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他一旦选定了目标，就会义无反顾地走到底。虽然当时女儿只有4岁，儿子才两岁，但许鹿希认为，不能因家里的琐事让邓稼先分心，她宁愿自己默默地承担一切。她对邓稼先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邓稼先是第一批到二机部九局报到的三个人之一，九局后来也叫九所、九院、221厂。1958年8月，邓稼先研究核武器的秘密历程在北京城外北郊的一大片高粱地开始。那块地方被划出来作为他们的院址，叫三号院。邓稼先和新毕业的大学生一起，全部投入施工行列。他们毫无怨言地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修建准备存放苏联答应要给的原子弹模型的库房。但后来原子弹模型没有等到，苏联专家也撤走了。
　　1959年6月，二机部刘杰部长向当时的九所组长以上人员交底，他对邓稼先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
　　高粱地上刚刚盖起的一座灰楼，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最早的阵地。邓稼先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亚、程开甲、周光召、陈能宽、龙文光、疏松桂等专家先后在这里集结，秘密地进行着原子弹技术的艰难攻关。封存在仓库中的几十麻袋的计算草稿，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设计队伍艰苦攻关的记录。当年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就是两架每秒300次的“乌拉尔”计算机，许多数据还要靠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盘来计算。
　　许鹿希常常觉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
　　在那艰难的岁月，许鹿希很快发现，邓稼先变了。他们1953年结婚。从1954年开始，他们住在中关村的科学院宿舍。许鹿希当时在北京医学院上班，校门到车站之间是空旷无人的野地。到了晚上，邓稼先大半县骑着车子到车站来接她，有时两人也一块漫步在寂静无人的小马路上。到了1954年10月，他们有了一个女儿。1956年11月，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小宝宝的到来，使他们温馨的小家庭更加其乐融融。邓稼先每天下班回来，进门第一件事，便是和孩子玩耍。当女儿刚会叫一声“爸”的时候，他总要抱起这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要她再叫声，再叫一声。到后来，孩子们会说的话多了，他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他不仅要他们重复地叫“爸爸”，还要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这时的邓稼先仿佛也变成了一个孩子。

　　但从1958年到1959年，仅仅一年时间，一向开朗活泼、被人称作“娃娃博士”的邓稼先，就变得沉默寡言了。晚上回到家里，他说话明显少了。许鹿希常常觉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有时谈起有趣的事，他又恢复了以往的爽朗，不禁开怀大笑，但笑声往往突然中断，又走神了。许鹿希很着急，可又知道帮不了他什么忙。后来才明白，邓稼先回到家里其实并没有休息，他上床躺着，常常是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有时候，看他眼睛闭了，但许鹿希知道他并没有睡着。邓稼先可以不用纸笔，就凭着脑子里背下来的内容去推算公式。有些公式常常是年轻人在白天推算不出来，晚上邓稼先回家躺在床上给推算出来了，接下来才是鼾声大作的沉睡。第二天早晨，邓稼先带着令人兴奋的消息，骑上自行车到办公室去向年轻的同事们报告结果。每逢这样的早晨，他总会在路边停下来，吃一块烤白薯或是别的东西。邓稼先很喜欢去品尝生活中这种别致的乐趣。 　　1960年，邓稼先的家搬到刚刚盖好的花园路一号院宿舍楼。这里离办公区三号院只有一公里路。他晚上经常加班到深夜。一号院大门关了，年轻同事就把邓稼先送回家，帮他连人带自行车从门口的铁栏翻进去。日夜连轴转使他们十分疲倦。有一次，邓稼先讲完课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自己便站在黑板前睡着了。无论怎样辛苦劳累，他们都是心情愉快的。只有一次，邓稼先产生了深深的自责。有天深夜回家，他看见自己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互相搂着，坐在房门外的楼梯上睡着了。工作一紧张，他竟然把妻子值夜班不在家，晚饭时要给孩子们开门的事忘记了。他把孩子们抱到床上，望着熟睡的两个孩子，自己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

