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在1960年代的波士顿，生活中充满了闪光灯。我和姐姐露丝在客厅里乱蹦乱跳，随着《西区故事》的音乐翩翩起舞……不过，你还没来得及说伦纳德·伯恩斯坦（美国指挥家、作曲家，音乐剧《西区故事》是其代表作之一。——译注）之前，我的母亲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用布朗尼相机为我们拍下几十张照片了。虽然闪光灯使得我们睁不开眼睛，但我和姐姐似乎都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们摆出各种造型，做出高难度的动作，哪怕为此忍受疼痛。我们把手臂放在脑后，像芭蕾舞演员那样抬起腿，让脚趾指向前方……大声喊着：“妈妈！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我儿时的家中，无论墙壁上、相册里，或是抽屉中，到处都是我和姐姐的照片。母亲就像我们的私人摄影师一样，时刻不忘用相机记录我们的生活。她还根据年代和事件仔细地为每一张照片做标签。我和姐姐拍我们的宠物小猫“猫王”的照片，我们相互拍照，然而直到我十二岁那年，才突然发现家里竟然连一张她的照片都没有，更别提她儿时的了。没有她和父亲的照片，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父亲难得回家，就算回来了，不是独自沉默就是和我们吵。他们的结婚照塞在一本白色相册里。我们对这张照片和对父亲一样，敬而远之。母亲不愿意和她的两个女儿合影，这一点我们也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母亲是一位非常美丽并且喜欢自我欣赏的女人。对于自己的外貌她平时十分在意，路过镜子时，总是忍不住停下来打量自己，捋捋头发，整理整理衣领，容不得絲毫马虎，但她从不愿意用照片来定格自己的美丽。每当我们问及其中的原因，她总是用“我不上镜，我太老了！”来敷衍我们。
　　“那你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呢？”我问她，“那个时候你一定拍了很多漂亮照片！你小时候的照片哪去了呢？”
　　母亲的父母是从沙皇俄国偷渡过来的，她有八个兄弟姐妹。我们在沃尔瑟姆的日子和母亲的童年相比，显得平淡无奇。她的经历对我和姐姐这两个从未出过国的人来说，充满了异国情调，让我们非常向往，但我的舅舅、姨妈都没有任何相关照片。“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当时不会有人想到要拍照片，”母亲告诉我，“你们的父亲在童年时期同样没有照片。和你们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相机。”
　　我忍不住继续问：“这怎么能受得了呢？难道你当时就没有一点机会为自己留一张照片吗？”
　　母亲愣了一会，若有所思地说：“我十二岁的时候倒是拍过一次照片，是我们全家人一起拍的，但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放哪儿了。”
　　我发现母亲说完这句话后刻意回避我们的目光。她紧闭嘴唇，眼睛看着别处。每一次想对我和姐姐隐瞒什么的时候，她都是这样的表情，因此我并不相信她。为了找到这张照片，我几乎把家里翻了个遍。在存放旧东西的地下室里，我翻找过我和姐姐小时候的玩偶、毛绒玩具箱，以前上学时的作业和美术作品箱。我在家人聚会时问我的舅舅和姨妈，“谁手上有那张照片？”但是，他们给我的回复就像是在回答我问他们心脏搭桥手术怎么做一样。除了我和姐姐，似乎没有人真正在意这张照片在哪里。
　　“能告诉我您当时的长相吗？”我央求母亲。
　　“我记不清了。”
　　“那您当时是鬈发吗？是胖还是瘦呢？”
　　母亲笑了，告诉我生长在一个有着众多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是多么有趣啊。在这样的家庭太幸运了！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她的父亲是一位正统的犹太教牧师，每周都会带他的信众来家里吃晚饭。席间，他们唱歌、跳舞、用纯银的勺子在我外婆擦得铮亮的木头桌子上敲打出悦耳动听的旋律。母亲还告诉我，她的几个姐姐总是将最好的衣服让给她穿，比如天鹅绒的裙子，水波纹丝绸的衬衫……家人是那么宠她，因为她是家里最小的。“家庭就是一切，”母亲坚定地告诉我，“你们两个姑娘要记住。”仿佛为了证明这一点，母亲现在住的地方离她几个姐姐的住所都不超过二十分钟的路程。母亲的哥哥姐姐的名字都非常有异国情调，像“费雷达”“西奥多拉”“格特鲁德”，只有“珍妮”相对美式一点。他们总会来家里聚会，也常常争吵，但在我看来这都无伤大雅，就像我也会和我姐姐吵架一样，这并不妨碍我爱她。有时候，争吵并不代表我们不爱对方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依然经常想起那张消失的照片，想起它可能会带给我的关于母亲的故事。我希望它告诉我，母亲在她姐妹中是最漂亮、最有气质的。我还想从照片中知道，父亲爱上母亲之前她是什么样子——尽管父亲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变得脾气暴躁。后来，我和姐姐进入了青春期。一直关注自己外貌的母亲明白我们的烦恼。学校里的两个女同学嘲笑姐姐的另类发型，她大哭着跑了回来。母亲马上带她去了约翰·罗伯特·鲍尔斯模特公司，给她做了全套的妆容设计。专业人士告诉她，什么是正确而时髦的穿衣和发型风格。母亲特意两次到波士顿市中心的贝尔蒙特理发店和法林商场，用信用卡为她买了昂贵的烫发器和时髦的衣服。在历史课上，有个同学在黑板上画了嘲讽我头发的肖像，把我画成了消瘦版的美杜莎。我回到家里，悄悄地用电熨斗烫头发，想把它给烫平，结果不仅弄坏了电熨斗，还烧焦了头发。母亲没有责怪我，而是把我揽入怀中安慰我，带我去星星超市买了一盒直发发蜡。
