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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首用“突然死亡法”，宣布262家企业“信用破产”，并依法吊销了其营业执照。几天以后，杭州市也在公布了八千余家“信用破产”的企业名单后，将他们从合法经营者名单上剔除。
这些被宣布“信用破产”的企业有欠钱不还者、制假贩假者，名单中甚至还包括了“浙江欧陆风情咖啡馆”“浙江西泠印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专利”等一些曾经赫赫有名的公司。
这是浙江的工商部门首次大规模对信用破产企业采取强硬措施，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自然成了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消息发布后，一些读者不解地向记者探听：“难道企业上了信用破产的黑名单，就要被判处‘极刑’？”也有人责问：“仅凭进入黑名单，信用等级被评为D级就吊销执照，理由是不是太简单了？下手是否狠了点？”还有人担忧：“采取突然死亡法，那些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咋办？职工咋办？”
“突然死亡”并不突然
面对众多议论，浙江省工商局信用办副主任杨财标就此解答道：“突然死亡其实并不突然！”“早在此次被处以‘极刑’前，众多信用破产企业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其罪当诛。”杨财标说：“现在外界存在许多误解，以为此次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是因为信用等级被评为了D级的，而事实恰恰相反。”并不是企业信用等级被归入D级才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是因为这些企业严重违规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信用等级才被归入D级的。工商部门此次“判决”的量刑依据是这些企业留在工商部门的不良信用记录，对他们是否失信的评价标准，则重点在于企业行为的合法和规范程度，完全有凭有据。
更何况，浙江大刀阔斧地进行企业信用建设并非一朝发力。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市场发育相对饱满，市场体制也较为成熟，企业的信用建设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据省工商局有关人士介绍，自2002年浙江省政府提出打造信用浙江以来，省工商局将诚信工程的主体定位在企业，工作目标确定在企业的信用监管上，以经济户口为基础，以信息化为手段，以信用评价为杠杆，以信用资本培育为目标积极开展工作。逐步解决了全省上下左右的信用网络，实现了数据的联网和共享。因此，“突然死亡”的背后，其实是整个信用监管体系的初步建立。这表明，浙江省的信用建设已不再是说说而已，绝对是来真格的了。
诚信是企业家道德的底线
据悉，此次浙江被宣布信用破产的企业除被吊销营业执照外，其企业法人也被相应地勒令自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3年内不得担任新设企业法定代表人；已担任其他企业法人的，所在企业应当申请办理企业法人变更登记。
采访中，记者试图联系几家被处罚的企业，想听听他们在被处罚后的想法，结果无人愿意就此接受采访。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2003年，全省民营企业已经有三十多万户，产值8270亿元，出口创汇1211亿元，这些指标连续6年稳居中国第一。在不断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民营企业家的道德问题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民企的信用问题也在不断经受拷问。
不久前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完成的一份名为《长三角、珠三角企业信用现状和问题调查报告》,反映出浙江省当前企业家信用建设仍需“补钙”。这份首次由国内权威调查机构对两大经济圈的信用状况进行比较的调查报告中，一个关于目前宏观调控下的经营环境对哪类企业有利的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了长三角、珠三角两个地区企业家对信用问题的不同心态。珠三角的企业经营者有64.6%认为对信用好的企业有利，而长三角地区只有56.6%；相反，长三角有2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对信用差的企业有利”，高于珠三角的14.8%，个中的原由引人深思。
在经济学看来，任何经济活动中，出于纯粹自身利益的考虑，一般人都会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即总是企图通过投机来获得最大利润，这样就产生了经济活动中的失信行为。但是由于经济活动往往是双方有效摩擦的结果，因此出于长远利益的打算，经济主体往往又不得不去维护自身的信誉度。
