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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张爱玲（1920-1995）百年诞辰。在世人眼中，张爱玲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异国漫长年月的幽居避世，让她活成人们心中一座深锁的孤城。而本文受访者王祯和，曾与张爱玲有过一段难得的文学渊源，那是1961年，41岁的张爱玲应香港某影业公司的邀请创作电影剧本《红楼梦》，顺道去台湾收集资料，因此结识了当时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王祯和。张爱玲对王祯和的小说《鬼·北风·人》十分赞赏，遂对其家乡台湾花莲的风土人情大感兴趣二王祯和于是特向学校请假一个礼拜，负责张爱玲的饮食起居及花莲导游工作。多年后，王祯和接受台湾《联合文学》记者丘彦明采访，忆及与张爱玲相处的一些片断，读之有惊鸿一瞥之感。
张爱玲出现了，大家眼睛一亮
丘彦明（以下简称“丘”）：张爱玲是公认的中国文坛重要人物，而她的生平少有人知，除了她自己在《流言》一书中所写的几段，其他数据实在少之又少。因此，不论如何，我们希望你能提供一些张爱玲在台湾的数据。毕竟，那是她到台湾唯一的一次。
王祯和（以下简称“王”）：张爱玲来台北，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餐厅和殷张蘭熙、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麦加锡（“美国新闻处”处长）夫妇以及我见面。张爱玲到台北，暂住麦加锡家里。那是一幢在阳明山公园附近巷子里的大别墅，仆从如云。
张爱玲与麦加锡夫妇抵达餐厅之前，殷太太说：“我们都没见过张爱玲，大家来想想她是什么样子。我问麦加锡先生，他说张爱玲很胖很邋遢。究竟有多胖多邋遢？”我们一听都很失望，不愿再想。
这时，张爱玲出现了，大家眼睛一亮。哪里邋遢？千干净净的，而且一点都不胖，虽然不是顶漂亮，却是“可看性”很高。
丘：什么样的机缘，张爱玲来台湾会和你们见面吃饭？
王：那一年我是台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白先勇等人办《现代文学》杂志。麦加锡很喜欢文学，他选了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和我的小说各一篇，请殷张兰熙翻译成英文，书名为《NewVoices》。这本书当时正在翻译中，张爱玲与麦加锡是老朋友，来台湾，他就安排我们吃饭见面。
丘：那晚张爱玲谈了些什么？她说话时什么样子？
王：她很少说话，说话很轻。讲英语，语调是慢慢的。
丘：什么因缘，张爱玲到花莲一游？
王：她读我的小说《鬼·北风·人》，对里面的风土人情很感兴趣，特别写信给麦加锡希望到花莲看看，所以麦加锡先生就联络了我。我们那晚在国际戏院对面聚餐之后，第二天就出发了。
丘：能否描述一些花莲游历的情形？
王：去花莲途中，在一餐厅用饭。隔我们几桌之外有一张桌子，围坐了七八个妇女。她看了一会儿对我说：她们大概都是小学老师吧！我看了一下，觉得她推断得很有道理，因为那几位女士穿得很朴素，却又相当活泼。
我带她游花莲市，在街上逛，后来走到陋巷，碰到妓女户（妓院——编者）小姐在店里跳曼波，她觉得好有趣。于是，第二天在我四舅父安排下，引她一游“大观园”（一甲级妓院名称）。她看妓女，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互相观察。她的装扮，简宜轻便，可是在1961年的花莲，算得上时髦，又听说她是美国来的，妓女对她比对嫖客有兴趣。
丘：你刚才提到张爱玲的装扮。张爱玲自己对服装特别注重，从她的文章及图画都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你能不能就记忆所及，更详细描述她的装扮？
