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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情表》是中学语文课文的传统篇目，之前的各种版本教材多已入选，最新统编本也不会“遗珠”（据网传的统编本高中语文教材目录，《陈情表》依旧位列于选择性必修目录中）。历来对《陈情表》的评价，大多着眼于“情”。如北宋李格非（李清照之父）认为，它的妙处在于“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南宋末年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评论，“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清人编选的《古文观止》评价其“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假饰”，选注者把它的特点归结为“至性之言，自尔悲恻动人”;清人林云铭《古文析义》评注，“纯是一片至性语，不事雕琢，唯见天真烂漫”。在教学实践中，不少教师也大都因袭这些旧说，将感情作为教学的重点，认同所谓“至性至情”的说法。这种解读视角，我以为基本属于仰视角度。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关注，教学实际中，一些敢于质疑的教师也开始了“情真乎情深乎”[1]的反思，发出了“千古矫情《陈情表》[2]”的喟叹，个别“较真”的学生也会质疑《陈情表》的“虚伪”;甚至有网络文章叫嚷着“把《陈情表》踢出课本”。这种解读角度，姑且称为俯视角度。
是“真情”“至性至情”还是“矫情”“伪情”？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置在一边。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解读《陈情表》，除了“仰视”与“俯视”两种角度之外，有没有第三种角度——“平视”？
近年来的写作理论研究中，荣维东教授的“交际语境写作”[3]因与高考作文命题形式的高度契合而受到较多关注。研读他的一些观点或文章，笔者思维跳跃，甚而忽发奇想：借用“交际语境写作”的一些观点，从写作的角度来考量《陈情表》，不妨来一次“千年穿越”！因為《陈情表》固然有感情和文笔等方面的着眼点，但其背后深藏的写作意图和写作过程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而且有了这个角度的思考，“真情”“矫情”之争可能会迎刃而解。具体说，从写作缘由与写作意图看，《陈情表》的写作过程属于特定交际语境下的应用性写作。
荣维东教授这样给“交际语境写作”定义并阐释它的核心要素[4]：
所谓“交际语境写作”是指面对具体或假拟的读者，围绕一定的话题，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和意图，以一定的角色和口吻，建构意义，构建语篇，进行书面表达和交流的活动。
……
任何一个写作任务，都应该包含直接或间接的交际语境要素，即读者、话题、作者、目的、文体等。
下面我们从写作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交际语境写作”的基本观点，“还原”（姑且这样说）李密的几个写作要素。
先说李密的读者对象。
撇开后世流传千古而产生的读者，《陈情表》当时的真正读者其实只有一位——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晋武帝。李密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公元263年，魏国发兵入川，灭掉蜀国。次年，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己做了皇帝，即晋武帝。司马炎在位20多年，史学界一般认为，前期能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罢废州郡武装、大肆分封宗室、允许诸王自选长吏和按等置军，埋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的祸种。后期热衷于安逸享乐，以致荒淫无度，皇权旁落，外戚专政，匈奴入侵。作为一国之君，处在三国乱世的尾声，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客观地说，司马炎虽逼迫魏帝禅让帝位，但对曹奂本人以及蜀汉旧主刘禅，在生活待遇上也还能做到优厚有加;他在做了皇帝的第二年，就向蜀汉旧臣李密发出盛情邀请。这样分析，并不是说晋武帝是一个圣贤之君，他骨子里依旧打上了司马家族的烙印。当年，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爽为首的三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他的父亲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典故而“得名”。司马炎继承相国与晋王之位、掌握军政大权之后，虽急于仿效曹丕代汉，但又多次假意推让。司马炎心狠手辣、善于弄权、虚伪狡诈的性格，作为蜀汉旧臣的李密比现在的我们清楚得多。因此，对于李密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读者，他的阅读感受直接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
再说写作话题。
