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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包围了志愿军第六十军第一八0师。我所在的五三八团接到师部命令，突破北面的敌军防线，为整个师的撤退开辟出一条出路。5月24日晚，我带着一个连，借着夜色突围的时候，被敌人包围了。第三天，我们伤亡很大，弹药也打光了。天黑以前，我受伤后被俘。后来得知，在我们的掩护下，师部和大部分部队已经撤离。但是，我们师还是有9000名干部和战士被俘。
5月26日，我被押送到水原。在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1000多名志愿军战俘。我说我的名字叫王芳，是一名厨师。联合国军不能确定我们的军衔。因为我们穿的都是同样的军服，而且每个人都剃了光头，更没有标记军衔的军章。后来，我们被用火车押送到釜山，在那里登记。在联合国军登记处工作的朝鲜人都是朝鲜人民军的战俘。他们都能说汉语和朝鲜语，而且都很友好。他们暗示，我们有可能被送到台湾去。
6月16日，我们登上了联合国军的登陆船。大概两个小时以后船在釜山附近的一个小岛靠岸了。这里就是巨济岛。
我们从船上下来，径直走向72号战俘联队的营地。一个联合国军的官员问我们，谁是营长?没人回答，“有没有干部?”还是没人回答。6月18日，也就是我们到达那里的两天后，联合国军的审讯官员查出了72号战俘联队中所有志愿军的干部。我们师里的一些人已经叛变了。很明显，这些人已经把一切告诉敌军了。
所有在72号战俘联队的团级和营级的干部，被分配到了干部战俘营。在那里我见到其他一些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干部。他们告诉我大部分中国战俘关押在71、72和86号战俘联队。很多战俘联队都已经被朝鲜劳动党组织起来，并且准备在9月举行暴动。朝鲜方面希望中国战俘能够组织起来参加这次斗争。我在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变得有信心起来。我们要在巨济岛继续我们的抗美援朝斗争，这里是朝鲜战争的第二战场。
6月底，我们离开了干部战俘营，回到了72号战俘联队。但是，这里的情况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所有的中国战俘，包括我们自己部队的人，不想和我或者其他干部交谈。他们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在整个72号战俘联队营地里我感到沉重的压力和一种巨大的不安。联合国军的看守们改变了政策，他们利用叛变的中国战俘，挑拨离间，来管理战俘营。
我想说的是，这些叛徒在营地里所使用的手段比那些美国人和韩国人还要狠毒。有了联合国军在背后为他们撑腰，这些叛徒控制着72号战俘联队。他们把72号战俘联队分成6个战俘分队，并由他们管理这些分队。所有的领队们制定了包括禁止战犯之间交谈，开会以及传纸条等一系列规定。他们从自己人当中选出一些人组成管理战俘的小组，他们使用小刀，铁警戒哨，带刺的鞭子，有刺的铁丝连枷，还有包着皮的铅头棍棒等武器来加强对战俘的控制。如果有人违反了他们的规矩，这些战俘守卫就会把他们关进一个独立的房间，进行殴打。我们有些人甚至被殴打致死。
在1952年初，战俘团的叛徒领队李大安，要在所有72号战俘联队的身上刺上反共产主义的纹身。一些人拒绝纹身。为了杀鸡吓猴，在5000多战俘面前，他命令战俘守卫队的队员去惩罚那些不愿意纹身的人。一个叫林学普的战士，始终拒绝纹身。叛徒李大安把林学普拉到台上，一边挥着一把尖刀，一边大声质问道，你到底纹还是不纹?满身是血的林学普慢慢地站起来，大声回答道，不!李大安便一刀砍下了林学普的手臂。林一声惨叫，倒在地上。但是他仍然摇头说不。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林学普的胸口。在林学普壮烈牺牲前，李大安切开他的胸口，掏出他的心脏。握住流着鲜血而且还跳动着的心脏，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纹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越来越多的战俘对于那些叛徒的暴行表示愤怒。越来越多的战俘意识到：在战俘和叛国者之间，是生与死的较量。