　　就这样，邓稼先和战友们夜以继日，靠着那些近乎原始的计算工具，连续进行运算，终于解开谜底、攻破难关，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在我国首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和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等物理学家齐聚罗布泊。一时间，这片沉寂千载的荒原，成了中国物理学界群星闪耀之地。
　　当年美国研制原子弹，曾集中了全世界最卓越的科学家，其中就有爱因斯坦、玻尔、费米等知名科学家。而我国最先来“放炮仗”的是一些像邓稼先一样的“娃娃博士”——一批很少有人知道的年轻人。
　　他们当时虽然没有惊人的名声和资历，但他们以一种比当年大洋彼岸世界上最大的科学集团更强的信心和勇气向前迈进，和千百万人共同创造了我国原子弹、氢弹接连爆响的伟大奇迹。
　　他冲过去的时候，受到责任感化作的强烈情感驱使
　　这些年来，我多次拜访许鹿希教授。邓稼先家的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沙发、水壶、蜡烛依旧那样摆放着。有一天，我看那盆马兰花不见了。许教授告诉我，花已经完全碎了，她让摄影家侯艺兵给花拍了照片，放起来了。我再一次拜访许教授时，特意送给她一幅盛开的马兰花的照片。那是核试验基地摄影家王泗江精心拍摄的。许教授把这照片摆放在邓稼先的遗像前。每次拜访，许教授都给我讲一些有关邓稼先的故事，讲一些有关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故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们一进门，许教授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巴掌长的计算尺，她说：“这是一位老同志刚刚送来的，邓稼先当年让他买的，这么长正好能装在口袋里，想起什么问题随时能拿出来算一算……”
　　许教授对我说：“邓稼先做的事情十分保密，过去他从来不说，我也不问。后来，他病了。临去世前，他的事情公开了。我就想，邓稼先为这件事情把生命都献出去了，我要知道那些年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从1958年到1986年，邓稼先在我国核武器发展的秘密历程中默默奋斗了28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从1986年到今天，他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又在这一伟大历程中默默追随了30多年，天长地久，此情绵绵……
　　1972年，邓稼先出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任院长。他离开北京，来到九院的大三线基地——四川绵阳梓潼县。他在长卿山下一座三居室的红色砖房里住了14年。
　　1984年10月16日，在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20周年时，邓稼先给九院写了一首诗，表达心中的自豪和喜悦：“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钩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邓稼先多次到罗布泊参与领导核试验。仅从1972年到1986年进行的19次核试验中，他10次任試验党委委员，其中4次任试验党委副书记。
　　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成了邓稼先身体状况的巨大转折点。有一次，核弹从飞机上投下，降落伞没打开，核弹没有爆炸，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核材料有很强的放射性，防化兵找到之后，科技人员立即带着仪器赶到现场。人们一到跟前，防化战士就说，快撤快撤！邓稼先走到跟前，防护人员说前面50米的地方就是--中心点。周围全是浮土、沙尘，邓稼先一直向前走，拉都没拉住，一直走到中心点。走到跟前，他弯腰把那个东西拿起来，看了一下之后又放下。就这一下，谁也说不清他的身体究竟受到多大的伤害，这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
　　邓稼先从中心点回到远处的吉普车，见到大家说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为这一句平安无事，他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健康和生命。
　　几天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具有很强的放射性，白细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数量虽在正常范围，但白细胞的功能不好，肝脏也会受损。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但他只对妻子说，尿不正常。
　　许鹿希后来知道了情况，跺着脚跟他吵：“你是搞这个的，你又不是不懂，你为什么非要到跟前把它拿起来看一看呢？”邓稼先说：“这次产品出场试验是我签字的，我一定要亲眼看看它成哈样了，以后还要继续试验。再一个，我要看看辐射面积有多大。”
　　许鹿希说：“邓稼先可以避免这次致命的伤害吗？他应该躲过这次致命的伤害吗？和他共过事的熟人、了解他的朋友在他已经逝世许多年后，仍然对这个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一定会去的，这是他世界观发展的逻辑结果。他冲过去的时候，受到责任感化作的强烈情感驱使。他想不到别的事情，他顾不得那么多。他脑子里只想赶快知道事故的结果，他来不及考虑个人安危。这就是邓稼先。”
　　谢谢，似乎他还在人间，共祝国泰民安
　　1985年，邓稼先被发现身患癌症。1986年3月，他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医院，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什么问题马上就给九院领导打电话。 　　有一天，钱学森秘书接到一个电话，是李旭阁夫人耿素墨打来的，说家里整理书房时，发现一本笔记本，是1956年元旦钱学森在为我军高级将领讲《导弹概述》的记录稿。
　　1955年，经冯·卡门学派师生的奔走，以及中国政府的多方交涉，在美国长岛被幽禁5年的钱学森终于获准回国。归国后的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五院院长。家还未安顿好，他就开始向从战争中走来的高级将领描绘中国战略导弹的发展和未来。
　　1956年元旦，第一场春雪刚刚落下。这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的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被处长杨昆叫进办公室，杨昆递给他一张入场券，说下午3点总政排练场有场秘密报告会，规格很高，让他去听听。
　　北京城一片雪白。李旭阁是骑车去的，中南海到新街口总政排练场大厅路并不远。他匆匆步入会场，环顾左右，已座无虚席。令他吃惊的是在座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将军，他们都是三总部和驻京军兵种的领导，许多人都是他熟悉的，主席台上摆着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的姓名牌。满堂高级将领，唯有他一个人年纪最轻，职务也最低，佩戴少校军衔。
　　李旭阁刚刚落座，电铃就响了。陈赓大将率先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位穿中山装的学者。两人坐下，陈赓大将便介绍说：“这位就是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今天由他给大家讲世界上最先进的尖端武器——导弹。”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钱学森教授站起来鞠了一躬，然后走至黑板前，挥笔写了一行字：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
　　李旭阁在一本崭新的笔记本上记下这一行字，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介绍。他聚精会神地听，一丝不苟地记，特别是钱学森饶有意味的一番话，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此后，钱学森又于1960年3月22日和23日在高等军事学院讲授火箭和原子能的运用，李旭阁再次前往听课。钱学森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解，让他记忆犹新。
　　2004年4月，李旭阁在整理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当年的这本笔记本。钱学森的儿子和秘书得知情况后，专程来到李家，将原件拍照并复印，准备放到上海交大钱学森纪念馆展出。

