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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国立中央大学外语系教授沈长钺翻译的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品质》被收在蘇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的“号角，为你长鸣”专题的“底层的光芒”板块。故事的梗概是伦敦某条街道有做靴子的兄弟俩，他俩做的靴子质量很好，顾客穿了感觉很好，并且能穿好多年。哥俩从来不做广告，靴子的价格也从来不做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意越来越差，店铺越来越小，最后哥俩相继死去。我们来概括这篇小说时，内容是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当然小说的内容也确实如此，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小说平静的叙述背后也有广阔的社会内容，那就是这篇小说写的是工业革命洪流中，传统手工业者是如何被排挤出经济舞台的。短篇小说，不像长篇小说，一些长篇小说如茅盾的《子夜》、如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人间喜剧》，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现得淋漓尽致。短篇小说是社会的一个小切口，透过这个切口，读者看到想到的是整个世界。
当然，广大语文教师对这篇小说的教学，内容大多确定为“底层”“品质”等核心概念上。今天，我们从写作的角度，来看看有哪些写作技巧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小说教学中多加注意。
一、细节
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通过细节来完成的。我们常见的细节运用有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中国传统小说一般多用动作、语言细节，比如教材里的《林黛玉进贾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断魂枪》，心理描写只是作为辅助手段。这或许和中国小说脱胎于街头巷尾的说书艺术有关。负鼓盲翁在喧闹的集市，要想吸引更多人来围观自己的说书，要想把人从别的摊位上抢到自己的这边来，对人物动作和语言的口头表达就更为用心。而我们读西方小说，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小说，心理描写占有很大比重。
《品质》对格斯拉的塑造，有一个细节的运用值得重视，那就是两处对红胡子的描写。
第一处：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的微笑。
第二处：
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就像鲁迅对祥林嫂的塑造用两次眼珠的描写一样，这两处细节也包含着作者的良苦用心。格斯拉两次红胡子的不同在于第二次红胡子出现了花白须毛。这表示时时刻刻在努力做靴子又时时刻刻生活在举步维艰之中的格斯拉变得苍老了。我们知道，格斯拉兄弟的店铺越来越小，但是红胡子的细节和店铺的越来越小这个细节给读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外在显性的店铺面积的变化，如同大街上店铺招牌的变化，也像大街上人流多少的变化一样，虽有变化，但观察者习以为常，不会引起观察者内心的触动。但是，当“我”近距离看到他脸上细微的变化之后，内心就有了不一样的触动。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人的遭遇》里索科洛夫为什么会对流浪儿凡尼亚有了恻隐之心。在凡尼亚破烂的穿着和脏兮兮的外表中，一下子打动索科洛夫的是凡尼亚的眼睛。再回到鲁迅的《祝福》。不管祥林嫂在鲁镇的街头巷尾乞讨时衣服多么破烂，可能都不会引起“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触动，“我”会把这种破烂当作正常。但是，当“我”近距离注意到她的眼睛由几年前的“那样精神”到现在的“间或一轮”，内心的震惊才会油然而生。读者的阅读感受也是如此变化的。
从写作的角度，短篇小说的作家经常会巧妙地在小说的开始部分设置一个细节，例如《祝福》中鲁四老爷书房中一边脱落的对联。然后在小说的中后部分再设置与这个细节呼应的情节。细节的作用是延缓阅读速度与节奏，让读者去思考故事情节的内在逻辑。就像一个人走进花园驻足观赏某一朵花一样，他会由这一朵花想到刚进公园时看到的花，甚至其他内容。
再看关于格斯拉和皮革的三个细节。