为什么在中国战俘中有这么多叛变者呢?首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早期招收了一些素质很低的新兵。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但同时它也失去了大多数参加过抗战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达到扩军的目的，一些征兵的干部忽视了应征入伍人员的素质，采取开门的政策，几乎接受所有应征的申请。其次，中国人民解放军里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人。例如叛徒李大安，曾经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东北的一个警察，他十分痛恨共产党。国民党在1948年溃败到南方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离开。1949年，他被共产党的当地政府招收到卡车运输队，仅仅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开车。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志愿军以后，李大安在1951年跟随他的卡车运输队进入朝鲜。在一次运输途中，李大安驾驶他的卡车穿过前线，进入敌占区，投敌叛变。联合国军让他和其他一些叛徒去管理中国战俘。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叛国者和一个对付志愿军的恶魔。
一天，李大安和其他几个叛徒们来到我的帐篷，用棍子和砖块打我。“你们为什么打我?”我试着反抗，但是我的反抗招来了更多的殴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叛徒说道，“因为你们共产党在中国的时候打我。现在我就要报复!”另外一个叫嚣着，“你们共产党夺走了我的土地，杀死了我的父亲。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当时我被打得快要窒息了，李大安却在笑着看着我。
战俘营另外一个问题是来自于共产党部队和前国民党部队的矛盾。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解放”了大批国民党部队的军人。这些前国民党部队投降后，加入了人民解放军。魏四喜，72号战俘联队的叛徒领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北平解放后，被整编人人民解放军。但是，他始终保留着他的国民党党证和国民党部队的军官证。进入朝鲜后，他用自己的国民党的证件投向了敌人。
1951年6月，和平谈判在朝鲜开始之后，中朝代表团要求把所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战俘遣送回国，联合国军代表坚持在自愿和自发的基础上遣返。这就意味着战俘可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可以加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去台湾，我们要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
1952年4月，经过仔细的准备和讨论，“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正式在72号战俘联队成立，我被选为总委会的书记。4月8日，联合国军在72号战俘联队开始了所谓的自愿遣返。联合国军和叛徒们一个接着一个的“甄别”那些想被遣返到中国的战俘。为了反抗联合国军的镇压和叛徒的暴行，“共产主义团结总委会”组织了“回国支队”，第602联队。联合国军虽然同意为遣返回国的战俘建立新的营地：“回国支队”，但是在战俘搬进602营地之前，他们要经历严刑拷打，甚至死亡的考验。
当轮到我进行“甄别”的时候，我告诉那些叛徒和联合国军的官员：我希望到602 营地，我希望回到中国。这些叛徒们对我毒打了一顿。经过这些之后，他们看我不改变我的决定，又把我带回我原来的房间。几天后，他们又做同样的“甄别”。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不想去台湾，我想回中国。最后，他们终于放弃了，让我到602营地，“回国支队”的营地。在巨济岛战俘营的20000多名中国志愿军的战俘中，只有6000人通过了对他们的“甄别”，搬到了602营地。
5月1日，我们602“回国支队”的联络人从诊所回来，带给我们从朝鲜劳动党干部那里得到的重要消息。朝鲜地下党决定扣押美第八军驻巨济岛司令官杜德将军，并利用这次事件让全世界都来关注联合国军在战俘营的暴行。朝鲜党的领导人要求我们协助他们，并组织中国战俘举行抗议集会以及绝食斗争。
