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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着两天里染上的一点京腔，张大春跟沪上文人小宝切磋起来，声若洪钟。
从京城来，从故知阿城、莫言、余华处来，他有欣喜：“走进一看，嗬，都是朋友。”在弄堂深处的老洋房里，他有怡然“台湾找不到这样的房子。”他的一部分视线，早已透过车窗，透过房间的窗棂，去偷看初春的上海了。
留在室内的这部分，有小说家的敏锐、评论家的直截、旧体诗作者的情怀、梨园的嗓音、电台主持人不慌不忙的节奏，以及藏书3万册(其中三四千册线装书)的对岸传统文人的气韵风度，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因为有了牵挂
“1988年3月第一次来大陆，刚出首都机场，路边树木都是枯枝，40多天后回台湾，去机场路上再看，全都发了绿芽。笔直的路上，新绿的芽，白的树皮，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诗经》中的句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台湾四季如春，看不到这种景致，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大陆。
“昨天在北京，莫言说起一段跟我父亲的闲话。莫言说：‘张叔叔，您跟大春的感情很好啊。’我父亲一声叹息：‘唉，多年父子成兄弟，现在，他是我哥哥了。’这话我从没听父亲提起过，也没听莫言说过。乍听之下，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他不吝展示感性的一面，却轻淡，煽情处一点即宕开。
《聆听父亲》是家史，是写给父亲和孩子的家书，也是张大春第一次边写边哭的小说。山东济南张家“懋德堂”，曾有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家世显赫，代有功名。从高祖捐官被骗三百亩地开始，贴在门楣上的家训“诗书继世，忠厚传家”悄悄改换成一副与“福”、“贵”相关的楹联。曾祖、祖父、父亲、母亲、五大爷、六大爷……最初写成的5万字搁了4年半之久，因为本是写给“未曾出生的孩子”的；儿子呱呱坠地，活生生就在眼前，他写不下去。妻子一句“我们要付房子贷款”，令家庭责任感苏醒，他用一个月写出了另7万字，薄薄一本，英文名可能更贴：As One Family(一家人)。
“莫言说，这个故事在他手里可以写110万字，但我写得很小。历史长河中，人就是一个小点，浮华散尽，最后留下至多一个名字。人们正在努力的，无非让这个小点的位置高一点，世俗生活富裕一点。基于这点考虑，我写前跟自己订了一个契约：不用任何虚构，用最洗练的笔墨，去掉一切不必要的细节，用简笔，所谓‘一笔勾魂’。”
2003年《聆听父亲》出版后，获得当年《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十大好书奖、，《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金石堂年度双奖。朱天文说，这是张大春暴露弱点的一部作品，因为他有了牵挂。张大春自己说，“从来没有哪本书写完，有被掏空的感觉，这是第一次。”这一次，他没有掉书袋、玩典故、扮顽童。
“这个高阳啊，财务上不好的”
都说张大春是高阳先生的入室弟子，为何不曾拜师?张大春呵呵一笑。
当年，高阳只与台静农、张大千来往。一次朋友引荐，同入饭局，“我忽然跟他讲，听说您在研究义山诗，我总感觉这里面有跟小姨子的奸情。他几乎站起来了：‘我正在写这个小说。你怎么知“道!”’
