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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那年，我站在珠峰南侧6812米的阿玛达布朗的北脊上，望着珠峰在北方天空刻画出的美丽轮廓，不禁突然心跳加快，呼吸紊乱，到达过这里的人都有种共性的感受—珠峰，珠峰上是何种风景？站在世界之巅是何种心境？三年后，我带着半知半解的经验走进珠峰北壁去体验它的本性，阿尔卑斯式无氧攀登新线路，让攀登本身变得如此真实而强烈。
尽管Peter Habeler和Reinhold Messner在1978年的南坡以及Messner在1980年的北坡都已经证明了无氧登顶珠峰的可行性。而对我来说更具吸引力的是开辟新线路的想法。年少轻狂的我已经体会过攀登一条已知线路与未知线路的不同，我更偏爱未知。找寻新线路除了令人兴奋，充满了不确定，同样也充满创造性。很多时候不得不练习想像力和判断力去决定某条路的可能性、简洁性和安全性。通常攀登到一个新的阶段时就会出人意料，随之而来就需要相应地修改路线。复杂的山体不会向我们展示它的秘密，直到自己去探索到底此路通不通。这样一来，攀登珠穆朗玛峰新路线的梦想种子生根了，再加上一个让人很受鼓舞的事实—那时还没有一个澳大利亚人站上过世界之巅。
1984年，Lincoln Hall、Andy Henderson和我，三个都参加过阿玛达布朗峰队伍的人幸运地获得了攀登中国青海阿尼玛卿山的许可，同时与另外一个澳大利亚人Geoff Bartram，组成了四个人的队伍。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又获得了攀登珠峰北坡的许可。机不可失，我知道法国人和美国人也在觊觎着北坡，事实上他们已经失败了，但难保他们不会卷土重来。因此我们几个倾囊凑齐了2000美元交付给当局，确保我们三年内都可以从北坡攀登珠峰。
不顾别人的质疑，我们坚持无氧攀登，这也意味着小团队无后援无大规模搬运条件。因此我们打算先去尝试尼泊尔的安娜普尔纳II峰的一条新线路，作为适应训练。那三年，珠峰就是我的生活重心。它与其他山峰的区别不仅在于高度，更在于它丰富的故事性、戏剧性、并将悲剧、神秘、荒唐、胜利统统集于一身，让人为之痴迷，也有一点令人生畏。如果我只是想要登上珠峰，大可任选一条南坡或者北坡的成熟线路，不过我认为那样的话，就失去探索未知事物的意义了。
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珠峰北坡的路线尚未成熟，即便是早期英国登山家们和紧随其后的中国探险队的努力—马洛里和欧文在北坡上的失踪，大规模中国军队式登山……也没有使北坡的戏剧化神秘面纱得以揭开。因此北坡一直是我的谜，攀登本身已是挑战，而新路线的开辟更像是一座带有无上荣誉的奖杯，激励着我从一次次被拒绝的赞助申请中振作起来，事实上，为了筹集资金，我们甚至售卖印有“珠穆朗玛峰，难以遗忘的容颜”字样的T恤文化衫。
Greg Mortimer ，一名非常强悍的登山者，取代了Geoff跟我们一起登顶安娜普尔纳II峰，并对我们的珠峰之行充满了兴趣。那次成功给我们以极大的信心—在条件艰苦的高海拔有能力经受住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挑战。我们经历了雪崩，被滚石和落冰砸过，挺过了在7000米上长达一星期的暴风雪，在7700米的悬崖边临时露营了两晚，全靠决断和谨慎的冒险我们才得以生存下来。有一个很确定的结论是，我们的装备必须尽可能轻。我们发觉在7000米的雪洞里躲避暴风雪的那段时间爆发了我们的小宇宙，使我们度过了登顶前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也就是1984年，我们终于来到了绒布冰川的顶部，有很多迹象表明一场季风性雪崩刚刚发生过。我们紧靠在一起慢慢接近北壁脚下，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瞠目结舌：山体如此巨大，顶峰如此难以企及，布满岩石和松动冰雪的复杂地带看上去如此不可信任，即使不被雪崩掩埋也有可能被这些吞没。所以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心理可承受的情况下突破难题。
第一步，要确定一条最安全的路线。一条明显直接抵达中心的路线是大深峡谷（Great Couloir），其上半截有一个大冰塔，在那下面攀爬实在太危险。从下往上看去，在峡谷左边好像有一条不那么难的路线，被美国人和法国人开发过，我们也不喜欢这个选择，因为那条线看起来雪崩倾向比较大，而且太偏离中心了。