第一处：
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
第二处：
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手里的皮革。
第三处：
“的确，”他回答说，“他是个好人，他会做好靴子；但是他死掉了。”他摸摸头顶，我猜想，他好像要表明他哥哥死的原因；他的头发突然变得像他的可怜哥哥的头发一样稀薄了。“他失掉了另外一间铺面，心里老是想不开。你要做靴子吗？”他把手里的皮革举起来说，“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
上述三个细节都和皮革有关。皮革是他的生产资料，但又不仅仅是生产资料；靴子是它的产品，但又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倾注了他精神追求的艺术品。从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手工业商人的格斯拉，而是匠人、是艺术家的格斯拉。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我说这是坏事，不仅是因为这样会导致人亡，还指这样的做法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所以，我们读这些细节，还要思考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我觉得作家既有赞美，也有批评。读本上有一篇老舍的小说《断魂枪》，主人公沙子龙心中只有武艺，宁肯带进坟墓也不传给徒弟，因为徒弟们学了武艺只会到街上卖艺比武。那么，沙子龙只能在月明星稀之时，在院子里独自练武，这一定是值得赞扬的吗？
我们不难发现，格斯拉和顾客交流时皮革是绕不开的话题。他在谈论皮革时，是目中无人、目中无己，甚至目中无店。甚至在谈论哥哥的死亡的时候，也会突然转换话题回到皮革上——“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这样，作者不需要直接写格斯拉如何视靴子如生命，如何陷入手艺崇拜的世界，我们读者只要稍微对这些细节进行思考就能看出来。
二、情节
好的小说，如果是长篇小说，一般会情节充满曲折，障碍迭出。如果篇幅不长，则会设置或者情节或者叙事学意义上的出乎意料。情节上的出乎意料以欧·亨利小说为代表。前一段时间，微博上有一个段子，美国的一只鸭子因为一只脚先天性残疾而不能像其他鸭子那样嬉戏玩闹。鸭子的主人看到了这些，运用3D打印技术给鸭子制作了一只脚。戴上假肢后，鸭子终于能和其他鸭子一起嬉戏玩闹了。看到这里，我们第一感想是这是一个关于爱心的段子。可是段子的结尾是，主人公把这只鸭子杀了，烤了，主人的感受是装了假肢的鸭子肉也是很鲜美的。还有欧·亨利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的结局。我们觉得，出乎意料的结局一定是去除了生活的粉饰，直抵生活本质的真实。 叙事学意义上的出乎意料例子也很多，比如上一篇我们分析过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作者设置最后一段“牛奶”就很出人意料，引人思考。另外，小说的故事情节在推进过程中，应该有一些“空缺”，让读者的思考来填补这些“空缺”。《品质》不属于这种类型。它的情节十分简单，店铺从一整间店铺到半间店铺，哥哥死去，自己死去。这是一个渐进的梯度结构，小说的目标归宿十分明确，主人公的死亡、店铺的关闭，可以说从小说的一开始就预设好，都是沿着读者的猜想而进行的。追求唯一的故事走向和情节完整，读者不需要思考就能预测故事的结局，这是小说情节的不足。
其实，给我们印象深刻的小说应该通过悬疑、波折、矛盾、冲突来打破读者的预测，打破小说情节的圆满。比如鲁迅在《药》的结尾设置花环，就很出读者意料之外。再比如《边城》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人物命运看似确定又充满了未知。我们来看一下《品质》的结尾：
“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经常断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这样的结尾总结了格斯拉的职业行为、性格特征、手艺水平和“我”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对小说主题思想的重复和总结，读者通过阅读已经知道，作者在这里又通过一个无名人物形象重复了一遍，没有升华，更不能引发读者对小说意蕴的深层次思考。这和《祝福》中卫老婆子向鲁四老爷介绍祥林嫂的遭遇还不一样，如果没有卫老婆子介绍祥林嫂的遭遇，我们读者并不知道祥林嫂有什么生活经历。我们查阅了《品质》的英文原版，上述结尾并非小说的原貌，或者并非小说的真正的结尾。真正的结尾是这样的：
"Yes，" I said， "he made good boots.”