5月4日，我们开始大规模的绝食。在602“回国支队”的营地，中国战俘把他们的餐盘、饭碗和勺子挂在铁丝网上。在72号战俘联队，中国战俘把他们的饭菜放在厨房和储藏室里，或扔在联队营地的门口。我们通知72号战俘联队支委会，我们要绝食到杜德愿意见我们为止。
5月6日早上，杜德来到602“回国支队”的营地，随行的还有他的副官和一个连的警卫。这次杜德与中国战俘代表之间不寻常的谈判，在602营地的大门口进行。我们在门里，他们在门外。在大门里面有3个中国谈判的代表，分别是我、孙振冠和张泽石。杜德将军从他的吉普车下来，走向我们，在离我们大概3至4米的大门外停下来。大门仍然是关着的，但是两边都可以透过铁丝网看到对方，听到对方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德。他的穿着看起来很得体、很讲究。他的制服和上面的勋章都很耀眼，配合着他的眼镜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经过朝鲜战俘三天的抗议后，在5月7日的下午1：30分，杜德终于在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警卫保护下，由76号联队的美军总管雷边中校和一名副官陪同，坐着防弹装甲车，来到营地的大门口。这次会面和我们以前的谈判一样，仍然在门口进行。在朝鲜战俘代表阅读了《日内瓦公约》之后，杜德变得不耐烦了。他让副官与朝鲜代表继续谈判，而他自己则掏出剪刀来修剪指甲。他身后的卫兵也开始松懈起来。他们散乱地站在后面，交头接耳。他们当时距离杜德、雷边和副官大约有10多米远。
就在这个时候，一队抬着粪桶的朝鲜战俘来到大门口，像每天一样，等着出门前往海边倒粪便。大门打开了，杜德和雷边让到一边，等着这些抬粪的战俘过去。当抬粪的战俘走出大门，隔开了杜德和他的警卫的时候，几名朝鲜代表突然冲出门口，抓住了杜德和雷边。高大年轻的雷边紧紧地抓住大门柱，回头呼喊卫兵帮忙。但是反应迟钝的杜德，在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被四名朝鲜战俘代表抓到了营地里面。大门立即被战俘从里面关上，并上了锁。“快来救我，快来救我!”杜德在营地内拼命地向他的卫兵叫喊。当那些卫兵冲到门口的时候已经迟了。杜德试图挣脱那些朝鲜战俘代表，但是他很快就被一拥而上的更多的朝鲜战俘抓进帐篷里了。
杜德从一个管理战俘的司令，变成一个战俘们的俘虏。这个消息震惊了美国和整个世界。这个事件被称为“杜德事件”，或者“巨济岛事件”。
当天下午，联合国军的坦克、装甲车和大批的海军陆战队，将76联队的营地团团包围。几架直升机也飞到了76联队营地的上空。大概下午3点左右，朝鲜战俘们竖起一个巨幅横标：“我们生俘了杜德准将，待我们和他谈判结束，就安全地交还你们。如果你们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下午3点30分，杜德将军签署的命令传给了营地外联合国军的指挥官。杜德要求联合国军给他设立一条电话线，可以直接与外面联系。并送进他所需要的一些日常个人用品。他还要求减少包围76联队营地的军队，并邀请其他战俘营的战俘代表到76营地进行谈判。作为中国战俘总委书记，我和其他3个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在76营地的谈判会议。
5月7日深夜，在与杜德谈判之前，大概有30个中朝代表在76联队营地会面。这是第一次中朝联合会议。5月8日早上，我们中朝战俘代表团在一个帐篷里面见到了杜德。这个帐篷布置得像一个法庭。中央的大桌子有5个座位，为中朝战俘代表团团长和其他4名主要代表的席位。面对着代表团，有一张小桌子，后面有一个座位，坐着杜德。中朝战俘代表团由43名来自17个营地的中国和朝鲜战俘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分坐在两边作为陪审员。
杜德被带进来，他慢慢地走到小桌子前面，坐下。他的眼睛很红，看得出他很累，似乎在营地里无法入睡。他穿了一件脏乱的制服，还少了颗扣子，似乎他在被捕时曾有过一番激烈的挣扎。我们的代表团主席简要地说明了会议的目的，接着宣读了我们的要求。杜德拒绝接受我们的要求。他不相信这样的暴行和杀戮发生在他的管辖之下。我们请出了那些被鞭打受伤的战俘来证明那些战俘守卫们的暴行。医务室的护士带来他们的医疗记录给杜德看，并提供了附加的目睹证词。仓库保管员解释那些韩国士兵是如何将战俘的物资供应卖给黑市。两个女战俘痛诉她们经常被强奸和轮奸的亲身经历。杜德变得不安，而且有时候看上去似乎对一些真情实话有所触动。他只是说，“我不能相信这一切!我不能相信这一切!”
