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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一天，年轻的皮特·恩格伦坐在大学图书馆里写着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17世纪瑞典大人物们的世界观。
终日埋首于史料和瑞典古代诗歌里，他经历着一场小小的精神危机——窗外空气里带着一股风暴欲来的气息，那正是冷战后期局势最紧张的时刻，两大阵营之间摩擦不断，战争看上去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他有一股强烈的愿望想见证历史的发生，而不是坐在这里远远地眺望。
投笔从戎后，他被分在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个机构里。“然后，我就被卡在办公桌前，每天处理各种报告、文件。”他扑的一声笑着回忆。
1992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东局部战争逐步升级。此时，已出版了几本战争史作品的恩格伦再次感到“无法视而不见”，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前往巴尔干、阿富汗、伊朗地区做新闻报道。
“我是一个历史学家，那我至少要到现场亲眼去看看是怎么发生的。”他解释说，“我相信一件事——亲历现场，能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历史学家，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说。”
事实也是如此：身兼历史学家、作家、战地记者等数种角色于一身的恩格伦被赞誉为“当代讲述战术、杀戮、战争心理至为杰出的作家”。
多次从军和做战地记者的历练，让61岁的恩格伦有着远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体魄与精力。受邀参加上海书展的数日里，他一直处于连轴转状态，演讲，对谈，接受采访。一遇到令他投入的话题，他双眼放光，把一整天辗转奔波的疲惫、饥饿都抛在脑后。“在瑞典，很少有机会回答这样富有智性挑战的问题。”他兴奋又恰到好处地给出了同行的恭维。
在斯德哥尔摩那幢庄严、古老的深黄色建筑物里，恩格伦还有一重“荣耀”身份——瑞典学院院士。这家闻名于世的学术机构的职责之一是，每年组织评选、颁布诺贝尔文学奖。2009到2015年期间，恩格伦担任学院的常任秘书，“有点类似一家公司的执行长。”他类比道。
2012年10月6日这一天，恩格伦正要开车去机场接赶来斯德哥尔摩领奖的中国作家莫言，突然接到电话——妻子的羊水破了。他临时委托学院的另一位院士帕·瓦斯特伯格代为主持和颁奖，然后自己急急地赶往医院。
他掏出手机，一脸得意地向我们展示起小女儿的照片——屏幕上，一个一头毛蓬蓬浅金乱发的小洋娃娃横抱着一只同样毛蓬蓬的小奶猫。
“为莫言颁奖，别人可以替代；等待、陪伴女儿来到这个世界，只有当父亲的能做。”他看着女儿的照片，一脸的满足。
这一刻，他把刚刚有关战争、杀戮、幻灭的“智性探讨”抛在了脑后。
《美丽和哀愁》的准备和写作，花去恩格特整整十年的时光。
这部以“一战”为题材的历史著作，是他影响力最广泛的非虚构作品。每一次被翻译成一种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版时，他都会改写一次，删去一些内容，然后增加一些新的人物和故事细节。他很享受一遍又一遍的改寫过程——“这给我借口回到我熟悉的史料堆里，回到我熟悉的人物中。”
“说是爱上他们，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我感到自己很难和这些人物分开，很难和和他们告别。”
对这一场历时四年零五个月、6500万人参战、1000万人丧生的世界大战，他以大量的私人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为史料，选取23个主要人物，结合编年和日记的形式，以时间为经，编写一出复杂、微妙的多声部叙事，再现了这些小人物在战争中的经历和心灵、情感、心理的冲击。
在这23个主要角色里，有男人、女人、孩子，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归属于不同的国籍、阵营，各自有着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职业——上流社会的家庭主妇、来自南美的冒险家、护士、士兵、军官、外科医生、教师、诗人、作家，他们在不同战线和战场上，主动或者被动卷入这场世界大战。
《美丽和哀愁》的优美叙事，赢得了阎连科、莫言和金宇澄这几位中国文学界重量人物的一致夸赞。金宇澄以“布下一个细密的罗网”来形容恩格伦的叙事技巧和对细节的掌控力，它“笼罩了日常对话和私人信件的所有趣味，同时也笼罩了读者”。“这是困难的写作，令人肃然起敬。”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课堂上，一位专注于世界近现代史的教授则把《美丽和哀愁》列为专业课的参考阅读书目之一。
恩格伦习惯于把自己的历史写作看成是一项建筑工程。他以“美丽”和“哀伤”来概括他所搭建起的这一座庞大的建筑物。
“美丽”代表着所有吸引人们想投身战争的东西，那些人们认为美好的东西。“它不只是在审美意义上，不只是在夜晚远距离地旁观战场的炮火，尽管那确实可以是非常非常美丽，只要这些炮火枪弹对准的目标不是你。”
对他笔下的23个人来说，它是荣誉、个人价值的实现、摆脱庸常生活的渴望、对社会公平的追求，甚至仅仅是一声“让我看到死亡”的默祷。
在恩格伦心中，“哀伤”代表着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失望和幻灭。
“因为战争总是让人失望。它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力量，它会吞噬你，它会吞噬人们，你的生命、青春，你的尊严和荣耀，理想、信念。它会让你表现出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一面。你总是会失去什么。”恩格伦解释说。
“你在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能看到这些。但是，战争让这种分裂、撕扯、失望到了一种极致。它像每一样东西都到达了极点，在那一刻迸发、爆炸。”
这是他如此迷恋战争史的缘故么？
“也许吧。”恩格伦有点茫然，“我喜欢做复杂的、有挑战性的事。就像一场大火烧毁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我尽可能去还原人们在灾难情景中形形色色的反应。”
生于1957年的恩格伦，是在冷战的巨大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欧洲一代。 他的家乡在瑞典北部的布登小镇。那是瑞典自近代以来的军事要塞之一，是抵御沙皇俄国进入欧洲腹地的前哨。冷战中，处于两大阵营的分割缓冲线上的瑞典一边对外保持“永久中立”，一边着重发展国防、推行义务兵役制以防御可能的外来入侵。