And I turned and went out quickly， for I did not want that youth to know that I could hardly see.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很快地转身走出店去，我不想让那年轻人知道，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这样的结尾内涵就丰富得多了：good boots，而不是best boots.“我”的态度是完全的肯定还是回顾格斯拉的遭遇后的一种有保留的赞美或者说一种反思？ “我”肯定了靴子的品质，但 “我”更可惜做靴子人的死去。这样的结尾更像是一首挽歌。
三、人物
一般来说，小说如果有两个主要人物，他们的性格一般是对立的：美与丑、动与静、善与恶、强与弱。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美与丑，《边城》的兄弟俩，比如宝钗和黛玉，比如《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但是本文的格斯拉和他的哥哥在性格上、行为方式上是一致的。小说里有这样一个细节：
我的心安下了，在店堂出现的正是他的哥哥，他正在整理一张皮革。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你好吗？”
他走近我的跟前，盯着看我。
“我过得很好，”他慢慢地说，“但是我哥哥死掉了。”
我这才看出来，我所遇到的原本是他本人。但是多么苍老，多么消瘦啊！我以前从没听他提到他的哥哥。我吃了一惊，所以喃喃地说：“啊！我为你难过！”
两位性格高度一致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同一篇小说里，他们的功能和作用也是一样的。这样写，到底有什么用意？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作家的目的，哥哥的死亡是在提醒格斯拉对自己的执着踩紧急刹车，但是格斯拉依旧执迷不悟，这是不落俗套的人生选择，从写作上讲也是人物形象设置上的不落俗套。另外，两个相同的人物形象以相同的方式先后死去，也起到了悲剧继承重叠的作用，强化了悲剧在读者心中的感受。
这样的人物形象设置很少见。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兄弟俩，一個人全心全意负责做靴子，一个人全心全意负责推销，人物命运、故事走向和小说的面貌将会怎样？小说会增加很多内容，店铺招牌上有“为王室服务”，靴子不仅耐穿而且样式新颖。可这不是作者所希望的，读者也会觉得这是众多鞋店中的一家。高尔斯华绥先生也会站出来说：天哪，我在干什么？我这篇小说还有写的必要吗？
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还有一个特点，格斯拉兄弟都没有家庭，起码小说没有写到这一点。这样人物形象就没有了拖累，命运走向就更加明确。这是小说写作中的“减法”。我们没有看到李逵结婚生子，我们看到了林冲有妻子儿女。在《三国演义》中，关兴、张苞的故事相比关羽、张飞也只是很小一部分的比例。回到格斯拉兄弟，也许作者想表达的是，格斯拉他们为了信仰，什么都可以放弃，甚至是家庭、生命。进而再看他们最后的命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兄弟俩不是跟不上时代，而是不屑与时代同步。
跳出故事看人物形象，哥哥死后，弟弟继续努力做靴子，这是一种坚守、一种努力，但是努力的方向错了。就像祥林嫂的反抗，以迷信的方式（捐门槛）抗争命运。在变化的世界面前，在真实的世界面前，这是高贵的坚守还是一种迂腐？
愿意为靴子而死，这是一种绝唱。哥哥也是这样，这是自己选择的结局。联系到川端康成、海明威、海子等人，我们会突然感到文学带给我们的感动，世俗世界里的失败、迂腐，恰恰会在文学世界里变成一种崇高。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悲剧人物，而是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既有顺应时代的人物，也有逆时代潮流顽强生存的人物。
四、“我”和“作者”
叙事者在小说中承担的作用主要有两种。一是纯粹的故事叙事者，不参与故事的推进，不参与主要人物形象性格的演进。例如《孔乙己》中的小男孩。二是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参与了故事的演进和主要人物性格命运的形成。比如《祝福》中的“我”，“我”与鲁四老爷的交往，“我”与祥林嫂的对话，以及“我”对鲁镇祝福的观察，都是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品质》中的“我”，也属于第二种。“我”是格斯拉兄弟命运的见证者、叙事者，同时“我”也深度参与了格斯拉兄弟的生活。 “我”的议论感想表达了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评价。例如：“虽然我只需要两双，我却向他订做了三双。”“我回答说：‘劳神，劳神！我急需靴子——每种靴子都要！’”“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这里面包含着“我”，实际上“我”的背后是作者的情感态度。这种情感态度就是怜悯。我们知道高尔斯华绥是一个贵族作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富二代作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坛，批判现实主义曾经大行其道。