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由，人们筑起了国界。同样为了自由，又想方设法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而现在，随着欧盟的建设和对国家意义的再认识，欧洲国家渐渐褪去了它画地为牢的本性。
　　
　　2月底，我在日内瓦参加第四届全球反对死刑会议，对日内瓦有了点浮光掠影的印象。日内瓦城区并不大，从规模上看很像是中国的一些小城市。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日内瓦城里能看到清澈见底的湖水，看到天鹅。待明亮的阳光从云底钻出来，照在湖面和几近环城的雪山之上，你真的会心生忌妒——为什么有些人会生活在这样美丽的世外桃源?
　　想起我在日内瓦大街上寻访卢梭故居时，看到他内室的墙上端端正正地写着“L’homme est n e libre，et partout dans les fers(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便不由感慨：虽说人生而平等，但这世间的不平等实在太多了。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决定一个国家形态的有三个要素，包括环境、法制、民情。其作用是法制优于环境，民情优于法制。仔细想来，这三个要素又何尝不是纠缠在一起。环境的好坏，法制的有无，同样会深深地影响民情。至少我认为，瑞士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给人带来的内心安宁，在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大家相信，战争不会让这里变得更美好。在此意义上，瑞士的国界的确起到了保护国民的作用。至少在人类疯癫的20世纪，它是一道防火墙。
　　然而日内瓦湖并非简单的、让人避世退隐的江湖。事实上。这一片靠山近湖、看似远离尘嚣的土地，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过去，它是人们逃避战乱的自由之邦，而现在又成为人类超国界合作的典范之城。
　　关于前者，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想到一些与这座城市相关的人和事。
　　1803年，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为号召社会变革而在巴黎发表《一位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一是因为该文是此前一年他住在日内瓦时写的；另一方面，作者直接以“日内瓦居民”自命，同样表明日内瓦在当时已经具有了一种特殊内涵。
　　19世纪英国的两位“被赶出了国土”的诗人雪莱与拜伦也曾经在日内瓦湖畔游荡。他们一起拜访过历史学家吉本的故居，为此雪莱还不无诗意地形容其时的观感：“他们领我们看了吉本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时住的房子，还有老洋槐树遮蔽下的露台——吉本写到作品的最后一行时，就是在这里久久地凝视着勃朗峰。”而雪莱的妻子玛丽写鬼故事的灵感，正是得益于几位才子佳人当年的相遇。当时大家在拜伦的提议下，各自讲鬼故事，若干天后，玛丽因为小说《弗兰克斯坦》从此扬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罗曼·罗兰。在结束第一次婚姻后。罗兰深居简出，十年间只顾埋头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兰因为反战而被法国人骂为“卖国贼”。1915年11月，罗兰获诺奖却遭到法国政府反对。几年后他离开法国，从此在瑞士“隐居”十几年，但他从未停止写反战文章，《甘地传》一书即在此时完成。所谓“跨国归隐”，对于许多有济世理想的人来说，不过是找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容身之所。
　　世界也在悄悄变化。在日内瓦的时候，我抽空去了趟一个叫埃和芒斯的千年古村。一位老太太向我诉说了她的幸运，望着阳光下远处的雪山与平静的湖水，我们甚至不约而同地说道，“天堂的景象也不过如此吧!”
　　从建立第一个庇护所以来，尽管千年之后埃和芒斯始终没有发展成一座大城市，至今也不过500多人，但看到村庄完整地保留着数百年前的教堂与墓地，看到被严格保护的私产与古堡遗迹，以及周边未被污染的湖光山色，真有信心说这个村庄将永远留存。更耐人寻味的是，曾经为抢夺这个村庄及周边地区而打得头破血流的一个个封建领主早已灰飞烟灭，而两个法语国家也不再兵戎相见，并且开放了边界。
　　埃和芒斯正好位于法国和瑞士边界，一度归属于法国。1815年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从此告别战争，转年该村318人连同土地也都并入了瑞士。
　　说到国界，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送信到哥本哈根》的丹麦电影。那位瑞士老太太想把在路上遇到的一个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保加利亚小男孩带进瑞士(过境去哥本哈根)，在边检站他们受到了盘问。边防人员执意要看“孙子”的证件时，老太太风趣地说：“不能通融一下吗?他只是到贵国来一下，推翻了政府后马上就走。”边防人员听完也很识趣，不再索要孩子的证件，还风趣地朝这孩子回了一句：“好啊，年轻人，推翻政府后别忘了给我涨工资!”
　　为了自由，人们筑起了国界，同样为了自由，又想方设法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而现在，随着欧盟的建设和对国家意义的再认识，欧洲国家渐渐褪去了它画地为牢的本性。埃和芒斯村东边，那条窄窄的界河也已没有卫兵，只剩下潺潺流水。只需轻身一跃，便可以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
　　那一刻，我更在想，国界这人造之物，既为人类的自由而生，也将为人类的自由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