在布登镇周边的山上，到处修筑着防御工事。镇上居民们经常会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和爆炸声。他们大多都在和军事相关的工厂里上班。恩格伦的父亲在国防部的一个民用机构当工人，他的一个兄弟是当地炮兵军团的军官，另一个兄弟安德烈也曾在部队效力多年。
在恩格伦最早的记忆片段里，尚在襁抱中的他躺在母亲的床上，有数不清的军车一辆接一辆地经过他家，车头灯发出的光透过窗户，打在房间的墙上，一闪一闪的。
高中毕业后，恩格伦没有直接去上大学，而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到部队服役。他在炮兵部队和军官学校待了15个月。“当时，我被灌输了一种信念：如果有一天苏联的装甲部队踏过国界，我就必须挺身而出，去贡献‘我那一份微小的力量’。”
从部队退役后，他到乌普萨拉读大学，主修考古专业，研究生阶段转到历史学后，他感觉自己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在动荡的上世纪70年代，恩格伦和当时许多反叛的欧美青年一样，一度醉心于激进的左翼运动。他加入了一个反越战的社团——“瑞典社会民主青年运动”（简称SSU）成为里头的活跃分子。和几位极左翼的“同志”发生几次激烈的辩论后，他被告知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被排挤出SSU后，他又加入了一个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翼社会民主组织。当他发觉里头也有许多内斗，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从那时起，他“对各种政治极端分子心存反感”。
1988年，在得到历史博士学位的前一年，恩格伦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历史题材非虚构作品——《波尔塔瓦之战》。
发生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是18世纪初“大北方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当时，崛起的沙皇俄国和欧洲强国瑞典为争夺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进行了长达近十年的战争。
当年6月，彼得大帝亲自指挥俄国军队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军队在乌克兰东部波尔塔瓦大战。瑞典战败，俄国由此夺取了波罗的海的入海口，一跃成为新兴强国。
《波尔瓦塔之战》最终在瑞典销量达25万册。在一个人口仅为900万的北欧国家，这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数字。
处女作的一鸣惊人，是年轻的恩格伦所不敢预想的，他也从来没想到能靠写作赚钱。在他和妻子当时租住的学生公寓里，他用图钉在留言板上钉了一张面值为10克朗的钞票——那是一次和朋友为日尔曼骑士有关的历史细节打赌赢来的。“那是我第一次靠历史研究赚到钱。”
冷战结束后，恩格伦留在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任教。陆续完成几本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身为历史学者，他始终不是那种甘于坐在大学图书馆的象牙塔学者，从遥远的距离打量历史和现实的人。
“我当然坚决捍卫学者、知识分子坐在象牙塔里观察世界的权利和责任。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无法做到总待在塔里，特别是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我无法拒绝，也不能做到完全当没看到。”
戰场的经历，让恩格伦体会到恐惧、个体的渺小和局限、战争吞噬一切的残酷，“那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力量”。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一天深夜，驻守在巴格达的恩格伦突然听到窗外枪声大作。他从床上跳起来，立刻打电话给相熟的瑞典国家电视台记者，因为他们在当地有更庞大的人脉。对方询问一圈后，告诉他：你安心睡觉吧，没有战斗发生。
“身处战场的人，得到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然后，他们根据这些非常有限的、常常是错误的信息来反应。”他体会到。面对我的追问，他也带着几分难堪坦率承认：自己当时做的许多战时报道存在各种谬误和差错。
在战场上，让恩格伦在生理上感到最难受的，是在那种巨大的惊恐中，人仿佛被强行压缩、关进一个只有自己的封闭的空间。
“当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你越来越只关注你自己，无力去关心其他人，因为你不知道早上是否还能醒过来，也不知道未来两小时自己是否还活着。”
“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感受，让人在生理上感觉恶心想吐。你的感受力在回缩，你成了一个没有同情心、无力参与他人命运的人——你会看到恐怖的场景，但首先想到的是‘那不是我’。当一个人所有的问题是为了活下去，你就把自己整个包裹了起来。”
“这是我自己亲历战场的经验，也是我在阅读了大量的战时日记、私人书信后的发现。”
“当男人的道德世界越缩越小，女性的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大”
人物周刊：有一句非常男权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为什么你要选取这些并没有直接参与战场厮杀的护士、小女孩、来自富裕家庭的女司机、上流社会的家庭妇女呢？
恩格伦：因为她们的故事确实带来有意思的东西，她们比男性更为丰富。她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有洞察力。这也是我个人的战场经历。
我想分享一个自己对人类心理最有趣的观察——那些最有穿透力的观察通常都是女性作出的。因为她们更富有同情心，关注、关心他人的哀乐苦痛，她们拥有更为宽阔的心理图景。比较而言，大部分男人都上了战场，在战场上，他们亲眼看到了最恐怖的事，每一天几乎都在死亡的威胁下，所以他们个人的道德和心理世界在战场上缩得很小很小。
同时，欧洲的“一战”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改变来说也很重要。这是历史上女性第一次大规模地走上社会，女性获得投票权也和“一战”有着紧密的关联。因为男人都上了战场，女人不得不承担起他们缺席后的各种工作岗位，开始承担起很多原本属于男性的社会责任，我们在女性们留下的书信和她们的故事中都能看到这一点。
当男人的道德世界在越缩越小，女性的世界却在变得越来越大。那也导致了最深刻、最正确的洞察通常是女性作出的。这是我之前所没有预料的。
“情绪情感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一席” 人物周刊：在你的历史书写里，你非常关注小人物们的情绪、情感和心理活动，尤其是女性。这是你作为非虚构作家的一个关注点么？
