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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评选出当下传统音乐文化领域里，哪一个音乐事项最炙手可热，“人气”最旺，可能非江苏民歌《茉莉花》莫属。它唱遍全国，演遍世界，成为近年来中国在国际或涉外场合中演出最多、艺术表现形式最丰富、发行量最大的乐曲之一。这首“出身”卑微的《茉莉花》，在它走过的几百年风风雨雨的历程里，从里弄巷陌的民间小调逐渐成为中国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国际场合的“御用音乐”，逐步完成了它从“边缘”到“中心”主流文化的文化属性的蜕变。它的“成功”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边缘文化”——卑微的“出身”
随着《茉莉花》的“声名鹊起”，并频频在国内外重大场合的“出镜”，其艺术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或探寻这首著名民歌的“家世渊源”——即它的起源地与出生“血统”。
关于《茉莉花》的起源地在民间一直是众说纷纭，争得沸沸扬扬，甚至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如，为了抢下《茉莉花》的“出处”，六合、扬州、盐城、苏州和江都等城市之间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而在音乐学术界，《茉莉花》究竟源自哪里，则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沿课题和争论问题。音乐学者冯光钰教授认为这些“众说纷纭”源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江苏扬州说、山西五台山说和安徽凤阳花鼓说三种。但是在他经过逐一分析论证之后，也没有得出《茉莉花》源自哪里的确切答案。倒是民间的纷争似乎早已初见分晓。2004年，扬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征求省、市音乐家和群众意见后，通过决议将《茉莉花》定为扬州市市歌。
《茉莉花》通过赞美茉莉花，含蓄地表达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它的里弄巷陌民间小调的“出身”，几百年来似乎都毫无疑义。但是近两年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说《茉莉花》是诞生于扬州的妓院，是妓女用软软的曲调取悦于嫖客的歌子。还举出了余怀的《板桥杂记》里对秦淮风月之盛的描写来加以佐证。不过，尽管不少人有挖掘名人的那些原本就是子虚乌有不光彩隐私的嗜好，但也只有极少数的人响应此种说法。
本文无意去考证和评说《茉莉花》的“家世渊源”，不管它起源哪里，它的里弄巷陌民间小调的“出身”是确凿无疑的。从文化属性来说，它就是处于边缘化的平民、大众的音乐文化形式。而“边缘文化”往往取“边缘叙事”的方式，静静地诉说与“中心”无关的话题。直到1924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其歌剧《图兰朵》中，吸收了《茉莉花》的音调改编成合唱曲《当月亮升起的时候》，才使它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开始与“中心”相关的对话，为日后走向“中心”主流文化的历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蜕变”模式与“蜕变”历程
(一)“边缘——中心”——逆“边缘遗存”的“蜕变”模式
“边缘遗存”(marginal survival)的理论很早就在美国历史学派“文化区”的传播理论中出现。即：文化中心是一文化区发明创造文化元素的地方。当文化元素创造出来后，会呈放射性状向其边缘区传播。由于传播需要时间，当传到边缘区时，事过境迁，文化中心很可能已抛弃此文化元素而创造出其他新的文化元素来。这时就会出现文化中心所创造的一些旧有的文化元素保存于边缘区的现象，这类文化元素即为边缘遗存。查普曼(Chapman)发展了城乡流动的“边缘遗存”理论。他认为，时尚不断从中心向边缘移动，新时尚始于中心，而后不断向边缘移动，即中心——边缘模式。
《茉莉花》从里弄巷陌到1924年借助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到把融合了编钟与玉磬的激越之声作为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颁奖仪式音乐的历程来看，《茉莉花》文化属性的蜕变很明显走的是从“边缘”——“中心”的逆“边缘遗存”模式。与“边缘遗存”模式所不同的是模式运行的结果：《茉莉花》从“边缘”到“中心”后，它不仅没有在“边缘”消亡，而是借着它在“中心”的“热效应”返回的影响力，使得“茉莉花开遍地”，激起了《茉莉花>所属“边缘”地区民众空前的自豪感和族群认同感。所以才会出现为了抢下《茉莉花》的出处，六合、扬州、盐城、苏州和江都等城市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这样的“文化事件”。
(二)“蜕变”历程
《茉莉花》从1924年在意大利歌剧《图兰朵》中开始它的主流文化之路后的近50年里，似乎并不顺畅。历史的记载中也只有在1965年，祖籍江苏淮安的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活动会议结束后，随行的前线歌舞团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的送行晚会上演出了《茉莉花》的女声小合唱形式。
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茉莉花》文化属性蜕变的步伐。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线歌舞团苏州籍歌唱家程桂兰用苏州吴侬软语演唱的江苏版《茉莉花》成为全国21个省份“每周一歌”同时播放的歌曲。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推荐《茉莉花》，并将其确定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从此被多国艺术家广为传播。如：法国歌手米哈伊，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是法国歌曲在全世界传播的使者，她在多次访问中国时，都演唱过《茉莉花》：美国萨克斯演奏家凯利·金改编演奏的《茉莉花》长达8分钟；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也演绎过清新活泼的《茉莉花》。
