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30岁的晏阳初从美国回到中国，开始平民教育工作，号召“除文盲、做新民”。随着平民教育实践的深入，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可概况为“愚、贫、弱、私”四大病，并对症下药提出了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和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的解决方案，还提出了“化农民”与“农民化”的观点。时至今日，中国乡村是否还存在着晏阳初先生所认为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显然，经验和认知不同，人们的回答肯定也不一样。不过，今日之乡村问题，也很难用“愚、贫、弱、私”这样简单的词语来概括以及用“四大教育”来破解了。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5.2%、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4.4%，我国的整体教育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教育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全新姿态。
　　但是，当我们把乡村教育放到整个乡村社会甚至是百年以来的现代化浪潮中来审视与反思的时候，不难发现：乡村教育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中，似乎失去了重塑乡村社会精神内核的统领力，也在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力量的制度化教育体系中脱离了赖以生存的乡村文化土壤。以至于，我们在使用乡村教育这一概念时，大多意指乡村的学校教育;我们在探讨乡村教育时，大多围绕校舍、师资抑或集中办学、撤点并校、城乡一体化、教育质量等问題展开。换言之，多数人眼中的乡村教育仅仅是城市化进程中遗落在乡村这一土地上的落后的“城市化教育”，改造乡村教育意味着就是使教师、学生、课程、教学城市化，乡村教育的未来就是城市教育的现在，乡村教育俨然成了农民与农村、农业剥离的重要力量。所以，乡村的学生家长们用脚投票——把孩子送到城里来接受“优质”教育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在西方语境中，城市（city）与文明（civilization）、礼貌（civility）同源，乡村（rural或country）则蕴含“野蛮、落后、粗俗”之意。中国则不同，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所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带有农耕文明的烙印。倘若我们的乡村教育是把乡村人变为城市人，培养一批又一批离开乡土、不爱乡村、漠视农业、不愿回乡的“新人”，那么以乡村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将受到冲击，会有更多返乡的博士生、硕士生写出“迷惘的乡村”等类似的感慨，“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也会始终萦绕于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周围。
　　乡村教育路在何方？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了“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的战略目标，为乡村教育提供了新指引和新动能。只有把乡村教育之根深深埋藏于乡村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相向而行，以“在场”而不是“游离”的姿态立足乡村、服务乡村、建设乡村，培养一批又一批“既能走出去、又能回得来”的爱乡村、爱农民的时代新人，乡村教育才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谱写新篇章。
　　（作者系云南教育报刊社副社长、云南师范大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