　　2005年11月12日，钱学森归国50年座談会在北京召开，在出席的嘉宾中，钱学森夫人蒋英特意加上李旭阁的名字。会上，蒋英握着李旭阁的手说：“钱老让我转告你，他未曾想到，在当年听他课的将校中间，一位最年轻的少校成了他当时建议成立的‘火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司令员。”李旭阁笑了，说：“从听钱老课的那一天起，我的命运便与中国战略导弹事业连在一起了。”
　　周恩来总理当面让张爱萍掏口袋，检查带没带保密文件，并吩咐李旭阁编首次核试验的暗语密码
　　时至傍晚，一抹斜阳落在紫光阁总理会议室。
　　一个重要会议还没结束，周总理在做首次核试验的空中和地面布防。作为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李旭阁坐在工作人员席认真记录。这时，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站了起来，向周总理告假，说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外事活动，要提前告退。
　　总理仰起头来，对外交部有关人员说：“下不为例，以后再不要安排爱萍同志的外事活动了。”张爱萍站起身，刚准备离去，周总理突然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说：“爱萍请留步。”
　　李旭阁见总理走了过来，堵住了张爱萍的去路。周总理关切地说：“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张爱萍摇了摇头，说：“总理，没有带。”
　　周总理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说：“搜一搜，看看里边有没有纸条，你参加外事活动，首次核试验的只言片语都不能带出去。”
　　李旭阁第一次感受到周总理的处事缜密。在总理的督导下，张爱萍真的将自己的几个衣兜都掏了一遍。见没有搜出什么，总理才如释重负地说：“保密无小事啊！”在座的人员喟然感叹，总理保密观念如此之强，真是一代楷模。
　　暮霭涌起，紫光阁里的光线渐次黯淡下来。将所有预想的事情都布置完后，总理向坐在后排的李旭阁招了招手，说：“李参谋，你过来。”李旭阁从后排站起来，走到总理跟前，询问道：“总理有什么指示？”
　　“到了马兰后，你们与中央联系，全部用暗语密码。今晚就制订场区与北京通话的暗语，北京由我、贺总、罗总三人抓。你回去向爱萍副总长报告。”
　　晚上张爱萍参加外事活动回来，李旭阁报告了总理的指示，张爱萍说：“旭阁，按总理的指示办。”
　　随后，李旭阁与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张汉周、二机部部长刘杰的秘书李鹰翔、国防科工委的处长高建民一起编暗语。也许因为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李旭阁提出，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此提议一出，大家连声称好，说形象隐秘。于是，他们便将装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连接火工品的电缆线像头发一样长，叫梳辫子。
　　李旭阁制作完暗语后，便送到张爱萍处，密码对照表上规定：正式爆炸的原子弹暗语为邱小姐;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车间，暗语为住下房;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台为住上房;原子弹插火工品，暗语为梳辫子;气象的暗语为血压;起爆时间为零时。有关领导也有相应代号。张爱萍看了后连声说：“旭阁，编得好，既形象生动又隐秘难猜。”9月24日，张爱萍正式将它报给了周总理、贺龙和罗瑞卿，作为核试验场与北京电话联络的暗语和密码。
　　两架军用专机接力送一位密使回京向毛主席报告，李旭阁的文件包里装着共和国一个天大的秘密
　　1964年10月9日，首次核试验指挥部根据场区的天气预报，建议正式试验时间选在15至20日之间。10日凌晨3时，李旭阁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的绝密报告草拟好后，送到张爱.萍总指挥的帐篷里。张爱萍坐在箱子上签署后，仰起头来说：“旭阁，你飞一趟北京，将这份绝密报告呈送总理和主席。” 　　“是！张副总长。”李旭阁答道。
　　李旭阁将绝密文件收入文件包时，张爱萍又叮咛了一句：“天亮了就走，赶到马兰机场，空军成钧副司令员已经调专机过来接你。”
　　“明白！”
　　罗布泊的清晨一片死寂，唯有风在呼号。出发时，李旭阁心里一片慨然，这样天大的事情，只派他一个人去做密使，而且空军一架伊尔-14专机也只送他一个人，可谓前所未有。李旭阁将文件包抱在懷里，径自登上一辆嘎斯吉普，对司机说：“出发，去马兰机场。”
　　浩瀚的罗布泊，此时黑茫茫一片。李旭阁坐在车中极目远眺，望不见地平线尽头。几个月往返于核试验场上的每个点，他对这里已经很熟悉了，可是那天仍然险象环生。他坐的吉普车头天刚保养过，然而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疾驰时，突然一声巨响，吉普车遽然倾斜。李旭阁下车一看，一个车轮早已飞入苍茫戈壁。李旭阁与司机在戈壁滩上到处寻找，终于将轮子找了回来，但重新换上去耽搁了很长时间。他们驱车赶到机场时，太阳开始偏西了。空军作战部恽前程副部长神情焦急地说：“李主任，你怎么才来啊！”
　　李旭阁苦笑着说：“我们在戈壁滩上将吉普车的轮子跑飞啦！”
　　3241号机组飞不了夜航，恽前程指着停泊在机场跑道上的伊尔-14军用飞机说：“天黑之前你赶不到北京了。”李旭阁这才发现恽副部长的焦急事出有因。
　　“那怎么办？张副总长说主席和总理都在等待这份绝密报告，务必今晚送到。”
　　“第一站先落包头吧。”恽副部长说，“我马上请示成钧副司令，再派一架专机到包头接你。”
　　很快，成钧副司令员打电话与空司联系，另一架专机马上飞往包头机场等候，接力送李旭阁飞往北京西苑机场。
　　李旭阁登上伊尔-14，在云层中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傍晚时分飞抵包头上空。这里恰好刚下了一场雨，草原上田鼠横窜，猎鹰乘机出来捕食。飞机在半空盘旋一会儿，然后朝着跑道俯冲，这时，只见一只猎鹰朝着飞机迎面飞来，咣当一声响，猎鹰撞在了驾驶舱玻璃上。飞机一阵剧烈抖动，幸好飞行员牢牢把住操纵杆，才避免一场灾难。
　　李旭阁走下飞机，发现空军调来的一架里-2飞机已经停在机场待命。晚上9点多钟，他登上里-2专机，朝着北京翱翔而去。晚上11时，专机在北京西苑机场降落，李旭阁走出舱门，发现舷梯下站着二机部部长刘杰和空军司令吴法宪。
　　吴法宪走过来，拍拍李旭阁的肩膀说：“听说一路险情不断。”
　　李旭阁点了点头，将绝密报告交给了刘杰部长。
　　“总理还在中南海等着看哩！”刘杰部长接过绝密文件，又说，“旭阁，一路辛苦了，回家好好睡上一觉。”
　　告别刘部长和空军司令，李旭阁抱着两个哈密瓜径直赶回家。第二天早晨刚起床，他就接到电话通知，马上到总参参加核试验场防空会议。而他送来的那份绝密文件，当天深夜由周恩来审阅后，直呈毛泽东和刘少奇。
　　东方巨响惊动世界，首次核试验第二天，李旭阁乘坐直升机盘旋爆心上空，将中国军人的英雄虎胆留在罗布泊
　　一个古老民族仰起高贵头颅的时刻到来了。
　　10月15日侣时30分，张爱萍下达命令，原子弹开始装配，李旭阁向总理办公室发了第一个暗语：邱小姐住下房。
　　16日凌晨4时，罗布泊一片寂静，深邃的天穹弥漫着一种少见的神秘和沉默。原子弹于早晨运到了铁塔架前进行交接。张爱萍再度下达命令，8点钟插火工品。李旭阁又向总理办公室发了第二个暗语：邱小姐在梳妆台，8点钟梳辫子。火工品插好后，原子弹被徐徐吊上塔架。李旭阁给总理办公室发了第三个暗语：邱小姐住上房。
　　铁塔兀立，像一个金刚，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高擎入云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张爱萍对李旭阁说：“旭阁，走，回主控站。”
　　李旭阁跟随张爱萍到了主控站，只见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已将主控站的起爆钥匙交到负责主控室指挥的张震寰（时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手里，张爱萍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时，李旭阁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传达总理指示：“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张爱萍立即与我直接通一次电话。”
　　14时30分，李旭阁跟随张爱萍来到距离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设在一个土坎堆前，李旭阁环顾四周，发现他们请来的新疆军区与自治区领导人王恩茂、赛福鼎、郭鹏皆在场，而核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已在零时前几分钟，走进观察所的掩体里。众人均背对核爆心，向背而卧。
　　李旭阁曾说，为看到原子弹爆炸瞬间，豁出去一只眼睛也在所不惜。张爱萍摇了摇头说：“旭阁，勇气可嘉，但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坚决不许面向爆心。”
　　这时，李旭阁再次摇通总理办公室电话，并将话筒握在手中，屏住呼吸，等待那震撼世界的历史性一刻的降临。
　　倒计时秒表在嚓嚓作响，李旭阁的心禁不住一阵狂跳。随着指挥员倒计时报数，只听一声起爆口令，死寂的戈壁滩上遽然掠过一片耀眼的白光，远处传来一声轰隆隆的雷霆巨响，大地震颤了，遥远的天边一个火球缓缓裂变……李旭阁欣喜若狂，却没有忘记将手中的电话递到张爱萍手中，说：“总理就在电话旁，他在等你报告情况。”
　　一向处变不惊的张爱萍此时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周恩来在电话里问张爱萍。
　　张爱萍扭头问身边的核科学家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是核爆炸！”王淦昌肯定地回答。
　　张爱萍立即向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毛主席正在人民大会堂，我马上去向他报告。”李旭阁站在张爱萍身边，将这历史性的一幕铭刻于心。
　　首次核试验尘埃落定，但核爆铁塔究竟损毁成什么样子，张爱萍仍放心不下。当晚，庆功宴过后，张爱萍忧心忡忡地说：“旭阁啊，也不知那铁塔炸成了什么样子。” 　　李旭阁沉吟片刻，主动请缨道：“张副总长，我明天坐直升机飞到爆心，从空中看看铁塔倒塌的真实情况，回来向你报告。”
　　“不行！太危险。”张爱萍摇了摇头，“现在爆心核辐射和核沾染超标千万倍，对身体危害太大！”
　　“科学家们说没事，只要防护得当。”李旭阁毫无畏惧地说，“我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问题不大！再说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在李旭阁的再三请求下，張爱萍同意了，但叮嘱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核爆后的第二天，爆心废墟上仍旧弥散着核尘埃，探试仪器指针未进核心圈便指向尽头，蜂鸣器突突地响得令人心慌。李旭阁穿上防化服，戴上防毒面具，与马兰基地一名摄影员，登上直升机，鹞然而起，往60多公里外的爆心飞去。
　　十几分钟后，直升机飞抵核爆炸的铁塔上空，李旭阁让飞行员在空中悬停，自己探出半个身子朝下俯瞰。核爆过后，铁塔扭曲变形成了一堆麻花，倒成一片，化成铁水，凝固于地。他请飞行员从不同方向飞越铁塔上空，让摄影员选最佳角度拍摄。直升机一直在爆心上空盘旋了十多分钟，完成了所有观察和拍摄后，才安全返航，降落到洗消站进行洗消。

