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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诗文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千余年来，著述如林，要想在这样一个领域脱颖而出，不下点苦功夫估计是不行的。本世纪以来，唐诗研究更是蔚然成风。在这么多的著作中，重读余恕诚先生的《唐诗风貌》，便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体大思精”是对作品及作者本身的理解，而“恕诚为人，既恕而诚”则是对其治学态度的深深叹服。
关键词：余恕诚 《唐诗风貌》 体大 思精
如果把唐诗比作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那么和唐诗有关的一切，包括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等都应是其肥沃的土壤和追根溯源的根茎叶。至于大量的唐诗研究成果，应该是开花后，结出的一颗颗果实。
众所周知，唐诗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千余年来，或选编，或评注，或赏析，或立传，林林总总，质量参差不齐。本世纪以来，唐诗研究更是蔚然成风。像李白、杜甫、王维、韩愈这样的大家研究就不必说了，连一些不太知名的三四流的诗人也得到了学界较多的关注。所以，要在这样空前绝后的唐诗研究热潮下，耐得住寂寞，写出一本独具特色的论著是相当困难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余恕诚先生做到了。
余恕诚先生生前是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有很多的称号，也获得过很多的荣誉。但是，在同事和学生眼里，他却是那么朴实醇厚，严谨谦逊。他写起文章来一点儿也不含糊。在他的书中，常有经深思熟虑而发的精辟新警之论，新颖独到，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据刘学锴先生描述，余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将相当一部分精力集中在对唐诗风貌及其成因的研究上，有计划地撰写了十多篇很有分量和创见的系列论文，其中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就有六篇之多。
《唐诗风貌》便是在上述基础上拓展、加深、提炼而成的专著。1997年，《唐诗风貌》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修订版。该书1998年获得安徽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被认为是“唐诗研究中具有突破性进展的著作”。余先生的《唐诗风貌》对唐诗总体风貌及各个时期、各个重要诗人与诗派、各种体裁风貌展开了非常细致的论述，但其着眼点并非如教科书般蜻蜓点水，泛泛而谈，而是发人之所未发，从外在表现深入精神内核来寻求诗歌风貌与时代社会生活之间的中介，着力探索社会风气、民族精神、文化心理对唐诗风貌的影响，从而找到其风貌形成的原因。初读此书会发现，其语言雅俗共赏、深入浅出、富于诗意，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广泛的接受面，但细读之后，又能从其朴素的外表下，发现一颗“体大思精”的学者之心。
体大主要体现在全书高度的概括性和精巧的结构设计上。全书共分十二个章节，第一、第二章是总论，概述了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又从地域和民族因素中寻绎出唐诗所具有的刚健特质。第三至第六章分别论述了初、盛、中和晚唐四个时期唐诗所呈现出的各自风貌和发展，如一部宏伟巨作，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与前两章构成分总关系。第七、第八两章分别论述了政治对李白和杜甫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和主观化在韩愈、李商隐之间的发展。这样做既能对群体研究有宏观把握，又能将其与个体研究相结合，从而深入创作情境，多方面拓展了唐诗研究的思维空间。对于治唐者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第九至第十二章，从唐代山水田园诗、边塞诗、叙事诗、抒情长篇等入手，对唐诗的几个流派和几种诗体做了辨析和考察。书后还详细列出了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可视为是学习唐诗风貌的一个补充和深化。全书作这样的篇章安排和论析给人以强烈的“跳跃”感和“立体”感。这是结构上的“跳跃”，更是思想上的“跳跃”。因为我们不仅能从书中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对唐诗的理解，并擦出思想火花。这大概就是老学者们所说的“书皮的学问”。如此说来，一部好的研究文学的专著，不仅仅是学术论著，更应该是一本启示录，从而开启读者的大脑，学会自我思考。