恩格伦：人类的历史，部分也是情绪和情感的历史。情绪情感是人类经历中最为脆弱的部分。情感也是易变的，它们来了它们走了，没有留下看得见的印记，譬如我们脸上所流露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你不理解人们的情感情绪，只是把历史过程简单地总结归纳，你是无法理解历史的。
1914年爆发的“一战”，就是被非常强烈的情绪所推动的，而不是始于理性的算计，从各种角度看，它都是一场由情绪推动的非理性战争。它引发了欧洲的崩塌，自此欧洲走向衰落。因此，情绪情感在历史中很重要。另外，如果你想理解历史中的人们，情绪情感（的考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总是想找到理性的解释，把人们误解为比他们真实面目更为理性，那你就无法理解他们，因为人是无法做到非常理性的，情绪情感会控制、影响个人和群体。
我非常确信：情绪情感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一席。
人物周刊：但在中国，主流历史书里习惯于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的逻辑。譬如，“一战”的爆发，难道不是欧洲强国之间为争夺霸权、海外市场而发动的战争么？
恩格伦：你如果不理解经济的力量，就无法理解历史。我在这一点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你当然不能把历史和思想观念、政治观念或者经济力量分开。
庞大的物质力量当然是推动社会的一种动力。但你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会看到更多的力量：就像我所说的，1914年爆发的“一战”，它不是逻辑的，不是理性的。我也不认同那种理解——说是欧洲列强为了争夺市场而爆发的战争。它是被强烈的情感、失控的情绪所推动。
在政治家和政客们的鼓动或刺激下，每个人都困在强烈的情绪里，许许多多个体的情绪情感交汇形成了一条巨流。随着投入战争的金钱、死亡人数越来越庞大，退回去变得不可能，他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因为民众的情绪太强烈，因为已经有很多人牺牲了，我们已经损失太多，我们不能战败。
情绪情感的因素可大可小。但是，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人物周刊：所以说，是民族主义引燃了这場巨大的灾难。
恩格伦：是的。当你读到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的故事，你会觉得有趣又悲哀，他们都看到同样的东西——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我们必须保卫自己的家园，否则我们就沉没了。在德国，他们这样相信；在俄罗斯，他们也这么说；在法国，他们也是这么说。
那真是一个悲剧，他们以为自己看到了敌人，其实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镜像。
“人们有扮演政府官员的一面，
同时隐藏了自己真正的所思所想”
人物周刊：书里，一些身处战场的人开始质疑新闻报道、历史书写的真实性，他们发现它们和真实相去甚远。作为历史学家和曾经的战地记者，你如何看待？
恩格伦：历史书写和新闻报道，是故事里非常复杂和有趣的部分。“一战”爆发前，人们很少会去质疑报纸上写的那些东西，历史书则常常被当作真理和信条，人们通常会这么想——既然刊登在报纸上的、写进书里的，okay，那它一定是对的。但是，在“一战”中，你会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会文化上的一种改变——人们意识到报纸上充斥着政治宣传，他们不能信任报纸想灌输给他们的那些东西。同时，他们也发现过往的经典历史书写，和他们所遭遇的现实关系不大。
我认为欧洲民众在心理层面上发生了一些显著的改变，直到今天它仍在影响西方社会。它给西方社会引入了怀疑主义的因子：你不能信任报纸上刊印的，历史书写是一种政治宣传，这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这是“一战”带来的代价，因为当时报纸是被政府百分之百控制的。在战后，人们认为自己被欺骗了，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心理。
人物周刊：既然报纸、私人书信也会被检查，作为历史书写者，你又如何甄别这些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呢？
恩格伦：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当人们开始用批判方式来思考现实时，这会给你带来背后更丰富的故事。有趣的是，有些人是真相信，相信他读到的、相信政府的战争宣传。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相信的，这些相信又是如何崩塌、如何被现实所粉碎的。
我使用了某种史料地层法来展现和还原真实。在书里，你会读到一位自愿到战场上去的英国护士，她在战时写了一本书讲述她的战场经历，书于1916年她去世的那一天出版，是那种提振人心、号召民众继续作战的书。
同时，我也阅读了她的日记和私人书信这两个地层的资料。一开始，两个地层的内容是一致的，然后，越到后来分歧越大。你可以看到，她有类似政府官员的一面，她到那些军工厂向工人们做演讲，劝说他们不要搞罢工，不要要求加薪，号召他们同心敌忾来赢得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她自己却越来越怀疑战争的意义。
但是，她类似政府官员的一面把她内心的怀疑掩藏起来，私人书信日记里则暴露她的另一面。包括德国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我看了他的日记，同样也是分裂的。战争开始时，他是个狂热分子。之后他在部队服役，后来又负责为报纸撰写政治宣传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自己越来越怀疑战争本身。
我发现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有扮演政府官员的一面，同时隐藏了自己真正的所思所想。这很有意思，但是也非常可悲。你能看到，巨大的失望笼罩在欧洲各个国家，人们开始失去信仰。一切以失望而收场，在德国则以革命为收场，欧洲其他国家也爆发了革命。
战场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
人物周刊：这二十多个人似乎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么多人死去，究竟是为了什么？以及为什么我在这里？你如何看待他们的问题？