　　随后李旭阁解下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伫立在直升机前，留下了一张照片，也留下了中国军人的勇气和豪情。回到指挥所，他向张爱萍汇报了塔架损毁状况，张爱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晚，李旭阁挥笔填词一首《西江月·塔架》抒怀：“为了科学试验，粉身碎骨何惜，雷声鸣时体化灰，为国扬眉吐气。”
　　雷鸣化作火焰和灰烬的壮烈，正是当时所有参加首次核试验人员的精神写照。很多像李旭阁一样的中国军人将英雄虎胆留在了罗布泊。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家庭》2018年第20期〕

半生忠骨半生柔肠 李小蕾

　　他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是翩翩英才、核武专家。他与妻子辗转于高原、戈壁、深山26载。绝世孤寂里，他们为祖国的核事业苦苦耕耘，却把父母和一双儿女丢在家中，他愧为人子，更愧为人父。
　　当双鬓斑白的他带着妻子回到山东老家后，儿子被确诊为二级智力残疾，女儿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妻子不堪重负，也出现精神问题……
　　他一肩挑起了这个家，从未躺在功劳簿上要政府帮忙，凡事亲力亲为。在奔波的缝隙里，他追忆禁地生活，写就45万字网络纪实小说《禁地青春》，点击量达数千万之多，后被改编成电视剧《青海花儿》，在央视热播。
　　2018年7月，他登上央视《朗读者》的舞台。他叫魏世杰，以下是他的故事——
　　半生忠骨：我就是戈壁上的骆驼刺
　　2007年，临近春节时分，正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医院守护妻子的魏世杰接到电话：“老魏，你的女儿吞了药，我打了120……”魏世杰努力迫使自己镇定，将妻子托付给护士照顾后，匆匆赶往急救室。

