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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中朱亚文收获了两个重要的角色：电影《黄金时代》中的端木蕻良和电视剧《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一个阴柔局促，一个阳刚执拗，比他自己所能想象的层面更复杂也更宽阔。探索角色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好些不知所措，回过头去看，他发现“不知所措”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瓶颈如万壑千仞森立两侧，却总有轻舟可借，渐入云霭深处。
谈起表演的时候，朱亚文总有些严肃。在片场时他喜欢站在一边，默默思考如何解决一个个接踵而至的问题问题。他认为表演不是件可以调侃的事儿，所以不介意有人觉得他矜持且难以靠近。
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收获了两个重要的角色：电影《黄金时代》中的端木蕻良和电视剧《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一个阴柔局促，一个阳刚执拗，比他自己所能想象的层面更复杂也更宽阔。探索角色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好些不知所措，回过头去看，他发现“不知所措”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瓶颈如万壑千仞森立两侧，却总有轻舟可借，渐入云霭深处。
他把这些成绩总结为“运气比较好”。他自小算不上是个有雄心大略的人，小时候被老师问将来想干什么的时候，他总是沉默不语。当演员是误打误撞，他渐渐发现，投入表演的时候可以不计较时间，可以去体验一些不一般的曲折人生，甚至可以去承受这份职业带来的些许不公，他便觉得可以继续下去。
很多年来朱亚文都视王志文为自己的偶像，因为他身上有“风骨”。两人虽然同在《黄金时代》剧组，却没有对手戏，算是遗憾之一。他欣赏的是王志文对于职业的坚守，始终知道表演的方向，始终清晰演员的本质。他希望，将来自己至少有一面可以有这样的影子。他不想把表演推崇到“神圣”的地步，但它是个事儿，他这辈子很重要的事儿。
《黄金时代》这块界碑
对朱亚文而言，《黄金时代》仍然不是过去时。这部电影让他对于演员的纯粹度有了不同的理解。它像是一块界碑，无论往前走多远，他总会在某些时候回头张望一下。
事实上，朱亚文完全不明白许鞍华为何会定下他饰演端木蕻良。他之前的角色大多血气方刚，可端木却无可奈何地在时代的漩涡里打转。“我9月拿到剧本，12月初进了剧组，这之间我一直在梳理自己和端木之间的关系。端木的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对女性的依赖和潜意识的崇拜是骨子里面生长出来的。虽然他与萧红之间的关系许多人有不同的评价，但那些并不影响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他很年轻就成为了红学家，21岁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和萧红一样有些另类，他们之间有共同点。”
他试图去理解端木的盲从。“他对女性没有那么有主观的断定意识。比如说武汉撤离的时候，其实拍那场戏之前我都不明白端木为什么会把萧红留在武汉，可当我那天走到现场，看到大概有小千号群众站在那儿，大家慢慢经由一个很窄的木板桥走上邮轮的时候，我瞬间就明白了，你怎么可能让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跟你从武汉颠沛流离跑到重庆呢？你衣食住所都没有安定。这种安排在萧红的主观上已经定了，你端木服从就好了。所以当那个画面再现出来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负罪感，我觉得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许鞍华期待他和端木性格之间的那种反差。“如果都顺着演员的个人性格走，那会有很多的惯性出现。她相信我们这一批的演员是有塑造能力和体悟能力的，也相信我们把自我的挣扎融入到角色中。”拍摄进行了六个月，朱亚文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他拍摄电视剧的信心到了电影就有些怯，“我认为，电影是一种导演的独立艺术。但那种紧张感其实或多或少地帮助到他塑造端木这个角色，因为端木在那个时期，在那样的一群文人里面，他也是处于一种边缘人物的位置，所以这种不安其实是有增分的。”
饰演端木这样一个真实存在过却饱受争议的人物，朱亚文试图撇开历史的浮沫，去探求那个男人所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我不能用历史的瓶颈去塑造这个人物，他应该活在当下。那个时代留下的文字太多，那其中有一些粉饰后的豪情壮志和男女情怀，可能以当下的标准来说，端木更忠于自我，他隐忍且拒绝去表达，愿意接纳一切负面的评定。我觉得萧红有一段话特别经典，就是未来她的绯闻会流传很久。这个男人一定做好了思想准备。”