5月9日，我们从杜德的电话中得知，联合国军已经指派查尔斯·科尔逊将军为新任巨济岛战俘营指挥官。我们决定与营地内的杜德和营地外的科尔逊同时谈判。通过他们的电话，我得知杜德和科尔逊是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杜德的妻子日夜不停地给科尔逊打电话，求他解救出杜德。后来，她本人又从日本东京飞到了巨济岛。5月9日晚饭后，朝鲜战俘李学九将军会见了杜德。后来，我也和杜德谈了谈。在此之后，在杜德帐篷内又进行了两个单独的会议。
最后，杜德终于承认了他的罪责。在5月10日的早上，杜德从椅子上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对这里发生过的一切负责，我有罪!”在翻译将他的话翻译成中文和朝鲜语之后，李学九将军站起来，重新宣读了我们的要求，杜德同意，并且签署了协议。到中午的时候，在战俘营内的杜德和战俘营外的科尔逊同时签署了两份文件。文件中承认了联合国军在战俘营中强迫战俘进行遣返，违背了和平谈判的准则。联合国军在文件中承诺改进战俘营内的生活条件。5月10日晚上，我们释放了杜德。
但是，科尔逊并没有履行他的承诺。他不但没有改进战俘的生活水平，反而对巨济岛的战俘进行了血腥和残酷的镇压。5月11日，他拒绝了中国和朝鲜代表要求回到他们自己营地的要求。我被困在了76营地。5月下旬，科尔逊将所有联队重新划分，将几个有几千名战俘的战俘联队，分割成很多只有几百人的小队。他的新政策使我们有组织的抵抗变得很困难，大规模的活动甚至不可能进行。6月初，科尔逊又把602营地的6000中国战俘分割成十个小队。
76号联队的朝鲜战俘反对这种重新分配，并拒绝离开他们的营地。6月10日，科尔逊亲自下令对战俘进行攻击。朝鲜战俘用木棍和藤条与联合国军的坦克、机枪以及超过1000名美国士兵战斗。在两天血战后，大约有500多名朝鲜战俘死伤。大部分帐篷被烧毁。
直到1953年秋天，我和其他18个中国代表一直被监禁在那里。1953年6月，朝鲜停战协议签署。9月5日，我们得知有人来看望我们。当我在接见室看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时候，眼泪便流了下来。到9月7日为止，7094名中国战俘被遣送回国。与此同时，有超过14000名中国战俘被送去台湾。
5月26日，我被押送到水原。在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1000多名志愿军战俘。我说我的名字叫王芳，是一名厨师。联合国军不能确定我们的军衔。因为我们穿的都是同样的军服，而且每个人都剃了光头，更没有标记军衔的军章。后来，我们被用火车押送到釜山，在那里登记。在联合国军登记处工作的朝鲜人都是朝鲜人民军的战俘。他们都能说汉语和朝鲜语，而且都很友好。他们暗示，我们有可能被送到台湾去。
6月16日，我们登上了联合国军的登陆船。大概两个小时以后船在釜山附近的一个小岛靠岸了。这里就是巨济岛。
我们从船上下来，径直走向72号战俘联队的营地。一个联合国军的官员问我们，谁是营长?没人回答，“有没有干部?”还是没人回答。6月18日，也就是我们到达那里的两天后，联合国军的审讯官员查出了72号战俘联队中所有志愿军的干部。我们师里的一些人已经叛变了。很明显，这些人已经把一切告诉敌军了。
所有在72号战俘联队的团级和营级的干部，被分配到了干部战俘营。在那里我见到其他一些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干部。他们告诉我大部分中国战俘关押在71、72和86号战俘联队。很多战俘联队都已经被朝鲜劳动党组织起来，并且准备在9月举行暴动。朝鲜方面希望中国战俘能够组织起来参加这次斗争。我在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变得有信心起来。我们要在巨济岛继续我们的抗美援朝斗争，这里是朝鲜战争的第二战场。
6月底，我们离开了干部战俘营，回到了72号战俘联队。但是，这里的情况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所有的中国战俘，包括我们自己部队的人，不想和我或者其他干部交谈。他们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在整个72号战俘联队营地里我感到沉重的压力和一种巨大的不安。联合国军的看守们改变了政策，他们利用叛变的中国战俘，挑拨离间，来管理战俘营。