　　救护车将他的女儿海燕送来后，医生们围着她插管、洗胃，魏世杰含泪看着女儿口中吐出大量液体。三天前，妻子陈位英刚刚割腕，而今天，海燕又想舍命而去，这两个女人自杀的理由何其相似，她们都不想再成为这个家的负担……
　　魏世杰，1941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1964年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组织挑中，选为青海省海晏县基地的工作人员。该基地是中国首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生产地，有超过10万名科研人员曾在这里隐姓埋名，我国最顶尖的相关科学家都在其中。这里，平均海拔3200米，全年高原气候。
　　魏世杰在进入基地前，和其他三位来自名校的优秀大学生在一个农村接受了为期一年的社教（思想培训），并成为挚友。到基地后，他们发现，这里是一个封闭的大社区，分厂区和宿舍区，街道上有理发店、小卖部。但因经过严格的保密训练，这里的人忙碌谨慎，从不探问其他人的工作。
　　魏世杰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测试炸药部件的性能，向死而生的日子里，魏世杰很豁达。1966年夏的一天，魏世杰的一位江姓好友和女同事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孰料，婚礼后的第二天下午，魏世杰好友所在的厂区发生了爆炸事故，附近的玻璃全被震碎。下班时，他没在班车中看到好友夫妇俩的身影，心里顿时一紧。随后，魏世杰得知，有四位同事在事故中丧生，其中包括好友的新婚妻子，而好友因在爆炸前10分钟离开了工号到办公室取材料，才免于一死。当时的情状，在魏世杰多年后所创作的小说《禁地青春》里是这样写的：“我去医院看他，江躺在床上，脸上满是泪痕。他看到我，立即像孩子一样紧紧抱住我，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第二天，我们去爆炸现场，发现整个工号荡然无存，连一块水泥、一块砖头，都没有留下……”
　　看到好友夫妇阴阳两隔，魏世杰的心受到了剧烈的震动，他不敢奢望爱情，拼了命寄情于工作。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因为国家保密工作做得极其到位，魏世杰和同事们是后来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他内心非常激动，因为，来基地的科研人员们都是在接受工作后，慢慢领悟到他们是在搞“核研究”的。走在路上，基地上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大家都互相会意一笑。
　　魏世杰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他对核武器研制的贡献微小，但他很知足。
　　1969年，时年23岁的女同事陈位英向魏世杰表达了爱意。陈位英是湖南省长沙市人，在基地里搞化学研究，魏世杰被她打动，二人于当年结婚。陈位英很孝顺，节衣缩食，将工资寄给公公婆婆，为让丈夫专心研究，她承担了大部分家务。 　　1970年，陈位英回家乡长沙生下了女儿海燕，当她带着才3个月大的女儿海燕回到青海时，才知丈夫因为一起冤假错案身陷囹圄。为鼓励丈夫，陈位英经常抱着女儿在魏世杰关押处附近转悠，铁窗里的魏世杰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他在被关押1年2个多月后，终获清白。
　　魏世杰终于能亲吻女儿粉嫩的脸颊。因为高原条件恶劣，海燕营养不良，缺乏钙质的她一岁半了还不会走路，魏世杰红了眼眶。“世杰，你终于洗清了冤屈。”陈位英哽咽道，“如果觉得苦，咱们回老家吧。”魏世杰含泪说：“我不走，这里需要我。”戈壁上的风与沙，呵气而成的霜，都见证了他们的青春与付出，既然选择了为国奋斗，他便不会退缩。
　　因这里气候恶劣，不利于海燕成长，魏世杰和妻子忍痛将她送到青岛父母家，请父母代为照看。1973年，魏世杰所在的基地被转移到了四川一处深山之中，这一年，儿子魏刚出生了。四川气候条件不错，他们把海燕接到身边，一家四口总算团圆了。
　　然而，魏刚上小学后，老是被同学欺负，因为他“心眼慢”，魏世杰的父母听说后，把孙子接回山东抚养。魏刚不会做作业，还经常尿裤子，老人们不想他又被同学欺负，遂包揽了全部作业，一遍遍在家为他复习课本。为免魏世杰夫妇担忧，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魏世杰夫妇每3年才有一次为期16天的探亲假，他们发现，儿子确实有些“钝”，不过，魏刚被照顾得很好，他们也算知足了。
　　因“后方稳定”，魏世杰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先后出任课题组组长、科技委秘书长等职务，17项科研成果获多项国家大奖，他还多次获院、所两级的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1981年6月，魏世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0年，魏世杰接到消息，母亲因患白内障而失明，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从未侍奉双亲，而父母不适应四川的生活，魏世杰向单位申请调回家乡，不久，他被安排在青岛市黄岛开发区科委，从事科技计划和专利管理工作。
　　他和妻子把父母接到家中，两位老人似乎完成了要儿子回家的心愿，不久后就相继故去了。父母去世后，魏世杰和妻子才意识到了儿子魏刚身上的问题有点严重。魏刚看电视剧时，老说自己看不懂，基本的家务他也不会做，联想到母亲去世前还在费心教魏刚算术，魏世杰很担忧，他和妻子把儿子送去医院检查，随后，魏刚被确诊为“先天性智障、二级智力残疾”。医生说，陈位英是在高原上受孕的，高原供氧不足，魏刚很可能因在母体内孕育时缺氧，引起各器官产生功能性病变，而魏刚的病情，只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加重。这对魏世杰和陈位英来说，如同晴天霹雳。
　　魏刚虽笨拙，但好在不吵闹。而姐姐海燕则让家人省心许多，她热爱乒乓球运动，毕业于青岛矿山大学计算机专业，还辅修了财会专业，拿了双学位，毕业后，她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日子苦中有乐，但魏世杰万万没料到，海燕和妻子也先后出了问题……
　　半生柔肠：守卫“受伤”家人的“生门”
　　海燕工作后越来越不合群，因为人际交往能力差，她迟迟未谈恋爱。
　　2000年的一天半夜，次卧里传来海燕的嚎啕，海燕大喊：“地上有一根头发，快给我捡起来，否则我不能睡！”魏世杰觉得女儿是在故意捣乱，生气之下，拍了海燕两下，海燕委屈万分，非要父母把头发捡起来才睡。第二天一早，海燕一切如常地去上班。此后几天，海燕神志时而清醒，时而异常。
　　夫妻俩带海燕去了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检查结果和魏刚的如出一辙：海燕也因是在高原上所孕育，母体内缺氧影Ⅱ向了她的脑神经发育。这类疾病的发病时间不同，有的人出生时就有症状了，而有的人则是成年后才发病。陈位英泣不成声，魏世杰心中也很酸楚，他更后悔之前他“凶”了女儿，原来，海燕是病了。

