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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逗乐了悲伤的中国”
“5·12”汶川大地震中，薛枭被困废墟80个小时。2008年5月15日晚上11时，他被救出来后的第一句话是：“叔叔，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这一幕被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定格成了永恒，这位18岁的男孩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可乐男孩”，因为这句话，他被喻为“逗乐了悲伤的中国”的阳光男孩。尽管，这位热爱打篮球的男孩因为右手臂伤情严重最终截肢，失去右臂。
2018年4月2日，新都，最高气温逼近30℃。
薛枭一边忙一边用一只手擦汗：“你看，这就是胖的烦恼，满头汗水，衣服一天要换几套。”如今他已经28岁了。
入读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保送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与经济专业，还未毕业就收到可口可乐公司的橄榄枝。过去十年，薛枭顺利完成一个高中生的“人生三级跳”，与之相对，感情生活仍是一片空白。
薛枭如今的工作地，是位于成都新都的“可口可乐世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可口可乐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全世界只有三座，一座在美国亚特兰大，一座在上海，一座在成都。薛枭的身份，是这里的负责人。
地震中失去初恋女友后，在媒体的表达中，他被描述为“喜欢不上别的女生”。而薛枭告诉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内心期待能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都28了，年龄会提醒着你该做什么了。”
“以前是靠嘴吃饭，现在是靠体力”
新都区新都镇工业大道，可口可乐（四川）饮料有限公司的二楼，有一间不大的博物馆，室内展览了可口可乐自1886年创始以来的产品，以及可口可乐的历史。博物馆于2016年正式投用，负责人则正是汶川地震中的“可乐男孩”薛枭，他需要在这里接待不同的参访者，并为他们提供讲解服务。
4月2日上午，刚刚上班，薛枭的电脑微信就收到了一条消息——一张表格，近期将又有三个批次的来访者。他用左手熟练地挪动了几下鼠标，在回复框中飞快地敲出了一行字。转身向同事喊话，“兄弟们，清明节后又要忙几天了哦。”
对这份工作，他早已得心应手，“今年的考核是接待3万人，但现在才过了4个月已经过半了。”但他又笑着马上补充道，“太快了点，今年人数多了，就意味着明年的考核人数又要提高，唉。”
这是薛枭进入可口可乐（四川）公司的第五年。
2009年7月，根据教育部关于抗震救灾优秀少年保送上大学的政策，薛枭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与经济专业免试录取。2013年4月中旬，临近毕业，薛枭去了上海可口可乐（中国）总部财务岗位实习。2013年5月，薛枭向公司提出工作申请，希望回到成都工作。
薛枭说，除了希望离家近一些，还觉得自己跟上海始终是有疏离感的，虽然他在上海也认识了不少朋友，但他觉得，在成都跟朋友喝酒的感觉都比在上海尽兴。薛枭笑称：“主要是上海菜太难吃了。”
回到成都后，薛枭进入了可口可乐外事部。工作的前三年，他一直负责消费者权益投诉的工作，2016年，博物馆正式投入使用后，开始负责博物馆工作。说起工作，薛枭笑称，“以前是靠嘴吃饭，现在是靠体力，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四川地区每年也才四五十单消费者投诉，现在除了说还要拼体力。”
“我是死里逃生的人，有什么过不去的”
如今薛枭比十年前胖了，整个采访期间，额头上的汗水就没干过。
薛枭笑言：“你看，这就是胖的烦恼，满头的汗水，这才4月，夏天可想而知，衣服一天要换几套。”另一个更大的变化则是，言谈举止间，薛枭愈加成熟。“年龄到了吧，工作也这么久了，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面对和处理，自然而然的。”薛枭说。
目前，薛枭和朋友租住在成都市区，每天早上乘坐公司摆渡车上班，下班再坐车回家，偶尔还会做做饭，平时看看综艺节目，逛街看电影，打游戏，生活平静，几无波澜。他更看重這样一种状态——一个普通的工作者，没有任何的名号束缚，“可乐男孩”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
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都是自己去扛，遇事也不急不躁，“现在更在意自己去想办法，而不是面对困难时的抱怨，实在扛不过去再说，况且当真连自己都搞不定的时候，也许家人也难以搞定吧。”
“我是死里逃生的人，地震那么大的困难都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薛枭说，“也许这就是我跟其他同龄人或者年轻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地震教给自己最受益的东西。”
薛枭说，什么是“可乐男孩”，内涵不在这简单的四个字，而是一种精神，“一种面对事情，泰然处之的乐观精神，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也许这也是当年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吧，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我周围的人都很乐观，有不少因为地震截肢的人，也没有人因此而走不出来。”薛枭说，对自己而言，延续这种精神更重要，如果能够影响到别人就更好了。
“希望别人先知道薛枭，再知道可乐男孩”