我想说的是，这些叛徒在营地里所使用的手段比那些美国人和韩国人还要狠毒。有了联合国军在背后为他们撑腰，这些叛徒控制着72号战俘联队。他们把72号战俘联队分成6个战俘分队，并由他们管理这些分队。所有的领队们制定了包括禁止战犯之间交谈，开会以及传纸条等一系列规定。他们从自己人当中选出一些人组成管理战俘的小组，他们使用小刀，铁警戒哨，带刺的鞭子，有刺的铁丝连枷，还有包着皮的铅头棍棒等武器来加强对战俘的控制。如果有人违反了他们的规矩，这些战俘守卫就会把他们关进一个独立的房间，进行殴打。我们有些人甚至被殴打致死。
在1952年初，战俘团的叛徒领队李大安，要在所有72号战俘联队的身上刺上反共产主义的纹身。一些人拒绝纹身。为了杀鸡吓猴，在5000多战俘面前，他命令战俘守卫队的队员去惩罚那些不愿意纹身的人。一个叫林学普的战士，始终拒绝纹身。叛徒李大安把林学普拉到台上，一边挥着一把尖刀，一边大声质问道，你到底纹还是不纹?满身是血的林学普慢慢地站起来，大声回答道，不!李大安便一刀砍下了林学普的手臂。林一声惨叫，倒在地上。但是他仍然摇头说不。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林学普的胸口。在林学普壮烈牺牲前，李大安切开他的胸口，掏出他的心脏。握住流着鲜血而且还跳动着的心脏，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纹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越来越多的战俘对于那些叛徒的暴行表示愤怒。越来越多的战俘意识到：在战俘和叛国者之间，是生与死的较量。
为什么在中国战俘中有这么多叛变者呢?首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早期招收了一些素质很低的新兵。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但同时它也失去了大多数参加过抗战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达到扩军的目的，一些征兵的干部忽视了应征入伍人员的素质，采取开门的政策，几乎接受所有应征的申请。其次，中国人民解放军里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人。例如叛徒李大安，曾经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东北的一个警察，他十分痛恨共产党。国民党在1948年溃败到南方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离开。1949年，他被共产党的当地政府招收到卡车运输队，仅仅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开车。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志愿军以后，李大安在1951年跟随他的卡车运输队进入朝鲜。在一次运输途中，李大安驾驶他的卡车穿过前线，进入敌占区，投敌叛变。联合国军让他和其他一些叛徒去管理中国战俘。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叛国者和一个对付志愿军的恶魔。
一天，李大安和其他几个叛徒们来到我的帐篷，用棍子和砖块打我。“你们为什么打我?”我试着反抗，但是我的反抗招来了更多的殴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叛徒说道，“因为你们共产党在中国的时候打我。现在我就要报复!”另外一个叫嚣着，“你们共产党夺走了我的土地，杀死了我的父亲。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当时我被打得快要窒息了，李大安却在笑着看着我。
战俘营另外一个问题是来自于共产党部队和前国民党部队的矛盾。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解放”了大批国民党部队的军人。这些前国民党部队投降后，加入了人民解放军。魏四喜，72号战俘联队的叛徒领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北平解放后，被整编人人民解放军。但是，他始终保留着他的国民党党证和国民党部队的军官证。进入朝鲜后，他用自己的国民党的证件投向了敌人。