《黄金时代》上映前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宣传期，虽然所有人都抱以极高的期待，也尊重主创团队的用心，但电影上映后，并没有收获预期中的一致好评。朱亚文并不因此感到失落。“这不是一部游戏式的电影，整个拍摄的过程让我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所有人秉承的是一种学院派的态度，但又没有学院派的架子。入行这些年，我们掌握了一些拍摄的技巧，但在那个环境里，我觉得用技巧表演的话是件特别可耻的事情。”他试图放下设计和思考，只是沉入，“我们只是在感受对方的喜怒哀乐，感受对方的紧张，感受对方的一切。”
“可能现在快速消费电影的时代到来了，观众希望在短促的几小时里得到宣泄，或者得到共鸣。但我觉得电影本身是有生命的东西，它记录了无数工作人员在那个时间里面的记忆。在未来，我想那些可以真正被称得上电影的，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随着某一个文坛人物命运的颠覆，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评论出现，被重新感受的。如果说要谈民国文学，如果想看看那个时期人用平和的方式描述生活状态的一部电影，我觉得《黄金时代》当之无愧，是必选的。”
朱亚文早以凭电视剧《远去的飞鹰》获得国际艾美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但他仍然把自己视为电影大银幕的新人。他喜欢那种琢磨的劲儿，“就是你突然愿意放下一切，愿意把自己交出去。人一下子成长了，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愿意接纳更多的声音，导演的声音，别人的声音。”
入戏与生活的界线
今年朱亚文正好30岁。他对自己的规划是完成“一个成年人应该做的事”。“各种精神上的那种妥协欺骗的东西都是扯淡。我很感谢我在29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太太，然后她愿意嫁给我。我也期待孩子，因为不希望等到自己七老八十时孩子才一丁点儿大，我希望能够和孩子一起成长。”
定下的目标项上，他都已经打上了钩。简单，清晰，直接，他知道怎么说“不”，“‘不’有很多种说法，可以是长篇大论一万个字，也可能只是一个字，重要的是，你要明确自己想要什么。”从小他和父母就不怎么交心，喜欢一个人瞎想，“但是父母给了我一个比较硬实的性格，就是能够扛得住自己，琢磨自己，我可能把别人后几年想的事都提前想了。” 所以遇到现实同龄人的问题时，他反而轻松很多。他刚到北京的时候，望京还算是郊外，他和朋友坐在车里，看着周围灰溜溜的景色，说，如果有一天能在这里置一个家，即使不是长久的，也能留下我最宝贵的青春和热血。这里成了他所有的开始，爱情，事业，朋友，“我看到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各种好的坏的变化。重要的是你是否足够坚强，是否可以不在这个城市里迷失自己。”
今年也是他入行十年。“在学校只是得到了一些启蒙教育，但是进入社会以后一下知道，原来拍戏是商业化的东西，是要跟时间抢跑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创作的初衷，需要技巧和坚持的。”刚入行时候，除了做演员，朱亚文还主动做过场记、导演助理等等工作，“因为你实在不知道画面是什么，除了表演技术以外，你懂得的东西太少了。”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去熟悉现场，到拍摄《闯关东》时，便有了爆发。
“都谈不上是爆发，就是给了你一个很宽裕的平台，有一个激昂的创作环境可以去释放。我真的感谢那个角色，给观众留下了很多印象，但其实很多东西现在看起来很幼稚，但有遗憾是特别好的事情，起码有最真实的东西。”
他觉得自己生逢其时，赶上了中国电视剧真正蓬勃的时代。他能够耐下性子创作一部部好作品，是因为环境给予了他足够的机遇和空间。“中国电视剧市场在变化。之前有一些国产的戏可能格局不大，或者说是作品本身讲述的故事过于梦幻，不接地气。而《闯关东》讲述的是一段历史，讲述了一家人，其实讲述的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好像找到了一种纯正的中国味道，决定了本土创作当中的意识形态和创作的一个方向，同时可以让你最快地最熟练地去打开自己，然后接触并吸收新的东西。”
朱亚文说自己性格好斗，所以期待现场有更强劲的对手去“挤压”他。《黄金时代》的冯绍峰和汤唯，《红高粱》里的周迅，都让他“更嗨”。“我一直坚信，演员所塑造的角色是由剧本描绘、由导演设定、由对手挤压出来的。这些对抗力量一定要存在，但是你要坚持自己，要把自己放进这个角色，这样一种内外的对抗才会形成能让观众记住的角色。”遇强则强，表演时，他觉得保留一些自己的任性才恰当。“在现场的时候我不管别人认为可取或者不可取，或者这个东西你不太喜欢我就不去表达，我会比较坚持，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晾开，然后你们来挑选。”
