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峡寻亲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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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千斤枷锁的敌台关系的材料,如鬼魅始终追随着我家。
  1949年4月15日,中共以最后通牒形式,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南京政府,限令20日为协定签字最后时限。听命于蒋中正的代总统李宗仁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国共双方熄武弭兵的最后可能成为泡影。丧失了半壁河山和几乎全部精锐部队的南京政府,在大势已去,分崩离析,人心惶惶中也熄灭了“划江而治”那一厢情愿的美梦,开始考虑全面撤退,以已由参谋总长陈诚和前浙江省主席陈仪经略的孤岛台湾为最后经营中国的依托。国民党三军总部所属机关单位,以及存在上海国库里的黄金银元借助海军舰艇和商船,部分空军运输机,开始了大规模的转移。家族的血脉世世代代根系在大陆的三军总部人员,在严格的军令和迫不得已的形势下,只得别离故土,离开自己的家人和根系,挥泪踏上横渡海峡的舰船,北望苍茫山河,面对滔滔东海,不知此生能否魂化为杜鹃,带血归来……
  
  海峡隔断亲人
  
  我的三叔曹继德——空军驻上海第六医院医官在这支撤退大军中。临行前,他匆匆给退伍在西北从事教育工作的二叔曹继泽写了一封信,附了两张与新婚妻子——空军医院护士范美玉的结婚照,并嘱他将一张转交我家,算是给大陆亲人最后的告别。
  舰船南去,消失在莽莽苍苍、烟波浩淼的大海里。从此以往,整整四十年,我们没有他的音信,在个人和家庭档案里,却有一份千斤枷锁的敌台关系的材料,如鬼魅始终追随着我们,将我们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欢笑化为苦涩的飘散的烟云……
  我的家族属于湘军军官世家,和平时期为州县牧吏,战乱时代投笔从戎,喋血疆场。高祖父贵为三甲进士、翰林、贵州巡抚,也没有让子侄安享荣华富贵,成为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而是让他们以少年才俊从军,追随左宗棠、刘锦棠平息西北战乱,收复新疆,成为征戍边疆、马革裹尸还葬的军人。
  辛亥革命后,新婚的祖父曹光晋带着妻子,记名提督,汉中总兵的独生女儿周道英(湖南宁乡人,本姓朱,明代宗室,避清祸改姓周)从故乡北上,寻找以兵备道职分滞留宁夏镇的曾祖父。于靖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东征西杀,后以团长身份随孙连仲部进军青海,兼职甘青公路局长。西北几马(西宁镇总兵马麒、马麟,后为马步芳、马步青)势力膨胀,孙连仲部不得已退出青海。祖父厌倦了这种以争权夺利为目的的军旅生活,不愿随军东下,征战中原。遂解甲为民,因故乡山高路远,又囊中羞涩,无力回归,只得暂时寓居西宁。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的父亲曹继曾和二叔先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三叔曹继德也以优异成绩从卫生学校毕业。适逢芦沟桥事变,其前,从北平归来的父亲就已参加西北边防军,平息额济纳旗日寇间谍大案,并戍边两年。而在北平化学系三年级的二叔,在日寇占领北平的当天,从校园逃出,南下追寻中央军,并于冀南参加军队。从此整整八年,从华北到武汉、长沙、广西、贵州,大小数百战,抗战胜利得以完璧归来。父亲二次入伍,青年军206师从汉中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之际,抗战胜利。同样以执干戈以卫社稷为目的,不愿为政治而同室操戈的父亲和二叔一样解甲归来。他们已经回不了故乡,因子女离散,故园被毁,心力交瘁,痛苦不堪的祖父母相继以知天命之年谢世,故乡的宅院,已在文夕大火中化为灰烬,亲人或从军或逃散于西南、西北或负箧渡海,后来皆成为异乡的游魂。他们只能以我的母亲为家,相聚于兰州。
  那一年,据母亲说,十六岁的三叔以童子军身份参加战地救护队,随暂编骑兵第一师出豫、陕、晋抗战,因在火线表现优异,被军方保送至西北医学院医疗系就读。学院隶属于新成立的西北大学,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名北洋大学)迁至西安,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之一部。太原失陷以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在陕南时,临时大学的校本部和文理学院设在城固县城内考院,教育学院设在文庙,法商学院设在小西关外,工学院设在古路坝(后又在七星寺设分校),医学院设在南郑。所以,又称南郑医学院。三叔在那里修业六年,1945年毕业,成为陈纳德飞虎队见习医官。飞虎队撤销后,收归国防部,成为驻上海空军第六医院的妇产科大夫。
  
  两岸解冻
  
  因为意识形态,因为命运使然,一个海峡隔绝了千百万亲人的联系,虽然他们同出一脉,血浓于水,但在残酷的政治对立划分中,只能隔海相望,天各一方。牛郎织女尚有七夕鹊桥之会,中国人,被海峡分开,不知亲人相聚,将在何年何月?
  没有粉碎“四人帮”,没有邓小平的复出,中国人此生将永远等不到这一天。但这一天终于来了。1979年元月1日,叶剑英委员长代表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随后,华侨与外事委员会主任廖承志以侨务总领和国民党故旧的身份,致公开信予台湾政府总统蒋经国先生,向他们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陆方面首次修正了对台的政策,并向台湾当局和世界发出的一个和平信号。
  中共承诺:在不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大陆将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为此,积极谋求与台湾政府的和解,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两岸的三通,即通航、通商、通邮,谋求两岸的共同发展。同时,早在1978年10月,国防部长徐向前已经命令福建前线边防部队停止进行了20年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而至此,两岸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才正式宣告结束。
  也就在元旦这天,中美两国宣布正式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1954年12月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签署的《美台共同防御条例》至此正式废除。而正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向美国国会解释中共对台湾的政策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政策。”这就成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发端和最初的构想。
  1979年1月16日,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召集了中共中央干部会议,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列为当前的主要任务。随后,大陆逐渐放宽了对台湾的政策,开始允许台湾民间人士转道香港或第三国来大陆参观、访问、探亲。4月2日,海关总署发言人就大陆与台湾通商中海关手续和征税问题发表谈话,对大陆企业向台湾公私企业直接购买的台湾商品不征收进口税,对于大陆运往台湾的商品免征出口税。这就意味着大陆对于两岸三通开始采取积极的政策。
  但是,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却对大陆的姿态取怀疑的态度,从1979年到1981年的国民党第十二大,—直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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