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还会记得，就在两三年前，媒体和公众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还是中国的“减贫”问题。现在这个话题已很少被人提起了。当然，这里面有我国各级政府及社会团体不懈付出的“减贫”努力，有我国贫困人口数字不断下降的现实等等，而从根本上扭转媒体和公众注意力的，是我们突然发现自身已然陷入各种风险的包围中。
　　是的，我们都不饿了，但我们都害怕了。
　　不安全感已经渗透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财务不安全，财产不安全，职业不安全，地位不安全，身份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挥之不去的雾霾在无情侵蚀我们的寿命。含有甲醛或者滴滴涕的产品和食物到处都是。倒进河里的废渣在上游官员“关我鸟事”的“亲切话语”中悄无声息地威胁下游居民的安全。我们喝水会恐慌，吃东西会恐慌，呼吸空气也会恐慌。各种保健方法流行的背后，是笼罩在每一个人心頭的对疾病和夭亡的恐惧，以及对足以立刻令家庭破产的巨额医疗费用的预期性战栗。
　　西方国家经过100多年的工业社会发展，方才进入风险社会，而我们几乎是与进入工业社会同步，就也迎头遭遇了风险社会。
　　曾几何时，记者和律师还呼吁要保护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要为他们“鼓与呼”。就在一眨眼间，记者、律师自己也成了“弱势群体”；非但如此，而今学生是“弱势群体”，教师也是“弱势群体”；患者是“弱势群体”，医生也是“弱势群体”，甚至警察、甚至官员。一位信访办主任可能一夜之间变为访民，一位小学特级女教师则摇身一变为拆迁办工作人员，其唯一职责是回家劝服她的“钉子户”婆婆。一位同行朋友告诉我，在某市今年强势拆迁过程中，已有4名警察的家也被强拆了，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事实上，当强拆到来时，越是公务员，越会受到“你要起带头作用”的压力。在某些地方，“拆迁办”可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为了达到拆迁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都有权选择生活得更好的最佳方式，而政府也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仔细倾听人民的言论，积极和善意地保持沟通，并保证在法律与政策的框架内减少公民的恐惧，而不是扩大这一恐惧，就是一条必由之路。

　　在一切恐惧中最恐惧的，是我们对恐惧的无能为力—不管是对现在的不安全还是未来的不确定，我们都无法掌控，而只能任由恐惧和焦虑噬啮我们的内心。
　　没有人是安全的，而很多不安全正是由我们自己制造的—正是不安全的人制造了更多的不安全。其中，由公权力制造出来的不安全，最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如果只是试图通过抓住个别事件来缓解压力，而不是整体地为风险负责，风险不会自然消除；如果仅仅采用“命令-控制型”管制来试图消除风险，那么这种管制本身，往往会制造出新的风险；最终，对某些风险的过度防御，也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我们一直宣称要保护的价值观。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写道：“当危险伴随着政治无为而增长的时候，风险社会就包含着一种固有的成为替罪羊社会的倾向：突然间不是危险，而是那些指出危险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
　　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都有权选择生活得更好的最佳方式，而政府也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仔细倾听人民的言论，积极和善意地保持沟通，并保证在法律与政策的框架内减少公民的恐惧，而不是扩大这一恐惧，就是一条必由之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公众有理由对本月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就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全方位的改革”的决定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