王：因为是旅行，她穿的衣服很轻便，都是很舒服的衬衫。她很习惯衣服上第一、二个扣子松开不扣。这在1961年穿衣服还十分保守的台湾来讲，相当特别。我舅舅用台语对我说：“伊像美国人，很美国派。”非常有趣。
丘：在花莲还去了哪里？
王：我带她去了花莲最古老的城隍庙。进门庙柱上有四副对联，从右至左：一，阴阳原有别到此地饶舌何庸;报应本无差愿汝曹抚心自问。二，城郭固而高善事几重皆得人;隍池深且广恶人一个不能预。三，具广大神通别是非岂遗分寸;秉聪明眼力判善恶不奕锱铢。四，夫微心愿不爽毫厘;惟神则明无惭衾影。
她看了半天，然后很欢喜地说：“我知道意思了。”我不知道她究竟从中间“悟”出了什么。
看到城隍庙里的白瓷砖，她说：这倒像是浴室。
隔天我们到乡下整个上午、下午，她边看边做笔记，说了一句“台湾真富”。
丘：可否举个“张爱玲式”的小例子，更明确地表现她说“台湾真富”这句话的感触？
王：到花莲途中搭公路局汽车，每到一个小站车都要停下来。沿路以及车站到处都是可以做圣诞树的松树和扁柏，还有各种稀有的树和花，她说：“台湾真富，这在美国都要花钱买的。”
丘：张爱玲到花莲，暂住你家？
王：我们家开杂货店，店铺和住家一起。住家的街道不宽，邻居都很好奇，说我带女朋友回花莲。她那时模样年轻，人又轻盈，在外人眼里，我们倒像一对小情人。在花莲人眼里，她是“时髦女孩”，因此我们走到哪里，就特别引人注意。我那时刚读大二上学期，邻居这样看，自己好像已经是个“小大人”，第一次有“女朋友”的感觉，喜滋滋的。
我们打扫出楼下的一个房间让她住。她会说日语，跟我母亲就用点日语相谈。她每天晚上跟母亲用日语道晚安。她说话很慢，很柔，很自然。
晚上睡觉前，她一定在脸上擦各种水，各种不知道什么的油脂，用一张张卫生纸擦啊抹的，当然也花很多的时间。我母亲看见很好奇，也觉得很新鲜，用台语告诉我：“不知是什么东西？”10月15日晚上，我们约好到照相馆拍照，她花了一个钟头以上时间化妆。那天，照相师很认真地替我们拍了很久。
避而不谈个人写作
丘：你们有没有谈文学，她的小说？
王：我们很少谈文学的事。她不大愿意谈自己。我说她的小说真好，每个字都有感情，掷地有声。她说：“不要说。不好，不好。”
张爱玲的小说，乍看写的像是小事，其实是很世界性的，一个时代就出这样一个作家。 我本来很想学她，但是学不来，只好放弃。像李白的诗不能学，杜甫的诗可以学，一样的道理。后来她出书《红楼梦魇》，请皇冠出版社送一本书给我。没想到她研究《红楼梦》这样深，什么程乙本、程高本的，我从头读到尾，看了还是不懂。她是下了功夫，不容易，很了不起。
她的小说我一次又一次地看，现在看还是好。我有时候会想，她的《秧歌》写得太好了，她是观察那么敏锐的人。
丘：当时她完全没提到白己的写作计划？
王：她说，写了个长篇小说，是用回忆的方式写的。不过回忆的部分太长了，“现在”的部分只在前面占一点点地位，显得不平衡，她要再改。这个长篇，是不是指《半生缘》？我不能确定。另外，她准备以伦敦做背景，写长篇小说。我问她，要不要以台湾为背景写小说？她说，不行。台湾对她是silence movie（默片），因为语言的隔阂。
丘：她有没有提到白先勇等人的小说？
王：我陪张爱玲去花莲旅行时，奉白先勇之命带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文学》杂志送给她。张爱玲说她行李多，她沿路把杂志看完再还我。
我还记得她在我家，边捧着木瓜用小汤匙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神情模样那么悠闲自在。25年过去，那姿态我居然记得那么清晰，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她读过金恒杰（台湾法国文学研究者、作家）的一篇说自杀的小说，主角吃了很多颗安眠药却没死。后来，在花莲我家，她胃肠不好得吃药;她说，她想起金恒杰的小说，怕药房里的药是假的，不敢吃。后来我舅舅骑脚踏车，她坐后座，带她去医院诊治拿药。
丘：还谈了些什么小说的事？