事实上，对于“可乐男孩”的身份，几年前，薛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提到，更希望人们平淡地看待自己，将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如今，几年过去，他对这个身份也更进一步有了自己不一样的认识。
2008年汶川地震之初，“可乐男孩”曾让悲伤笼罩的中国人抿嘴一笑，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他的故事成为很多人再次回首这段灰色记忆时难得的亮色。但薛枭却说，一开始他对“可乐男孩”以及自己名声在外其实一无所知，也感受不到那一抹微笑的力量，“那时候刚被救出来，忙着治病，也没看新闻，还是后来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才听说的‘可乐男孩’。”
他并不排斥这个名号，“既来之，则安之”。后来发现，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会被人认出来，并喊道“可乐男孩”，在逛街的时候，还经常遇到路人拉住自己合影，一瞬间像是个明星。但这却令薛枭感到不悦，“可乐男孩”已经完全超越了薛枭自身，他觉得，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不希望人们认识自己时，仅仅是“可乐男孩”四个字。
这几年，他甚至极力要摆脱这个身份。他更希望从地震中走出的“可乐男孩”，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劳动获得他人的认可，希望人们更加关注“薛枭”。他说：“以前是先认识‘可乐男孩’，后才是‘薛枭’，现在我更希望别人先知道我是‘薛枭’，再知道我曾是‘可乐男孩’，而不是反过来。这似乎是一个顺序的差别，但意义不同。”
好的是，身边的同事早已认识了这个不一样的“可乐男孩”。“同事们几乎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一开始知道我是‘可乐男孩’之后可能会吃惊，但工作步入正轨之后，也就是普通同事了。”
“都28了，年龄会提醒你该做什么了”
薛枭说，家人对他几乎是“放养式”的，除非特别重大的问题，抉择权则全在自己手上。但生活中同样有烦恼的地方，比如总被问到的“个人问题”；又比如体型还是有些胖，到了夏天会感觉很热；再比如升职与加薪的事情，还是会困扰着他，“当然这些都是很多人会遇到的吧。”
2008年的汶川地震带走了薛枭的初恋女友，2012年，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薛枭曾说，因为这个女生的离世，他在大学几年都喜欢不上别的女生，对于感情，则抱以随缘的态度。时至今日，薛枭仍未成家，但他觉得，这种愧疚和伤痛感已被时间冲淡，虽然父母在明面上没有催婚，但他内心期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都28（虚岁）了，年龄会提醒着你该做什么了。”
薛枭说，相比十年前自己的“幼稚莽撞”，工作几年后的自己变得愈发成熟，能够“独当一面”。他现在对人生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也有一些梦想和方向，但坚持不透露出来，“等梦想实现不了再告诉大家吧！”薛枭说。
“5·12”汶川大地震中，薛枭被困废墟80个小时。2008年5月15日晚上11时，他被救出来后的第一句话是：“叔叔，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这一幕被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定格成了永恒，这位18岁的男孩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可乐男孩”，因为这句话，他被喻为“逗乐了悲伤的中国”的阳光男孩。尽管，这位热爱打篮球的男孩因为右手臂伤情严重最终截肢，失去右臂。
2018年4月2日，新都，最高气温逼近30℃。
薛枭一边忙一边用一只手擦汗：“你看，这就是胖的烦恼，满头汗水，衣服一天要换几套。”如今他已经28岁了。
入读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保送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与经济专业，还未毕业就收到可口可乐公司的橄榄枝。过去十年，薛枭顺利完成一个高中生的“人生三级跳”，与之相对，感情生活仍是一片空白。
薛枭如今的工作地，是位于成都新都的“可口可乐世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可口可乐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全世界只有三座，一座在美国亚特兰大，一座在上海，一座在成都。薛枭的身份，是这里的负责人。
地震中失去初恋女友后，在媒体的表达中，他被描述为“喜欢不上别的女生”。而薛枭告诉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内心期待能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都28了，年龄会提醒着你该做什么了。”
“以前是靠嘴吃饭，现在是靠体力”
新都区新都镇工业大道，可口可乐（四川）饮料有限公司的二楼，有一间不大的博物馆，室内展览了可口可乐自1886年创始以来的产品，以及可口可乐的历史。博物馆于2016年正式投用，负责人则正是汶川地震中的“可乐男孩”薛枭，他需要在这里接待不同的参访者，并为他们提供讲解服务。
4月2日上午，刚刚上班，薛枭的电脑微信就收到了一条消息——一张表格，近期将又有三个批次的来访者。他用左手熟练地挪动了几下鼠标，在回复框中飞快地敲出了一行字。转身向同事喊话，“兄弟们，清明节后又要忙几天了哦。”
对这份工作，他早已得心应手，“今年的考核是接待3万人，但现在才过了4个月已经过半了。”但他又笑着马上补充道，“太快了点，今年人数多了，就意味着明年的考核人数又要提高，唉。”
这是薛枭进入可口可乐（四川）公司的第五年。
2009年7月，根据教育部关于抗震救灾优秀少年保送上大学的政策，薛枭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与经济专业免试录取。2013年4月中旬，临近毕业，薛枭去了上海可口可乐（中国）总部财务岗位实习。2013年5月，薛枭向公司提出工作申请，希望回到成都工作。