右边则明显更难一些，但我认为它更安全些，并且大概上升一千米后有一个旁支突出的地方（7000米左右）可以躲避雪崩—那是我主要关心的事情，因为在大岩壁下方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度过几晚实在太难。其他队员也认可了这条线路。通过陡峭的冰雪坡抵达岩石平台。我们采用阿尔卑斯式攀登，不用前人固定的路绳，而要自己通过技术型攀登到达营地，如果不带全装备将不可能实现。
黎明前从5700米的绒布冰川大本营出发，慢慢经过嘎嘎作响的冰天雪地，四周环绕的蓝色冰桥，让我们感觉如此渺小。出发三公里后开始攀爬一个小冰瀑。等摄制组架好机器，天都已经亮了两个小时了。我们拿起装备开始攀登，尽量不去想3000米上方的白雪皑皑的山峰，小心谨慎地挥出每一次冰镐。
最开始的两天，进程缓慢但是还算满意，我们适应的不错，一旦下午的云汇集过来就不能再继续攀登，所以就撤回到之前固定绳索的地方，把装备留在我们认为安全的那个营地里。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就用带上来的小型Telemark滑雪板玩了小半天。等我们再度回到7000米的高度，发现了雪崩侵袭过的痕迹。我在厚雪中把周围翻了个遍，挖了一天半，却发现什么装备都没了。既然如此，那么就无从寻起，而我们挖雪挖得筋疲力尽，最终放弃寻找。在此，我们丢失了冰镐、冰锤、头盔、护膝和高山靴。但所幸我们都还有备用的工具，从随队摄制组那里也能借用一些装备。所以，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无意中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最终，我们集齐了所有的绳子抵达了7000米以上的安全地带，Geoff因为严重高反头痛不得不折返，Greg、Lincoln、Andy和我继续向7500米高度进发，在一个裂缝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营地，第二天上升到8100米扎营，在雪洞里进行了三个晚上的适应，等待最佳天气登顶。 这天一早我们便急不可耐地去迎接朝阳，走到了黄色地带“yellow band”。我继续往上到达狭窄的通道顶部，它太深了，大约有40米—我宁愿去攀更有技术难度的岩壁—这些松动而垂直的岩石并不太难，阳光下反而暖洋洋的。
Greg和我很快把Andy和Lincoln甩在了后面，但是从下方传来的喊叫声中我听出来Lincoln已经无法忍受寒冷下撤了。我们等着Andy上来，最终他一边抱怨着坏掉的冰爪一边出现在我们面前，后面的路他靠绳子继续往上攀爬。时间一点点地流逝，但是只要天气还好、天还亮着我们就可以继续。
当太阳触到地平线时，我踏上了峰顶下的西山脊。第一次，我被眼前壮丽的景色所震惊，整个昆布山群（Khumbu Himal）沐浴在柔和的色调之中。我录下了Greg朝我走来的画面，然后向珠峰峰顶迈出最后的几步。在经历过这么多的不确定之后，我们做到了，没来得及逗留太久，夜幕开始降临，我们必须马上下撤。
我们小心翼翼地下撤了50分钟回到营地。从冰缝顶端到营地的40米垂直距离，不得不采用绕绳下降的方法，我们从Greg的背包上拆下来一块铝板作为锚。在营地，Lincoln已经煮好了茶，那时我们正渴得要命。等到第三天所有人都安全撤回大本营时，才感受到成功带来的幸福愉快。
一年之后，负责珠峰纪录片的制片人Mike Dillon跟我说，你还没有真正地登上珠穆朗玛峰，因为8848米的高度意味着你应该从海岸线算起，更何况你们是开车到5200米的大本营的。这是个有趣的逻辑，成为第一个“攀登完整的8848米珠峰”的事情对我很有吸引力，体验靠自己独立攀登，无后援无吸氧。随着时间推移，“sea to summit”的想法在我的脑中越来越清晰，并且增加了另一个更有意思的想法：从西脊登顶，横穿珠峰到东南脊常规线路下撤。最终，在两次考察喀喇昆仑山脉、迦舒布鲁姆四峰和K2之后，我下定决心重返珠峰，成为第一个从海平面到世界之巅的人。
在北坡登顶珠峰之后的六年之中，户外装备只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高海拔登山靴终于走向了轻量化，不仅更加保暖而且轻了两公斤！然而，背包和收纳袋令人担忧，我仍然自己动手做或者请人专门定做。我有一个岩友Roland Tyson做着缝补装备的小生意，所以我让他为我做了一些包—23年后我还在用着它们。
