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二十届学术年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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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6—7日,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主办、山西大同大学承办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二十届学术年会"以线上形式召开.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百余位学者参与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百余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对近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评论与反思.例如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回顾了近代文学研究历程,提出通过坚守中华文化本源,回归近代文学本身的学术努力,将近代文学研究提升到新境界和新水平.第二,近代文学重要作家研究.例如马昕(中国社会科学院)探讨了龚自珍和魏源并称的早期生成过程与其成因,分析了龚、魏并称的后续转向及其文学史意义.关爱和(河南大学)考察了陈三立"袖手人""悲歌人""亡国人""无归人"四个时期的诗文创作.第三,近代文学文体研究.例如耿传明(南开大学)从清末民初小说中儒家士人形象嬗变的角度透视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李开军(山东大学)以《申报》(1872—1895)论说文为例,讨论了《申报》早期的文章观念与论说文体.杨波(河南大学)探讨了薛福成出使日记的文体创新及其意义.潘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了岭南女画家冼玉清《旧京春色图卷》的题跋生成史.第四,近代文学与近代思想史、教育史、社会生活史的关系.例如赵利民(天津师范大学)分析了中国接受进化观念"向内转"的问题.刘钊(长春师范大学)阐述了金天翮《女界钟》中的女权乌托邦意识.陆胤(北京大学)以清末新教育中的古诗歌为中心,辨析了词章之学在近代知识结构中的位置.李成晴(清华大学)探讨了中国近代写作教育史上的文病诊治思潮.汪孔丰(安庆师范大学)在晚清报刊视角下探讨了晚清风俗改良思潮与文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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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史诗作为藏族"活形态"的口头传统和文学遗产,在长期的流传和演进中,形成了一套口头与书面文本不断互动的宏大叙事系统,以及一个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境、跨文化的格萨尔史诗流传带.在新时代语境下,格萨尔史诗的传承方式不断走向丰富与多元,有效地连接了历史和现实、时间与空间.其内容与形式经过淘洗和锤炼,正在走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道路,并通过文明互鉴而深度融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体系.这在历史话语、文学话语和国家话语之间构筑起了广阔的文化空间,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性重
格萨尔史诗以诗为史,是一部由藏族各个时期的神话传说、历史叙事、文化记忆、风俗信仰、言辞话语等文化要素层累叠加而形成的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史诗自诞生以来便一直处于流动的文本发生学现场,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历史语境下,成千上万的歌手根据演述需要、审美旨趣而增添情节人物,不断创编出新的史诗文本,经过历代高僧大德、先贤智者、学者文人的记录整理、研究评述以及再度创作,不断推动其经典化.格萨尔史诗是活着的经典,从口耳相传的口头文本到经过记录整理的书面文本,通过文学史的书写,族际间的多元阐释,海内外的译介传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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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由于历史、地理环境、文化、心理、政策等诸多差异,必然会形成我国特殊的消费特点,分析这种特点,评价它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无疑有助于我们进行合理的消费选择,制定正确的消费政策。一我国消费的基本特点(一)消费的平均性和攀比性。这是我国消费的基本特点。我国消费之所以具有
"格诗"是唐人对古体诗的概称.由于年代隔阂且词义变异,不少学者或望文生义,或据后世用法,在唐代"格诗"研究中提出了省试诗"格样"、省试诗、"齐梁格"、律诗等误说,有些说法相沿至今而未能得到纠正.如果仔细分析唐人"格诗"一词之用例和所指作品之体格律,即可发现,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中"格律兼收"之"格",乃指与"律诗"相对之体,即此集所有古体诗,含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和杂言诗,苏涣《变律诗》亦属"格诗".白居易和元稹所云之"格诗",亦涵盖所有非律诗,并不等同于"古调诗
郑玄《诗谱》在《毛诗序》的基础上,将《诗经》整体性地纳入了历史时世谱系.从《诗谱》对《毛序》的补足与调整中,可以识别出两个比较重要的阐释倾向:一是以"第义统一"的逻辑理顺贯串《诗经》的历史脉络,二是以"正变对照"的逻辑强化《诗经》中的盛衰对比.究其深意,在经说传统面临挑战,五经异义难以调和的背景下,郑玄借助严密的历史框架落实兴废正变的价值原则,既从经义层面保证了《诗经》的经典性地位,又从文本层面把握了《诗经》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郑玄的经史观念融汇于其诗经学之中,当是我们理解郑学旨趣的重要理论维度.
江西诗风从生新瘦硬到圆转流美,不是由靖康之变一事或吕本中一人造成的突变,而是由众多宗派诗人促成的渐变,渐变脉络之一是自然意象的回归.黄庭坚、陈师道、洪刍、饶节少用或不用自然风景意象,多用虚字理语或人文典故意象,促成了生新瘦硬的诗风.洪朋近体诗较为接纳自然风景意象,谢逸古体诗善于以景语起结,谢薖近体风景诗多有被后人称道的佳句,李彭诗注重自然意象质感、色彩的搭配,生新瘦硬诗风在他们笔下逐渐松动.徐俯和韩驹提倡"道尽眼前景致"的创作方式和"尽写物之工"的表达方式,对晚唐景语有较公正的评价和积极的取法,他
苏轼亲自编定或寓目的"东坡六集(七集)"之外的零散手稿,在他去世后约二十年间被具有补遗"六集(七集)"性质的《东坡外集》收录.这些手稿也成为《仇池笔记》的文献来源.不同的是,《东坡外集》保存了手稿原貌,更见东坡著述本意;《仇池笔记》被编纂者随意改动,属于"第二手"文本.《东坡外集》初编初刊本虽未存,今存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基本保持了《东坡外集》南宋乾道后再刊本的旧貌,至少包含《仇池笔记》内容的"题跋""杂记"部分可以视为宋本使用.宋代之后,《仇池笔记》以笔记体裁承载的"第二手"
结合元初人才征召、制度改革等政治语境,细读相关文献,能重新认识张炎的北游南归,立体地理解其复杂心态.张炎仅有一次北游,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秋以善书者的才艺身份北上写经,有意求官,但遭遇权臣桑哥倒台后的一系列重大制度改革,官员审核骤然加严,结果意外失官,于次年秋不遇南归.这一经历促使张炎决意归隐,形成了传承一代词学的自觉,其词学形态也因此而改变.在与诗话、词话的对比视野中,分析《词源》的体例,可见教词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立身、谋生的手段,一种系统、细致引导初学者的"江湖词学"也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