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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胛骨作为藏民族一种非常古老的传播工具和书写材料，在吐蕃时期，用羊胛骨占卜吉凶的书写文本已非常成熟，行文于吐蕃时期的敦煌出土法藏PT1047号《吐蕃羊骨卜辞》和英藏ITJ763号《羊胛骨卜》古藏文写本是一篇成系统的羊胛骨占卜文书，具有吐蕃官方已经规范化的卜辞公文特征。诸如此类书写有古藏文的羊胛骨，在新疆若羌以及青海省乌兰县等地出土过。其中在新疆若羌县米兰吐蕃戍堡出土的古藏文胛骨较为完整，上面的古藏文内容是占卜的卜辞结果（该胛骨现藏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县出土的古藏文胛骨在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著写的《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霍川译，《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三期）一文中有所提及，并附有实物图片资料。从这个胛骨图片上看，可以确定上面的古藏文是一段神秘的咒符，其含义还有待深究。
而這次在都兰热水沟北岸23号墓出土的古藏文胛骨，虽然有炙灼占卜的痕迹，但其正面的古藏文文字内容完全与卜辞无关，而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契约文书，可命名为《夏查那违约赔偿契书》。而背面的古藏文具有卜辞的特征，仅从字面释读，词语深奥难解，像是一份占卜结果，胛骨中央的几处炙灼烧穿的痕迹可能源于此。整块胛骨除腹骨几处炙灼烧穿的小洞之外，其他地方较为完整。古藏文写在胛骨的正反两面以及骨峰两侧。从藏文的书写格式看，契约文书文字开头起始于胛骨正面顶端，包括骨峰两侧，有首有尾，是一份完整的文书。胛骨背面的古藏文，经笔者多次参照实物分析对比，只能做到辨别临摹和抄录。缺乏参考史料，很难加以释读。但从上面的文字内容分析，初步可以断定是一种卜辞文，故将其命名为《董布卜辞祈文》，有无出入，尚待探究。整个胛骨骨扇左右边沿以及胛柄两侧表面明显有长期使用过的痕迹，文字磨损较为严重。从骨面的文字看，明显存在在之前的文字上再次添墨书写的痕迹，这说明这个胛骨文书的有效期较长而且被补写过。
该胛骨古藏文字体的书写风格为楷体与草体混合体，字音的点符和句符属于敦煌文书最常见的书写风格，书头符号与敦煌文书最常见的符号相同，书写中的各种特殊符号都能在敦煌文书中找到相同的例证。语言古朴、简练的风格，与当地4号墓、10号墓、血渭一号墓出土的木简以及其他墓葬出土的石碑、锦缎上的古藏文风格别无二致。但是，该古藏文胛骨文书也有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一是将藏文后加字 替换为前加字 来用，二是多处出现了藏文下加“”字符，这在其他古藏文资料当中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这一发现为研究藏文发展演变史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值得进一步参考研究。
在敦煌出土藏文历史文书中，编年史开始于公元654年，其中不免有很多鼠年，而从胛骨文的行文方式和字体以及构词特点等方面分析，这个胛骨契文与敦煌、南疆出土的木简契文同属一种行文方式，明显具有官方性质的术语，不仅完全一致，而且书写笔迹也非常接近。与敦煌出土的藏文文书P.T1297号《买马契文》的内容如出一辙，尤其是里面对马的毛色的描述以及赔偿的货币单位。这些都说明该胛骨契文应该产生在吐蕃王朝行文制度以及契约法律相当完善的鼎盛时期。
此胛骨文书中出现了至少五个姓名，其中正面出现了“夏查那”“翁拉杰”“觉茹（属庐）巴赞热”“库（曲）南森”。背面出现了“董布”。这些姓名可在藏文史料中找到出处：