恩格伦：这些都包括在“一战”带来的精神幻灭里。他们中很多人的梦想被这场战争所击碎。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争刚爆发时是非常狂热的，你能在他们写下的文字里感受到，尽管他们知道他们只是渺小的个体，是一条奔腾激流中的一小部分。他们都加入了这场战争，许多人为之欢呼兴奋，另一些人安静无声，但那也是巨流中的一部分。 然后，他们开始提问了：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他们想弄明白这些。我想说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从来就没有弄明白。那是定义了他们人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战”定义了他们的人生，永远地改变了他们。我想，如果你经历了这样一场战争，它会永远地改变你。
你能看到，战后十年里，他们有两种反应：一些人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也有很多人想忘掉。在他们中间，有一种普遍的心理——“这场战争已经吞噬掉我的大部分青春，我要把它扔在脑后，继续我的新生活。”但是，最后，这些记忆开始追逐着他们，困扰他们。
结果，在十年后，他们意识到无法把这些记忆从他们的生命中清除掉，他必须做一些什么，很多人开始写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价值比战时的那些通常要高得多。这也给我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人物周刊：对一名中国读者来说，很难忽略掉书中所记录的信仰对这些人的影响。他们自始至终在求告、求问甚至愤怒地质问上帝。作为战争史研究者，你认为信仰在其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
恩格伦：在欧洲，有一句格言：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当巨大的灾难降临，你必须信仰一些什么。我有一个朋友，他声称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他说过一句话：如果他从高楼上坠落，他一定会喊“上帝，救命啊”而不是其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另外，在人们对战争的失望里，有一部分是对组织化信仰的失望。当时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人们认为：如果真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存在，如果他是仁慈良善的，他怎么能允许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战后，很多人开始疏远那些组织化的传统宗教。因为他们有被背叛之感。
与此同时，对灵界经验的追求逐渐在整个欧洲兴起。因为有很多人在战争中失踪，他们没有坟墓。那些痛失所爱的人，他们不再谈论通常意义上的仁慈上帝，他们想寻找和那些在战争中失踪的亲人、爱人通灵的办法。这是信仰上的一种转变。
这是一幅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图景。实际上，真實的历史总是比你以为的更复杂。
人物周刊：《美丽和哀愁》出版后，这些书中主角的家人和后人联系过你没有？
恩格伦：书里一些人的后人联系上了我。那位在俄军做志愿者的英籍护士，我见到了她的孙媳妇。她见过这位老人家，说她一生都很坚强，后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她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有头脑的女性。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后生活得很好，一些人则无法适应和平的生活。我曾经想过写一下这些人在战后的人生，至少写一本薄薄的书。他们中的许多人活到了70岁甚至80岁，有着不同的信仰、人生。很多人过上了正常的普通生活。
我想那些能够回归寻常生活的人，部分是因为他们处理好了自己在战争中的记忆，通过写回忆录或者其他的方式。
“如果不是‘一战’，
现代文学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突破和成就”
人物周刊：在中文版里，你增加了三个主要人物，其中两位是作家卡夫卡和穆齐尔。这是因为你知道他们在中国很有影响力么？
恩格伦：是的，我得知卡夫卡和穆齐尔在中国很知名。那为什么不把他们放进书里呢？他们可以在中文版里！对《美丽和哀愁》而言，所有的外文翻译版文本都是不一样的，在不同国家，都有一些小小的不同。
人物周刊：这两位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分量很重的人物。以文学院院士的眼光来看，“一战”给现代文学究竟带来了什么？
恩格伦：“一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如果不是“一战”，现代文学是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突破和成就的。
卡夫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没有“一战”，他大概还是能写出他的荒诞风格小说，从文本意义上说。但是，“一战”的爆发，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荒诞的世界。忽然，他笔下的荒诞和现实世界的荒诞连接起来了，卡夫卡的荒诞在一个荒诞的新世界里找到了位置——当世界变得怪异，他那些怪异的故事忽然向我们揭示了一些东西，拥有了比没有发生“一战”更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一战”，卡夫卡可能不会这么出名，地位也不会这么重要，因为“一战”改变了社会文化和人们的心理。
穆齐尔也是如此。但是，他和卡夫卡又有一些不同。如果没有他在“一战”中的经历，他是不可能写出《没有个性的人》。这本小说本身就是“一战”孕育的产物。
人物周刊：能否谈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印象，你熟悉哪几位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恩格伦：我当然是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你知道我是不能提任何具体的作家名字，因为人们会误读，将之理解为“他们会把诺贝尔奖颁给某某某”。
让我这么说吧：瑞典学院对中国的当代文学非常感兴趣，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实力非常强大，在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不仅仅是一位莫言。
人物周刊：略略感到遗憾——这份荣耀的工作，让你谈论个人文学趣味成为了禁忌。
恩格伦：我可以谈文学，但我不能谈当代文学，否则就可能被人误读为——“哦，他喜欢乔伊斯，或者说他不喜欢乔伊斯。”
一涉及到当代文学，我的嘴必须很紧很紧。如果你换成问我关于意大利文学或者南美文学，我的回答也都是一样的，我不会给你任何具体的名字。
（感谢著名翻译家陈迈平先生、中信出版社给予的帮助）
皮特·恩格伦（Peter Englund）
