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5年，乾隆皇帝登基。此时距满洲入关已近百年，康、雍盛世也逾半个世纪。正是承平日久，国泰民安，年仅24岁的弘历，雄心勃勃，意欲大展宏图。名臣孙嘉淦却上《三习一弊疏》，给踌躇满志的皇帝泼了一盆冷水，说新君盛世登基，年轻欲有作为，一定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谨防“三习一弊”。
　　“三习一弊” 居官大忌
　　孙嘉淦所说的“三习”，即“耳习” “目习” “心习”，是居上位者在日常政务中，容易养成的三种坏习惯：人君高高在上，听惯下属阿谀奉承、讴歌赞誉，就听不进去逆耳之言，是为“耳习”;看惯佞臣低眉俯首，奴颜婢膝，就看不惯正人君子直道而行，是为“目习”;习惯了下属对圣意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就耐不得臣下的据理力争，拂逆圣衷，是为“心习”。“三习”所揭示的是人性普遍弱点，但普通人有“三习”，不过是个人修养问题，而人君、领导，作为组织（国家、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就必须约束自己，克服弱点。因为他们的职位负有重大责任，一旦在个人修养上犯错误，后果就很严重。
　　在上位者沉溺“三习”，就再也听不得逆耳之言，见不得碍眼之人，容不得拂意之事，忠直之臣渐被罢黜，奸佞小人充斥朝堂。小人觊觎领导手中的权力，惯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博取欢心，攫取权力以牟私利。是为“一弊”。朝廷上下，小人群集，君子远离，后患无穷。居上位者耳目壅闭，还自以为政事贤明，天下太平。“三习一弊”，实为领导者之大忌。
　　亲贤臣、远小人，自古以来是圣君贤相追求的从政美德。孙嘉淦的可贵在于，他告诫年轻的君王，要臻于此种境界，不仅要明辨贤愚，关键还在于领导者本人能否加强自我修养，去除“三习”。唐太宗说得好，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也就是说，君王手握大权，可以祸福人，荣辱人，身边之人总是变着法子讨君王欢心。只要稍不留神，放松警惕，就会中招，事业的危害也就随之而来！
　　
　　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
　　孙嘉淦强调，朝堂小人之得宠、君子之疏远，根源不在于辨别能力，而在于掌权者的自身修养。历史上不乏明君圣主惑于耳目之习，骄奢刚愎，蔽于“三习”而被小人包围的例子，唐玄宗就很典型：即位之初，他尚能听取不同意见，开元年间，也能容纳韩休的直言。可是，开元晚期，他就容不得说真话的人。张九龄因直言不讳被免除相职，李林甫则由善于揣摩领导心思，而被委以重任，独秉国钧。还有明神宗，即位初期也励精图治，以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主持政务，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然而很快就倦政腐化，容不得提意见，对大臣谏言充耳不闻，数十年不上朝，沉湎于声色犬马，搜刮民财，使明王朝迅速走向衰亡。因此，孙嘉淦高屋建瓴地指出，帝王只有加强修养、约束享乐的欲望，克制人性的弱点，杜绝“三习”，才能做到选贤与能，躬行善政。
　　革除用人之弊的根源在杜绝“三习”，而“三习”之中，最核心的是“心习”。“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主之心。”“心习”的实质是骄逸，外在表现为主观武断的作风，内在核心是放任欲望、自我满足的懈怠想法。杜绝“心习”的核心是时刻警惕，毫不放松，不敢自以为是的敬畏精神。长存“不敢自是”之心，就不会被巧言令色迷惑，正确对待不同意见，认识到不阿谀、不奉承的君子是国家栋梁，从而亲近君子，用人唯贤，从而真正缔造“众正盈朝，太平可观”的盛世。因此，孙嘉淦请求乾隆“圣心自懔”，“知其不足”、“见其未能”、“常歉然不敢自是”，常怀诚、敬之心，谨防耳目之习，排除个人好恶，树立正确的用人标准，举贤而退不肖。圣王之道，不外乎此。
　　乾隆皇帝对于孙嘉淦的上疏十分赞赏。即位之初，就能听到这样的直言，对于乾隆也是一份厚礼。所以，乾隆前期，他咨诹善道，采纳雅言，任用贤明，摒弃小人，进一步发展了康雍盛世的成果。然而随着他志得意满，心骄气盛，三习渐重，一弊亦生，很快就被小人蒙蔽，佞臣和珅当道，国政日衰。乾隆六十年白莲教起义爆发，蔓延六省，延续九年，直接标志着康乾盛世终结，清王朝走向衰落。可见，即使是认识到“三习一弊”害处的君王，也很难善始善终地坚持，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就是这个意思。因此，领导者不仅要在认识上明白“三习一弊”的祸害，还要在行动上不断砥砺品性，戒骄戒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修炼德性，需要领导者坚持不懈。
　　检点“三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