薛枭说，除了希望离家近一些，还觉得自己跟上海始终是有疏离感的，虽然他在上海也认识了不少朋友，但他觉得，在成都跟朋友喝酒的感觉都比在上海尽兴。薛枭笑称：“主要是上海菜太难吃了。”
回到成都后，薛枭进入了可口可乐外事部。工作的前三年，他一直负责消费者权益投诉的工作，2016年，博物馆正式投入使用后，开始负责博物馆工作。说起工作，薛枭笑称，“以前是靠嘴吃饭，现在是靠体力，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四川地区每年也才四五十单消费者投诉，现在除了说还要拼体力。”
“我是死里逃生的人，有什么过不去的”
如今薛枭比十年前胖了，整个采访期间，额头上的汗水就没干过。
薛枭笑言：“你看，这就是胖的烦恼，满头的汗水，这才4月，夏天可想而知，衣服一天要换几套。”另一个更大的变化则是，言谈举止间，薛枭愈加成熟。“年龄到了吧，工作也这么久了，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面对和处理，自然而然的。”薛枭说。
目前，薛枭和朋友租住在成都市区，每天早上乘坐公司摆渡车上班，下班再坐车回家，偶尔还会做做饭，平时看看综艺节目，逛街看电影，打游戏，生活平静，几无波澜。他更看重這样一种状态——一个普通的工作者，没有任何的名号束缚，“可乐男孩”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
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都是自己去扛，遇事也不急不躁，“现在更在意自己去想办法，而不是面对困难时的抱怨，实在扛不过去再说，况且当真连自己都搞不定的时候，也许家人也难以搞定吧。”
“我是死里逃生的人，地震那么大的困难都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薛枭说，“也许这就是我跟其他同龄人或者年轻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地震教给自己最受益的东西。”
薛枭说，什么是“可乐男孩”，内涵不在这简单的四个字，而是一种精神，“一种面对事情，泰然处之的乐观精神，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也许这也是当年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吧，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我周围的人都很乐观，有不少因为地震截肢的人，也没有人因此而走不出来。”薛枭说，对自己而言，延续这种精神更重要，如果能够影响到别人就更好了。
“希望别人先知道薛枭，再知道可乐男孩”
事实上，对于“可乐男孩”的身份，几年前，薛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提到，更希望人们平淡地看待自己，将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如今，几年过去，他对这个身份也更进一步有了自己不一样的认识。
2008年汶川地震之初，“可乐男孩”曾让悲伤笼罩的中国人抿嘴一笑，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他的故事成为很多人再次回首这段灰色记忆时难得的亮色。但薛枭却说，一开始他对“可乐男孩”以及自己名声在外其实一无所知，也感受不到那一抹微笑的力量，“那时候刚被救出来，忙着治病，也没看新闻，还是后来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才听说的‘可乐男孩’。”
他并不排斥这个名号，“既来之，则安之”。后来发现，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会被人认出来，并喊道“可乐男孩”，在逛街的时候，还经常遇到路人拉住自己合影，一瞬间像是个明星。但这却令薛枭感到不悦，“可乐男孩”已经完全超越了薛枭自身，他觉得，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不希望人们认识自己时，仅仅是“可乐男孩”四个字。
这几年，他甚至极力要摆脱这个身份。他更希望从地震中走出的“可乐男孩”，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劳动获得他人的认可，希望人们更加关注“薛枭”。他说：“以前是先认识‘可乐男孩’，后才是‘薛枭’，现在我更希望别人先知道我是‘薛枭’，再知道我曾是‘可乐男孩’，而不是反过来。这似乎是一个顺序的差别，但意义不同。”
好的是，身边的同事早已认识了这个不一样的“可乐男孩”。“同事们几乎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一开始知道我是‘可乐男孩’之后可能会吃惊，但工作步入正轨之后，也就是普通同事了。”
“都28了，年龄会提醒你该做什么了”
薛枭说，家人对他几乎是“放养式”的，除非特别重大的问题，抉择权则全在自己手上。但生活中同样有烦恼的地方，比如总被问到的“个人问题”；又比如体型还是有些胖，到了夏天会感觉很热；再比如升职与加薪的事情，还是会困扰着他，“当然这些都是很多人会遇到的吧。”
2008年的汶川地震带走了薛枭的初恋女友，2012年，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薛枭曾说，因为这个女生的离世，他在大学几年都喜欢不上别的女生，对于感情，则抱以随缘的态度。时至今日，薛枭仍未成家，但他觉得，这种愧疚和伤痛感已被时间冲淡，虽然父母在明面上没有催婚，但他内心期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都28（虚岁）了，年龄会提醒着你该做什么了。”
薛枭说，相比十年前自己的“幼稚莽撞”，工作几年后的自己变得愈发成熟，能够“独当一面”。他现在对人生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也有一些梦想和方向，但坚持不透露出来，“等梦想实现不了再告诉大家吧！”薛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