1957年生于瑞典布登。历史学家、作家、瑞典学院院士，曾长期在巴尔干地区、阿富汗、伊朗从事战地记者工作。他善于以个体的感受、情绪体现战争的复杂性，被称为“当代讲述战术、杀戮、战争心理至为杰出的一位作家”。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终日埋首于史料和瑞典古代诗歌里，他经历着一场小小的精神危机——窗外空气里带着一股风暴欲来的气息，那正是冷战后期局势最紧张的时刻，两大阵营之间摩擦不断，战争看上去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他有一股强烈的愿望想见证历史的发生，而不是坐在这里远远地眺望。
投笔从戎后，他被分在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个机构里。“然后，我就被卡在办公桌前，每天处理各种报告、文件。”他扑的一声笑着回忆。
1992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东局部战争逐步升级。此时，已出版了几本战争史作品的恩格伦再次感到“无法视而不见”，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前往巴尔干、阿富汗、伊朗地区做新闻报道。
“我是一个历史学家，那我至少要到现场亲眼去看看是怎么发生的。”他解释说，“我相信一件事——亲历现场，能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历史学家，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说。”
事实也是如此：身兼历史学家、作家、战地记者等数种角色于一身的恩格伦被赞誉为“当代讲述战术、杀戮、战争心理至为杰出的作家”。
多次从军和做战地记者的历练，让61岁的恩格伦有着远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体魄与精力。受邀参加上海书展的数日里，他一直处于连轴转状态，演讲，对谈，接受采访。一遇到令他投入的话题，他双眼放光，把一整天辗转奔波的疲惫、饥饿都抛在脑后。“在瑞典，很少有机会回答这样富有智性挑战的问题。”他兴奋又恰到好处地给出了同行的恭维。
在斯德哥尔摩那幢庄严、古老的深黄色建筑物里，恩格伦还有一重“荣耀”身份——瑞典学院院士。这家闻名于世的学术机构的职责之一是，每年组织评选、颁布诺贝尔文学奖。2009到2015年期间，恩格伦担任学院的常任秘书，“有点类似一家公司的执行长。”他类比道。
2012年10月6日这一天，恩格伦正要开车去机场接赶来斯德哥尔摩领奖的中国作家莫言，突然接到电话——妻子的羊水破了。他临时委托学院的另一位院士帕·瓦斯特伯格代为主持和颁奖，然后自己急急地赶往医院。
他掏出手机，一脸得意地向我们展示起小女儿的照片——屏幕上，一个一头毛蓬蓬浅金乱发的小洋娃娃横抱着一只同样毛蓬蓬的小奶猫。
“为莫言颁奖，别人可以替代；等待、陪伴女儿来到这个世界，只有当父亲的能做。”他看着女儿的照片，一脸的满足。
这一刻，他把刚刚有关战争、杀戮、幻灭的“智性探讨”抛在了脑后。
美丽，哀愁，大火
《美丽和哀愁》的准备和写作，花去恩格特整整十年的时光。
这部以“一战”为题材的历史著作，是他影响力最广泛的非虚构作品。每一次被翻译成一种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版时，他都会改写一次，删去一些内容，然后增加一些新的人物和故事细节。他很享受一遍又一遍的改寫过程——“这给我借口回到我熟悉的史料堆里，回到我熟悉的人物中。”
“说是爱上他们，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我感到自己很难和这些人物分开，很难和和他们告别。”
对这一场历时四年零五个月、6500万人参战、1000万人丧生的世界大战，他以大量的私人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为史料，选取23个主要人物，结合编年和日记的形式，以时间为经，编写一出复杂、微妙的多声部叙事，再现了这些小人物在战争中的经历和心灵、情感、心理的冲击。
在这23个主要角色里，有男人、女人、孩子，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归属于不同的国籍、阵营，各自有着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职业——上流社会的家庭主妇、来自南美的冒险家、护士、士兵、军官、外科医生、教师、诗人、作家，他们在不同战线和战场上，主动或者被动卷入这场世界大战。
《美丽和哀愁》的优美叙事，赢得了阎连科、莫言和金宇澄这几位中国文学界重量人物的一致夸赞。金宇澄以“布下一个细密的罗网”来形容恩格伦的叙事技巧和对细节的掌控力，它“笼罩了日常对话和私人信件的所有趣味，同时也笼罩了读者”。“这是困难的写作，令人肃然起敬。”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课堂上，一位专注于世界近现代史的教授则把《美丽和哀愁》列为专业课的参考阅读书目之一。
恩格伦习惯于把自己的历史写作看成是一项建筑工程。他以“美丽”和“哀伤”来概括他所搭建起的这一座庞大的建筑物。
“美丽”代表着所有吸引人们想投身战争的东西，那些人们认为美好的东西。“它不只是在审美意义上，不只是在夜晚远距离地旁观战场的炮火，尽管那确实可以是非常非常美丽，只要这些炮火枪弹对准的目标不是你。”
对他笔下的23个人来说，它是荣誉、个人价值的实现、摆脱庸常生活的渴望、对社会公平的追求，甚至仅仅是一声“让我看到死亡”的默祷。
在恩格伦心中，“哀伤”代表着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失望和幻灭。
“因为战争总是让人失望。它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力量，它会吞噬你，它会吞噬人们，你的生命、青春，你的尊严和荣耀，理想、信念。它会让你表现出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一面。你总是会失去什么。”恩格伦解释说。
“你在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能看到这些。但是，战争让这种分裂、撕扯、失望到了一种极致。它像每一样东西都到达了极点，在那一刻迸发、爆炸。”
这是他如此迷恋战争史的缘故么？
“也许吧。”恩格伦有点茫然，“我喜欢做复杂的、有挑战性的事。就像一场大火烧毁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我尽可能去还原人们在灾难情景中形形色色的反应。”
战争，恐惧，回缩
生于1957年的恩格伦，是在冷战的巨大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欧洲一代。 他的家乡在瑞典北部的布登小镇。那是瑞典自近代以来的军事要塞之一，是抵御沙皇俄国进入欧洲腹地的前哨。冷战中，处于两大阵营的分割缓冲线上的瑞典一边对外保持“永久中立”，一边着重发展国防、推行义务兵役制以防御可能的外来入侵。
在布登镇周边的山上，到处修筑着防御工事。镇上居民们经常会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和爆炸声。他们大多都在和军事相关的工厂里上班。恩格伦的父亲在国防部的一个民用机构当工人，他的一个兄弟是当地炮兵军团的军官，另一个兄弟安德烈也曾在部队效力多年。