王：由丁玲谈起，后来说到大陆的小说。她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formula”（程式化）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
她谈起她丈夫赖雅，说他是西部武侠作家。他们隔壁也住一位西部武侠作家，写过《独眼侠》（One-eyed Jack），在家里就曾拿枪射猫。
她说《春江花月夜》这出舞台剧很新，也谈原小说。她跟我说起田纳西·威廉斯（美国剧作家）曾喜欢巴里摩戏剧世家中的黛安娜·巴里摩，她是当时美国舞台红演员。好像威廉斯为了她还酗酒。她还译过海明威等人的小说，可见她对文坛的情形不是封闭的。
丘：她还提到过其他文坛上的人士吗？
王：她对胡适之很敬佩，认为现代的中国与胡适之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
丘：后来她译《海上花》，就与胡适之有很大的关系，她自己在文章中也曾提到。她有没有提到自己的电影剧本写作？
王：她只谈到接着要去香港，为电影《红楼梦》写剧本。后来这剧本没有拍。她讲：他们要的是少男少女的戏——电影界喜欢少男少女的戏。
丘：请你再仔细回想一下，张爱玲有没有说过她写作的任何一点习惯？
王：她说她写作先用英文写，用英文写得很慢。她说：“我中文写得很快的。”只要提到她的写作，她总是轻描淡写，避而不谈。
“相见不如怀念”
丘：我们再把话题回到旅游时的人、事上吧！从你前面的描述，感觉上她是很自然亲和的人。
王：我们从花莲到台东之前，她一定要买礼物送给我舅舅，问我什么比较好？我说舅舅没缺东西。她说，A man has everything（什么都不缺的人）是很难买礼物的。我们上街到一家书店，她和老板用国语交谈，讲着讲着就变成上海话了，聊了很久。终于她买了支钢笔送给舅舅，舅舅很少写字，后来把这支笔转送给我用。
离开花莲时，她在我们家留下一双鞋，样子很像现在的拖鞋，我母亲很喜欢，每天穿来穿去。
搭车从花莲到台东，利用等车的时间，我们在街上走了一下。她买了一个小木盆，放进随身的袋子里，说：“大陆习惯出门要带一小木盆。”
我们在街上还看到“跌打损伤”的小摊，以及其他一些草药。卖药郎中看她身体不太好，介绍她买药，她不敢。她说，很羡慕麦加锡身强体健，可以到处旅行。
丘：离开花莲，到了台东之后呢？
王：我们搭车到台东，一下车，站长就来找我们，说“美新处”到处找我们，打电话过来，要张小姐立即与他们联络。原来她丈夫赖雅中风，家人打电话找她。我们只得取消行程。
她于是去打电话。那时打电话，投了钱之后要接线很久才可通到话，公共电话后面有两个人排队等着，张爱玲转身很善意地不急不躁对那两个人说：“你们去那边打电话。”一只手提着电话筒，一只手指着另一个公共电话的方向。
坐夜车回到台北，我和她挥手再见，看车子向阳明山方向驶去，心里非常难过，仿佛不能再相见了。
麦加锡夫人后来告诉我，张爱玲回到阳明山了解赖雅的病况之后，情绪very upset（心烦意乱）一但是那时她若回美国，钱只够买票到洛杉矶，回不到波士顿，会变得stranded（进退两难）。所以，她确定赖雅情况稳定后，还是依原计划到香港写《红楼梦》电影劇本，写完剧本再回美国。然后，她亲手照顾丈夫，直到他去世。这些情形，是后来从张爱玲的通信中知道的。
她回美国之后，为《The Reporter》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回返边疆），寄了一份给我。作家水晶看了题目有意见，说：“怎么能说到台湾是‘回返边疆’呢？”文章中提到臭虫，水晶又说：“怎么可以说台湾有臭虫？哪里有臭虫？”我本来看这篇文章觉得没什么，写得很好啊。但是受了水晶的“爱国刺激”也引起了反应，觉得要跟张爱玲抗议一下。这时恰巧作家徐訏在《联合报》副刊写一篇骂她的文章，我寄剪报给她，顺便抗议“臭虫事件”。她回信淡淡地写了一句：臭虫可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带来的。