高尔斯华绥的时代正是机器大工业无情打击传统手工业的时代，同时机器工业也带来了人心道德的滑坡和社会心理的巨变。在这种背景下，作家通过小说来批判工业化的弊端，赞美传统手工业，也是一种常见的写作行为，这有些像现在每到春节都会爆发出的博士返乡体文章。所以，当时的文坛风气很容易让作家以一种高高在上、自我感觉良好的姿态怜悯弱者。然而这样的怜悯，在格斯拉如何看待呢？小说告诉我们，格斯拉是不屑于这种怜悯的：你在我这里定了许多你不需要的靴子，你想让我活下去，我就是要选择死亡，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顾城有一首诗《早发的种子》：“我从没被谁知道，所以也没被谁忘记。在别人的回忆中生活，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们可以化用到这里：“在别人的怜悯里生活，并不是格斯拉的目的。”
本文的开头，我们概述了《品质》。我们也看了很多人对《品质》的概述，都有一个缺憾，所有的概述都是从格斯拉的角度，格斯拉是主语。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從“我”的角度概括这篇小说，你会发现，小说的主题不是“品质”，而是“赞美、怜悯”。小说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我”定做了几双靴子，不久就出国了。一年多以后，“我”回到伦敦，又来到格斯拉的店铺。一番交谈后，格斯拉说：“你要做靴子吗？我很快就可以做好；现在我生意清淡。”听了这些话，“我”回答说：“劳神，劳神！我急需靴子——每种靴子都要！”当“我”收到这些新靴子的时候也同时收到了账单。“单上所开的价钱与过去的完全一样，但我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在四季结账日前把账单开来的。我飞快地跑下楼去，填好一张支票，而且马上亲自把支票寄了出去。”面对格斯拉这样反常的行为，“我”没有迟疑，而是飞快地去把支票寄过去，这里面是有信任和怜悯做基础的。
一个星期后，“我”再去他的店铺就得知他已经死了。新店铺的主人说是饿死的。我们可以推算一下，“我”在上周三给他寄了货款，格斯拉如果收到货款后用于生活开支应该不会饿死。还有一种可能，在“我”的货款到账之前，他已经死去或者即将死去，货款到与不到已经无济于事。一个难以琢磨的细节是，既然格斯拉已经打定主意要孤独地高贵地死去，为什么还要急着把账单寄给“我”？这是为了向“我”表达一种什么姿态？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我”的高高在上的怜悯，格斯拉根本上就是不屑一顾。“我”的生活逻辑——及时付款、收款活命——在格斯拉这里停滞然后转向。一个痛恨眼前的机器大生产的手工艺者，一个视靴子如生命的人，根本不想与世界和解，不想与世界共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格斯拉兄弟不是落后于这个时代，他的死亡，不是手工业者在大机器生产背景下的失败，而是一种高贵姿态的坚守。
（作者单位：南京外国语学校）
当然，广大语文教师对这篇小说的教学，内容大多确定为“底层”“品质”等核心概念上。今天，我们从写作的角度，来看看有哪些写作技巧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小说教学中多加注意。
一、细节
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通过细节来完成的。我们常见的细节运用有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中国传统小说一般多用动作、语言细节，比如教材里的《林黛玉进贾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断魂枪》，心理描写只是作为辅助手段。这或许和中国小说脱胎于街头巷尾的说书艺术有关。负鼓盲翁在喧闹的集市，要想吸引更多人来围观自己的说书，要想把人从别的摊位上抢到自己的这边来，对人物动作和语言的口头表达就更为用心。而我们读西方小说，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小说，心理描写占有很大比重。
《品质》对格斯拉的塑造，有一个细节的运用值得重视，那就是两处对红胡子的描写。
第一处：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的微笑。
第二处：
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就像鲁迅对祥林嫂的塑造用两次眼珠的描写一样，这两处细节也包含着作者的良苦用心。格斯拉两次红胡子的不同在于第二次红胡子出现了花白须毛。这表示时时刻刻在努力做靴子又时时刻刻生活在举步维艰之中的格斯拉变得苍老了。我们知道，格斯拉兄弟的店铺越来越小，但是红胡子的细节和店铺的越来越小这个细节给读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外在显性的店铺面积的变化，如同大街上店铺招牌的变化，也像大街上人流多少的变化一样，虽有变化，但观察者习以为常，不会引起观察者内心的触动。但是，当“我”近距离看到他脸上细微的变化之后，内心就有了不一样的触动。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人的遭遇》里索科洛夫为什么会对流浪儿凡尼亚有了恻隐之心。在凡尼亚破烂的穿着和脏兮兮的外表中，一下子打动索科洛夫的是凡尼亚的眼睛。再回到鲁迅的《祝福》。不管祥林嫂在鲁镇的街头巷尾乞讨时衣服多么破烂，可能都不会引起“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触动，“我”会把这种破烂当作正常。但是，当“我”近距离注意到她的眼睛由几年前的“那样精神”到现在的“间或一轮”，内心的震惊才会油然而生。读者的阅读感受也是如此变化的。