按荣维东教授的阐释，“话题”指“写作的想法或内容，涉及人、事、景、物、情、理等诸方面”[5]。就李密来说，这篇“表”中主要涉及人、事、情、理。自己身世孤苦，祖母需要赡养，这是“人”与“事”。祖孙相依为命，为孙恪守孝道，这是李密的“显情”;蜀汉旧臣的节操观不便于立即履职新朝，对司马政权有几分畏惧与观望态度，这是李密的“隐情”。尽孝与尽忠的矛盾与抉择，关涉到“理”。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隐情”不能说，所以李密只能大书特书孤苦身世与尽孝之事，并信誓旦旦，提出先尽孝、后尽忠的“权变”之法，顾全司马氏的颜面，也符合自己暂时观望的策略。
三看身份意识。
李密这个人，其实很不简单。他的祖父李光，在蜀国曾做过朱提太守，是蜀汉老臣;他的老师谯周，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博学广识，经诸葛亮举荐，一直做到光禄大夫。如表中所言，李密从小境遇不佳，在祖母刘氏的抚养下长大成人。李密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以文学见长，曾任蜀汉尚书郎，掌管文书章奏。可以看出，尚书郎这个职位的历练，对于这篇“表”的写作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作为《春秋左氏传》“研究专家”的李密，我们不难推测，他对春秋笔法心领神会。当时，司马昭的幕僚杜预作《春秋序》，已概括《春秋》特点：“文见于此，起义在彼。”清代刘熙载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所谓春秋笔法，就是把微言大义藏在委婉的叙事之中。李密知道，自己写作时身份意识一定要摆“正”：蜀汉旧臣的身份最易受当朝者猜忌，所以，李密用“且臣少事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一句巧妙破题。“伪朝”二字点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在不动声色之中巧妙地完成立场转换，表达了对司马政权的归顺之心。不仅如此，他更是自污自辱，“本图宦达”点明内心对仕途的渴求，自污之意明显;再加以“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的自辱之话，姑且不论是否由衷而发，仅就此时李密的身份立场来说，是毫无漏洞的。 明确了读者和话题，定位了写作身份之后，三者统一在一起，就是“目的意识”——文章为何而做？“陈情”的核心目的可以用“愿乞终养，辞不赴命”这八个字概括。但是要让晋武帝接受这个请求还是十分困难的，且不说蜀汉旧臣的身份，单是之前四次征召四次拒绝的表现，就让李密自己特别尴尬。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违抗君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批龙鳞、逆圣听轻则难保性命，重则株连九族。《陈情表》的成功，得益于步步为营的目的意识，让李密摆脱了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巧妙化解可能出现的灭顶之灾。
且看李密如何“步步为营”：
表文刚一落墨，李密就痛陈悲惨遭遇和凄苦家境，诉说命途多舛、奉养祖母的苦衷——赢得了“特殊读者”的同情，达到了第一重目的。接着，表文追述辞谢拜官的境况和进退两难的心情，委婉宣泄了忠孝不能两全的思绪——消除了对方的疑虑，达到了第二重目的。接下来，扣住晋朝“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定位，恣意颂扬，把自己“代入”进去。但尚嫌理由不够完备，又以个人的经历遭遇，从两方面表达效忠心志。表达自己冀求官职显达，并无志士追求名节之意——消除新朝皇帝对自己“矜名节”的怀疑，达到了第三重目的。同时，又表白自己确有奉诏之愿，对朝廷没有二心，并且自我贬损为“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消除了晋武帝的猜疑之心。表文接下来峰回路转，再次强调自己的凄苦危殆，抒发孝顺衷情，回到上文的矛盾纠结中——引人同情，达到了第五重目的。表文末尾，从年龄计议，拿鸟兽对比，加上对天盟誓，拉来“二州牧伯”甚至天地鬼神作证，进而表达“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决心，达到了掏心掏肺、沥血陈情的境地——先孝后忠的恩情挚意，深深打动了晋武帝，达成了终极目的。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写作者的文体意识。关于“表”的写作，历来是有说法的。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提到“表”，他引述别人的说法认为，“表中眼目，全在破题，要见尽题意，又忌太露。贴题目处，须字字精确。且如进实录，不可移于日录。若泛滥不切，可以移用，便不为工矣。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忌深僻，造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这些对于深通文书章奏之法的尚书郎李密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技巧方面的事姑且不说，要说的是，李密采用“表”的形式上书，是契合“陈情”需要的。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云：“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可见，汉魏晋时代臣子以“表”上奏，是陈述衷情的。如果说李斯《谏逐客书》的“书”，契合“晓之以理”的目的——立足替对方着想的“战略制高点”，完全撇开自己，处处为秦王计议，批逆鳞却功成计合;那么李密的“表”，则采取“动之以情”的策略，完全撇开公事，诉说衷情，不但未受诛戮，反而赢得皇上的理解与同情。晋武帝读了《陈情表》后，竟情不自禁地赞道：“士之有名，不虚然哉！”还特地“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至此，李密的写作意图终于得以完全达成。