　　陈位英有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每天早上，魏世杰起床后都要给老伴打一针胰岛素。随后，他们会按照医生嘱咐为女儿将一天三次的药都按量配好。然后，一个人照看一双儿女，另一个人买菜。
　　2006年，海燕的病情加重，出现幻听，她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几天才肯吃一顿饭。病情嚴重时，她一天要吃13片药来控制病情，帮助睡眠。每天起床后，海燕至少要洗半个小时的手。她要求碗上一丁点水都不能沾，且不能用纸或布擦拭，为满足女儿的要求，魏世杰常常要当着她的面将碗来回甩几十下。海燕病得厉害时，小便失禁，由于陈位英身体孱弱，魏世杰得给女儿洗尿湿的衣物。
　　2006年秋，魏世杰的身体实在扛不住了，他高烧40度，浑身似散了架一般。邻居们见状，有的留下替他照顾家人，有的则陪他和陈位英上医院。陈位英心疼极了，对病床上的丈夫说：“刚才护士们听说我们的情况，主动给我们联系了精神病院，说是可以让海燕去……”魏世杰喉头哽了又哽，颤抖着说：“其实，我前不久偷偷去精神病院看了看……”在精神病院，魏世杰看到病人们被铁锁关在房内，定时才能放风，他们在操场上一圈圈走着，傻笑着，像被抽走灵魂的纸片人。魏世杰看了，心如刀绞，征询医生意见后，他决定，定期带女儿就诊，给海燕一定的自由。
　　魏世杰对妻子说：“有时候，我幻想海燕是在恶作剧，她是为了惩罚我多年不顾家，但是看到她的眼神越来越呆滞，我就觉得很崩溃……”陈位英从未看到丈夫如此脆弱，她纵声大哭，魏世杰用手捂着脸，眼泪还是拼命涌了出来。
　　魏世杰病愈后，他开始锻炼身体，他不敢再生病，因为他一停摆，整个家就都停摆了。虽然丈夫如此坚强，可陈位英因为受到儿女身体状况的影响，加之心事过重，2007年夏，她也患上精神分裂症。
　　从此，魏世杰一人得照顾家中三个病人，清醒之际的陈位英见家中境况如此，不忍成为累赘，打算割腕自杀，好在魏世杰发现及时，将她送医。陈位英醒后，难过地说：“我看你太累了，我要是走了，你可以减轻很多负担。”魏世杰听了，泪流满面。 　　因为魏世杰要在医院陪伴妻子，邻居们代为照顾海燕和魏刚，偶尔清醒的海燕得知父母已不堪重负，她写下遗书：“我的爸爸妈妈是最好的爸爸妈妈，我这辈子是不能报答你们了，只能等下辈子了。”然后她服下了大量安眠药，幸亏邻居及时发现……
　　这，便是本文开头那一幕。因为妻子和女儿被安排在两个不同的病房，当窗外焰火升腾，鞭炮声响起时，魏世杰心酸得厉害，他对妻子和女儿说：“你们活着，我才有活下去的勇气。”
　　睡觉时，魏世杰脑海中会闪现出戈壁上的植物_风滚草。干旱来临时，风滚草会从土里收起根，团成一团，四处滚动。当它们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环境后，就会发新枝，冒新芽，开出花来。魏世杰相信，家人们也会像坚强的风滚草一般，只要他为他们死死守着“生门”，他们会好好地活下去……

　　于无声处：那是对国与家最深情的告白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加上妻子发病时不肯见他，2015年初，魏世杰将陈位英送去了疗养院。魏世杰常去看望妻子，为她梳头。有时，清醒的陈位英会伸手轻拭他的汗水。妻子温柔的样子一如他们在戈壁上初见时，泪水又一次打湿了魏世杰的眼眶。
　　2015年年底的一天，魏刚走失了，还好被人及时发现，好心人按照他衣服上所缝地址，护送他回来。魏世杰心有佘悸，开始为家人们打算。2016年起，他特地在离家两站路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让儿子单独居住，并写了一份《魏刚守则》。他规定儿子需要定期干拖地板、倒垃圾等家务活，而每违反一次，他会扣儿子5元零花钱。魏世杰还找到小区一家饭馆，提前支付饭钱，让饭馆定时做饭，打包，安排魏刚每日去取，以此锻炼儿子认路的能力。
　　魏世杰将自己与妻子多年来的积蓄算了又算，渐渐地，他总算没有那么紧张了——他和老伴的退休金加起来近两万元，除了日常花销外，他攒了点钱给两个孩子买了保险。若有天他实在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了，这些钱也够把两个孩子送到福利机构。
　　每天，安顿好家人后，魏世杰会抽出两个小时进行写作，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刻，能让他暂时抽离现实。
　　早在从基地回家乡后，他就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东方蘑菇云》于1992年出版。1997年，魏世杰退休后，一面照顾家人，一面投入到写作中。从2009年开始，他在天涯上写连载，帖子取名为《核武老人26年亲历记》，没想到，帖子极受关注，点击量在当年就达600万。之后，这部45万字的小说被整理出版，命名为《禁地青春》。
　　《禁地青春》是魏世杰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为核基地的大小人物描绘的“清明上河图”。2012年，这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青海花儿》，在央视8套热播。他被称作核武专家中的作家第一人。
　　魏世杰的故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无论是政府提供的福利政策，还是网友们众筹想为他请保姆的钱，都被他谢绝了。魏世杰说，前半生他研究核武器，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祖国;后半生他尽了一个父亲和丈夫的义务，把自己的全部给了这个家，他甘之如饴。
　　魏世杰笔耕不辍，又撰写了《禁地青春二》。去看望陈位英时，他为妻子朗读了一个片段：“因为太突然，我竟然愣住了，不知所措，这是真的吗，还是一种幻觉？‘爸爸！’海燕扑到了我怀里。我抚摸着她的头发。这是真的，他们回来了。海燕恢复了少女般的活泼，天真、朝气蓬勃……”魏世杰含着泪，却又乐呵呵地看着因生病而一脸茫然的妻子：“这是我的一个幻想吧，小说里，我把你们的病都治好了，至少是对我心灵的一个安慰吧。”