1951年6月，和平谈判在朝鲜开始之后，中朝代表团要求把所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战俘遣送回国，联合国军代表坚持在自愿和自发的基础上遣返。这就意味着战俘可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可以加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去台湾，我们要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
1952年4月，经过仔细的准备和讨论，“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正式在72号战俘联队成立，我被选为总委会的书记。4月8日，联合国军在72号战俘联队开始了所谓的自愿遣返。联合国军和叛徒们一个接着一个的“甄别”那些想被遣返到中国的战俘。为了反抗联合国军的镇压和叛徒的暴行，“共产主义团结总委会”组织了“回国支队”，第602联队。联合国军虽然同意为遣返回国的战俘建立新的营地：“回国支队”，但是在战俘搬进602营地之前，他们要经历严刑拷打，甚至死亡的考验。
当轮到我进行“甄别”的时候，我告诉那些叛徒和联合国军的官员：我希望到602 营地，我希望回到中国。这些叛徒们对我毒打了一顿。经过这些之后，他们看我不改变我的决定，又把我带回我原来的房间。几天后，他们又做同样的“甄别”。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不想去台湾，我想回中国。最后，他们终于放弃了，让我到602营地，“回国支队”的营地。在巨济岛战俘营的20000多名中国志愿军的战俘中，只有6000人通过了对他们的“甄别”，搬到了602营地。
5月1日，我们602“回国支队”的联络人从诊所回来，带给我们从朝鲜劳动党干部那里得到的重要消息。朝鲜地下党决定扣押美第八军驻巨济岛司令官杜德将军，并利用这次事件让全世界都来关注联合国军在战俘营的暴行。朝鲜党的领导人要求我们协助他们，并组织中国战俘举行抗议集会以及绝食斗争。
5月4日，我们开始大规模的绝食。在602“回国支队”的营地，中国战俘把他们的餐盘、饭碗和勺子挂在铁丝网上。在72号战俘联队，中国战俘把他们的饭菜放在厨房和储藏室里，或扔在联队营地的门口。我们通知72号战俘联队支委会，我们要绝食到杜德愿意见我们为止。
5月6日早上，杜德来到602“回国支队”的营地，随行的还有他的副官和一个连的警卫。这次杜德与中国战俘代表之间不寻常的谈判，在602营地的大门口进行。我们在门里，他们在门外。在大门里面有3个中国谈判的代表，分别是我、孙振冠和张泽石。杜德将军从他的吉普车下来，走向我们，在离我们大概3至4米的大门外停下来。大门仍然是关着的，但是两边都可以透过铁丝网看到对方，听到对方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德。他的穿着看起来很得体、很讲究。他的制服和上面的勋章都很耀眼，配合着他的眼镜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经过朝鲜战俘三天的抗议后，在5月7日的下午1：30分，杜德终于在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警卫保护下，由76号联队的美军总管雷边中校和一名副官陪同，坐着防弹装甲车，来到营地的大门口。这次会面和我们以前的谈判一样，仍然在门口进行。在朝鲜战俘代表阅读了《日内瓦公约》之后，杜德变得不耐烦了。他让副官与朝鲜代表继续谈判，而他自己则掏出剪刀来修剪指甲。他身后的卫兵也开始松懈起来。他们散乱地站在后面，交头接耳。他们当时距离杜德、雷边和副官大约有10多米远。
就在这个时候，一队抬着粪桶的朝鲜战俘来到大门口，像每天一样，等着出门前往海边倒粪便。大门打开了，杜德和雷边让到一边，等着这些抬粪的战俘过去。当抬粪的战俘走出大门，隔开了杜德和他的警卫的时候，几名朝鲜代表突然冲出门口，抓住了杜德和雷边。高大年轻的雷边紧紧地抓住大门柱，回头呼喊卫兵帮忙。但是反应迟钝的杜德，在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被四名朝鲜战俘代表抓到了营地里面。大门立即被战俘从里面关上，并上了锁。“快来救我，快来救我!”杜德在营地内拼命地向他的卫兵叫喊。当那些卫兵冲到门口的时候已经迟了。杜德试图挣脱那些朝鲜战俘代表，但是他很快就被一拥而上的更多的朝鲜战俘抓进帐篷里了。
杜德从一个管理战俘的司令，变成一个战俘们的俘虏。这个消息震惊了美国和整个世界。这个事件被称为“杜德事件”，或者“巨济岛事件”。