单从结果论，李密的写作似乎是从容优游的，但从写作过程看，可谓暗箭密布、刀光剑影，如同今人杂技中的悬崖走钢丝。我们甚至不难推测，尽管李密写作时，晋武帝不在眼前，但李密仿佛始终面对晋武帝威严、疑惑目光的逼视，他反复揣摩，谨慎择言。具体说来，哪些内容能说，甚而至于多说少说（比如孝情忠心可多说，亲情可少说）;哪些内容可适当提及，但不可过度渲染（比如“自轻自贱之语”）;哪些内容不能说，只字不能提，甚而至于言外之意也不可触及（比如自己的观望态度）——这些内容的分寸尺度必须把握精确。作为写作者的李密，将对方的每一个意图提前判断出并加以解答——这就是交际语境写作中强调的“写作针对性”。
关于“写作针对性”，统编本教材必修上册第六单元学习任务中这样表述，“写议论文，还要有读者意识，这也是一种针对性”，并且强调“根据读者的情况选择内容、调整表达方法”。荣维东教授也這样说：写文章，不是将脑袋里的那一堆信息思想用字词句段表达出来就完了。任何一种表达的发生，都应该是有一个触发它的语境（情境）。任何的表达交流都在语境中发生，依据语境要素而进行。换句话说，写文章不是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应该是不断猜想着读者知道什么，想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根据读者的需要或情况去说去写去交流互动，这样的写作交流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6]
用“交际语境写作”理论这样的现代之语，可以恰当地印证李密的心思而毫无“违和感”，应该不是一种巧合。
当然，一些人诟病《陈情表》“矫情”“伪情”，无非是其中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客观地分析《陈情表》中，至少有两类话是违心之语：一类是“逮奉圣朝，沐浴清化”这类歌颂吹捧之语，一类是自轻自贱的贬损之语。这两类违心之语其实是“故作此语”，目的就在于迷惑和麻痹对方，是向统治者“示弱”“让利”的一种表白。从交际语境写作的角度来看，这是写作者“对象意识”“身份意识”“目的意识”和“写作针对性”的表现。说到底，《陈情表》就是古人面临危机时的公关文本。
简言之，如果破除因袭前人“至情至性之文”旧说的执念，让《陈情表》从迷信的“神坛”上走下来，以“平视”的目光观照这篇文本，将它作为古人危机公关的范本来读，可能会少一些“‘真情’还是‘矫情’”之类的困惑;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站在这一视角解读文本，并与另外两种解读方式对照，会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一系列积极的甚至创造性的变化！
我们期待着！
注释：
[1]柳青.情真乎情深乎——《陈情表》之矫情[J].中学语文（上旬刊），2014（12）.
[2]赵爱春.千古矫情《陈情表》[J].语文新圃，2006（9）.
[3]荣维东.交际语境写作[M].语文出版社，2016：4.
[4][5][6]荣维东.交际语境写作与高考作文命题技术的进步[J].语文学习，2019（7）.
[7]王栾生.《书》《表》异同及其语用学启迪[J].零陵学院学报，2004（7）.
是“真情”“至性至情”还是“矫情”“伪情”？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置在一边。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解读《陈情表》，除了“仰视”与“俯视”两种角度之外，有没有第三种角度——“平视”？
近年来的写作理论研究中，荣维东教授的“交际语境写作”[3]因与高考作文命题形式的高度契合而受到较多关注。研读他的一些观点或文章，笔者思维跳跃，甚而忽发奇想：借用“交际语境写作”的一些观点，从写作的角度来考量《陈情表》，不妨来一次“千年穿越”！因為《陈情表》固然有感情和文笔等方面的着眼点，但其背后深藏的写作意图和写作过程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而且有了这个角度的思考，“真情”“矫情”之争可能会迎刃而解。具体说，从写作缘由与写作意图看，《陈情表》的写作过程属于特定交际语境下的应用性写作。
荣维东教授这样给“交际语境写作”定义并阐释它的核心要素[4]：
所谓“交际语境写作”是指面对具体或假拟的读者，围绕一定的话题，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和意图，以一定的角色和口吻，建构意义，构建语篇，进行书面表达和交流的活动。
……
任何一个写作任务，都应该包含直接或间接的交际语境要素，即读者、话题、作者、目的、文体等。
下面我们从写作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交际语境写作”的基本观点，“还原”（姑且这样说）李密的几个写作要素。
先说李密的读者对象。
