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里内·阿森尼奥特在参加2002年芬迪多项运动赛当中遇难的时候　他的死在冒险赛事界引起了各种反响。对于那天下午在芬迪湾即将发生的风暴，有些人指责赛事组织者，认为不应该允许新手参加皮划艇部分的比赛。而其他人则更不客气，认为这位22岁的参赛者本来就应该清楚自己的能力限度，他本人才是惟一要对自己负责的。
　　
　　正如《致命浪潮》一书的作者大卫里奇发现的，在那个6月夏日所发生的事情其真相远远要微妙得多。不过当阿森尼奥特的死讯传到《探索》杂志社里奇的编辑桌前时，那看起来只是一桩简单的意外事故。
　　“当时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细节部分，”里奇解释说。“最初的报告听起来的确挺像是这么回事：‘哦，这场风暴起来了，有人死了。’这是一场不幸却又无法预见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我们只应当顺便提及的事情。这些事情——不是冒险的赛事，而是无法控制的死亡——会不时地发生，而走出户外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次事故大概是在加拿大发生的首例冒险赛事死亡，而在向赛事或尝试救援的相关人员了解情况时，杂志社遇到了麻烦，甚至在向海岸警卫队了解情况时也碰到了钉子，此时里奇就知道了，这里面还隐藏着更深的东西。由于《探索》杂志曾鼓励读者参加赛事，他觉得有必要调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项探求变成了一个为时五年的历程。
　　八小时的芬迪多项运动赛是一项宣称为新手举办的比赛，2002年是这项赛事的第三个年头，它包括三个赛段：越野跑步、山地自行车和海上皮划艇。组织者萨拉福鲁格和杰米弗兰克都是二十多岁，曾参加过多种比赛，并承担着引进新人参加这项新兴运动的挑战。
　　如果把阿森尼奥特的死直截了当地归咎于这对年轻人，那倒是件容易的事。在对于组织工作的评价中，认为赛事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把最困难的皮划艇一项放在了最后的赛段，没有强制要求使用潜水用的胶衣检查站点太少运动员没有号码，没有通知海岸警卫队——然而正如里奇所发现，还涉及了许多其他的因素，到底是如何用了一个小时才把阿森尼奥特从芬迪湾的冷水里援救出来的。
　　“自从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三年了，我仍然在进行低体温症的研究然后根据各种低体温症研究，并通过和重要的研究者进行交谈我认识到了，毫无疑问，直到他被人从水里救起的那一刻他很可能完全是活着的，而搜救他的特定行动却变成了促使他死亡的最后行动。假设那是一条海岸警卫队的船的话，他们原本会以不同的方式施救，那样的话，他也许还能活下来。”
　　里奇在讲述阿森尼奥特对生命的强烈渴望时，还提醒着对于冒险的追寻，这种追寻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中。冒险是一种热望，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即便是坐在椅子上寻求刺激的人，也能通过电视里播放的像《生态挑战》、《极限游戏》。《惊奇比赛》以及甚至《生存者》这些节目得到满足。
　　当然，这些提醒里还有一条，就是要承担做出决定的挑战，包括对你自己的能力进行不断的评估。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个责任只能你独自担当。但是，就是这项特性，看起来已经把正式的规则和规定挡在冒险赛事的门外了。对一些人来说，为体育运动立法的观念简直就是洪水猛兽。
　　芬迪赛事故的死因调查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不过却毫无约束力。里奇提出了问题，留给读者来决定。在确保安全方面，组织者和参赛者要承担多少责任?在一项冒险赛事没有降格到类似跑着玩的那种活动之前，它的安全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阿森尼奥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而言，他们相信里内有权从赛事组织者那里得到更多的照顾，他们就是根据这个想法提起诉讼的。最起码里内阿森尼奥特的母亲杰奎琳希望从福鲁格和弗兰克那里得到认错和道歉(在里奇写作那本书期间，两个人都没有去过遇难者家里慰问的记录)。
　　布恩·克雷克是在他的皮划艇座位上扶着阿森尼奥特的那位参赛者，同时两人慢慢地脱离了赛道。这件事对布恩有着恶梦般的影响，令他在内心苦苦挣扎。
　　“尽管我努力去尝试，但还是不能开始——想像布恩经历了些什么，他在那件意外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怎样挣扎过来的。里奇说道。”布恩来到加拿大寻求户外探险，却陷入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境地，除了你自己又没法怪任何人——回去以后就想着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本来会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呢?”
　　“布恩无意指责组织者，也不想知道里内原本是否应当外出进行冒险。他总是在想：‘哦，我本来应该这样做的，我本来应该抓住更多的机会的。’”
　　不论里奇的读者们对户外活动的敏锐程度如何，他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也问出相似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不受欢迎，但里奇知道，这些都是需要有人来提出的问题而答案就在于每个与2002年芬迪赛有关的人所艰难获得的体验当中。
　　《致命浪潮》一书以一种非常直白、纪实的方式讲述了在那个致命的日子里发生的故事。在比赛的准备之时、比赛期间和比赛后续阶段发生的事件，都以非常具体的细节得以展现，故事以一种戏剧性，令人感叹的方式展开，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心，令读者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