国内先后也有更多知名的艺术家如彭丽媛、宋祖英、汤灿、谭晶、吕薇、李丹阳、张德兰、成方圆、蔡琴等都对《茉莉花》有过倾情的演绎。其中宋祖英、谭晶和汤灿还在奥地利、美国、澳大利亚、和希腊等国的音乐会上向世界展示了《茉莉花》的艺术魅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茉莉花》逐渐朝着多元文化产业的模式发展，被改编成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如：萨克斯、古筝、二胡、交响乐、民族管弦乐等器乐形式和经典动画儿歌、合唱、DJ舞蹈音乐等形式。这一切都使得《茉莉花》的影响广泛地深入人心，从而奠定它主流文化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起，《茉莉花》开始频频出现在中国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国际场合中。这进一步巩固了它主流文化的地位。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仪式上，中方军乐团演奏的第一首乐曲就是《茉莉花》，江泽民在以国家主席身份举行国宴时，还亲自指挥军乐团为来宾演奏这首民歌。同年10月，在为欢迎江泽民主席访美而举行的音乐会上，美国交响乐团演奏了《茉莉花》。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男女声二重唱《茉莉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响起。1999年5月1日，昆明世博会隆重开馆，奏响的还是这首《茉莉花》。同年7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世纪世界”音乐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参加演出的俄罗斯红军歌舞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用纯正的中文演唱了这首歌。同样举世瞩目的时刻，1999年12月19日，澳门回归，《茉莉花》再次在中葡澳门政府政权交接仪式上奏响。2001年10月，中国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由《茉莉花》的旋律拉开文艺演出序幕。2004年，美国发 射一颗向外太空飞行寻找星外生命的宇宙飞船，搭载了许多国家的优美乐曲作为地球礼物送给外空生命，中国入选的乐曲就是这首《茉莉花》：在2004年8月30日凌晨举行的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当时只有五岁的北京女孩陈天佳用稚嫩的童音向世界人们唱起了《茉莉花》。2007年6月14日晚，在百年纪念大讲堂，美国休斯顿管乐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管乐交响的顶级听觉盛宴，最后两大乐团合作演奏了《茉莉花》和《星条旗永不落》。2008年5月7日，中国爱乐交响乐团到梵蒂冈为教宗本笃十六世演出，返场曲选的也是《茉莉花》。2008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及9月份的残奥会上更是反复地响起了《茉莉花》优美的旋律……
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茉莉花》可谓尽显主流文化的风采。在国内是“仙乐飘飘处处闻”；在国外，则俨然成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符号象征。
三、完成“蜕变”的内在因素与外在条件
(一)《茉莉花》自身的优秀品质是其完成蜕变的内在因素
从广西、四川、湖北、福建、浙江、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河南、河北、东蒙一直到黑龙江都有江苏《茉莉花》的同宗版本，为什么独独只有江苏《茉莉花》能够获得成功，走出里弄巷陌的“边缘”生存地，走向代表“中心”主流文化的国内和国际性的艺术殿堂，频频出现在中国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国际场合?“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首先还是取决于它自身的优秀品质。
江苏的《茉莉花》和其他地区的《茉莉花》相比较，显得九曲十八弯，腔婉调柔，区域性的地方色彩使作品染上了江南的水音乡韵，优美舒缓，情脉脉，意绵绵，字字声声，似湖堤春柳妩媚动人的温馨可爱。这也许就是它能在国内广泛流传的原因所在。《茉莉花》在国外的广泛流传也绝不是偶然的。对此，著名作曲家、音乐家钱仁康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茉莉花》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则得益于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它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它流畅的旋律和包含着周期性反复的匀称的结构，又能与西方的审美习惯相适应。”就像班托克所说的，《茉莉花》“包含着同时能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耳朵所接受的优越性”。
(二)经济和政治因素的推动是《茉莉花》完成蜕变的外在条件
《茉莉花》文化属性蜕变的完成除了自身优秀品质的内在因素使然，与政治和经济等外在因素的推动也是分不开的。其实，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从来就没有脱离过与政治、经济的纠葛。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乐师师旷就有乐与政通的音乐思想。此后，将社会音乐生活现象与国家的盛衰表征联系起来看，是古代音乐思想始终不绝的一个优秀人文传统。20世纪90年代起，《茉莉花》在中国许多政府重要事件和重要国际场合中出现，赋予了自身日趋浓厚的政治意义。而政府行为往往就是文化或经济的“风向标”。所以《茉莉花》的政治意义化必然昭示它主流文化的地位和属性。
