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汶川地震可乐男孩吗?他成了可乐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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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逗乐了悲伤的中国”
  “5·12”汶川大地震中,薛枭被困废墟80个小时。2008年5月15日晚上11时,他被救出来后的第一句话是:“叔叔,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这一幕被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定格成了永恒,这位18岁的男孩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可乐男孩”,因为这句话,他被喻为“逗乐了悲伤的中国”的阳光男孩。尽管,这位热爱打篮球的男孩因为右手臂伤情严重最终截肢,失去右臂。
  2018年4月2日,新都,最高气温逼近30℃。
  薛枭一边忙一边用一只手擦汗:“你看,这就是胖的烦恼,满头汗水,衣服一天要换几套。”如今他已经28岁了。
  入读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保送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与经济专业,还未毕业就收到可口可乐公司的橄榄枝。过去十年,薛枭顺利完成一个高中生的“人生三级跳”,与之相对,感情生活仍是一片空白。
  薛枭如今的工作地,是位于成都新都的“可口可乐世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可口可乐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全世界只有三座,一座在美国亚特兰大,一座在上海,一座在成都。薛枭的身份,是这里的负责人。
  地震中失去初恋女友后,在媒体的表达中,他被描述为“喜欢不上别的女生”。而薛枭告诉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内心期待能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都28了,年龄会提醒着你该做什么了。”
  “以前是靠嘴吃饭,现在是靠体力”
  新都区新都镇工业大道,可口可乐(四川)饮料有限公司的二楼,有一间不大的博物馆,室内展览了可口可乐自1886年创始以来的产品,以及可口可乐的历史。博物馆于2016年正式投用,负责人则正是汶川地震中的“可乐男孩”薛枭,他需要在这里接待不同的参访者,并为他们提供讲解服务。
  4月2日上午,刚刚上班,薛枭的电脑微信就收到了一条消息——一张表格,近期将又有三个批次的来访者。他用左手熟练地挪动了几下鼠标,在回复框中飞快地敲出了一行字。转身向同事喊话,“兄弟们,清明节后又要忙几天了哦。”
  对这份工作,他早已得心应手,“今年的考核是接待3万人,但现在才过了4个月已经过半了。”但他又笑着马上补充道,“太快了点,今年人数多了,就意味着明年的考核人数又要提高,唉。”
  这是薛枭进入可口可乐(四川)公司的第五年。
  2009年7月,根据教育部关于抗震救灾优秀少年保送上大学的政策,薛枭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与经济专业免试录取。2013年4月中旬,临近毕业,薛枭去了上海可口可乐(中国)总部财务岗位实习。2013年5月,薛枭向公司提出工作申请,希望回到成都工作。
  薛枭说,除了希望离家近一些,还觉得自己跟上海始终是有疏离感的,虽然他在上海也认识了不少朋友,但他觉得,在成都跟朋友喝酒的感觉都比在上海尽兴。薛枭笑称:“主要是上海菜太难吃了。”
  回到成都后,薛枭进入了可口可乐外事部。工作的前三年,他一直负责消费者权益投诉的工作,2016年,博物馆正式投入使用后,开始负责博物馆工作。说起工作,薛枭笑称,“以前是靠嘴吃饭,现在是靠体力,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四川地区每年也才四五十单消费者投诉,现在除了说还要拼体力。”
  “我是死里逃生的人,有什么过不去的”
  如今薛枭比十年前胖了,整个采访期间,额头上的汗水就没干过。
  薛枭笑言:“你看,这就是胖的烦恼,满头的汗水,这才4月,夏天可想而知,衣服一天要换几套。”另一个更大的变化则是,言谈举止间,薛枭愈加成熟。“年龄到了吧,工作也这么久了,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面对和处理,自然而然的。”薛枭说。
  目前,薛枭和朋友租住在成都市区,每天早上乘坐公司摆渡车上班,下班再坐车回家,偶尔还会做做饭,平时看看综艺节目,逛街看电影,打游戏,生活平静,几无波澜。他更看重這样一种状态——一个普通的工作者,没有任何的名号束缚,“可乐男孩”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
  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都是自己去扛,遇事也不急不躁,“现在更在意自己去想办法,而不是面对困难时的抱怨,实在扛不过去再说,况且当真连自己都搞不定的时候,也许家人也难以搞定吧。”
  “我是死里逃生的人,地震那么大的困难都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薛枭说,“也许这就是我跟其他同龄人或者年轻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地震教给自己最受益的东西。”
  薛枭说,什么是“可乐男孩”,内涵不在这简单的四个字,而是一种精神,“一种面对事情,泰然处之的乐观精神,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也许这也是当年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吧,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我周围的人都很乐观,有不少因为地震截肢的人,也没有人因此而走不出来。”薛枭说,对自己而言,延续这种精神更重要,如果能够影响到别人就更好了。
  “希望别人先知道薛枭,再知道可乐男孩”
  事实上,对于“可乐男孩”的身份,几年前,薛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提到,更希望人们平淡地看待自己,将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如今,几年过去,他对这个身份也更进一步有了自己不一样的认识。
  2008年汶川地震之初,“可乐男孩”曾让悲伤笼罩的中国人抿嘴一笑,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他的故事成为很多人再次回首这段灰色记忆时难得的亮色。但薛枭却说,一开始他对“可乐男孩”以及自己名声在外其实一无所知,也感受不到那一抹微笑的力量,“那时候刚被救出来,忙着治病,也没看新闻,还是后来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才听说的‘可乐男孩’。”
  他并不排斥这个名号,“既来之,则安之”。后来发现,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会被人认出来,并喊道“可乐男孩”,在逛街的时候,还经常遇到路人拉住自己合影,一瞬间像是个明星。但这却令薛枭感到不悦,“可乐男孩”已经完全超越了薛枭自身,他觉得,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不希望人们认识自己时,仅仅是“可乐男孩”四个字。
  这几年,他甚至极力要摆脱这个身份。他更希望从地震中走出的“可乐男孩”,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劳动获得他人的认可,希望人们更加关注“薛枭”。他说:“以前是先认识‘可乐男孩’,后才是‘薛枭’,现在我更希望别人先知道我是‘薛枭’,再知道我曾是‘可乐男孩’,而不是反过来。这似乎是一个顺序的差别,但意义不同。”
  好的是,身边的同事早已认识了这个不一样的“可乐男孩”。“同事们几乎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一开始知道我是‘可乐男孩’之后可能会吃惊,但工作步入正轨之后,也就是普通同事了。”
  “都28了,年龄会提醒你该做什么了”
  薛枭说,家人对他几乎是“放养式”的,除非特别重大的问题,抉择权则全在自己手上。但生活中同样有烦恼的地方,比如总被问到的“个人问题”;又比如体型还是有些胖,到了夏天会感觉很热;再比如升职与加薪的事情,还是会困扰着他,“当然这些都是很多人会遇到的吧。”
  2008年的汶川地震带走了薛枭的初恋女友,2012年,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薛枭曾说,因为这个女生的离世,他在大学几年都喜欢不上别的女生,对于感情,则抱以随缘的态度。时至今日,薛枭仍未成家,但他觉得,这种愧疚和伤痛感已被时间冲淡,虽然父母在明面上没有催婚,但他内心期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都28(虚岁)了,年龄会提醒着你该做什么了。”
  薛枭说,相比十年前自己的“幼稚莽撞”,工作几年后的自己变得愈发成熟,能够“独当一面”。他现在对人生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也有一些梦想和方向,但坚持不透露出来,“等梦想实现不了再告诉大家吧!”薛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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