　　魏世杰拉着陈位英的手，深情地说：“我对于你，尤其是对于孩子们，都有一种补偿的心理，因为在前半生，我基本没有管過你们，现在你们都病了，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减轻你们的痛苦！”儿女的病，原罪在他们身上，魏世杰有太多的歉疚，他愿为儿女付出。妻子陈位英是战友，更是爱人，他们一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他责无旁贷。
　　2018年7月，在《朗读者》节目录制现场，董卿采访了魏世杰。她问魏世杰有没有埋怨过上天不公，毕竟作为一个已经77岁的老人，在一般的家庭，都是被人照顾的。魏世杰从容地说，他从没有这个想法，因为照顾自己的亲人，是不会感到太痛苦的。人生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要热爱幸福的生活，也要热爱苦难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热爱生活。
　　董卿又问及魏世杰对“父亲”这两个字怎么看，魏世杰说：“父亲，就是孩子最大的支柱，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父亲就要挺身而出，责无旁贷。”董卿动情地追问：“即便您知道他们已经无法回报您了……”魏世杰毫不犹豫地说：“不需要回报，父亲从不要求孩子回报。他们也知道关心我，虽然没有常人那么多，但只要有一点点，我已很温暖了。”
　　“当我们满怀愉悦的心情去做着所有事情的时候，生命也就不断延伸着……”这段话，是他生活感悟的真实写照。
　　节目播出后，许多网友在魏世杰的微博上留言，有人说：“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您的孩子们有您，是很多人没有的福气。”魏世杰用超乎常人的豁达，成了山一般沉稳、可靠、乐观的人！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知音》2018年第30期〕

52年坚守罗布泊，与死神赛跑 余建斌

　　五一小长假，一段几年前的视频火了。短短几分钟，记录下了一位老人生前最后一段时光。 　　他不是个完人，但家人理解他。他去世后，老伴黄建琴拿到10万元慰问金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表示谢意，说：“这些钱就当做他的最后一笔党费吧，这也应该是他的心愿。老林一辈子干了他喜欢的事业，他对党和国家的爱刻骨铭心。”
　　女儿说，很多人说林院士一辈子没享过福，但我知道父亲不是这样的。他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他说过他这一辈子真的很愉快。
　　创造了马兰精神、见惯了英雄的马兰人送给他一副挽联，为他送行：“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华声》2018年第5期〕

王承书：隐于时代的先生 段存华

　　她参与研制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人生故事却鲜为人知。
　　“因为你们要问王先生的事，我才答应得这么爽快。”这是见到记者后，85岁的段存华说的第一句话。她口中的王先生，是中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王承书，亦是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
　　69年前的那个10月，开国大典上的礼炮声响彻云霄，牵动着远在海外的王承书的心：54年前的那个10月，新疆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震动世界，而千里之外的北京，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王承书日子一如往常，既没有因此家喻户晓，也没有因此广为人知。她为了国家隐姓埋名30年，死后依旧少有人提起。“她在乎这个吗？她最不在乎这个了，但我在乎。”段存华曾以很多受人关注的身份面对媒体，比如中共元老段君毅的女儿，比如原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而这一次，她作为王承书的学生端坐在记者面前。

　　没有她，我们至今还是瞎子
　　我和王先生前后脚进入了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我是在1957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接受的分配;她是从美国回国后，1958年从近代物理研究所调了过来。不过最开始，我在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她在热核聚变研究室，我们并不在一块儿。
　　在我们大院里，王先生很引人注目，因为她个子很高，冬天也穿着裙子、单鞋，但手上会戴双皮手套，一看就是有气质的知识女性。我早就知道她，但真正认识是在1961年。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援华的专家，能搬走的资料全搬走了，搬不动的机器扔在那里，没人会用。国家决定派一批中国专家前来支援，王先生就被调到我们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
　　我们那儿负责研究原子弹的原料——铀，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但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要通过几千台机器，进行非常复杂的浓缩，才能得到可使用的丰度90%以上的铀-235。这是一项极其艰深的技术，当时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掌握了。我们有苏联没搬走的设备，却不知道设备运行的原理，更不清楚遇到问题该怎么解决，脑子里一片空白。
　　调来的专家里，有人负责搞化工、有人负责关键部件，而王先生负责把理论搞清楚。其实王先生一开始也搞不懂。她在国外研究的是大气中的稀薄气体，原子弹也好，铀同位素分离也好，都是不搭界的事。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了她，问她愿不愿意为了国家改行，“请你考虑考虑”。王先生想都没想，当场就说：“不用考虑，我愿意服从领导的安排。”
　　王先生答应得爽快，并且深知这个决定背后的难处。她后来曾对人说：“年近半百，转行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改行二字，说起来简单，但只有我们搞科研的人才明白背后的破釜沉舟、不计名利。
　　当时，理论组只有我和几名北大的同班同学，总共三四个年轻人。王先生一到，先从我们手里借走了“三本经”，也就是我们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时抄录的三本讲义笔记。我们听是听了，抄也抄了，其实一点儿没懂，因为里面讲的东西都离我们太远了。王先生拿着“三本经”，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废寝忘食地看。等她看懂了，就给我们办学习班。在哪儿办？帐篷教室里。因为没有多余的地方，我们只能找个露天的地方，搭个帐篷当教室。
　　王先生讲课方式很特别，总是先问我们：“你们都看懂了吗？”然后让我们一个人讲一段。我们一边讲，她就一边提问和指导。我们的课堂氛围特别好，大家能随意发言、讨论、提出不同意见，不会因为我是小技术员就不敢说话，也不会因为你是大科学家我就全听你的。