音乐与经济的关系自古以来也是息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的伍子胥“鼓腹吹笺，乞食于吴市”(《史记·范唯传》)、韩娥“臀歌假食”(《列子·汤问》)、唐诗歌中的街头歌舞表演描述以及宋代《清明上河图》中为我们形象展现的当时京城汴梁街头的演出盛况等，无一不是“为稻梁”而“谋艺”的经济行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的生动写照。“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以办“节”的形式招商、推介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宣传和打造整体形象的有效活动。搭的是文化台，唱的是经济戏。国内关于“搭”《茉莉花》文化台，唱经济戏的的活动就有很多，如南京(六合)《茉莉花》文化旅游节，从2002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音乐文化单元以《茉莉花》为文化旗号，通过开幕式、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等，以六合民歌民乐、民俗文化表演和相关文艺演出为主要内容，唱响“茉莉花”曲，打响“茉莉花”牌，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9年5月1日，昆明世博会隆重开馆，也是这首《茉莉花》奏响，令人心旷神怡；200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晚宴上，晚会的伴奏音乐首先响起的就是来自《茉莉花》；就连建设历时七年、耗资近三十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在2007年12月22日举行正式的开幕音乐会也是在合唱《茉莉花》中结束。可见茉莉花带动经济的号召力非同一般。“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发展了经济，也唱红了《茉莉花》。
四、《茉莉花》“主流文化现象”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思考
《茉莉花》唱遍全国，演遍世界，这使很多国人和外国人都把它当成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符号象征。在强调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茉莉花》的“主流文化现象”也逐渐引起了部分有识之士的反思：认为它对于提倡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多方位展现中国的音乐文化并不十分有利。对此，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的观点很有见地，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一首乐曲再优美动听，一段歌词再意味深长，毕竟有一定限度，也只有一定的代表性。拿《好一朵茉莉花》来说，它本来是江苏的民间小调，经整理加工而成，所代表的是中国近代江淮地区的通俗音乐。对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民族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以历史而言，古琴曲谱、敦煌散曲、昆曲、传世古曲中有不少典雅、恢宏、隽永的曲调。以艺术形式而言，在歌曲乐曲之外，还有很多的地方戏剧和曲艺。以民族而言，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有富有特色的音乐，像在香港回归仪式上演奏的《北京喜讯到苗寨》，以其激越热情的格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地方而言，中国各省区、各种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地方音乐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根本无法以偏盖全。江南的轻柔，陕北的高亢，岭南的富丽，塞北的粗犷，都能发挥出无穷的魅力，都是中国音乐、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葛剑雄教授此番论述并非要否定《茉莉花》，而是认为应该更全面地向国外介绍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不要过分偏重于某一首歌曲或某一种艺术形式，更不要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看效果地滥用。不要让《茉莉花》成了“莫离花”。葛剑雄教授一直认为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的演出中，配上《茉莉花》的曲调，并占那么长时间，是一大败笔，希望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能听到更能代表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的、更丰富多彩的乐曲。在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也确实看到和听到了许多代表中国音乐和文化的更丰富多彩的乐曲。但是，也许更让葛教授感到遗憾的还是《茉莉花》，因为又是它在奥运会上唱响了主旋律，它作为颁奖仪式音乐的一部分在奥运赛场上和全世界观众的耳膜里一次又一次地响起。
近些年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也都少不了《茉莉花》，这成就了它的蜕变，让它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音乐和中国的象征。在重视文化多元化发展、文化产业经济地位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今天，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异彩纷呈的文化至关重要。而《茉莉花》的“主流文化现象”显然不能充分体现这一要求。要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我们在保留《茉莉花》等优秀歌曲的同时，还要推陈出新，介绍更多优秀的、体现中华民族多样、多彩、蕴含深刻民族内涵的音乐文化，让它们也能像《茉莉花》一样走出乡野田间、里弄巷陌的边缘生存状态，蜕变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主流文化。我们完全有条件这样去做，因为，用葛剑雄教授的话来说，中国不止一朵“茉莉花”。我们也完全有能力做好，因为，《茉莉花》的成功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一、“边缘文化”——卑微的“出身”