“我就讲，‘望帝春心托杜鹃’等典故过去解错了，还讲了几个细节，譬如‘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是针对有人劝他念兹在兹，不要把心思放在小姨子身上的反应。高阳于是滔滔不绝讲起他的考证，哪首诗什么意思，清清楚楚。
“没多久，我们就看到《风尾香罗》的连载预告，小说出来了。因为这个，他把我当哥们一样，没事打个电话，‘什么时候进城呐。’”张大春戏仿高阳的钱塘口音。
“我说现在就可以啊。来!他说。于是进城，喝酒。”
后来，两人参加《联合文学》组织的代表团参观日本，相处多日。
“每天早上起来，我拿着稿纸去旅店传真部。敲开他的门，三张稿纸递出来，一起拿去传真，给不同的报社——为什么?我付钱呐。一顿饭，一次旅行，就是这样一段因缘。
“他待我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过世前我去看他，他女儿还说，‘爸爸想要收你做弟子，你都一直没有磕头。’我小是不想磕这个头，或者说吝惜磕这个头，是我爸爸跟我讲(我爸爸很有心计)：‘你小子要记得，这个高阳啊，财务上不好的，你当了他的弟子，我都要倾家荡产。’”
哈哈一笑过后，张大春正色道：“我因此觉得对高阳先生终有一分亏欠。”高阳身后，张大春写了一系列文论及一篇祭文，追忆从这位前辈身上习得的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正是他此次从京城讲到上海的题目。
工匠与大师
这个聪明绝顶的男人，认字前会将，《三国》、《水浒》的地名、人物安插在自家院落的不同部分；20年里遍玩小说形式，认真又骠悍，40岁在一片惊讶声里结了婚(朱天文语)，现有一双儿女。儿子问一句他常给十句答案——他此次离家，儿子的感想是“家里安静了”；他喜欢给孩子讲故事，譬如商山四皓在“橘”中下棋，然后驾祥龙而去，隔段日子从孩子嘴里听到“喏，那老头儿骑了条大龙走了”。
现在，他顶着自来卷的长发，以眼角余光照顾180度的视野，说累了站起来说，搭着椅背说，请求“撒个尿”接着再说，但听汉字一颗一颗、铿锵有力、稳稳落在地上，发出金石之声。
面对“带着一大堆看不见的文化准备”阅读他作品的人．他是恭敬的；如果读者不买账，他也能平衡：我写给一个读者看，是谁不确定。
他概括自己前半生：“生活是浑浑噩噩，要赚什么钱，达到什么地位，统统不知道。但在所学、所事这件事上，我是义无反顾。”他讲“局”字的来历，引申出这层意思，再高的人，想要有所建树，影响周遭，就要“入局”。此番他人了書商的“局”，一笑自嘲。
他自谓“工匠”。剃头学徒3年期满不肯出师，为什么?因为跟着师傅可以由着性子刮，尝试不同方法，不必挑担“待召”(古时对剃头匠的称谓)。又说：“工匠不对自己的作品形成美学，这就没有天良了。”
所谓大师与工匠的区别，小宝代答：张大春8岁知道“致仕”是辞官、告老还乡，是为“工匠”；余秋雨先生58岁称“致仕”是获得官位，别人指出还不肯承认，是谓“大师”。张大春呵呵一笑，补个注脚：致，归还之意。
从京城来，从故知阿城、莫言、余华处来，他有欣喜：“走进一看，嗬，都是朋友。”在弄堂深处的老洋房里，他有怡然“台湾找不到这样的房子。”他的一部分视线，早已透过车窗，透过房间的窗棂，去偷看初春的上海了。
留在室内的这部分，有小说家的敏锐、评论家的直截、旧体诗作者的情怀、梨园的嗓音、电台主持人不慌不忙的节奏，以及藏书3万册(其中三四千册线装书)的对岸传统文人的气韵风度，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因为有了牵挂
“1988年3月第一次来大陆，刚出首都机场，路边树木都是枯枝，40多天后回台湾，去机场路上再看，全都发了绿芽。笔直的路上，新绿的芽，白的树皮，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诗经》中的句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台湾四季如春，看不到这种景致，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大陆。
“昨天在北京，莫言说起一段跟我父亲的闲话。莫言说：‘张叔叔，您跟大春的感情很好啊。’我父亲一声叹息：‘唉，多年父子成兄弟，现在，他是我哥哥了。’这话我从没听父亲提起过，也没听莫言说过。乍听之下，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他不吝展示感性的一面，却轻淡，煽情处一点即宕开。
《聆听父亲》是家史，是写给父亲和孩子的家书，也是张大春第一次边写边哭的小说。山东济南张家“懋德堂”，曾有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家世显赫，代有功名。从高祖捐官被骗三百亩地开始，贴在门楣上的家训“诗书继世，忠厚传家”悄悄改换成一副与“福”、“贵”相关的楹联。曾祖、祖父、父亲、母亲、五大爷、六大爷……最初写成的5万字搁了4年半之久，因为本是写给“未曾出生的孩子”的；儿子呱呱坠地，活生生就在眼前，他写不下去。妻子一句“我们要付房子贷款”，令家庭责任感苏醒，他用一个月写出了另7万字，薄薄一本，英文名可能更贴：As One Family(一家人)。
“莫言说，这个故事在他手里可以写110万字，但我写得很小。历史长河中，人就是一个小点，浮华散尽，最后留下至多一个名字。人们正在努力的，无非让这个小点的位置高一点，世俗生活富裕一点。基于这点考虑，我写前跟自己订了一个契约：不用任何虚构，用最洗练的笔墨，去掉一切不必要的细节，用简笔，所谓‘一笔勾魂’。”
2003年《聆听父亲》出版后，获得当年《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十大好书奖、，《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金石堂年度双奖。朱天文说，这是张大春暴露弱点的一部作品，因为他有了牵挂。张大春自己说，“从来没有哪本书写完，有被掏空的感觉，这是第一次。”这一次，他没有掉书袋、玩典故、扮顽童。
“这个高阳啊，财务上不好的”
都说张大春是高阳先生的入室弟子，为何不曾拜师?张大春呵呵一笑。
当年，高阳只与台静农、张大千来往。一次朋友引荐，同入饭局，“我忽然跟他讲，听说您在研究义山诗，我总感觉这里面有跟小姨子的奸情。他几乎站起来了：‘我正在写这个小说。你怎么知“道!”’