在恩格伦最早的记忆片段里，尚在襁抱中的他躺在母亲的床上，有数不清的军车一辆接一辆地经过他家，车头灯发出的光透过窗户，打在房间的墙上，一闪一闪的。
高中毕业后，恩格伦没有直接去上大学，而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到部队服役。他在炮兵部队和军官学校待了15个月。“当时，我被灌输了一种信念：如果有一天苏联的装甲部队踏过国界，我就必须挺身而出，去贡献‘我那一份微小的力量’。”
从部队退役后，他到乌普萨拉读大学，主修考古专业，研究生阶段转到历史学后，他感觉自己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在动荡的上世纪70年代，恩格伦和当时许多反叛的欧美青年一样，一度醉心于激进的左翼运动。他加入了一个反越战的社团——“瑞典社会民主青年运动”（简称SSU）成为里头的活跃分子。和几位极左翼的“同志”发生几次激烈的辩论后，他被告知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被排挤出SSU后，他又加入了一个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翼社会民主组织。当他发觉里头也有许多内斗，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从那时起，他“对各种政治极端分子心存反感”。
1988年，在得到历史博士学位的前一年，恩格伦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历史题材非虚构作品——《波尔塔瓦之战》。
发生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是18世纪初“大北方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当时，崛起的沙皇俄国和欧洲强国瑞典为争夺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进行了长达近十年的战争。
当年6月，彼得大帝亲自指挥俄国军队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军队在乌克兰东部波尔塔瓦大战。瑞典战败，俄国由此夺取了波罗的海的入海口，一跃成为新兴强国。
《波尔瓦塔之战》最终在瑞典销量达25万册。在一个人口仅为900万的北欧国家，这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数字。
处女作的一鸣惊人，是年轻的恩格伦所不敢预想的，他也从来没想到能靠写作赚钱。在他和妻子当时租住的学生公寓里，他用图钉在留言板上钉了一张面值为10克朗的钞票——那是一次和朋友为日尔曼骑士有关的历史细节打赌赢来的。“那是我第一次靠历史研究赚到钱。”
冷战结束后，恩格伦留在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任教。陆续完成几本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身为历史学者，他始终不是那种甘于坐在大学图书馆的象牙塔学者，从遥远的距离打量历史和现实的人。
“我当然坚决捍卫学者、知识分子坐在象牙塔里观察世界的权利和责任。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无法做到总待在塔里，特别是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我无法拒绝，也不能做到完全当没看到。”
戰场的经历，让恩格伦体会到恐惧、个体的渺小和局限、战争吞噬一切的残酷，“那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力量”。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一天深夜，驻守在巴格达的恩格伦突然听到窗外枪声大作。他从床上跳起来，立刻打电话给相熟的瑞典国家电视台记者，因为他们在当地有更庞大的人脉。对方询问一圈后，告诉他：你安心睡觉吧，没有战斗发生。
“身处战场的人，得到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然后，他们根据这些非常有限的、常常是错误的信息来反应。”他体会到。面对我的追问，他也带着几分难堪坦率承认：自己当时做的许多战时报道存在各种谬误和差错。
在战场上，让恩格伦在生理上感到最难受的，是在那种巨大的惊恐中，人仿佛被强行压缩、关进一个只有自己的封闭的空间。
“当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你越来越只关注你自己，无力去关心其他人，因为你不知道早上是否还能醒过来，也不知道未来两小时自己是否还活着。”
“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感受，让人在生理上感觉恶心想吐。你的感受力在回缩，你成了一个没有同情心、无力参与他人命运的人——你会看到恐怖的场景，但首先想到的是‘那不是我’。当一个人所有的问题是为了活下去，你就把自己整个包裹了起来。”
“这是我自己亲历战场的经验，也是我在阅读了大量的战时日记、私人书信后的发现。”
“当男人的道德世界越缩越小，女性的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大”
人物周刊：有一句非常男权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为什么你要选取这些并没有直接参与战场厮杀的护士、小女孩、来自富裕家庭的女司机、上流社会的家庭妇女呢？
恩格伦：因为她们的故事确实带来有意思的东西，她们比男性更为丰富。她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有洞察力。这也是我个人的战场经历。
我想分享一个自己对人类心理最有趣的观察——那些最有穿透力的观察通常都是女性作出的。因为她们更富有同情心，关注、关心他人的哀乐苦痛，她们拥有更为宽阔的心理图景。比较而言，大部分男人都上了战场，在战场上，他们亲眼看到了最恐怖的事，每一天几乎都在死亡的威胁下，所以他们个人的道德和心理世界在战场上缩得很小很小。
同时，欧洲的“一战”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改变来说也很重要。这是历史上女性第一次大规模地走上社会，女性获得投票权也和“一战”有着紧密的关联。因为男人都上了战场，女人不得不承担起他们缺席后的各种工作岗位，开始承担起很多原本属于男性的社会责任，我们在女性们留下的书信和她们的故事中都能看到这一点。
当男人的道德世界在越缩越小，女性的世界却在变得越来越大。那也导致了最深刻、最正确的洞察通常是女性作出的。这是我之前所没有预料的。
“情绪情感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一席” 人物周刊：在你的历史书写里，你非常关注小人物们的情绪、情感和心理活动，尤其是女性。这是你作为非虚构作家的一个关注点么？
恩格伦：人类的历史，部分也是情绪和情感的历史。情绪情感是人类经历中最为脆弱的部分。情感也是易变的，它们来了它们走了，没有留下看得见的印记，譬如我们脸上所流露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你不理解人们的情感情绪，只是把历史过程简单地总结归纳，你是无法理解历史的。