余先生的唐诗风貌研究不仅注意总结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宏观规律，而且能够对唐诗的流派和体式进行详细考察，重视唐诗中的典型题材的典型表现。概而言之，便是《唐诗风貌》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思精。作者以开阔的视野，独特的角度和敏锐的眼光审视唐诗，探幽发微，深入探讨了唐诗风貌的发展演变。
第一，作者特别重视文本研读与资料考证，认为没有新材料或对材料的新认识，就不可能有新学问。余先生曾说：“以作品为基础，文学史才不致空泛，得文学史从中穿插联系，作品亦才能免于平面罗列，获得相互沟通连接的整体性。”{1}因此，书中的宏观把握、描述与概括，都是建立在对有关创作背景的周密考察和对具体作家作品深入细致的感受与辨析的基础上的。如第六章中论述李商隐对于心灵世界的表现和对于绮艳题材的开拓，丝丝入扣，体悟入微。其中关于李商隐在表现心灵世界时“以心象熔铸物象”的论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赞赏。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论述，是因为作者足够重视文本研读与资料考证。了解作者学术背景就更能说明这一点。余先生曾是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写过很多和李商隐有关的论文和专著，其《李商隐诗歌集解》（合著）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三等奖、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合著）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
第二，作者善于深入创作情境，从而深刻揭示诗歌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中介环节。如刘学锴先生所说，其书“不止是对唐诗风貌的描述，而是对风貌成因的深入探讨”，而在探讨过程中，作者紧密结合了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时代心理、诗人情感体验。如本书第三章《初唐诗的建设与期待》揭示了初唐时明明已经提出“风骨兴寄”，却还是经历了数年才出现群星璀璨之局面的原因。余恕诚是这样陈述的：因为初唐时期，诗人的性情还未充分发展，而到了开元、天宝之时，多方面原因，如政局稳定、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思想开放都促使诗人的性情健康发展、蓬勃向上。这样的探究不仅为唐诗由初转盛找到了本质的原因，也揭示了盛唐气象的内涵本质。又如在探究中唐韩、白派风貌差异时，作者不是对其做常识性描述，而是将他们放在当时科举、文学、政治的大背景下探究其特点，并将两人作为标杆，重新审视中唐诗坛的具体分野情况。这样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总之，这样“探寻中介环节，考察创作情境”、探究某些作者或流派的研究方式，可以避免机械排列外部因素的简单肤浅的做法，使得本书在唐诗研究中脱颖而出，独具魅力。
关键词：余恕诚 《唐诗风貌》 体大 思精
如果把唐诗比作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那么和唐诗有关的一切，包括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等都应是其肥沃的土壤和追根溯源的根茎叶。至于大量的唐诗研究成果，应该是开花后，结出的一颗颗果实。
众所周知，唐诗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千余年来，或选编，或评注，或赏析，或立传，林林总总，质量参差不齐。本世纪以来，唐诗研究更是蔚然成风。像李白、杜甫、王维、韩愈这样的大家研究就不必说了，连一些不太知名的三四流的诗人也得到了学界较多的关注。所以，要在这样空前绝后的唐诗研究热潮下，耐得住寂寞，写出一本独具特色的论著是相当困难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余恕诚先生做到了。
余恕诚先生生前是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有很多的称号，也获得过很多的荣誉。但是，在同事和学生眼里，他却是那么朴实醇厚，严谨谦逊。他写起文章来一点儿也不含糊。在他的书中，常有经深思熟虑而发的精辟新警之论，新颖独到，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据刘学锴先生描述，余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将相当一部分精力集中在对唐诗风貌及其成因的研究上，有计划地撰写了十多篇很有分量和创见的系列论文，其中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就有六篇之多。
《唐诗风貌》便是在上述基础上拓展、加深、提炼而成的专著。1997年，《唐诗风貌》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修订版。该书1998年获得安徽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被认为是“唐诗研究中具有突破性进展的著作”。余先生的《唐诗风貌》对唐诗总体风貌及各个时期、各个重要诗人与诗派、各种体裁风貌展开了非常细致的论述，但其着眼点并非如教科书般蜻蜓点水，泛泛而谈，而是发人之所未发，从外在表现深入精神内核来寻求诗歌风貌与时代社会生活之间的中介，着力探索社会风气、民族精神、文化心理对唐诗风貌的影响，从而找到其风貌形成的原因。初读此书会发现，其语言雅俗共赏、深入浅出、富于诗意，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广泛的接受面，但细读之后，又能从其朴素的外表下，发现一颗“体大思精”的学者之心。
