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交流来进行的，而人的心理不可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源于西方的心理咨询，无论是精神分析学派还是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学派，无一例外都打上了西方个人主义的烙印,自然而然地充满了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虽说原则上也部分适用于中国，因为人是有共性的，但具体地说并不完全适用,因为传统文化和社会背景必然影响着人的观念、态度和习惯，制约着人的心理发展。因此，在运用这个“舶来品”的时候，存在一个改进、消化、吸收、“洋为中用”的本土化的问题。
　　综观精神分析疗法、存在主义疗法、完形疗法、以人为中心疗法、行为主义疗法、合理情绪疗法等各种风格迥异的西方心理咨询理论流派，从人性观上看，每一种心理咨询理论的提出，都是建立在理论家对人性的理解之上，那就是，强调人的个性与独立、自由与平等、个人奋斗与自我实现等等。从目的上看，他们认为心理咨询在于帮助来访者挖掘自身潜能，克服成长过程中的障碍，培养自我心理调适能力，使人生有统合而丰富的发展，迈向自我实现。从咨询关系上看，他们致力于与来访者建立一种具有咨询功能的关系，强调共情、尊重、真诚等基本条件的咨询功能，以此协助来访者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进而欣赏自己，充分挖掘个人潜能，独立地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以克服成长过程中的障碍。从过程上看，咨询师尽量不对来访者的问题作出任何具体的回答或提出任何直接的建议以及咨询措施，其目的在于强化来访者的自助能力，并避免其因直接为来访者出谋划策而承担责任。这些以西方主流文化为背景的心理咨询理论，已被西方人广泛地接受，以至于在西方，心理咨询被认为是现代人必不可少的最美妙的一种“精神按摩”方式，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诚如柯瓦奇在《近代心理学导刊》一书中所言：“西方心理学的大多数问题只有在西方的历史，包括地理的、经济的、军事的和科学的背景的范围内才是有意义的问题。”心理咨询当然也包括在内。因而在我国心理咨询实践中，绝不能全盘套用或照搬西方心理咨询模式，咨询师应从中国国情和民族人格特点出发,对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及产生机制和咨询目标作出恰当的考虑。
　　首先，我国的社会文化和背景与西方相比较，在历史沿革、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经济条件、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等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与此相联系，中国人的个性特点、心理状态等，与西方人相比，也有显著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在儒教、道教和佛教的共同塑造下，强调对集体主义和人际关系的重视，人们相互间存在着较密切的人际依赖和人际制约关系，个体更重视垂直和等级关系，尊重权威，情感内隐。在中国，人们将某些心理问题看成是见不得人的事，耻于在心理咨询人员面前彻底剖析自己。这与心理咨询要求来访者不断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自我暴露的要求相矛盾，直接影响到心理咨询的效果。又如，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来访者来说，更易于接受咨询师的权威地位，咨询的目的倾向于让咨询师对自己的情况作出恰当的分析，提出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心理咨询师对来访者的情况不评价、不予以明确指导的做法，往往会遭到来访者的排斥，可能对咨访关系带来负面干扰，容易使他们对心理咨询产生误解或失望情绪，甚至认为咨询师能力不足。
　　其次，不同民族的人具有显著的心理差异，独特的民族文化，塑造出独特的民族心理面貌，造就了不同民族的心理差异。我国的民族多样性以及各民族的长期集居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的习俗、风情和独特行为方式，虽然随着各民族的逐渐迁徙杂居，这种独特性有所减弱，但文化的交融使得文化特性更加复杂。在特定的文化群体中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会根深蒂固地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这就要求咨询师对来访者的个人文化背景要有充分的了解，考虑文化情景的具体性、特殊性，向来访者传递符合其文化背景的信息，以帮助不同条件的来访者，促使其变得更积极、更完善。咨询师与来访者所沟通的就是价值观。咨询师希望来访者成为怎样的人,以及认为人生应发挥哪些健康的功能,这些都是在传播他们的价值观。来访者对咨询师的文化认同会促进信任关系的确立，而文化的差异和排斥会降低咨询师在来访者心中的吸引力，减少来访者的满意度，甚至使其过早终止咨询关系。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公认的适用于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人的“跨文化心理咨询学”。借鉴西方心理咨询理论、模式和经验，可以少走弯路，但同时，必须将举世公认且行之有效的心理咨询理论、方法进一步与中国现实结合，有扬弃地吸收其精髓，使之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真正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心理失常与行为异常，真正解决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咨询体系，使众多来访者从中获益，从而有效地促进心理咨询在我国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