去年朱亚文举行了婚礼，之后的蜜月就被包裹进了《红高粱》的准备期。他去了希腊，把自己晒得黝黑之外还健身增重，从外到里都更接近“我爷爷”余占鳌的形象。“我当时跟郑晓龙导演聊天，我说我一直认为，真正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只有一个一号，而不存在什么男一号和女一号，他/她负责传递这部戏的精神力量，《红高粱》里就是周迅扮演的‘九儿’。那么所谓的二号是什么呢？就是看家护院的，就是打把式的，就是帮他铺就一切阶梯的这个人，我甘心情愿去做这个人。”
往往看完第一遍剧本后，朱亚文会开始这样的准备：出个门刷个牙洗个脸，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所有一切平实的细节，都是在靠近人物。“这些东西其实与我演的角色反差都很大，角色本身的东西很强，如果说我不去寻找生活，那么我会永远在表演中挣扎。现在可能我仍然很肤浅，年龄也不大，阅历也不够，我能够传递或者感染观众的东西很少。角色一直在你的上面，我只有接触他，才能够让这部戏新鲜的不同的东西展现出来。”
他即将和倪妮、Angelababy等共同主演都市喜剧电影《新娘大作战》，更接近平实生活常态的题材和角色。他曾经存疑，但杀青后发现自己克服了一些莫名的恐惧，也打破了一些隔阂。作为演员，他很早就明白孤独感将如影随形，幸而《黄金时代》的集体式创作治愈了他。“孤独感它不会消失，关键在于该如何去运用这个它，又如何去度过这个阶段。”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如戏？他都不认同，这之间有严格的界线，他不想轻易逾越。
“我想先把眼前这个唯一我热爱的、能养家糊口的事情给做透了。”演戏，或许是他了解自己的真正方式。“我觉得30岁到45岁这几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期，我不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被投入在事业上。我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家庭情感上，因为有些东西一旦造成遗憾，可能就是终身的遗憾。”杀青后他总是会放自己十天半个月的假，回家与家人一起过最简单的生活。“这些东西对于我而言是那么的宝贵，甚至是我在北京打拼下去的一个动力。我不是北京人，也不认为自己会永远在这里居住下去，但这个地方像是人生的战场，我希望我能够衣锦还乡。”
现在他最大的期待是孩子的到来。“我在生活上不那么在意自己，吃得好或坏，并不要紧。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更希望可以给予别人些东西，老婆、父母可能觉得够了所以想把所有的爱给予孩子。”人生交替向前，有错愕，有惊喜，有领悟，有延续，他觉得，这样便足够好了。
谈起表演的时候，朱亚文总有些严肃。在片场时他喜欢站在一边，默默思考如何解决一个个接踵而至的问题问题。他认为表演不是件可以调侃的事儿，所以不介意有人觉得他矜持且难以靠近。
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收获了两个重要的角色：电影《黄金时代》中的端木蕻良和电视剧《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一个阴柔局促，一个阳刚执拗，比他自己所能想象的层面更复杂也更宽阔。探索角色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好些不知所措，回过头去看，他发现“不知所措”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瓶颈如万壑千仞森立两侧，却总有轻舟可借，渐入云霭深处。
他把这些成绩总结为“运气比较好”。他自小算不上是个有雄心大略的人，小时候被老师问将来想干什么的时候，他总是沉默不语。当演员是误打误撞，他渐渐发现，投入表演的时候可以不计较时间，可以去体验一些不一般的曲折人生，甚至可以去承受这份职业带来的些许不公，他便觉得可以继续下去。
很多年来朱亚文都视王志文为自己的偶像，因为他身上有“风骨”。两人虽然同在《黄金时代》剧组，却没有对手戏，算是遗憾之一。他欣赏的是王志文对于职业的坚守，始终知道表演的方向，始终清晰演员的本质。他希望，将来自己至少有一面可以有这样的影子。他不想把表演推崇到“神圣”的地步，但它是个事儿，他这辈子很重要的事儿。
《黄金时代》这块界碑
对朱亚文而言，《黄金时代》仍然不是过去时。这部电影让他对于演员的纯粹度有了不同的理解。它像是一块界碑，无论往前走多远，他总会在某些时候回头张望一下。
事实上，朱亚文完全不明白许鞍华为何会定下他饰演端木蕻良。他之前的角色大多血气方刚，可端木却无可奈何地在时代的漩涡里打转。“我9月拿到剧本，12月初进了剧组，这之间我一直在梳理自己和端木之间的关系。端木的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对女性的依赖和潜意识的崇拜是骨子里面生长出来的。虽然他与萧红之间的关系许多人有不同的评价，但那些并不影响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他很年轻就成为了红学家，21岁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和萧红一样有些另类，他们之间有共同点。”