1.“查那”这个名字，在敦煌出土的P.T1288《吐蕃大事记年》中有这样的记载：及至兔年（公元691年），赞普驻于碾噶尔，夏季议会在赛乌秀举行，赞普驾临，乃迁至“查那”，清理土地赋税及统计绝户数字。冬季议会在扎玛塘召集，乃依红册征集兵丁，是为一年。此文中的“查那”虽然显示是地名或者部落名，根据藏族在吐蕃时期姓名成因，很多姓名都源于部落名和地名，就像“噶氏”。因此胛骨文当中的“夏查那”或“查那”，与该大事记中的记载不无关系。
2.“翁拉杰”这个名字，也在《敦煌本藏文文献》P.T1101《欠账清单》中出现：翁朵朵。
3.“觉茹（属庐）巴赞热”这个人物在胛骨契文中担当主持人的角色，排列第一，这个名字当中的“觉茹”这姓氏是吐蕃王朝的一个大姓。据《智者喜宴》记载，这个姓氏的人物从松赞干布时期到赤祖德赞时期，一直担任吐蕃王朝的重臣，尤其在赤德松赞执政时期占据了很多要员，赤德祖赞时期，在藏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噶觉项三贤”中的“觉茹鲁耶坚赞”来自这个姓氏。后来还有朗达玛时期的大相。
4.“库（曲）南森”这个人物在胛骨契文中担当主持人的角色，排列第二，“库”这个家族在吐蕃王朝时期也曾担任过很多要职。诸如在《智者喜宴》中，赤松德赞时期的内相“库嘉赞”和“库玉赞”，内务司长“库达策”，南悉巴“库梅森”，外相“库陀赞”。
5. 胛骨背面的“董布”这个名字，显然来自“董”这个家族，这个姓氏在吐蕃时期可算是一个名望贵族部落。据《贤者喜宴》记载，在赤德松赞时期的内相中就有一位该姓氏的大臣“董氏大臣达勒”。这位大臣曾因力倡佛法，为佛法僧传播立法的功勋而载入史册。另在《敦煌本藏文文献》P.T1079号中载有称之为“比丘董希的僧人”。这个姓名出现于一个僧人起诉文书当中。这几个历史资料显示，该古藏文胛骨中的“董布”在吐蕃时期的贵族身份。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该古藏文胛骨出自吐蕃王朝时期，也可以明确该墓主人的吐蕃臣民身份。如果进一步分析具体所属年代，可从“库（曲）南森”这个人名查找线索，尚有推理的依据。该古藏文胛骨当中的人名“库（曲）南森”与《贤者喜宴》中记载的赤德松赞在位时期的大臣“库梅森”这个人名非常相似，只有一字之差。在各种古藏文史料当中，对于人物姓名的记载，根据不同的文本常常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那么该古藏文胛骨出自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的可能性很大。由此进一步推理，藏王赤松德赞执政（公元755年至公元797年）期间总共经历了四个鼠年，即公元760年、公元772年、公元784年和公元796年，该古藏文胛骨中所指的鼠年，虽然不得而知，但必然源自其中的一个年。
而這次在都兰热水沟北岸23号墓出土的古藏文胛骨，虽然有炙灼占卜的痕迹，但其正面的古藏文文字内容完全与卜辞无关，而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契约文书，可命名为《夏查那违约赔偿契书》。而背面的古藏文具有卜辞的特征，仅从字面释读，词语深奥难解，像是一份占卜结果，胛骨中央的几处炙灼烧穿的痕迹可能源于此。整块胛骨除腹骨几处炙灼烧穿的小洞之外，其他地方较为完整。古藏文写在胛骨的正反两面以及骨峰两侧。从藏文的书写格式看，契约文书文字开头起始于胛骨正面顶端，包括骨峰两侧，有首有尾，是一份完整的文书。胛骨背面的古藏文，经笔者多次参照实物分析对比，只能做到辨别临摹和抄录。缺乏参考史料，很难加以释读。但从上面的文字内容分析，初步可以断定是一种卜辞文，故将其命名为《董布卜辞祈文》，有无出入，尚待探究。整个胛骨骨扇左右边沿以及胛柄两侧表面明显有长期使用过的痕迹，文字磨损较为严重。从骨面的文字看，明显存在在之前的文字上再次添墨书写的痕迹，这说明这个胛骨文书的有效期较长而且被补写过。
