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忙,他的工作具有保密性,忙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我参军提干后,才知道我爸爸真正是干什么的。
　　国防部五院成立的时候,调进来的所有干部政审非常严格,同时要求你本人嘴巴要绝对的紧。别说我们小孩子,就连我母亲也从不过问我父亲的工作。有一次我母亲接受央视采访,我听到她说,“学森从来没有对我谈过一次他的工作,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事。他从外边回来,穿着大靴子,大皮袄。哦,我知道他是到西北去了……”
　　聂荣臻元帅为我父亲搭建了一个尽可能大的工作平台,平时我父亲就在北京,关键试验的时候去一下基地。他去基地都是专机。聂帅想得很细,如果钱学森要去基地,他会要求基地负责人,“钱什么时候到基地,北京会通知你。在钱到基地的时候,如果有比钱官儿大的,你要把他请走,如果请不动,你就说我让他走。”他要保证钱学森有职有权,是基地的最高权威。一切掣肘钱学森工作的因素,都把它排除干净。
　　确定发射的日子如果定下了,会向北京密码通报,这个报告后面需要钱学森和基地司令的签名。有一次发射,基地司令认为条件不具备,不同意发射,但我父亲经过调查,认为条件具备,可以发射。基地司令仍不肯签名,他就自己签名给北京发了通报。聂帅问明情况后,说,“发射时机的确定属于技术范畴,钱学森觉得合适,我就批准发射。”
　　我父亲有一次与一个同级别的负责人去向聂帅汇报工作。汇报开始,那位负责人先讲开了,讲得很详细。我父亲汇报时讲的相对就少了。聂帅心非常细,汇报结束后,专门留下那位负责人,诚恳地说:“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让钱学森同志先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意见,也不好讲了。”那位负责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90年代的时候,他应《求是》雜志之邀写了篇文章,里面用了“政治文明”这个词。编辑部拿不准,说中央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不敢发,要他改。他不肯,说署名是我,我负责。后来就发在《求是》的一本内参上了。全国媒体2004年才用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了。
　　父亲逝世后,我跟记者们一再强调,“咱们还得实事求是,我们敬仰钱老,但是我们不能说那种过头话,钱老实实在在的东西要挖掘,说清楚。但是也不能乱扣高帽,扣得再多,名实不符,戴了也白戴,几十年以后都得摘了。他不是什么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就是一个‘家’,著名科学家。”
　　我从这个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用不着我为谋生奔波,衣食无忧。我这点工资都足够,另外多少还沾点老头的光,我挺知足。我不抽烟不喝酒,就喜欢读书。我看了很多闲书,毫无功利目的地看书。这本书什么时候用得上,不知道,反正有意思我就买,就看。
　　我儿子钱磊今年30岁,少校参谋。我平常没少说他。但他十分讨厌别人说他是钱学森的孙子,不愿意走哪儿办什么事情都打着爷爷的旗号,这点我很喜欢,男孩子就得这样。
　　我当然希望他的人生之路走得顺心点。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做得比我好,我高兴;不如我,我也不会瞧不起他。至于后代中是否还能出一个像我父亲这样伟大的人物,我不做设想,也没法去设想,一切都是未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