浙江企业家在信用问题上的教训是惨痛的，无论是从制假售假到创自身品牌的温州商人，还是从次品货、便宜货中站起来的义乌人，应该说，对信用一词的体会都是深入骨髓的。人无信不立，商无信则无利，诚实守信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企业和企业家的道德底线。无论是从对毒金华火腿、毒乡吧佬鸡腿的严厉查处，还是对欠薪企业的人人喊打来看，信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企业甚至全行业的命运。信用度的提高，对于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是大有好处的。
对违纪违法不讲诚信者就是要“痛下杀手”
浙江省此次出手不凡，对众多信用破产企业丝毫没有心慈手软，主要是吸取国内外一些专家的建议，并借鉴了国外的一些有效做法。
2004年，在浙江省湖州市召开的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所所长夏斌曾大声疾呼，当下信用建设过程中，监管部门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严。并呼吁说：“一个企业或个人如果违反合同规定欠钱不还，哪怕是一分钱，债权人也应该向法院申请宣告那个欠债企业或个人破产。”
在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就是对不讲信誉者处以“极刑”，即宣布突然死亡。比如，在法国缴税是由纳税人自己申报的，税务机关对于纳税人是充分信任的，但是纳税人若有偷漏税行为，一旦被发现，不仅被罚得倾家荡产，还会被打入黑名单，永世不得翻身。在新加坡当一名公务员有相当优厚的报酬和保险，还有数目可观的退休金，但是只要被证明有污点，不仅公职解除，退休金及各类保险取消，而且由于上了黑名单，连社会上一些信誉较好的机构或企业也不敢录用。可见，在国外不讲诚信者的行为成本是很高的。
然而，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全国上下缺乏统一的信用记录体系，无法实现各种经济主体的信用信息共享，这使得很多无信之徒有空子可钻。另外，我国的法律强调适用性，要考虑到偌大一个国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法律的适用范围很大，适用度过宽，往往同一件违法行为可以作出不同的判决，这不仅给执法者带来难题，造成“寻租”的可能，也给诸多不诚信者找到了法律的漏洞，往往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轻而易举地逃避制裁。
“现在不行了，”浙江省工商局信用办副主任杨财标说，“浙江目前实现了全省的企业信用信息共享，为打击失信行为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如果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网络都能互联共享，这样防治无信企业的出现就会更加有效。其次，浙江的民营企业已相当发达，国内生产总值已超万亿元。这样的经济基础更为我们建设‘诚信工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宣布多少企业信用破产的问题，而是讲信用的企业究竟有多少的问题。在汪洋大海般的企业群里，灭掉几个损人利己的劣质企业，对浙江来说一点也不伤筋动骨。反之，如果对不讲诚信的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倒是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因为只要有一家浙江企业不讲信用，留给别人的印象将是浙江的企业界不讲信用。因此，对于不讲信用的企业，就应该痛下杀手，以免祸害他人。”
信用建设还须用市场化和法制推进
在应该让信用破产企业成为过街老鼠的一致看法下，如何建立良好的市场信用体系？最终依靠什么办法去促成？却意见不一。记者采访到的市民意见较为集中，普遍认为：“说到底，还是要靠企业家讲良心。再完善的制度也会有缺陷，再严厉的法规也会有漏洞。”“不是有老话说无商不奸吗，我想只要他们做生意的人自己摸摸胸口，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怎么带头形成讲信用的好风气就行了。”家住杭州胜利新村的崔女士说。
浙江一位从事经济新闻采写的记者则认为：“还是要靠市场手段，市场条件下难免有不守信用的行为，这种企业一般寿命不会长久，其本身就会遭到市场的淘汰。”
那么企业家本身的看法呢？《长三角、珠三角企业信用现状和问题调查报告》中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56.2%的长三角企业家选择了依靠加大执法力度来提高企业信用，百分比超过了半数。有意思的是，浙江省此次在惩处信用不良企业的同时，又发起成立了旨在加强企业信用自律与保护的浙江省企业信用促进会。杨财标说：“企业信用光靠政府从外面去推进只是外因，作用有限，只有把追求信用变成企业的内在需求，将外部推动力和内在冲动结合起来，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金雪军教授则认为：“在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当几种方式兼顾。在企业信用建设之初，通过政府的推动可能会更加有效，然而要形成真正稳定的信用机制，最终还得要靠市场本身调节及相关法律建设。”