该胛骨古藏文字体的书写风格为楷体与草体混合体，字音的点符和句符属于敦煌文书最常见的书写风格，书头符号与敦煌文书最常见的符号相同，书写中的各种特殊符号都能在敦煌文书中找到相同的例证。语言古朴、简练的风格，与当地4号墓、10号墓、血渭一号墓出土的木简以及其他墓葬出土的石碑、锦缎上的古藏文风格别无二致。但是，该古藏文胛骨文书也有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一是将藏文后加字 替换为前加字 来用，二是多处出现了藏文下加“”字符，这在其他古藏文资料当中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这一发现为研究藏文发展演变史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值得进一步参考研究。
对于古藏文胛骨所处年代的分析
在敦煌出土藏文历史文书中，编年史开始于公元654年，其中不免有很多鼠年，而从胛骨文的行文方式和字体以及构词特点等方面分析，这个胛骨契文与敦煌、南疆出土的木简契文同属一种行文方式，明显具有官方性质的术语，不仅完全一致，而且书写笔迹也非常接近。与敦煌出土的藏文文书P.T1297号《买马契文》的内容如出一辙，尤其是里面对马的毛色的描述以及赔偿的货币单位。这些都说明该胛骨契文应该产生在吐蕃王朝行文制度以及契约法律相当完善的鼎盛时期。
此胛骨文书中出现了至少五个姓名，其中正面出现了“夏查那”“翁拉杰”“觉茹（属庐）巴赞热”“库（曲）南森”。背面出现了“董布”。这些姓名可在藏文史料中找到出处：
1.“查那”这个名字，在敦煌出土的P.T1288《吐蕃大事记年》中有这样的记载：及至兔年（公元691年），赞普驻于碾噶尔，夏季议会在赛乌秀举行，赞普驾临，乃迁至“查那”，清理土地赋税及统计绝户数字。冬季议会在扎玛塘召集，乃依红册征集兵丁，是为一年。此文中的“查那”虽然显示是地名或者部落名，根据藏族在吐蕃时期姓名成因，很多姓名都源于部落名和地名，就像“噶氏”。因此胛骨文当中的“夏查那”或“查那”，与该大事记中的记载不无关系。
2.“翁拉杰”这个名字，也在《敦煌本藏文文献》P.T1101《欠账清单》中出现：翁朵朵。
3.“觉茹（属庐）巴赞热”这个人物在胛骨契文中担当主持人的角色，排列第一，这个名字当中的“觉茹”这姓氏是吐蕃王朝的一个大姓。据《智者喜宴》记载，这个姓氏的人物从松赞干布时期到赤祖德赞时期，一直担任吐蕃王朝的重臣，尤其在赤德松赞执政时期占据了很多要员，赤德祖赞时期，在藏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噶觉项三贤”中的“觉茹鲁耶坚赞”来自这个姓氏。后来还有朗达玛时期的大相。
4.“库（曲）南森”这个人物在胛骨契文中担当主持人的角色，排列第二，“库”这个家族在吐蕃王朝时期也曾担任过很多要职。诸如在《智者喜宴》中，赤松德赞时期的内相“库嘉赞”和“库玉赞”，内务司长“库达策”，南悉巴“库梅森”，外相“库陀赞”。
5. 胛骨背面的“董布”这个名字，显然来自“董”这个家族，这个姓氏在吐蕃时期可算是一个名望贵族部落。据《贤者喜宴》记载，在赤德松赞时期的内相中就有一位该姓氏的大臣“董氏大臣达勒”。这位大臣曾因力倡佛法，为佛法僧传播立法的功勋而载入史册。另在《敦煌本藏文文献》P.T1079号中载有称之为“比丘董希的僧人”。这个姓名出现于一个僧人起诉文书当中。这几个历史资料显示，该古藏文胛骨中的“董布”在吐蕃时期的贵族身份。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该古藏文胛骨出自吐蕃王朝时期，也可以明确该墓主人的吐蕃臣民身份。如果进一步分析具体所属年代，可从“库（曲）南森”这个人名查找线索，尚有推理的依据。该古藏文胛骨当中的人名“库（曲）南森”与《贤者喜宴》中记载的赤德松赞在位时期的大臣“库梅森”这个人名非常相似，只有一字之差。在各种古藏文史料当中，对于人物姓名的记载，根据不同的文本常常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那么该古藏文胛骨出自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的可能性很大。由此进一步推理，藏王赤松德赞执政（公元755年至公元797年）期间总共经历了四个鼠年，即公元760年、公元772年、公元784年和公元796年，该古藏文胛骨中所指的鼠年，虽然不得而知，但必然源自其中的一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