他试图去理解端木的盲从。“他对女性没有那么有主观的断定意识。比如说武汉撤离的时候，其实拍那场戏之前我都不明白端木为什么会把萧红留在武汉，可当我那天走到现场，看到大概有小千号群众站在那儿，大家慢慢经由一个很窄的木板桥走上邮轮的时候，我瞬间就明白了，你怎么可能让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跟你从武汉颠沛流离跑到重庆呢？你衣食住所都没有安定。这种安排在萧红的主观上已经定了，你端木服从就好了。所以当那个画面再现出来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负罪感，我觉得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许鞍华期待他和端木性格之间的那种反差。“如果都顺着演员的个人性格走，那会有很多的惯性出现。她相信我们这一批的演员是有塑造能力和体悟能力的，也相信我们把自我的挣扎融入到角色中。”拍摄进行了六个月，朱亚文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他拍摄电视剧的信心到了电影就有些怯，“我认为，电影是一种导演的独立艺术。但那种紧张感其实或多或少地帮助到他塑造端木这个角色，因为端木在那个时期，在那样的一群文人里面，他也是处于一种边缘人物的位置，所以这种不安其实是有增分的。”
饰演端木这样一个真实存在过却饱受争议的人物，朱亚文试图撇开历史的浮沫，去探求那个男人所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我不能用历史的瓶颈去塑造这个人物，他应该活在当下。那个时代留下的文字太多，那其中有一些粉饰后的豪情壮志和男女情怀，可能以当下的标准来说，端木更忠于自我，他隐忍且拒绝去表达，愿意接纳一切负面的评定。我觉得萧红有一段话特别经典，就是未来她的绯闻会流传很久。这个男人一定做好了思想准备。”
《黄金时代》上映前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宣传期，虽然所有人都抱以极高的期待，也尊重主创团队的用心，但电影上映后，并没有收获预期中的一致好评。朱亚文并不因此感到失落。“这不是一部游戏式的电影，整个拍摄的过程让我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所有人秉承的是一种学院派的态度，但又没有学院派的架子。入行这些年，我们掌握了一些拍摄的技巧，但在那个环境里，我觉得用技巧表演的话是件特别可耻的事情。”他试图放下设计和思考，只是沉入，“我们只是在感受对方的喜怒哀乐，感受对方的紧张，感受对方的一切。”
“可能现在快速消费电影的时代到来了，观众希望在短促的几小时里得到宣泄，或者得到共鸣。但我觉得电影本身是有生命的东西，它记录了无数工作人员在那个时间里面的记忆。在未来，我想那些可以真正被称得上电影的，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随着某一个文坛人物命运的颠覆，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评论出现，被重新感受的。如果说要谈民国文学，如果想看看那个时期人用平和的方式描述生活状态的一部电影，我觉得《黄金时代》当之无愧，是必选的。”
朱亚文早以凭电视剧《远去的飞鹰》获得国际艾美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但他仍然把自己视为电影大银幕的新人。他喜欢那种琢磨的劲儿，“就是你突然愿意放下一切，愿意把自己交出去。人一下子成长了，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愿意接纳更多的声音，导演的声音，别人的声音。”
入戏与生活的界线
今年朱亚文正好30岁。他对自己的规划是完成“一个成年人应该做的事”。“各种精神上的那种妥协欺骗的东西都是扯淡。我很感谢我在29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太太，然后她愿意嫁给我。我也期待孩子，因为不希望等到自己七老八十时孩子才一丁点儿大，我希望能够和孩子一起成长。”
定下的目标项上，他都已经打上了钩。简单，清晰，直接，他知道怎么说“不”，“‘不’有很多种说法，可以是长篇大论一万个字，也可能只是一个字，重要的是，你要明确自己想要什么。”从小他和父母就不怎么交心，喜欢一个人瞎想，“但是父母给了我一个比较硬实的性格，就是能够扛得住自己，琢磨自己，我可能把别人后几年想的事都提前想了。” 所以遇到现实同龄人的问题时，他反而轻松很多。他刚到北京的时候，望京还算是郊外，他和朋友坐在车里，看着周围灰溜溜的景色，说，如果有一天能在这里置一个家，即使不是长久的，也能留下我最宝贵的青春和热血。这里成了他所有的开始，爱情，事业，朋友，“我看到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各种好的坏的变化。重要的是你是否足够坚强，是否可以不在这个城市里迷失自己。”