这些被宣布“信用破产”的企业有欠钱不还者、制假贩假者，名单中甚至还包括了“浙江欧陆风情咖啡馆”“浙江西泠印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专利”等一些曾经赫赫有名的公司。
这是浙江的工商部门首次大规模对信用破产企业采取强硬措施，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自然成了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消息发布后，一些读者不解地向记者探听：“难道企业上了信用破产的黑名单，就要被判处‘极刑’？”也有人责问：“仅凭进入黑名单，信用等级被评为D级就吊销执照，理由是不是太简单了？下手是否狠了点？”还有人担忧：“采取突然死亡法，那些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咋办？职工咋办？”
“突然死亡”并不突然
面对众多议论，浙江省工商局信用办副主任杨财标就此解答道：“突然死亡其实并不突然！”“早在此次被处以‘极刑’前，众多信用破产企业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其罪当诛。”杨财标说：“现在外界存在许多误解，以为此次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是因为信用等级被评为了D级的，而事实恰恰相反。”并不是企业信用等级被归入D级才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是因为这些企业严重违规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信用等级才被归入D级的。工商部门此次“判决”的量刑依据是这些企业留在工商部门的不良信用记录，对他们是否失信的评价标准，则重点在于企业行为的合法和规范程度，完全有凭有据。
更何况，浙江大刀阔斧地进行企业信用建设并非一朝发力。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市场发育相对饱满，市场体制也较为成熟，企业的信用建设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据省工商局有关人士介绍，自2002年浙江省政府提出打造信用浙江以来，省工商局将诚信工程的主体定位在企业，工作目标确定在企业的信用监管上，以经济户口为基础，以信息化为手段，以信用评价为杠杆，以信用资本培育为目标积极开展工作。逐步解决了全省上下左右的信用网络，实现了数据的联网和共享。因此，“突然死亡”的背后，其实是整个信用监管体系的初步建立。这表明，浙江省的信用建设已不再是说说而已，绝对是来真格的了。
诚信是企业家道德的底线
据悉，此次浙江被宣布信用破产的企业除被吊销营业执照外，其企业法人也被相应地勒令自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3年内不得担任新设企业法定代表人；已担任其他企业法人的，所在企业应当申请办理企业法人变更登记。
采访中，记者试图联系几家被处罚的企业，想听听他们在被处罚后的想法，结果无人愿意就此接受采访。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2003年，全省民营企业已经有三十多万户，产值8270亿元，出口创汇1211亿元，这些指标连续6年稳居中国第一。在不断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民营企业家的道德问题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民企的信用问题也在不断经受拷问。
不久前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完成的一份名为《长三角、珠三角企业信用现状和问题调查报告》,反映出浙江省当前企业家信用建设仍需“补钙”。这份首次由国内权威调查机构对两大经济圈的信用状况进行比较的调查报告中，一个关于目前宏观调控下的经营环境对哪类企业有利的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了长三角、珠三角两个地区企业家对信用问题的不同心态。珠三角的企业经营者有64.6%认为对信用好的企业有利，而长三角地区只有56.6%；相反，长三角有2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对信用差的企业有利”，高于珠三角的14.8%，个中的原由引人深思。
在经济学看来，任何经济活动中，出于纯粹自身利益的考虑，一般人都会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即总是企图通过投机来获得最大利润，这样就产生了经济活动中的失信行为。但是由于经济活动往往是双方有效摩擦的结果，因此出于长远利益的打算，经济主体往往又不得不去维护自身的信誉度。