“我就讲，‘望帝春心托杜鹃’等典故过去解错了，还讲了几个细节，譬如‘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是针对有人劝他念兹在兹，不要把心思放在小姨子身上的反应。高阳于是滔滔不绝讲起他的考证，哪首诗什么意思，清清楚楚。
“没多久，我们就看到《风尾香罗》的连载预告，小说出来了。因为这个，他把我当哥们一样，没事打个电话，‘什么时候进城呐。’”张大春戏仿高阳的钱塘口音。
“我说现在就可以啊。来!他说。于是进城，喝酒。”
后来，两人参加《联合文学》组织的代表团参观日本，相处多日。
“每天早上起来，我拿着稿纸去旅店传真部。敲开他的门，三张稿纸递出来，一起拿去传真，给不同的报社——为什么?我付钱呐。一顿饭，一次旅行，就是这样一段因缘。
“他待我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过世前我去看他，他女儿还说，‘爸爸想要收你做弟子，你都一直没有磕头。’我小是不想磕这个头，或者说吝惜磕这个头，是我爸爸跟我讲(我爸爸很有心计)：‘你小子要记得，这个高阳啊，财务上不好的，你当了他的弟子，我都要倾家荡产。’”
哈哈一笑过后，张大春正色道：“我因此觉得对高阳先生终有一分亏欠。”高阳身后，张大春写了一系列文论及一篇祭文，追忆从这位前辈身上习得的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正是他此次从京城讲到上海的题目。
工匠与大师
这个聪明绝顶的男人，认字前会将，《三国》、《水浒》的地名、人物安插在自家院落的不同部分；20年里遍玩小说形式，认真又骠悍，40岁在一片惊讶声里结了婚(朱天文语)，现有一双儿女。儿子问一句他常给十句答案——他此次离家，儿子的感想是“家里安静了”；他喜欢给孩子讲故事，譬如商山四皓在“橘”中下棋，然后驾祥龙而去，隔段日子从孩子嘴里听到“喏，那老头儿骑了条大龙走了”。
现在，他顶着自来卷的长发，以眼角余光照顾180度的视野，说累了站起来说，搭着椅背说，请求“撒个尿”接着再说，但听汉字一颗一颗、铿锵有力、稳稳落在地上，发出金石之声。
面对“带着一大堆看不见的文化准备”阅读他作品的人．他是恭敬的；如果读者不买账，他也能平衡：我写给一个读者看，是谁不确定。
他概括自己前半生：“生活是浑浑噩噩，要赚什么钱，达到什么地位，统统不知道。但在所学、所事这件事上，我是义无反顾。”他讲“局”字的来历，引申出这层意思，再高的人，想要有所建树，影响周遭，就要“入局”。此番他人了書商的“局”，一笑自嘲。
他自谓“工匠”。剃头学徒3年期满不肯出师，为什么?因为跟着师傅可以由着性子刮，尝试不同方法，不必挑担“待召”(古时对剃头匠的称谓)。又说：“工匠不对自己的作品形成美学，这就没有天良了。”
所谓大师与工匠的区别，小宝代答：张大春8岁知道“致仕”是辞官、告老还乡，是为“工匠”；余秋雨先生58岁称“致仕”是获得官位，别人指出还不肯承认，是谓“大师”。张大春呵呵一笑，补个注脚：致，归还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