　　但我和姐姐还是对自己的外观十分在意。我们再也不希望自己的形象定格到胶卷上了。每当母亲拿着相机靠近时，我们就举起手来遮挡。母亲说：“你们这样真的让我非常难过。”但我们是十几岁的孩子，不在意别人的感受，我们只想到自己的喜怒哀乐。
　　我们长大了。父亲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去世，我和姐姐都希望母亲找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再婚。我们觉得她在为别人付出了这么多之后，拥有寻找真爱的权利。但是她好像对这并不感兴趣。后来，我和姐姐都各自结婚成家了，我们用大量的照片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我生小孩以后，我和丈夫开始用照片和视频记录孩子的成长，这时我又想起了母亲的那张消失的照片。它是光荣家庭这个完整链条中缺失的一环。每次回去见到家人，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问这张照片在哪里。 　　“这很重要吗？”母亲说道，“不就是一张老照片嘛。”
　　在我儿子十二岁那年，我母亲那边的家人几乎全部去世了。后来我最小的姨妈珍妮也去世了。妈妈给我打来电话，除了告诉我她姐姐去世的消息，还用很不自然的语气告诉我：“我在你姨妈珍妮的地下室里找到了那张照片。”我们觉得母亲是因为珍妮的去世而过度悲伤，因此对母亲不自然的声音并没有太奇怪。我告诉自己，回家后一定要尽量让母亲开心一点。想象一下吧，我想，除了我母亲，整个家族的人都不在了，但那张照片却冒了出来。
　　我和姐姐开车回波士顿参加珍妮姨妈的葬礼，同时也是为了安抚悲伤的母亲，看看那张照片。我们三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把光着的脚丫埋在母亲厚厚的蓝色地毯中。“准备好了吗？”母亲问道，说着她打开了那个一直放在她膝盖上的盒子，慢慢取出照片，勉为其难地递给我们。我惊讶得倒吸一口气，我姐姐什么也没有说。照片比我想象的要大，是12×8英寸的暗棕色照片。照片里的人都站着，我那位俄罗斯外祖母的样子把我吓坏了。她穿着一身及地的天鹅绒长裙，一只手放在我那拉比外祖父的肩膀上，那神情仿佛是想把他按进椅子里。我的几个姨妈都留着一头男式的短发，穿着流行的直筒连衣裙，站在三个精心打扮的哥哥边上，显得很年轻，很开心，其中一个哥哥甚至穿着粗呢子灯笼短裤。但是哪一个是我的母亲呢？应该不是像棕色鹪鹩一样躲在角落、永远在最后才会被想到的那个小女孩吧。我又看了一遍。这个女孩是照片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穿着不合身的裙子和脏袜子，头发剪得十分粗糙，那表情看上去是在强作欢颜，否则就要哭出来了。
　　母亲坐在我和姐姐中间，敲了敲照片中那个格格不入的小女孩说：“这就是我！”她缓缓地问道，“我长得很普通吧？”那语气仿佛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盯着那张照片，久久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那肯定不可能是她。我突然很后悔，觉得自己不该为了满足好奇心，这么多年来不断要母亲展示这张照片，最后只是狠狠地揭开了母亲内心深处最卑微、最脆弱的一面。我凑近去看这张照片，突然觉得眼睛无法从小女孩身上移开了。
　　“你是這群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了。”我认真地说。别的人看起来就像一群来参加聚会的宾客，只有这个小女孩显得与众不同，一看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并且会让人对她的故事非常向往。
　　“真的吗？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母亲看着我疑惑地说，“只可惜我家里没有一个人这样想。”
　　“但是我想您当时的家庭生活应该还是很棒的。”我姐姐补充道。母亲叹了一口气。
　　“可惜并不是那样。”她毫不客气地说。一扇封闭的大门好像被打开了。
　　“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我说。母亲犹豫了一下，慢慢开始了讲述。那一幕幕就像电影一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只是情节和人物颠覆了我们原先的认知。
　　母亲从来都没告诉过我们，她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在她八岁时的一个晚上，她的妈妈把她和她的双胞胎弟弟带到众人面前。“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小男孩很聪明帅气！”我的外祖母说。母亲站在那里，迫不及待地等着，然而她并没有得到任何赞扬，也没有人注意到她。“哦，对了，这是那个女孩。”外祖母漫不经心地指着我母亲说，然后就打发姐弟俩走了，自己则去招呼客人。
　　“这简直太可恶了！”我姐姐说。