丘：之后，你们一直有消息往来。真没再见过面？
王：一直有通信。我去当兵时，看到相思树、相思豆，也写信告诉她。看到她写的剧本拍的电影，打抱不平说导演怎么能拍成那个样子？她置之一笑。 毕业当完兵，我到国泰航空公司服务，有机票可以免费去美国。我写信给她，说要去波士顿看她。她回信说，欢迎我去，不过她家比较小，安排我住旅馆。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什么都不懂，也没找朋友，去到纽约，拿着地图迷迷糊糊地找不到巴士站，很着急，打电话又打不通。后来我写信给张爱玲，她回信说，等了我一天，第二天头痛了一日。
这次没见到面，我后悔至今。几年之后我去爱荷华，她已搬到洛杉矶。我写信希望见她，她已不见我，回信：“相见不如怀念。”
当然，她住洛杉矶我是找得到她的，因为她住的地方是庄信正（台湾文学评论家）帮她搬家的，她的房东对她很感兴趣，她一直躲。我后来到洛杉矶就暂住庄信正家。我想了想，还是尊重她的决定，把要送她的花莲大理石托庄信正转交。
丘：与张爱玲的这一段“文学因缘”，还有什么值得记忆的？
王：有一天谈到小说，她说：“我们的小说都不去分段，都是长长的。”“我们”这两个字让我“受宠若惊”。
她还曾提到，从广州坐火车经深圳到香港，民兵检查她时，她很紧张，因为护照上用的是笔名。民兵问她：“你就是写作的张爱玲？”她很紧张地答“是”。那民兵就让她出来了，没有留难。
丘：与她的交往，你是否受了些影响？
王：我这一生有三件事受她的影响很强烈：
第一，是讲国语。她说，你们福建人“f”音和“h”音好像分不清。从此以后，我再次遇到要发这两个音时，会特别小心，不希望有错误。
第二，我以前说到“噱头”两个字，“噱”是读“ju”。她说：上海人是念“xue”。从此以后，遇到没念过的字，我一定要先查字典才说出来。
第三，我们看山地人结婚喝酒，我说：“他们表情很忧郁。”她听不懂，我改用英文说“忧郁”就是“sad”。她说：你讲话很文艺腔。自此，我讲话，一定小心避免掉“文艺”的字眼。
丘：从这里更可以感受到张爱玲的真实无饰，以及观察事物、生活的敏锐。
王：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關于她的每一件事，每个动作，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
丘：我想张爱玲看到这篇访问，感觉会很温馨的，像一幅油画，年代越久远，里面的线条、色彩，越清晰地浮现出来，带回往日的美丽，停伫成永恒。
（责任编辑：叶筱）
（邮箱：wind.0116@163.com）
张爱玲出现了，大家眼睛一亮
丘彦明（以下简称“丘”）：张爱玲是公认的中国文坛重要人物，而她的生平少有人知，除了她自己在《流言》一书中所写的几段，其他数据实在少之又少。因此，不论如何，我们希望你能提供一些张爱玲在台湾的数据。毕竟，那是她到台湾唯一的一次。
王祯和（以下简称“王”）：张爱玲来台北，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餐厅和殷张蘭熙、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麦加锡（“美国新闻处”处长）夫妇以及我见面。张爱玲到台北，暂住麦加锡家里。那是一幢在阳明山公园附近巷子里的大别墅，仆从如云。
张爱玲与麦加锡夫妇抵达餐厅之前，殷太太说：“我们都没见过张爱玲，大家来想想她是什么样子。我问麦加锡先生，他说张爱玲很胖很邋遢。究竟有多胖多邋遢？”我们一听都很失望，不愿再想。
这时，张爱玲出现了，大家眼睛一亮。哪里邋遢？千干净净的，而且一点都不胖，虽然不是顶漂亮，却是“可看性”很高。
丘：什么样的机缘，张爱玲来台湾会和你们见面吃饭？
王：那一年我是台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白先勇等人办《现代文学》杂志。麦加锡很喜欢文学，他选了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和我的小说各一篇，请殷张兰熙翻译成英文，书名为《NewVoices》。这本书当时正在翻译中，张爱玲与麦加锡是老朋友，来台湾，他就安排我们吃饭见面。