随着《茉莉花》的“声名鹊起”，并频频在国内外重大场合的“出镜”，其艺术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或探寻这首著名民歌的“家世渊源”——即它的起源地与出生“血统”。
关于《茉莉花》的起源地在民间一直是众说纷纭，争得沸沸扬扬，甚至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如，为了抢下《茉莉花》的“出处”，六合、扬州、盐城、苏州和江都等城市之间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而在音乐学术界，《茉莉花》究竟源自哪里，则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沿课题和争论问题。音乐学者冯光钰教授认为这些“众说纷纭”源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江苏扬州说、山西五台山说和安徽凤阳花鼓说三种。但是在他经过逐一分析论证之后，也没有得出《茉莉花》源自哪里的确切答案。倒是民间的纷争似乎早已初见分晓。2004年，扬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征求省、市音乐家和群众意见后，通过决议将《茉莉花》定为扬州市市歌。
《茉莉花》通过赞美茉莉花，含蓄地表达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它的里弄巷陌民间小调的“出身”，几百年来似乎都毫无疑义。但是近两年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说《茉莉花》是诞生于扬州的妓院，是妓女用软软的曲调取悦于嫖客的歌子。还举出了余怀的《板桥杂记》里对秦淮风月之盛的描写来加以佐证。不过，尽管不少人有挖掘名人的那些原本就是子虚乌有不光彩隐私的嗜好，但也只有极少数的人响应此种说法。
本文无意去考证和评说《茉莉花》的“家世渊源”，不管它起源哪里，它的里弄巷陌民间小调的“出身”是确凿无疑的。从文化属性来说，它就是处于边缘化的平民、大众的音乐文化形式。而“边缘文化”往往取“边缘叙事”的方式，静静地诉说与“中心”无关的话题。直到1924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其歌剧《图兰朵》中，吸收了《茉莉花》的音调改编成合唱曲《当月亮升起的时候》，才使它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开始与“中心”相关的对话，为日后走向“中心”主流文化的历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蜕变”模式与“蜕变”历程
(一)“边缘——中心”——逆“边缘遗存”的“蜕变”模式
“边缘遗存”(marginal survival)的理论很早就在美国历史学派“文化区”的传播理论中出现。即：文化中心是一文化区发明创造文化元素的地方。当文化元素创造出来后，会呈放射性状向其边缘区传播。由于传播需要时间，当传到边缘区时，事过境迁，文化中心很可能已抛弃此文化元素而创造出其他新的文化元素来。这时就会出现文化中心所创造的一些旧有的文化元素保存于边缘区的现象，这类文化元素即为边缘遗存。查普曼(Chapman)发展了城乡流动的“边缘遗存”理论。他认为，时尚不断从中心向边缘移动，新时尚始于中心，而后不断向边缘移动，即中心——边缘模式。
《茉莉花》从里弄巷陌到1924年借助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到把融合了编钟与玉磬的激越之声作为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颁奖仪式音乐的历程来看，《茉莉花》文化属性的蜕变很明显走的是从“边缘”——“中心”的逆“边缘遗存”模式。与“边缘遗存”模式所不同的是模式运行的结果：《茉莉花》从“边缘”到“中心”后，它不仅没有在“边缘”消亡，而是借着它在“中心”的“热效应”返回的影响力，使得“茉莉花开遍地”，激起了《茉莉花>所属“边缘”地区民众空前的自豪感和族群认同感。所以才会出现为了抢下《茉莉花》的出处，六合、扬州、盐城、苏州和江都等城市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这样的“文化事件”。
(二)“蜕变”历程
《茉莉花》从1924年在意大利歌剧《图兰朵》中开始它的主流文化之路后的近50年里，似乎并不顺畅。历史的记载中也只有在1965年，祖籍江苏淮安的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活动会议结束后，随行的前线歌舞团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的送行晚会上演出了《茉莉花》的女声小合唱形式。
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茉莉花》文化属性蜕变的步伐。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线歌舞团苏州籍歌唱家程桂兰用苏州吴侬软语演唱的江苏版《茉莉花》成为全国21个省份“每周一歌”同时播放的歌曲。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推荐《茉莉花》，并将其确定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从此被多国艺术家广为传播。如：法国歌手米哈伊，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是法国歌曲在全世界传播的使者，她在多次访问中国时，都演唱过《茉莉花》：美国萨克斯演奏家凯利·金改编演奏的《茉莉花》长达8分钟；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也演绎过清新活泼的《茉莉花》。