1914年爆发的“一战”，就是被非常强烈的情绪所推动的，而不是始于理性的算计，从各种角度看，它都是一场由情绪推动的非理性战争。它引发了欧洲的崩塌，自此欧洲走向衰落。因此，情绪情感在历史中很重要。另外，如果你想理解历史中的人们，情绪情感（的考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总是想找到理性的解释，把人们误解为比他们真实面目更为理性，那你就无法理解他们，因为人是无法做到非常理性的，情绪情感会控制、影响个人和群体。
我非常确信：情绪情感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一席。
人物周刊：但在中国，主流历史书里习惯于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的逻辑。譬如，“一战”的爆发，难道不是欧洲强国之间为争夺霸权、海外市场而发动的战争么？
恩格伦：你如果不理解经济的力量，就无法理解历史。我在这一点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你当然不能把历史和思想观念、政治观念或者经济力量分开。
庞大的物质力量当然是推动社会的一种动力。但你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会看到更多的力量：就像我所说的，1914年爆发的“一战”，它不是逻辑的，不是理性的。我也不认同那种理解——说是欧洲列强为了争夺市场而爆发的战争。它是被强烈的情感、失控的情绪所推动。
在政治家和政客们的鼓动或刺激下，每个人都困在强烈的情绪里，许许多多个体的情绪情感交汇形成了一条巨流。随着投入战争的金钱、死亡人数越来越庞大，退回去变得不可能，他们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因为民众的情绪太强烈，因为已经有很多人牺牲了，我们已经损失太多，我们不能战败。
情绪情感的因素可大可小。但是，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人物周刊：所以说，是民族主义引燃了这場巨大的灾难。
恩格伦：是的。当你读到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的故事，你会觉得有趣又悲哀，他们都看到同样的东西——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我们必须保卫自己的家园，否则我们就沉没了。在德国，他们这样相信；在俄罗斯，他们也这么说；在法国，他们也是这么说。
那真是一个悲剧，他们以为自己看到了敌人，其实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镜像。
“人们有扮演政府官员的一面，
同时隐藏了自己真正的所思所想”
人物周刊：书里，一些身处战场的人开始质疑新闻报道、历史书写的真实性，他们发现它们和真实相去甚远。作为历史学家和曾经的战地记者，你如何看待？
恩格伦：历史书写和新闻报道，是故事里非常复杂和有趣的部分。“一战”爆发前，人们很少会去质疑报纸上写的那些东西，历史书则常常被当作真理和信条，人们通常会这么想——既然刊登在报纸上的、写进书里的，okay，那它一定是对的。但是，在“一战”中，你会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会文化上的一种改变——人们意识到报纸上充斥着政治宣传，他们不能信任报纸想灌输给他们的那些东西。同时，他们也发现过往的经典历史书写，和他们所遭遇的现实关系不大。
我认为欧洲民众在心理层面上发生了一些显著的改变，直到今天它仍在影响西方社会。它给西方社会引入了怀疑主义的因子：你不能信任报纸上刊印的，历史书写是一种政治宣传，这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这是“一战”带来的代价，因为当时报纸是被政府百分之百控制的。在战后，人们认为自己被欺骗了，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心理。
人物周刊：既然报纸、私人书信也会被检查，作为历史书写者，你又如何甄别这些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呢？
恩格伦：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当人们开始用批判方式来思考现实时，这会给你带来背后更丰富的故事。有趣的是，有些人是真相信，相信他读到的、相信政府的战争宣传。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相信的，这些相信又是如何崩塌、如何被现实所粉碎的。
我使用了某种史料地层法来展现和还原真实。在书里，你会读到一位自愿到战场上去的英国护士，她在战时写了一本书讲述她的战场经历，书于1916年她去世的那一天出版，是那种提振人心、号召民众继续作战的书。
同时，我也阅读了她的日记和私人书信这两个地层的资料。一开始，两个地层的内容是一致的，然后，越到后来分歧越大。你可以看到，她有类似政府官员的一面，她到那些军工厂向工人们做演讲，劝说他们不要搞罢工，不要要求加薪，号召他们同心敌忾来赢得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她自己却越来越怀疑战争的意义。
但是，她类似政府官员的一面把她内心的怀疑掩藏起来，私人书信日记里则暴露她的另一面。包括德国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我看了他的日记，同样也是分裂的。战争开始时，他是个狂热分子。之后他在部队服役，后来又负责为报纸撰写政治宣传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自己越来越怀疑战争本身。
我发现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有扮演政府官员的一面，同时隐藏了自己真正的所思所想。这很有意思，但是也非常可悲。你能看到，巨大的失望笼罩在欧洲各个国家，人们开始失去信仰。一切以失望而收场，在德国则以革命为收场，欧洲其他国家也爆发了革命。
战场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
人物周刊：这二十多个人似乎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么多人死去，究竟是为了什么？以及为什么我在这里？你如何看待他们的问题？
恩格伦：这些都包括在“一战”带来的精神幻灭里。他们中很多人的梦想被这场战争所击碎。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争刚爆发时是非常狂热的，你能在他们写下的文字里感受到，尽管他们知道他们只是渺小的个体，是一条奔腾激流中的一小部分。他们都加入了这场战争，许多人为之欢呼兴奋，另一些人安静无声，但那也是巨流中的一部分。 然后，他们开始提问了：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他们想弄明白这些。我想说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从来就没有弄明白。那是定义了他们人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战”定义了他们的人生，永远地改变了他们。我想，如果你经历了这样一场战争，它会永远地改变你。