达成“sea to summit”的目标之后，我回到澳大利亚，我觉得跟Roland一起合伙做生意是个不错的主意，他有手工技术，我有户外经验，制作户外生活所需的配件以及其他装备，品牌名字就叫做“Sea to Summit”，23年之后我们仍然在登山、滑雪、行走在户外，测试我们的产品，不断获取新的灵感。
尽管Peter Habeler和Reinhold Messner在1978年的南坡以及Messner在1980年的北坡都已经证明了无氧登顶珠峰的可行性。而对我来说更具吸引力的是开辟新线路的想法。年少轻狂的我已经体会过攀登一条已知线路与未知线路的不同，我更偏爱未知。找寻新线路除了令人兴奋，充满了不确定，同样也充满创造性。很多时候不得不练习想像力和判断力去决定某条路的可能性、简洁性和安全性。通常攀登到一个新的阶段时就会出人意料，随之而来就需要相应地修改路线。复杂的山体不会向我们展示它的秘密，直到自己去探索到底此路通不通。这样一来，攀登珠穆朗玛峰新路线的梦想种子生根了，再加上一个让人很受鼓舞的事实—那时还没有一个澳大利亚人站上过世界之巅。
1984年，Lincoln Hall、Andy Henderson和我，三个都参加过阿玛达布朗峰队伍的人幸运地获得了攀登中国青海阿尼玛卿山的许可，同时与另外一个澳大利亚人Geoff Bartram，组成了四个人的队伍。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又获得了攀登珠峰北坡的许可。机不可失，我知道法国人和美国人也在觊觎着北坡，事实上他们已经失败了，但难保他们不会卷土重来。因此我们几个倾囊凑齐了2000美元交付给当局，确保我们三年内都可以从北坡攀登珠峰。
不顾别人的质疑，我们坚持无氧攀登，这也意味着小团队无后援无大规模搬运条件。因此我们打算先去尝试尼泊尔的安娜普尔纳II峰的一条新线路，作为适应训练。那三年，珠峰就是我的生活重心。它与其他山峰的区别不仅在于高度，更在于它丰富的故事性、戏剧性、并将悲剧、神秘、荒唐、胜利统统集于一身，让人为之痴迷，也有一点令人生畏。如果我只是想要登上珠峰，大可任选一条南坡或者北坡的成熟线路，不过我认为那样的话，就失去探索未知事物的意义了。
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珠峰北坡的路线尚未成熟，即便是早期英国登山家们和紧随其后的中国探险队的努力—马洛里和欧文在北坡上的失踪，大规模中国军队式登山……也没有使北坡的戏剧化神秘面纱得以揭开。因此北坡一直是我的谜，攀登本身已是挑战，而新路线的开辟更像是一座带有无上荣誉的奖杯，激励着我从一次次被拒绝的赞助申请中振作起来，事实上，为了筹集资金，我们甚至售卖印有“珠穆朗玛峰，难以遗忘的容颜”字样的T恤文化衫。
Greg Mortimer ，一名非常强悍的登山者，取代了Geoff跟我们一起登顶安娜普尔纳II峰，并对我们的珠峰之行充满了兴趣。那次成功给我们以极大的信心—在条件艰苦的高海拔有能力经受住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挑战。我们经历了雪崩，被滚石和落冰砸过，挺过了在7000米上长达一星期的暴风雪，在7700米的悬崖边临时露营了两晚，全靠决断和谨慎的冒险我们才得以生存下来。有一个很确定的结论是，我们的装备必须尽可能轻。我们发觉在7000米的雪洞里躲避暴风雪的那段时间爆发了我们的小宇宙，使我们度过了登顶前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也就是1984年，我们终于来到了绒布冰川的顶部，有很多迹象表明一场季风性雪崩刚刚发生过。我们紧靠在一起慢慢接近北壁脚下，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瞠目结舌：山体如此巨大，顶峰如此难以企及，布满岩石和松动冰雪的复杂地带看上去如此不可信任，即使不被雪崩掩埋也有可能被这些吞没。所以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心理可承受的情况下突破难题。
第一步，要确定一条最安全的路线。一条明显直接抵达中心的路线是大深峡谷（Great Couloir），其上半截有一个大冰塔，在那下面攀爬实在太危险。从下往上看去，在峡谷左边好像有一条不那么难的路线，被美国人和法国人开发过，我们也不喜欢这个选择，因为那条线看起来雪崩倾向比较大，而且太偏离中心了。
右边则明显更难一些，但我认为它更安全些，并且大概上升一千米后有一个旁支突出的地方（7000米左右）可以躲避雪崩—那是我主要关心的事情，因为在大岩壁下方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度过几晚实在太难。其他队员也认可了这条线路。通过陡峭的冰雪坡抵达岩石平台。我们采用阿尔卑斯式攀登，不用前人固定的路绳，而要自己通过技术型攀登到达营地，如果不带全装备将不可能实现。