国内先后也有更多知名的艺术家如彭丽媛、宋祖英、汤灿、谭晶、吕薇、李丹阳、张德兰、成方圆、蔡琴等都对《茉莉花》有过倾情的演绎。其中宋祖英、谭晶和汤灿还在奥地利、美国、澳大利亚、和希腊等国的音乐会上向世界展示了《茉莉花》的艺术魅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茉莉花》逐渐朝着多元文化产业的模式发展，被改编成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如：萨克斯、古筝、二胡、交响乐、民族管弦乐等器乐形式和经典动画儿歌、合唱、DJ舞蹈音乐等形式。这一切都使得《茉莉花》的影响广泛地深入人心，从而奠定它主流文化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起，《茉莉花》开始频频出现在中国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国际场合中。这进一步巩固了它主流文化的地位。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仪式上，中方军乐团演奏的第一首乐曲就是《茉莉花》，江泽民在以国家主席身份举行国宴时，还亲自指挥军乐团为来宾演奏这首民歌。同年10月，在为欢迎江泽民主席访美而举行的音乐会上，美国交响乐团演奏了《茉莉花》。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男女声二重唱《茉莉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响起。1999年5月1日，昆明世博会隆重开馆，奏响的还是这首《茉莉花》。同年7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世纪世界”音乐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参加演出的俄罗斯红军歌舞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用纯正的中文演唱了这首歌。同样举世瞩目的时刻，1999年12月19日，澳门回归，《茉莉花》再次在中葡澳门政府政权交接仪式上奏响。2001年10月，中国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由《茉莉花》的旋律拉开文艺演出序幕。2004年，美国发 射一颗向外太空飞行寻找星外生命的宇宙飞船，搭载了许多国家的优美乐曲作为地球礼物送给外空生命，中国入选的乐曲就是这首《茉莉花》：在2004年8月30日凌晨举行的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当时只有五岁的北京女孩陈天佳用稚嫩的童音向世界人们唱起了《茉莉花》。2007年6月14日晚，在百年纪念大讲堂，美国休斯顿管乐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管乐交响的顶级听觉盛宴，最后两大乐团合作演奏了《茉莉花》和《星条旗永不落》。2008年5月7日，中国爱乐交响乐团到梵蒂冈为教宗本笃十六世演出，返场曲选的也是《茉莉花》。2008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及9月份的残奥会上更是反复地响起了《茉莉花》优美的旋律……
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茉莉花》可谓尽显主流文化的风采。在国内是“仙乐飘飘处处闻”；在国外，则俨然成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符号象征。
三、完成“蜕变”的内在因素与外在条件
(一)《茉莉花》自身的优秀品质是其完成蜕变的内在因素
从广西、四川、湖北、福建、浙江、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河南、河北、东蒙一直到黑龙江都有江苏《茉莉花》的同宗版本，为什么独独只有江苏《茉莉花》能够获得成功，走出里弄巷陌的“边缘”生存地，走向代表“中心”主流文化的国内和国际性的艺术殿堂，频频出现在中国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国际场合?“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首先还是取决于它自身的优秀品质。
江苏的《茉莉花》和其他地区的《茉莉花》相比较，显得九曲十八弯，腔婉调柔，区域性的地方色彩使作品染上了江南的水音乡韵，优美舒缓，情脉脉，意绵绵，字字声声，似湖堤春柳妩媚动人的温馨可爱。这也许就是它能在国内广泛流传的原因所在。《茉莉花》在国外的广泛流传也绝不是偶然的。对此，著名作曲家、音乐家钱仁康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茉莉花》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则得益于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它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它流畅的旋律和包含着周期性反复的匀称的结构，又能与西方的审美习惯相适应。”就像班托克所说的，《茉莉花》“包含着同时能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耳朵所接受的优越性”。
(二)经济和政治因素的推动是《茉莉花》完成蜕变的外在条件
《茉莉花》文化属性蜕变的完成除了自身优秀品质的内在因素使然，与政治和经济等外在因素的推动也是分不开的。其实，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从来就没有脱离过与政治、经济的纠葛。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乐师师旷就有乐与政通的音乐思想。此后，将社会音乐生活现象与国家的盛衰表征联系起来看，是古代音乐思想始终不绝的一个优秀人文传统。20世纪90年代起，《茉莉花》在中国许多政府重要事件和重要国际场合中出现，赋予了自身日趋浓厚的政治意义。而政府行为往往就是文化或经济的“风向标”。所以《茉莉花》的政治意义化必然昭示它主流文化的地位和属性。