　　除了教我们，王先生还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算出设备的稳定态。别人算的时候左手敲键，右手列算式，她因为力气小，左手敲不动键，只能用右手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敲键，再拿起笔，记下计算出的结果。后来，几千台设备取出的铀-235还是有杂质，我们才知道几千台设备之外的另外几百台设备，原来是作进一步净化用的。這几百台设备要怎么级联、怎么使用，谁都不知道。这时候又是王先生起了作用，算出了要怎么用才能分开杂质。

　　因为理论很难懂，所以总有人问，王承书到底做了什么贡献？在我心里，这些就是王先生最大的贡献。我跟别人解释，别人都不理解，太专业了。但凡是我们这行的人，都知道她有多重要。 　　当时铀浓缩工厂建在兰州，但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在北京搞了个模拟的小厂，先在小厂这边实验成功了，再应用到兰州的大厂去。有一次，大厂突然说设备取不出铀-235了，我和另一名同事就被派去看看。到了那里，我要来了浓度曲线，一看已经破坏了平衡，就让他们停止取料，等形成新的平衡后再取，果然很快就好了。于是有人说，你们学理论的还有点用嘛。我们听得又好气又好笑，我们看的不只是几条线和数字，而是它反应的原理。回到北京，我对王先生说：“多亏了您，教会了我们，我们可给您长脸了。”
　　没有她的贡献，我们至今还是瞎子。
　　张文裕又不是养不起你
　　我和王先生一起工作时，她快50岁了，关于她早年的经历，我问过她本人，也从别人那里了解了一些。
　　1912年，王先生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之家。她的父亲中过进士，后来被送到日本留学;她的母亲出身扬州名门，被誉为“晚清第一园”的何园便是王先生外祖家。王先生是家中的二女儿，上有一姐，下有两妹，她们的名字分别来自《诗经》《书经》《礼记》《易经》，取为“诗、书、礼、易”。名字虽这么取，父母教女却颇为封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要她们做孝女、贤妻、良母。
　　大抵是这个原因，王先生与姐妹们性格颇为内向，不爱说话。但内向不等于软弱。1930年，王先生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几乎没有女子就读的物理系——她是上、下两个年级中唯一的女生。
　　在燕京大学，王先生结识了自己后来的丈夫，也是她的导师、物理学家张文裕。两人在大学里相爱，在战乱中结成夫妻。1939年成婚后，王先生就跟着张先生去了昆明西南联大。
　　张先生在物理系教書，王先生却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就在这时，她得知美国密歇根大学有一笔奖学金，专门提供给亚洲有志留学的女青年，但规定不给已婚妇女。“为什么已婚不行？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与未婚来裁定的。”不服气的王先生给奖学金委员会写了信，坦陈了自己的情况，也表明了决心，最终获得了录取通知书。
　　有相熟的朋友质问王先生：“王承书，张文裕又不是养不起你，你怎么一个人跑到美国去？”王先生生气地回答：“我为什么要他养？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念书，自己工作？”
　　王先生去得坚决，美国的生活却也艰苦——遭遇过歧视，面临过拮据，却从未弯过脊梁。博士论文答辩时，王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导师认为不对，连说三次“No”。王先生对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有信心，也镇定地回答了三次“Yes”，接着做了详细的阐述，最终获得导师的赞同。
　　但让我最难忘的，是王先生对我讲的一件小事。在美国时，她为了省钱，无论去哪儿，都是步行。她走得很快，因为只要看到美国人走到她前头，她就一定要超过他。正因为有这样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支撑，王先生才走得比别人都要远。
　　国家不要给我那么多钱
　　王先生去了美国不久，张先生也受普林斯顿大学之邀，跟了过去。两人还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王先生在美国的学术也做得很出色——她与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共同提出了一个震动学界的观点，即以两人名字命名的“王承书一乌伦贝克方程”。有人说，王先生如果留在美国，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我无法评价这是否过誉，但抛下美国的一切回国确实是王先生和张先生做的决定。
　　当时，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国学习理、工、农、医的科学家都不允许回中国。王先生和张先生都在被禁之列。直到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谴责了美方的强盗行径，美国政府才在国际舆论的强压之下，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王先生和张先生得知后，一边把书刊打包悄悄邮寄回国，一边锲而不舍地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驳回来，又递交上去;再驳回来，再递交上去……终于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我问过王先生当年为什么会回国，王先生答得简单，只说自己想回来，回中国做贡献。她不爱说漂亮话，做的永远比说的多。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集体宿舍，很少回家，顾不上丈夫、幼子;为了带队伍，她言传身教，直到80岁高龄还拿着放大镜一篇篇看学生论文：为了保密，她从国内、国际的物理学术殿堂销声匿迹，再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连给学生的著作审校也不愿署名……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很真的人，做科学研究是真，真下功夫：做人也真，真心无愧。
　　1961年，王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80多元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王先生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那么多钱。”后来，张先生去世了，王先生又将两人一生的积蓄，以张先生的名义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如今，在西藏萨迦县，还能找到那所以张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学。
　　有人说王先生是“有福不会享，有钱不会花，有权不会用”。好像确实是这样，她这一生，一直在付出、在给予。如果说她最后还留下了什么，我就读一读她的遗书吧——
　　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我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
　　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
　　4）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费用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捐给“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书儿媳）处理。
　　1994年6月18日，王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生前身后干干净净。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环球人物》2018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