浙江企业家在信用问题上的教训是惨痛的，无论是从制假售假到创自身品牌的温州商人，还是从次品货、便宜货中站起来的义乌人，应该说，对信用一词的体会都是深入骨髓的。人无信不立，商无信则无利，诚实守信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企业和企业家的道德底线。无论是从对毒金华火腿、毒乡吧佬鸡腿的严厉查处，还是对欠薪企业的人人喊打来看，信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企业甚至全行业的命运。信用度的提高，对于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是大有好处的。
对违纪违法不讲诚信者就是要“痛下杀手”
浙江省此次出手不凡，对众多信用破产企业丝毫没有心慈手软，主要是吸取国内外一些专家的建议，并借鉴了国外的一些有效做法。
2004年，在浙江省湖州市召开的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所所长夏斌曾大声疾呼，当下信用建设过程中，监管部门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严。并呼吁说：“一个企业或个人如果违反合同规定欠钱不还，哪怕是一分钱，债权人也应该向法院申请宣告那个欠债企业或个人破产。”
在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就是对不讲信誉者处以“极刑”，即宣布突然死亡。比如，在法国缴税是由纳税人自己申报的，税务机关对于纳税人是充分信任的，但是纳税人若有偷漏税行为，一旦被发现，不仅被罚得倾家荡产，还会被打入黑名单，永世不得翻身。在新加坡当一名公务员有相当优厚的报酬和保险，还有数目可观的退休金，但是只要被证明有污点，不仅公职解除，退休金及各类保险取消，而且由于上了黑名单，连社会上一些信誉较好的机构或企业也不敢录用。可见，在国外不讲诚信者的行为成本是很高的。
然而，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全国上下缺乏统一的信用记录体系，无法实现各种经济主体的信用信息共享，这使得很多无信之徒有空子可钻。另外，我国的法律强调适用性，要考虑到偌大一个国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法律的适用范围很大，适用度过宽，往往同一件违法行为可以作出不同的判决，这不仅给执法者带来难题，造成“寻租”的可能，也给诸多不诚信者找到了法律的漏洞，往往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轻而易举地逃避制裁。
“现在不行了，”浙江省工商局信用办副主任杨财标说，“浙江目前实现了全省的企业信用信息共享，为打击失信行为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如果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网络都能互联共享，这样防治无信企业的出现就会更加有效。其次，浙江的民营企业已相当发达，国内生产总值已超万亿元。这样的经济基础更为我们建设‘诚信工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宣布多少企业信用破产的问题，而是讲信用的企业究竟有多少的问题。在汪洋大海般的企业群里，灭掉几个损人利己的劣质企业，对浙江来说一点也不伤筋动骨。反之，如果对不讲诚信的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倒是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因为只要有一家浙江企业不讲信用，留给别人的印象将是浙江的企业界不讲信用。因此，对于不讲信用的企业，就应该痛下杀手，以免祸害他人。”
信用建设还须用市场化和法制推进
在应该让信用破产企业成为过街老鼠的一致看法下，如何建立良好的市场信用体系？最终依靠什么办法去促成？却意见不一。记者采访到的市民意见较为集中，普遍认为：“说到底，还是要靠企业家讲良心。再完善的制度也会有缺陷，再严厉的法规也会有漏洞。”“不是有老话说无商不奸吗，我想只要他们做生意的人自己摸摸胸口，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怎么带头形成讲信用的好风气就行了。”家住杭州胜利新村的崔女士说。
浙江一位从事经济新闻采写的记者则认为：“还是要靠市场手段，市场条件下难免有不守信用的行为，这种企业一般寿命不会长久，其本身就会遭到市场的淘汰。”
那么企业家本身的看法呢？《长三角、珠三角企业信用现状和问题调查报告》中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56.2%的长三角企业家选择了依靠加大执法力度来提高企业信用，百分比超过了半数。有意思的是，浙江省此次在惩处信用不良企业的同时，又发起成立了旨在加强企业信用自律与保护的浙江省企业信用促进会。杨财标说：“企业信用光靠政府从外面去推进只是外因，作用有限，只有把追求信用变成企业的内在需求，将外部推动力和内在冲动结合起来，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金雪军教授则认为：“在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当几种方式兼顾。在企业信用建设之初，通过政府的推动可能会更加有效，然而要形成真正稳定的信用机制，最终还得要靠市场本身调节及相关法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