当天下午，联合国军的坦克、装甲车和大批的海军陆战队，将76联队的营地团团包围。几架直升机也飞到了76联队营地的上空。大概下午3点左右，朝鲜战俘们竖起一个巨幅横标：“我们生俘了杜德准将，待我们和他谈判结束，就安全地交还你们。如果你们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下午3点30分，杜德将军签署的命令传给了营地外联合国军的指挥官。杜德要求联合国军给他设立一条电话线，可以直接与外面联系。并送进他所需要的一些日常个人用品。他还要求减少包围76联队营地的军队，并邀请其他战俘营的战俘代表到76营地进行谈判。作为中国战俘总委书记，我和其他3个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在76营地的谈判会议。
5月7日深夜，在与杜德谈判之前，大概有30个中朝代表在76联队营地会面。这是第一次中朝联合会议。5月8日早上，我们中朝战俘代表团在一个帐篷里面见到了杜德。这个帐篷布置得像一个法庭。中央的大桌子有5个座位，为中朝战俘代表团团长和其他4名主要代表的席位。面对着代表团，有一张小桌子，后面有一个座位，坐着杜德。中朝战俘代表团由43名来自17个营地的中国和朝鲜战俘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分坐在两边作为陪审员。
杜德被带进来，他慢慢地走到小桌子前面，坐下。他的眼睛很红，看得出他很累，似乎在营地里无法入睡。他穿了一件脏乱的制服，还少了颗扣子，似乎他在被捕时曾有过一番激烈的挣扎。我们的代表团主席简要地说明了会议的目的，接着宣读了我们的要求。杜德拒绝接受我们的要求。他不相信这样的暴行和杀戮发生在他的管辖之下。我们请出了那些被鞭打受伤的战俘来证明那些战俘守卫们的暴行。医务室的护士带来他们的医疗记录给杜德看，并提供了附加的目睹证词。仓库保管员解释那些韩国士兵是如何将战俘的物资供应卖给黑市。两个女战俘痛诉她们经常被强奸和轮奸的亲身经历。杜德变得不安，而且有时候看上去似乎对一些真情实话有所触动。他只是说，“我不能相信这一切!我不能相信这一切!”
5月9日，我们从杜德的电话中得知，联合国军已经指派查尔斯·科尔逊将军为新任巨济岛战俘营指挥官。我们决定与营地内的杜德和营地外的科尔逊同时谈判。通过他们的电话，我得知杜德和科尔逊是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杜德的妻子日夜不停地给科尔逊打电话，求他解救出杜德。后来，她本人又从日本东京飞到了巨济岛。5月9日晚饭后，朝鲜战俘李学九将军会见了杜德。后来，我也和杜德谈了谈。在此之后，在杜德帐篷内又进行了两个单独的会议。
最后，杜德终于承认了他的罪责。在5月10日的早上，杜德从椅子上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对这里发生过的一切负责，我有罪!”在翻译将他的话翻译成中文和朝鲜语之后，李学九将军站起来，重新宣读了我们的要求，杜德同意，并且签署了协议。到中午的时候，在战俘营内的杜德和战俘营外的科尔逊同时签署了两份文件。文件中承认了联合国军在战俘营中强迫战俘进行遣返，违背了和平谈判的准则。联合国军在文件中承诺改进战俘营内的生活条件。5月10日晚上，我们释放了杜德。
但是，科尔逊并没有履行他的承诺。他不但没有改进战俘的生活水平，反而对巨济岛的战俘进行了血腥和残酷的镇压。5月11日，他拒绝了中国和朝鲜代表要求回到他们自己营地的要求。我被困在了76营地。5月下旬，科尔逊将所有联队重新划分，将几个有几千名战俘的战俘联队，分割成很多只有几百人的小队。他的新政策使我们有组织的抵抗变得很困难，大规模的活动甚至不可能进行。6月初，科尔逊又把602营地的6000中国战俘分割成十个小队。
76号联队的朝鲜战俘反对这种重新分配，并拒绝离开他们的营地。6月10日，科尔逊亲自下令对战俘进行攻击。朝鲜战俘用木棍和藤条与联合国军的坦克、机枪以及超过1000名美国士兵战斗。在两天血战后，大约有500多名朝鲜战俘死伤。大部分帐篷被烧毁。
直到1953年秋天，我和其他18个中国代表一直被监禁在那里。1953年6月，朝鲜停战协议签署。9月5日，我们得知有人来看望我们。当我在接见室看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时候，眼泪便流了下来。到9月7日为止，7094名中国战俘被遣送回国。与此同时，有超过14000名中国战俘被送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