黎明前从5700米的绒布冰川大本营出发，慢慢经过嘎嘎作响的冰天雪地，四周环绕的蓝色冰桥，让我们感觉如此渺小。出发三公里后开始攀爬一个小冰瀑。等摄制组架好机器，天都已经亮了两个小时了。我们拿起装备开始攀登，尽量不去想3000米上方的白雪皑皑的山峰，小心谨慎地挥出每一次冰镐。
最开始的两天，进程缓慢但是还算满意，我们适应的不错，一旦下午的云汇集过来就不能再继续攀登，所以就撤回到之前固定绳索的地方，把装备留在我们认为安全的那个营地里。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就用带上来的小型Telemark滑雪板玩了小半天。等我们再度回到7000米的高度，发现了雪崩侵袭过的痕迹。我在厚雪中把周围翻了个遍，挖了一天半，却发现什么装备都没了。既然如此，那么就无从寻起，而我们挖雪挖得筋疲力尽，最终放弃寻找。在此，我们丢失了冰镐、冰锤、头盔、护膝和高山靴。但所幸我们都还有备用的工具，从随队摄制组那里也能借用一些装备。所以，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无意中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最终，我们集齐了所有的绳子抵达了7000米以上的安全地带，Geoff因为严重高反头痛不得不折返，Greg、Lincoln、Andy和我继续向7500米高度进发，在一个裂缝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营地，第二天上升到8100米扎营，在雪洞里进行了三个晚上的适应，等待最佳天气登顶。 这天一早我们便急不可耐地去迎接朝阳，走到了黄色地带“yellow band”。我继续往上到达狭窄的通道顶部，它太深了，大约有40米—我宁愿去攀更有技术难度的岩壁—这些松动而垂直的岩石并不太难，阳光下反而暖洋洋的。
Greg和我很快把Andy和Lincoln甩在了后面，但是从下方传来的喊叫声中我听出来Lincoln已经无法忍受寒冷下撤了。我们等着Andy上来，最终他一边抱怨着坏掉的冰爪一边出现在我们面前，后面的路他靠绳子继续往上攀爬。时间一点点地流逝，但是只要天气还好、天还亮着我们就可以继续。
当太阳触到地平线时，我踏上了峰顶下的西山脊。第一次，我被眼前壮丽的景色所震惊，整个昆布山群（Khumbu Himal）沐浴在柔和的色调之中。我录下了Greg朝我走来的画面，然后向珠峰峰顶迈出最后的几步。在经历过这么多的不确定之后，我们做到了，没来得及逗留太久，夜幕开始降临，我们必须马上下撤。
我们小心翼翼地下撤了50分钟回到营地。从冰缝顶端到营地的40米垂直距离，不得不采用绕绳下降的方法，我们从Greg的背包上拆下来一块铝板作为锚。在营地，Lincoln已经煮好了茶，那时我们正渴得要命。等到第三天所有人都安全撤回大本营时，才感受到成功带来的幸福愉快。
一年之后，负责珠峰纪录片的制片人Mike Dillon跟我说，你还没有真正地登上珠穆朗玛峰，因为8848米的高度意味着你应该从海岸线算起，更何况你们是开车到5200米的大本营的。这是个有趣的逻辑，成为第一个“攀登完整的8848米珠峰”的事情对我很有吸引力，体验靠自己独立攀登，无后援无吸氧。随着时间推移，“sea to summit”的想法在我的脑中越来越清晰，并且增加了另一个更有意思的想法：从西脊登顶，横穿珠峰到东南脊常规线路下撤。最终，在两次考察喀喇昆仑山脉、迦舒布鲁姆四峰和K2之后，我下定决心重返珠峰，成为第一个从海平面到世界之巅的人。
在北坡登顶珠峰之后的六年之中，户外装备只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高海拔登山靴终于走向了轻量化，不仅更加保暖而且轻了两公斤！然而，背包和收纳袋令人担忧，我仍然自己动手做或者请人专门定做。我有一个岩友Roland Tyson做着缝补装备的小生意，所以我让他为我做了一些包—23年后我还在用着它们。
达成“sea to summit”的目标之后，我回到澳大利亚，我觉得跟Roland一起合伙做生意是个不错的主意，他有手工技术，我有户外经验，制作户外生活所需的配件以及其他装备，品牌名字就叫做“Sea to Summit”，23年之后我们仍然在登山、滑雪、行走在户外，测试我们的产品，不断获取新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