从写作的角度，短篇小说的作家经常会巧妙地在小说的开始部分设置一个细节，例如《祝福》中鲁四老爷书房中一边脱落的对联。然后在小说的中后部分再设置与这个细节呼应的情节。细节的作用是延缓阅读速度与节奏，让读者去思考故事情节的内在逻辑。就像一个人走进花园驻足观赏某一朵花一样，他会由这一朵花想到刚进公园时看到的花，甚至其他内容。
再看关于格斯拉和皮革的三个细节。
第一处：
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
第二处：
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手里的皮革。
第三处：
“的确，”他回答说，“他是个好人，他会做好靴子；但是他死掉了。”他摸摸头顶，我猜想，他好像要表明他哥哥死的原因；他的头发突然变得像他的可怜哥哥的头发一样稀薄了。“他失掉了另外一间铺面，心里老是想不开。你要做靴子吗？”他把手里的皮革举起来说，“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
上述三个细节都和皮革有关。皮革是他的生产资料，但又不仅仅是生产资料；靴子是它的产品，但又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倾注了他精神追求的艺术品。从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手工业商人的格斯拉，而是匠人、是艺术家的格斯拉。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我说这是坏事，不仅是因为这样会导致人亡，还指这样的做法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所以，我们读这些细节，还要思考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我觉得作家既有赞美，也有批评。读本上有一篇老舍的小说《断魂枪》，主人公沙子龙心中只有武艺，宁肯带进坟墓也不传给徒弟，因为徒弟们学了武艺只会到街上卖艺比武。那么，沙子龙只能在月明星稀之时，在院子里独自练武，这一定是值得赞扬的吗？
我们不难发现，格斯拉和顾客交流时皮革是绕不开的话题。他在谈论皮革时，是目中无人、目中无己，甚至目中无店。甚至在谈论哥哥的死亡的时候，也会突然转换话题回到皮革上——“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这样，作者不需要直接写格斯拉如何视靴子如生命，如何陷入手艺崇拜的世界，我们读者只要稍微对这些细节进行思考就能看出来。
二、情节
好的小说，如果是长篇小说，一般会情节充满曲折，障碍迭出。如果篇幅不长，则会设置或者情节或者叙事学意义上的出乎意料。情节上的出乎意料以欧·亨利小说为代表。前一段时间，微博上有一个段子，美国的一只鸭子因为一只脚先天性残疾而不能像其他鸭子那样嬉戏玩闹。鸭子的主人看到了这些，运用3D打印技术给鸭子制作了一只脚。戴上假肢后，鸭子终于能和其他鸭子一起嬉戏玩闹了。看到这里，我们第一感想是这是一个关于爱心的段子。可是段子的结尾是，主人公把这只鸭子杀了，烤了，主人的感受是装了假肢的鸭子肉也是很鲜美的。还有欧·亨利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的结局。我们觉得，出乎意料的结局一定是去除了生活的粉饰，直抵生活本质的真实。 叙事学意义上的出乎意料例子也很多，比如上一篇我们分析过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作者设置最后一段“牛奶”就很出人意料，引人思考。另外，小说的故事情节在推进过程中，应该有一些“空缺”，让读者的思考来填补这些“空缺”。《品质》不属于这种类型。它的情节十分简单，店铺从一整间店铺到半间店铺，哥哥死去，自己死去。这是一个渐进的梯度结构，小说的目标归宿十分明确，主人公的死亡、店铺的关闭，可以说从小说的一开始就预设好，都是沿着读者的猜想而进行的。追求唯一的故事走向和情节完整，读者不需要思考就能预测故事的结局，这是小说情节的不足。
其实，给我们印象深刻的小说应该通过悬疑、波折、矛盾、冲突来打破读者的预测，打破小说情节的圆满。比如鲁迅在《药》的结尾设置花环，就很出读者意料之外。再比如《边城》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人物命运看似确定又充满了未知。我们来看一下《品质》的结尾：
“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经常断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这样的结尾总结了格斯拉的职业行为、性格特征、手艺水平和“我”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对小说主题思想的重复和总结，读者通过阅读已经知道，作者在这里又通过一个无名人物形象重复了一遍，没有升华，更不能引发读者对小说意蕴的深层次思考。这和《祝福》中卫老婆子向鲁四老爷介绍祥林嫂的遭遇还不一样，如果没有卫老婆子介绍祥林嫂的遭遇，我们读者并不知道祥林嫂有什么生活经历。我们查阅了《品质》的英文原版，上述结尾并非小说的原貌，或者并非小说的真正的结尾。真正的结尾是这样的：
"Yes，" I said， "he made good boots.”