音乐与经济的关系自古以来也是息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的伍子胥“鼓腹吹笺，乞食于吴市”(《史记·范唯传》)、韩娥“臀歌假食”(《列子·汤问》)、唐诗歌中的街头歌舞表演描述以及宋代《清明上河图》中为我们形象展现的当时京城汴梁街头的演出盛况等，无一不是“为稻梁”而“谋艺”的经济行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的生动写照。“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以办“节”的形式招商、推介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宣传和打造整体形象的有效活动。搭的是文化台，唱的是经济戏。国内关于“搭”《茉莉花》文化台，唱经济戏的的活动就有很多，如南京(六合)《茉莉花》文化旅游节，从2002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音乐文化单元以《茉莉花》为文化旗号，通过开幕式、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等，以六合民歌民乐、民俗文化表演和相关文艺演出为主要内容，唱响“茉莉花”曲，打响“茉莉花”牌，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9年5月1日，昆明世博会隆重开馆，也是这首《茉莉花》奏响，令人心旷神怡；200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晚宴上，晚会的伴奏音乐首先响起的就是来自《茉莉花》；就连建设历时七年、耗资近三十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在2007年12月22日举行正式的开幕音乐会也是在合唱《茉莉花》中结束。可见茉莉花带动经济的号召力非同一般。“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发展了经济，也唱红了《茉莉花》。
四、《茉莉花》“主流文化现象”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思考
《茉莉花》唱遍全国，演遍世界，这使很多国人和外国人都把它当成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符号象征。在强调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茉莉花》的“主流文化现象”也逐渐引起了部分有识之士的反思：认为它对于提倡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多方位展现中国的音乐文化并不十分有利。对此，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的观点很有见地，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一首乐曲再优美动听，一段歌词再意味深长，毕竟有一定限度，也只有一定的代表性。拿《好一朵茉莉花》来说，它本来是江苏的民间小调，经整理加工而成，所代表的是中国近代江淮地区的通俗音乐。对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民族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以历史而言，古琴曲谱、敦煌散曲、昆曲、传世古曲中有不少典雅、恢宏、隽永的曲调。以艺术形式而言，在歌曲乐曲之外，还有很多的地方戏剧和曲艺。以民族而言，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有富有特色的音乐，像在香港回归仪式上演奏的《北京喜讯到苗寨》，以其激越热情的格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地方而言，中国各省区、各种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地方音乐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根本无法以偏盖全。江南的轻柔，陕北的高亢，岭南的富丽，塞北的粗犷，都能发挥出无穷的魅力，都是中国音乐、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葛剑雄教授此番论述并非要否定《茉莉花》，而是认为应该更全面地向国外介绍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不要过分偏重于某一首歌曲或某一种艺术形式，更不要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看效果地滥用。不要让《茉莉花》成了“莫离花”。葛剑雄教授一直认为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的演出中，配上《茉莉花》的曲调，并占那么长时间，是一大败笔，希望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能听到更能代表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的、更丰富多彩的乐曲。在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也确实看到和听到了许多代表中国音乐和文化的更丰富多彩的乐曲。但是，也许更让葛教授感到遗憾的还是《茉莉花》，因为又是它在奥运会上唱响了主旋律，它作为颁奖仪式音乐的一部分在奥运赛场上和全世界观众的耳膜里一次又一次地响起。
近些年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也都少不了《茉莉花》，这成就了它的蜕变，让它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音乐和中国的象征。在重视文化多元化发展、文化产业经济地位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今天，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异彩纷呈的文化至关重要。而《茉莉花》的“主流文化现象”显然不能充分体现这一要求。要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我们在保留《茉莉花》等优秀歌曲的同时，还要推陈出新，介绍更多优秀的、体现中华民族多样、多彩、蕴含深刻民族内涵的音乐文化，让它们也能像《茉莉花》一样走出乡野田间、里弄巷陌的边缘生存状态，蜕变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主流文化。我们完全有条件这样去做，因为，用葛剑雄教授的话来说，中国不止一朵“茉莉花”。我们也完全有能力做好，因为，《茉莉花》的成功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