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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時期，齐国名相晏子（晏婴），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君，名显诸侯，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他“食不重肉”，一餐只吃一个肉菜。肉菜之外，主食是“脱粟之食”，即只去壳没有精制的糙米，配菜不过是“五卵、苔菜而已”。晏子吃饭以够吃为限，景公的使者突然到他家里，没有准备多余饭菜的晏子只能“分食食之”，结果“使者不饱，晏子亦不饱”。晏子以勤俭之道相齐辅政，“政平民说”。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王朝都能视“俭”为国宝。三国曹魏后期，奢纵之风弥漫朝堂。西晋建立当月，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就下诏“大弘俭约”，力图扭转奢靡风气。司马炎下令从皇宫中撤出“珠玉玩好之物”，却将之“颁赐王公以下”，间接诱导开启了王公大臣的奢欲，弘扬节俭的政策竟然走向反面。
　　武帝虽然个人极度反感奢侈浪费，但因皇权不振，在制止贵族重臣的“豪侈”行为上一直有心无力。西晋开国元勋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平日吃的蒸饼不蒸出十字开花的形状就不吃。每次进宫参加御宴，何曾都看不上御膳房所做的饭食，觉得不如自家厨房做出的美味，无法下咽。武帝特许他赴宴时自带美食。何曾“食日万钱”，一天的饭菜就要耗费一万钱，以致留下“何曾食万”的成语典故，还“犹曰无下箸处”。
　　软弱的武帝后来甚至随波逐流，参与到重臣贵戚的斗富争豪之中。武帝舅父王恺与大臣石崇互相“以奢靡相尚”。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不常见的赤石脂做涂料，石崇就用当时难得的花椒刷墙。二人一时不分胜负，武帝亲自下场“助恺”，赐给他一株“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的珊瑚树。王恺用这棵珊瑚树向石崇叫阵，石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随后让人拿出六七株高三四尺，“条干绝俗，光彩曜日”的珊瑚树。王恺看罢，怅然若失。
　　在朝廷大臣的竞相炫富和武帝的推波助澜下，新生的西晋王朝很快气息奄奄。朝堂之上乌烟瘴气，八王之乱兵连祸结，西晋传国仅51年就走向灭亡，导致中国古代历史进入长达将近300年的南北大分裂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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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再造一统后，吸取西晋斗富奢纵的灭国教训，勤俭成为上至皇室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的共同价值追求，尤以隋文帝、唐太宗的身体力行为甚。
　　有一年关中地区闹饥荒，隋文帝派左右亲信出宫察看民情。亲信给他带回百姓吃的杂糠豆屑，文帝看过之后泪流满面，从此不吃酒肉将近一年。即使是平时御膳，文帝也只吃一道荤菜，后宫嫔妃的衣服都是多次缝补后才换新。隋朝经济在历经近300年战乱疮痍后能迅速恢复，和文帝的勤俭为政密不可分。
　　在节俭方面，文帝对诸子也是严格要求。可惜文帝没能识破杨广简约朴素假面具背后的穷奢极欲真面目，导致了隋朝的迅速灭亡。
　　隋文帝在对皇子节俭教育上的失败，给唐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坚持清静俭约、勤俭治国，创造出“贞观之治”的太宗，尤其注意对太子李治的教导，以确保治国路线的延续。太子“临食将饭”，太宗借机问道：“汝知饭乎？”太子回答“不知”，太宗告诉太子，端起饭碗就要想到农民在地里劳作的艰辛，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确保粮食丰收，官民百姓有饭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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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人皆以奢靡为荣”的北宋中期，司马光“独以俭素为美”。在家训中，司马光要求儿子“以俭为美德”。司马光认为，节俭是品德高尚的标志，“有德者，皆由俭来也”，节俭寡欲，可以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利益所惑，而奢侈是罪恶的源泉。
　　和司马光同时代的苏轼，不仅以诗词书画流芳千古，还是著名的美食家，自称“老饕”。相传东坡肉等100多种“东坡美食”，大多出自苏轼之手。可如此热爱美食的苏轼，在饮食生活上却异常节俭。他曾写下《节饮食说》，给自己定下规矩：平时自己吃饭，一杯清酒，一个肉菜;请人吃饭不超过3个肉菜，甚至可以酌情减菜;别人请他吃饭也不能超过3个肉菜，否则就不赴宴。苏轼如此节俭的用意，“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这正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注脚。
　　自古以来，勤俭节约不仅是关系个人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的小事，更是关乎社会风气和家国兴衰的大事。
　　春秋末期，昏庸的晋灵公派人刺杀大夫赵盾。刺客钻进赵家后，见赵盾正在吃晚饭，餐桌上只有一条鱼。按照春秋时期的饮食等级制度，赵盾身为卿大夫，按级别可以享受一餐吃掉一头猪的生活待遇。而一餐只吃一条鱼，是普通士人的用餐标准。
　　刺客见赵盾的晚餐只有一条鱼，不胜唏嘘慨叹，认为赵盾“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遂不忍刺杀赵盾，可又不能违抗国君的命令，只得自刎而死。
　　（岁云暮摘自《中国青年报》2020年8月18日，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