　　“我在他们心中就是个发育不全的小孩，”母亲说，“我的牙长得非常难看，但是我父母舍不得花钱带我去看牙医，因此我不得不长大后自己付钱去矫正牙齿，幸运的是我遇到的那位牙医很善良，愿意让我慢慢还钱。”她的几个姐姐，除了珍妮，都不把她当回事。她以前说过的姐姐给她的漂亮衣服，其实只是几件手肘有洞、边缘处磨破了的旧衣服。母亲是她姐妹中唯一上过大学并且做了老师的，我和姐姐一直引以为豪，而如今她告诉了我们真相：“我的父母担心我嫁不出去。我要能够自立，因为他们不愿在经济上支持我。我本来也不想去读大学的。”更为可怕的是，她的父亲曾经催促她去新罕布什尔参加一个成年人露营活动，寻找男友。母亲就是在那里遇见了我的父亲，一个沉默、暴躁、她并不爱的男人。由于家人不断地向她灌输“除了他没人会娶你！”，她无奈选择了这段婚姻。
　　我坐在母亲身旁，为母亲的遭遇感到心痛。我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谈恋爱时母亲给的那些建议：要看对方的好，不要安于现状，多注重人的内心，而不是外貌。
　　“你的家人简直太糟糕了！”我说。以前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母亲的姐姐叫她做这做那的时候，母亲有时会突然变得不耐烦，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对母亲说她那时很美，母亲惊讶地看着我。她说她和父亲刚结婚那会儿，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我的姨妈费雷达逼着母亲住进了外祖母家。“你看，这样可以省钱，”费雷达坚持说，“还能照顾母亲。”多年后母亲搬了出去，这时她才明白自己被人操控了，干了别人不愿干的活。她没有任何隐私，没有自己的家。
　　母亲告诉我们，她为什么一直和我父亲维持着婚姻关系——那是因为在被深爱的男人拒绝后，她觉得自己配不上好男人。她告诉我们，我们的父亲去世后，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财产或保险，她的那些姐姐离她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却都没有过来帮忙或安慰她。她姐姐格特鲁德是这样对她说的：“反正也不是什么真爱，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和姐姐一直坐在母亲身旁听她诉说，直到凌晨4点，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比之前更加难过。我们问母亲问题，我们强作镇定，我们忙着消化她讲的这些另类却又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故事。每讲一件事，母亲就显得更轻松，也更美丽。母亲卸下了沉重包袱，照片中的那个小女孩也变得更加可爱了。
　　我拿起照片放到腿上，指出一个她似乎没有注意到的细节：照片中她的头发虽然剪得很毛糙，但是她的发质纤细、顺滑；她的裙子虽然大，显得很不合身，但是她把袖子卷起来了，乍一看整套衣服显得很时髦。“是的，我很善于把东西打理得整洁、漂亮。”母亲神采飞扬地说。
　　我姐姐说，母亲关于自己家庭生活的描述全是假的。“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呢？”她问。
　　“因为我不好意思。”母亲答道。
　　“但是，为什么呢？”我说，“错的是他们，不是你！”我摇摇头，“我喜欢这张照片，因为里面有你。”
　　听完母亲的讲述，我更爱她了。我明白了母亲总是想方设法保护我们，她决心不让自己受的磨难在我和姐姐身上重演，她要让我们与众不同，虽然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并不乖。母亲改变不了她的过去，但是，通过为我们拍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张悬挂在墙上让她自豪的照片，她努力改变了我们的未来。
　　一周后，在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家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两大袋食品。这些东西我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到，但她坚持要我带着。几盒意大利面，几罐果酱，一些绿葡萄让我在路上吃。为我准备食物是她表达爱的方式。“还有这个你也带着吧。”说着她拿出了那张照片。
　　“你不自己保存了吗？”
　　“我更希望你保存它，”她说，“只是要记得复制一份给你姐姐。”
　　回去后我把这张照片用相框裱好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这样我就能每天看到它。每当有朋友来办公室，都会被这张照片所吸引。他们会仔细审视我漂亮的外祖母、时尚的姨妈，但是最让他们无法忽视的却是蜷缩在角落里的那个小女孩。这时，我会告诉他们：“这是我的母亲。”
　　我知道母亲给了我什么。她不仅把自己的内心深处交给了我，还同意我向外人展示她隐藏多年的秘密。她给我的不只是一张我喜欢的照片，还教会了我一些道理——透过现象看本质；耳听为虚，眼见为真；故事的后面总有故事；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去探索去发掘，就一定能找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