今年也是他入行十年。“在学校只是得到了一些启蒙教育，但是进入社会以后一下知道，原来拍戏是商业化的东西，是要跟时间抢跑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创作的初衷，需要技巧和坚持的。”刚入行时候，除了做演员，朱亚文还主动做过场记、导演助理等等工作，“因为你实在不知道画面是什么，除了表演技术以外，你懂得的东西太少了。”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去熟悉现场，到拍摄《闯关东》时，便有了爆发。
“都谈不上是爆发，就是给了你一个很宽裕的平台，有一个激昂的创作环境可以去释放。我真的感谢那个角色，给观众留下了很多印象，但其实很多东西现在看起来很幼稚，但有遗憾是特别好的事情，起码有最真实的东西。”
他觉得自己生逢其时，赶上了中国电视剧真正蓬勃的时代。他能够耐下性子创作一部部好作品，是因为环境给予了他足够的机遇和空间。“中国电视剧市场在变化。之前有一些国产的戏可能格局不大，或者说是作品本身讲述的故事过于梦幻，不接地气。而《闯关东》讲述的是一段历史，讲述了一家人，其实讲述的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好像找到了一种纯正的中国味道，决定了本土创作当中的意识形态和创作的一个方向，同时可以让你最快地最熟练地去打开自己，然后接触并吸收新的东西。”
朱亚文说自己性格好斗，所以期待现场有更强劲的对手去“挤压”他。《黄金时代》的冯绍峰和汤唯，《红高粱》里的周迅，都让他“更嗨”。“我一直坚信，演员所塑造的角色是由剧本描绘、由导演设定、由对手挤压出来的。这些对抗力量一定要存在，但是你要坚持自己，要把自己放进这个角色，这样一种内外的对抗才会形成能让观众记住的角色。”遇强则强，表演时，他觉得保留一些自己的任性才恰当。“在现场的时候我不管别人认为可取或者不可取，或者这个东西你不太喜欢我就不去表达，我会比较坚持，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晾开，然后你们来挑选。”
去年朱亚文举行了婚礼，之后的蜜月就被包裹进了《红高粱》的准备期。他去了希腊，把自己晒得黝黑之外还健身增重，从外到里都更接近“我爷爷”余占鳌的形象。“我当时跟郑晓龙导演聊天，我说我一直认为，真正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只有一个一号，而不存在什么男一号和女一号，他/她负责传递这部戏的精神力量，《红高粱》里就是周迅扮演的‘九儿’。那么所谓的二号是什么呢？就是看家护院的，就是打把式的，就是帮他铺就一切阶梯的这个人，我甘心情愿去做这个人。”
往往看完第一遍剧本后，朱亚文会开始这样的准备：出个门刷个牙洗个脸，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所有一切平实的细节，都是在靠近人物。“这些东西其实与我演的角色反差都很大，角色本身的东西很强，如果说我不去寻找生活，那么我会永远在表演中挣扎。现在可能我仍然很肤浅，年龄也不大，阅历也不够，我能够传递或者感染观众的东西很少。角色一直在你的上面，我只有接触他，才能够让这部戏新鲜的不同的东西展现出来。”
他即将和倪妮、Angelababy等共同主演都市喜剧电影《新娘大作战》，更接近平实生活常态的题材和角色。他曾经存疑，但杀青后发现自己克服了一些莫名的恐惧，也打破了一些隔阂。作为演员，他很早就明白孤独感将如影随形，幸而《黄金时代》的集体式创作治愈了他。“孤独感它不会消失，关键在于该如何去运用这个它，又如何去度过这个阶段。”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如戏？他都不认同，这之间有严格的界线，他不想轻易逾越。
“我想先把眼前这个唯一我热爱的、能养家糊口的事情给做透了。”演戏，或许是他了解自己的真正方式。“我觉得30岁到45岁这几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期，我不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被投入在事业上。我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家庭情感上，因为有些东西一旦造成遗憾，可能就是终身的遗憾。”杀青后他总是会放自己十天半个月的假，回家与家人一起过最简单的生活。“这些东西对于我而言是那么的宝贵，甚至是我在北京打拼下去的一个动力。我不是北京人，也不认为自己会永远在这里居住下去，但这个地方像是人生的战场，我希望我能够衣锦还乡。”
现在他最大的期待是孩子的到来。“我在生活上不那么在意自己，吃得好或坏，并不要紧。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更希望可以给予别人些东西，老婆、父母可能觉得够了所以想把所有的爱给予孩子。”人生交替向前，有错愕，有惊喜，有领悟，有延续，他觉得，这样便足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