And I turned and went out quickly， for I did not want that youth to know that I could hardly see.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很快地转身走出店去，我不想让那年轻人知道，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这样的结尾内涵就丰富得多了：good boots，而不是best boots.“我”的态度是完全的肯定还是回顾格斯拉的遭遇后的一种有保留的赞美或者说一种反思？ “我”肯定了靴子的品质，但 “我”更可惜做靴子人的死去。这样的结尾更像是一首挽歌。
三、人物
一般来说，小说如果有两个主要人物，他们的性格一般是对立的：美与丑、动与静、善与恶、强与弱。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美与丑，《边城》的兄弟俩，比如宝钗和黛玉，比如《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但是本文的格斯拉和他的哥哥在性格上、行为方式上是一致的。小说里有这样一个细节：
我的心安下了，在店堂出现的正是他的哥哥，他正在整理一张皮革。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你好吗？”
他走近我的跟前，盯着看我。
“我过得很好，”他慢慢地说，“但是我哥哥死掉了。”
我这才看出来，我所遇到的原本是他本人。但是多么苍老，多么消瘦啊！我以前从没听他提到他的哥哥。我吃了一惊，所以喃喃地说：“啊！我为你难过！”
两位性格高度一致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同一篇小说里，他们的功能和作用也是一样的。这样写，到底有什么用意？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作家的目的，哥哥的死亡是在提醒格斯拉对自己的执着踩紧急刹车，但是格斯拉依旧执迷不悟，这是不落俗套的人生选择，从写作上讲也是人物形象设置上的不落俗套。另外，两个相同的人物形象以相同的方式先后死去，也起到了悲剧继承重叠的作用，强化了悲剧在读者心中的感受。
这样的人物形象设置很少见。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兄弟俩，一個人全心全意负责做靴子，一个人全心全意负责推销，人物命运、故事走向和小说的面貌将会怎样？小说会增加很多内容，店铺招牌上有“为王室服务”，靴子不仅耐穿而且样式新颖。可这不是作者所希望的，读者也会觉得这是众多鞋店中的一家。高尔斯华绥先生也会站出来说：天哪，我在干什么？我这篇小说还有写的必要吗？
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还有一个特点，格斯拉兄弟都没有家庭，起码小说没有写到这一点。这样人物形象就没有了拖累，命运走向就更加明确。这是小说写作中的“减法”。我们没有看到李逵结婚生子，我们看到了林冲有妻子儿女。在《三国演义》中，关兴、张苞的故事相比关羽、张飞也只是很小一部分的比例。回到格斯拉兄弟，也许作者想表达的是，格斯拉他们为了信仰，什么都可以放弃，甚至是家庭、生命。进而再看他们最后的命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兄弟俩不是跟不上时代，而是不屑与时代同步。
跳出故事看人物形象，哥哥死后，弟弟继续努力做靴子，这是一种坚守、一种努力，但是努力的方向错了。就像祥林嫂的反抗，以迷信的方式（捐门槛）抗争命运。在变化的世界面前，在真实的世界面前，这是高贵的坚守还是一种迂腐？
愿意为靴子而死，这是一种绝唱。哥哥也是这样，这是自己选择的结局。联系到川端康成、海明威、海子等人，我们会突然感到文学带给我们的感动，世俗世界里的失败、迂腐，恰恰会在文学世界里变成一种崇高。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悲剧人物，而是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既有顺应时代的人物，也有逆时代潮流顽强生存的人物。
四、“我”和“作者”