丘：那晚张爱玲谈了些什么？她说话时什么样子？
王：她很少说话，说话很轻。讲英语，语调是慢慢的。
丘：什么因缘，张爱玲到花莲一游？
王：她读我的小说《鬼·北风·人》，对里面的风土人情很感兴趣，特别写信给麦加锡希望到花莲看看，所以麦加锡先生就联络了我。我们那晚在国际戏院对面聚餐之后，第二天就出发了。
丘：能否描述一些花莲游历的情形？
王：去花莲途中，在一餐厅用饭。隔我们几桌之外有一张桌子，围坐了七八个妇女。她看了一会儿对我说：她们大概都是小学老师吧！我看了一下，觉得她推断得很有道理，因为那几位女士穿得很朴素，却又相当活泼。
我带她游花莲市，在街上逛，后来走到陋巷，碰到妓女户（妓院——编者）小姐在店里跳曼波，她觉得好有趣。于是，第二天在我四舅父安排下，引她一游“大观园”（一甲级妓院名称）。她看妓女，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互相观察。她的装扮，简宜轻便，可是在1961年的花莲，算得上时髦，又听说她是美国来的，妓女对她比对嫖客有兴趣。
丘：你刚才提到张爱玲的装扮。张爱玲自己对服装特别注重，从她的文章及图画都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你能不能就记忆所及，更详细描述她的装扮？
王：因为是旅行，她穿的衣服很轻便，都是很舒服的衬衫。她很习惯衣服上第一、二个扣子松开不扣。这在1961年穿衣服还十分保守的台湾来讲，相当特别。我舅舅用台语对我说：“伊像美国人，很美国派。”非常有趣。
丘：在花莲还去了哪里？
王：我带她去了花莲最古老的城隍庙。进门庙柱上有四副对联，从右至左：一，阴阳原有别到此地饶舌何庸;报应本无差愿汝曹抚心自问。二，城郭固而高善事几重皆得人;隍池深且广恶人一个不能预。三，具广大神通别是非岂遗分寸;秉聪明眼力判善恶不奕锱铢。四，夫微心愿不爽毫厘;惟神则明无惭衾影。
她看了半天，然后很欢喜地说：“我知道意思了。”我不知道她究竟从中间“悟”出了什么。
看到城隍庙里的白瓷砖，她说：这倒像是浴室。
隔天我们到乡下整个上午、下午，她边看边做笔记，说了一句“台湾真富”。
丘：可否举个“张爱玲式”的小例子，更明确地表现她说“台湾真富”这句话的感触？
王：到花莲途中搭公路局汽车，每到一个小站车都要停下来。沿路以及车站到处都是可以做圣诞树的松树和扁柏，还有各种稀有的树和花，她说：“台湾真富，这在美国都要花钱买的。”
丘：张爱玲到花莲，暂住你家？
王：我们家开杂货店，店铺和住家一起。住家的街道不宽，邻居都很好奇，说我带女朋友回花莲。她那时模样年轻，人又轻盈，在外人眼里，我们倒像一对小情人。在花莲人眼里，她是“时髦女孩”，因此我们走到哪里，就特别引人注意。我那时刚读大二上学期，邻居这样看，自己好像已经是个“小大人”，第一次有“女朋友”的感觉，喜滋滋的。
我们打扫出楼下的一个房间让她住。她会说日语，跟我母亲就用点日语相谈。她每天晚上跟母亲用日语道晚安。她说话很慢，很柔，很自然。
晚上睡觉前，她一定在脸上擦各种水，各种不知道什么的油脂，用一张张卫生纸擦啊抹的，当然也花很多的时间。我母亲看见很好奇，也觉得很新鲜，用台语告诉我：“不知是什么东西？”10月15日晚上，我们约好到照相馆拍照，她花了一个钟头以上时间化妆。那天，照相师很认真地替我们拍了很久。
避而不谈个人写作
丘：你们有没有谈文学，她的小说？
王：我们很少谈文学的事。她不大愿意谈自己。我说她的小说真好，每个字都有感情，掷地有声。她说：“不要说。不好，不好。”
张爱玲的小说，乍看写的像是小事，其实是很世界性的，一个时代就出这样一个作家。 我本来很想学她，但是学不来，只好放弃。像李白的诗不能学，杜甫的诗可以学，一样的道理。后来她出书《红楼梦魇》，请皇冠出版社送一本书给我。没想到她研究《红楼梦》这样深，什么程乙本、程高本的，我从头读到尾，看了还是不懂。她是下了功夫，不容易，很了不起。