撇开后世流传千古而产生的读者，《陈情表》当时的真正读者其实只有一位——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晋武帝。李密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公元263年，魏国发兵入川，灭掉蜀国。次年，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己做了皇帝，即晋武帝。司马炎在位20多年，史学界一般认为，前期能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罢废州郡武装、大肆分封宗室、允许诸王自选长吏和按等置军，埋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的祸种。后期热衷于安逸享乐，以致荒淫无度，皇权旁落，外戚专政，匈奴入侵。作为一国之君，处在三国乱世的尾声，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客观地说，司马炎虽逼迫魏帝禅让帝位，但对曹奂本人以及蜀汉旧主刘禅，在生活待遇上也还能做到优厚有加;他在做了皇帝的第二年，就向蜀汉旧臣李密发出盛情邀请。这样分析，并不是说晋武帝是一个圣贤之君，他骨子里依旧打上了司马家族的烙印。当年，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爽为首的三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他的父亲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典故而“得名”。司马炎继承相国与晋王之位、掌握军政大权之后，虽急于仿效曹丕代汉，但又多次假意推让。司马炎心狠手辣、善于弄权、虚伪狡诈的性格，作为蜀汉旧臣的李密比现在的我们清楚得多。因此，对于李密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读者，他的阅读感受直接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
再说写作话题。
按荣维东教授的阐释，“话题”指“写作的想法或内容，涉及人、事、景、物、情、理等诸方面”[5]。就李密来说，这篇“表”中主要涉及人、事、情、理。自己身世孤苦，祖母需要赡养，这是“人”与“事”。祖孙相依为命，为孙恪守孝道，这是李密的“显情”;蜀汉旧臣的节操观不便于立即履职新朝，对司马政权有几分畏惧与观望态度，这是李密的“隐情”。尽孝与尽忠的矛盾与抉择，关涉到“理”。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隐情”不能说，所以李密只能大书特书孤苦身世与尽孝之事，并信誓旦旦，提出先尽孝、后尽忠的“权变”之法，顾全司马氏的颜面，也符合自己暂时观望的策略。
三看身份意识。
李密这个人，其实很不简单。他的祖父李光，在蜀国曾做过朱提太守，是蜀汉老臣;他的老师谯周，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博学广识，经诸葛亮举荐，一直做到光禄大夫。如表中所言，李密从小境遇不佳，在祖母刘氏的抚养下长大成人。李密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以文学见长，曾任蜀汉尚书郎，掌管文书章奏。可以看出，尚书郎这个职位的历练，对于这篇“表”的写作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作为《春秋左氏传》“研究专家”的李密，我们不难推测，他对春秋笔法心领神会。当时，司马昭的幕僚杜预作《春秋序》，已概括《春秋》特点：“文见于此，起义在彼。”清代刘熙载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所谓春秋笔法，就是把微言大义藏在委婉的叙事之中。李密知道，自己写作时身份意识一定要摆“正”：蜀汉旧臣的身份最易受当朝者猜忌，所以，李密用“且臣少事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一句巧妙破题。“伪朝”二字点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在不动声色之中巧妙地完成立场转换，表达了对司马政权的归顺之心。不仅如此，他更是自污自辱，“本图宦达”点明内心对仕途的渴求，自污之意明显;再加以“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的自辱之话，姑且不论是否由衷而发，仅就此时李密的身份立场来说，是毫无漏洞的。 明确了读者和话题，定位了写作身份之后，三者统一在一起，就是“目的意识”——文章为何而做？“陈情”的核心目的可以用“愿乞终养，辞不赴命”这八个字概括。但是要让晋武帝接受这个请求还是十分困难的，且不说蜀汉旧臣的身份，单是之前四次征召四次拒绝的表现，就让李密自己特别尴尬。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违抗君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批龙鳞、逆圣听轻则难保性命，重则株连九族。《陈情表》的成功，得益于步步为营的目的意识，让李密摆脱了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巧妙化解可能出现的灭顶之灾。
且看李密如何“步步为营”：