叙事者在小说中承担的作用主要有两种。一是纯粹的故事叙事者，不参与故事的推进，不参与主要人物形象性格的演进。例如《孔乙己》中的小男孩。二是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参与了故事的演进和主要人物性格命运的形成。比如《祝福》中的“我”，“我”与鲁四老爷的交往，“我”与祥林嫂的对话，以及“我”对鲁镇祝福的观察，都是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品质》中的“我”，也属于第二种。“我”是格斯拉兄弟命运的见证者、叙事者，同时“我”也深度参与了格斯拉兄弟的生活。 “我”的议论感想表达了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评价。例如：“虽然我只需要两双，我却向他订做了三双。”“我回答说：‘劳神，劳神！我急需靴子——每种靴子都要！’”“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这里面包含着“我”，实际上“我”的背后是作者的情感态度。这种情感态度就是怜悯。我们知道高尔斯华绥是一个贵族作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富二代作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坛，批判现实主义曾经大行其道。高尔斯华绥的时代正是机器大工业无情打击传统手工业的时代，同时机器工业也带来了人心道德的滑坡和社会心理的巨变。在这种背景下，作家通过小说来批判工业化的弊端，赞美传统手工业，也是一种常见的写作行为，这有些像现在每到春节都会爆发出的博士返乡体文章。所以，当时的文坛风气很容易让作家以一种高高在上、自我感觉良好的姿态怜悯弱者。然而这样的怜悯，在格斯拉如何看待呢？小说告诉我们，格斯拉是不屑于这种怜悯的：你在我这里定了许多你不需要的靴子，你想让我活下去，我就是要选择死亡，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顾城有一首诗《早发的种子》：“我从没被谁知道，所以也没被谁忘记。在别人的回忆中生活，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们可以化用到这里：“在别人的怜悯里生活，并不是格斯拉的目的。”
本文的开头，我们概述了《品质》。我们也看了很多人对《品质》的概述，都有一个缺憾，所有的概述都是从格斯拉的角度，格斯拉是主语。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從“我”的角度概括这篇小说，你会发现，小说的主题不是“品质”，而是“赞美、怜悯”。小说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我”定做了几双靴子，不久就出国了。一年多以后，“我”回到伦敦，又来到格斯拉的店铺。一番交谈后，格斯拉说：“你要做靴子吗？我很快就可以做好；现在我生意清淡。”听了这些话，“我”回答说：“劳神，劳神！我急需靴子——每种靴子都要！”当“我”收到这些新靴子的时候也同时收到了账单。“单上所开的价钱与过去的完全一样，但我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在四季结账日前把账单开来的。我飞快地跑下楼去，填好一张支票，而且马上亲自把支票寄了出去。”面对格斯拉这样反常的行为，“我”没有迟疑，而是飞快地去把支票寄过去，这里面是有信任和怜悯做基础的。
一个星期后，“我”再去他的店铺就得知他已经死了。新店铺的主人说是饿死的。我们可以推算一下，“我”在上周三给他寄了货款，格斯拉如果收到货款后用于生活开支应该不会饿死。还有一种可能，在“我”的货款到账之前，他已经死去或者即将死去，货款到与不到已经无济于事。一个难以琢磨的细节是，既然格斯拉已经打定主意要孤独地高贵地死去，为什么还要急着把账单寄给“我”？这是为了向“我”表达一种什么姿态？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我”的高高在上的怜悯，格斯拉根本上就是不屑一顾。“我”的生活逻辑——及时付款、收款活命——在格斯拉这里停滞然后转向。一个痛恨眼前的机器大生产的手工艺者，一个视靴子如生命的人，根本不想与世界和解，不想与世界共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格斯拉兄弟不是落后于这个时代，他的死亡，不是手工业者在大机器生产背景下的失败，而是一种高贵姿态的坚守。
（作者单位：南京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