你能看到，战后十年里，他们有两种反应：一些人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也有很多人想忘掉。在他们中间，有一种普遍的心理——“这场战争已经吞噬掉我的大部分青春，我要把它扔在脑后，继续我的新生活。”但是，最后，这些记忆开始追逐着他们，困扰他们。
结果，在十年后，他们意识到无法把这些记忆从他们的生命中清除掉，他必须做一些什么，很多人开始写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价值比战时的那些通常要高得多。这也给我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人物周刊：对一名中国读者来说，很难忽略掉书中所记录的信仰对这些人的影响。他们自始至终在求告、求问甚至愤怒地质问上帝。作为战争史研究者，你认为信仰在其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
恩格伦：在欧洲，有一句格言：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当巨大的灾难降临，你必须信仰一些什么。我有一个朋友，他声称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他说过一句话：如果他从高楼上坠落，他一定会喊“上帝，救命啊”而不是其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另外，在人们对战争的失望里，有一部分是对组织化信仰的失望。当时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人们认为：如果真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存在，如果他是仁慈良善的，他怎么能允许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战后，很多人开始疏远那些组织化的传统宗教。因为他们有被背叛之感。
与此同时，对灵界经验的追求逐渐在整个欧洲兴起。因为有很多人在战争中失踪，他们没有坟墓。那些痛失所爱的人，他们不再谈论通常意义上的仁慈上帝，他们想寻找和那些在战争中失踪的亲人、爱人通灵的办法。这是信仰上的一种转变。
这是一幅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图景。实际上，真實的历史总是比你以为的更复杂。
人物周刊：《美丽和哀愁》出版后，这些书中主角的家人和后人联系过你没有？
恩格伦：书里一些人的后人联系上了我。那位在俄军做志愿者的英籍护士，我见到了她的孙媳妇。她见过这位老人家，说她一生都很坚强，后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她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有头脑的女性。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后生活得很好，一些人则无法适应和平的生活。我曾经想过写一下这些人在战后的人生，至少写一本薄薄的书。他们中的许多人活到了70岁甚至80岁，有着不同的信仰、人生。很多人过上了正常的普通生活。
我想那些能够回归寻常生活的人，部分是因为他们处理好了自己在战争中的记忆，通过写回忆录或者其他的方式。
“如果不是‘一战’，
现代文学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突破和成就”
人物周刊：在中文版里，你增加了三个主要人物，其中两位是作家卡夫卡和穆齐尔。这是因为你知道他们在中国很有影响力么？
恩格伦：是的，我得知卡夫卡和穆齐尔在中国很知名。那为什么不把他们放进书里呢？他们可以在中文版里！对《美丽和哀愁》而言，所有的外文翻译版文本都是不一样的，在不同国家，都有一些小小的不同。
人物周刊：这两位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分量很重的人物。以文学院院士的眼光来看，“一战”给现代文学究竟带来了什么？
恩格伦：“一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如果不是“一战”，现代文学是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突破和成就的。
卡夫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没有“一战”，他大概还是能写出他的荒诞风格小说，从文本意义上说。但是，“一战”的爆发，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荒诞的世界。忽然，他笔下的荒诞和现实世界的荒诞连接起来了，卡夫卡的荒诞在一个荒诞的新世界里找到了位置——当世界变得怪异，他那些怪异的故事忽然向我们揭示了一些东西，拥有了比没有发生“一战”更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一战”，卡夫卡可能不会这么出名，地位也不会这么重要，因为“一战”改变了社会文化和人们的心理。
穆齐尔也是如此。但是，他和卡夫卡又有一些不同。如果没有他在“一战”中的经历，他是不可能写出《没有个性的人》。这本小说本身就是“一战”孕育的产物。
人物周刊：能否谈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印象，你熟悉哪几位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恩格伦：我当然是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你知道我是不能提任何具体的作家名字，因为人们会误读，将之理解为“他们会把诺贝尔奖颁给某某某”。
让我这么说吧：瑞典学院对中国的当代文学非常感兴趣，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实力非常强大，在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不仅仅是一位莫言。
人物周刊：略略感到遗憾——这份荣耀的工作，让你谈论个人文学趣味成为了禁忌。
恩格伦：我可以谈文学，但我不能谈当代文学，否则就可能被人误读为——“哦，他喜欢乔伊斯，或者说他不喜欢乔伊斯。”
一涉及到当代文学，我的嘴必须很紧很紧。如果你换成问我关于意大利文学或者南美文学，我的回答也都是一样的，我不会给你任何具体的名字。
（感谢著名翻译家陈迈平先生、中信出版社给予的帮助）
皮特·恩格伦（Peter Englund）
1957年生于瑞典布登。历史学家、作家、瑞典学院院士，曾长期在巴尔干地区、阿富汗、伊朗从事战地记者工作。他善于以个体的感受、情绪体现战争的复杂性，被称为“当代讲述战术、杀戮、战争心理至为杰出的一位作家”。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