表文刚一落墨，李密就痛陈悲惨遭遇和凄苦家境，诉说命途多舛、奉养祖母的苦衷——赢得了“特殊读者”的同情，达到了第一重目的。接着，表文追述辞谢拜官的境况和进退两难的心情，委婉宣泄了忠孝不能两全的思绪——消除了对方的疑虑，达到了第二重目的。接下来，扣住晋朝“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定位，恣意颂扬，把自己“代入”进去。但尚嫌理由不够完备，又以个人的经历遭遇，从两方面表达效忠心志。表达自己冀求官职显达，并无志士追求名节之意——消除新朝皇帝对自己“矜名节”的怀疑，达到了第三重目的。同时，又表白自己确有奉诏之愿，对朝廷没有二心，并且自我贬损为“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消除了晋武帝的猜疑之心。表文接下来峰回路转，再次强调自己的凄苦危殆，抒发孝顺衷情，回到上文的矛盾纠结中——引人同情，达到了第五重目的。表文末尾，从年龄计议，拿鸟兽对比，加上对天盟誓，拉来“二州牧伯”甚至天地鬼神作证，进而表达“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决心，达到了掏心掏肺、沥血陈情的境地——先孝后忠的恩情挚意，深深打动了晋武帝，达成了终极目的。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写作者的文体意识。关于“表”的写作，历来是有说法的。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提到“表”，他引述别人的说法认为，“表中眼目，全在破题，要见尽题意，又忌太露。贴题目处，须字字精确。且如进实录，不可移于日录。若泛滥不切，可以移用，便不为工矣。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忌深僻，造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这些对于深通文书章奏之法的尚书郎李密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技巧方面的事姑且不说，要说的是，李密采用“表”的形式上书，是契合“陈情”需要的。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云：“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可见，汉魏晋时代臣子以“表”上奏，是陈述衷情的。如果说李斯《谏逐客书》的“书”，契合“晓之以理”的目的——立足替对方着想的“战略制高点”，完全撇开自己，处处为秦王计议，批逆鳞却功成计合;那么李密的“表”，则采取“动之以情”的策略，完全撇开公事，诉说衷情，不但未受诛戮，反而赢得皇上的理解与同情。晋武帝读了《陈情表》后，竟情不自禁地赞道：“士之有名，不虚然哉！”还特地“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至此，李密的写作意图终于得以完全达成。
单从结果论，李密的写作似乎是从容优游的，但从写作过程看，可谓暗箭密布、刀光剑影，如同今人杂技中的悬崖走钢丝。我们甚至不难推测，尽管李密写作时，晋武帝不在眼前，但李密仿佛始终面对晋武帝威严、疑惑目光的逼视，他反复揣摩，谨慎择言。具体说来，哪些内容能说，甚而至于多说少说（比如孝情忠心可多说，亲情可少说）;哪些内容可适当提及，但不可过度渲染（比如“自轻自贱之语”）;哪些内容不能说，只字不能提，甚而至于言外之意也不可触及（比如自己的观望态度）——这些内容的分寸尺度必须把握精确。作为写作者的李密，将对方的每一个意图提前判断出并加以解答——这就是交际语境写作中强调的“写作针对性”。
关于“写作针对性”，统编本教材必修上册第六单元学习任务中这样表述，“写议论文，还要有读者意识，这也是一种针对性”，并且强调“根据读者的情况选择内容、调整表达方法”。荣维东教授也這样说：写文章，不是将脑袋里的那一堆信息思想用字词句段表达出来就完了。任何一种表达的发生，都应该是有一个触发它的语境（情境）。任何的表达交流都在语境中发生，依据语境要素而进行。换句话说，写文章不是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应该是不断猜想着读者知道什么，想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根据读者的需要或情况去说去写去交流互动，这样的写作交流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6]
用“交际语境写作”理论这样的现代之语，可以恰当地印证李密的心思而毫无“违和感”，应该不是一种巧合。
当然，一些人诟病《陈情表》“矫情”“伪情”，无非是其中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客观地分析《陈情表》中，至少有两类话是违心之语：一类是“逮奉圣朝，沐浴清化”这类歌颂吹捧之语，一类是自轻自贱的贬损之语。这两类违心之语其实是“故作此语”，目的就在于迷惑和麻痹对方，是向统治者“示弱”“让利”的一种表白。从交际语境写作的角度来看，这是写作者“对象意识”“身份意识”“目的意识”和“写作针对性”的表现。说到底，《陈情表》就是古人面临危机时的公关文本。
简言之，如果破除因袭前人“至情至性之文”旧说的执念，让《陈情表》从迷信的“神坛”上走下来，以“平视”的目光观照这篇文本，将它作为古人危机公关的范本来读，可能会少一些“‘真情’还是‘矫情’”之类的困惑;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站在这一视角解读文本，并与另外两种解读方式对照，会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一系列积极的甚至创造性的变化！
我们期待着！
注释：
[1]柳青.情真乎情深乎——《陈情表》之矫情[J].中学语文（上旬刊），2014（12）.
[2]赵爱春.千古矫情《陈情表》[J].语文新圃，2006（9）.
[3]荣维东.交际语境写作[M].语文出版社，2016：4.
[4][5][6]荣维东.交际语境写作与高考作文命题技术的进步[J].语文学习，2019（7）.
[7]王栾生.《书》《表》异同及其语用学启迪[J].零陵学院学报，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