体大主要体现在全书高度的概括性和精巧的结构设计上。全书共分十二个章节，第一、第二章是总论，概述了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又从地域和民族因素中寻绎出唐诗所具有的刚健特质。第三至第六章分别论述了初、盛、中和晚唐四个时期唐诗所呈现出的各自风貌和发展，如一部宏伟巨作，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与前两章构成分总关系。第七、第八两章分别论述了政治对李白和杜甫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和主观化在韩愈、李商隐之间的发展。这样做既能对群体研究有宏观把握，又能将其与个体研究相结合，从而深入创作情境，多方面拓展了唐诗研究的思维空间。对于治唐者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第九至第十二章，从唐代山水田园诗、边塞诗、叙事诗、抒情长篇等入手，对唐诗的几个流派和几种诗体做了辨析和考察。书后还详细列出了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可视为是学习唐诗风貌的一个补充和深化。全书作这样的篇章安排和论析给人以强烈的“跳跃”感和“立体”感。这是结构上的“跳跃”，更是思想上的“跳跃”。因为我们不仅能从书中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对唐诗的理解，并擦出思想火花。这大概就是老学者们所说的“书皮的学问”。如此说来，一部好的研究文学的专著，不仅仅是学术论著，更应该是一本启示录，从而开启读者的大脑，学会自我思考。
余先生的唐诗风貌研究不仅注意总结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宏观规律，而且能够对唐诗的流派和体式进行详细考察，重视唐诗中的典型题材的典型表现。概而言之，便是《唐诗风貌》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思精。作者以开阔的视野，独特的角度和敏锐的眼光审视唐诗，探幽发微，深入探讨了唐诗风貌的发展演变。
第一，作者特别重视文本研读与资料考证，认为没有新材料或对材料的新认识，就不可能有新学问。余先生曾说：“以作品为基础，文学史才不致空泛，得文学史从中穿插联系，作品亦才能免于平面罗列，获得相互沟通连接的整体性。”{1}因此，书中的宏观把握、描述与概括，都是建立在对有关创作背景的周密考察和对具体作家作品深入细致的感受与辨析的基础上的。如第六章中论述李商隐对于心灵世界的表现和对于绮艳题材的开拓，丝丝入扣，体悟入微。其中关于李商隐在表现心灵世界时“以心象熔铸物象”的论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赞赏。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论述，是因为作者足够重视文本研读与资料考证。了解作者学术背景就更能说明这一点。余先生曾是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副会长，写过很多和李商隐有关的论文和专著，其《李商隐诗歌集解》（合著）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三等奖、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合著）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
第二，作者善于深入创作情境，从而深刻揭示诗歌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中介环节。如刘学锴先生所说，其书“不止是对唐诗风貌的描述，而是对风貌成因的深入探讨”，而在探讨过程中，作者紧密结合了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时代心理、诗人情感体验。如本书第三章《初唐诗的建设与期待》揭示了初唐时明明已经提出“风骨兴寄”，却还是经历了数年才出现群星璀璨之局面的原因。余恕诚是这样陈述的：因为初唐时期，诗人的性情还未充分发展，而到了开元、天宝之时，多方面原因，如政局稳定、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思想开放都促使诗人的性情健康发展、蓬勃向上。这样的探究不仅为唐诗由初转盛找到了本质的原因，也揭示了盛唐气象的内涵本质。又如在探究中唐韩、白派风貌差异时，作者不是对其做常识性描述，而是将他们放在当时科举、文学、政治的大背景下探究其特点，并将两人作为标杆，重新审视中唐诗坛的具体分野情况。这样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总之，这样“探寻中介环节，考察创作情境”、探究某些作者或流派的研究方式，可以避免机械排列外部因素的简单肤浅的做法，使得本书在唐诗研究中脱颖而出，独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