她的小说我一次又一次地看，现在看还是好。我有时候会想，她的《秧歌》写得太好了，她是观察那么敏锐的人。
丘：当时她完全没提到白己的写作计划？
王：她说，写了个长篇小说，是用回忆的方式写的。不过回忆的部分太长了，“现在”的部分只在前面占一点点地位，显得不平衡，她要再改。这个长篇，是不是指《半生缘》？我不能确定。另外，她准备以伦敦做背景，写长篇小说。我问她，要不要以台湾为背景写小说？她说，不行。台湾对她是silence movie（默片），因为语言的隔阂。
丘：她有没有提到白先勇等人的小说？
王：我陪张爱玲去花莲旅行时，奉白先勇之命带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文学》杂志送给她。张爱玲说她行李多，她沿路把杂志看完再还我。
我还记得她在我家，边捧着木瓜用小汤匙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神情模样那么悠闲自在。25年过去，那姿态我居然记得那么清晰，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她读过金恒杰（台湾法国文学研究者、作家）的一篇说自杀的小说，主角吃了很多颗安眠药却没死。后来，在花莲我家，她胃肠不好得吃药;她说，她想起金恒杰的小说，怕药房里的药是假的，不敢吃。后来我舅舅骑脚踏车，她坐后座，带她去医院诊治拿药。
丘：还谈了些什么小说的事？
王：由丁玲谈起，后来说到大陆的小说。她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formula”（程式化）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
她谈起她丈夫赖雅，说他是西部武侠作家。他们隔壁也住一位西部武侠作家，写过《独眼侠》（One-eyed Jack），在家里就曾拿枪射猫。
她说《春江花月夜》这出舞台剧很新，也谈原小说。她跟我说起田纳西·威廉斯（美国剧作家）曾喜欢巴里摩戏剧世家中的黛安娜·巴里摩，她是当时美国舞台红演员。好像威廉斯为了她还酗酒。她还译过海明威等人的小说，可见她对文坛的情形不是封闭的。
丘：她还提到过其他文坛上的人士吗？
王：她对胡适之很敬佩，认为现代的中国与胡适之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
丘：后来她译《海上花》，就与胡适之有很大的关系，她自己在文章中也曾提到。她有没有提到自己的电影剧本写作？
王：她只谈到接着要去香港，为电影《红楼梦》写剧本。后来这剧本没有拍。她讲：他们要的是少男少女的戏——电影界喜欢少男少女的戏。
丘：请你再仔细回想一下，张爱玲有没有说过她写作的任何一点习惯？
王：她说她写作先用英文写，用英文写得很慢。她说：“我中文写得很快的。”只要提到她的写作，她总是轻描淡写，避而不谈。
“相见不如怀念”
丘：我们再把话题回到旅游时的人、事上吧！从你前面的描述，感觉上她是很自然亲和的人。
王：我们从花莲到台东之前，她一定要买礼物送给我舅舅，问我什么比较好？我说舅舅没缺东西。她说，A man has everything（什么都不缺的人）是很难买礼物的。我们上街到一家书店，她和老板用国语交谈，讲着讲着就变成上海话了，聊了很久。终于她买了支钢笔送给舅舅，舅舅很少写字，后来把这支笔转送给我用。
离开花莲时，她在我们家留下一双鞋，样子很像现在的拖鞋，我母亲很喜欢，每天穿来穿去。
搭车从花莲到台东，利用等车的时间，我们在街上走了一下。她买了一个小木盆，放进随身的袋子里，说：“大陆习惯出门要带一小木盆。”
我们在街上还看到“跌打损伤”的小摊，以及其他一些草药。卖药郎中看她身体不太好，介绍她买药，她不敢。她说，很羡慕麦加锡身强体健，可以到处旅行。
丘：离开花莲，到了台东之后呢？
王：我们搭车到台东，一下车，站长就来找我们，说“美新处”到处找我们，打电话过来，要张小姐立即与他们联络。原来她丈夫赖雅中风，家人打电话找她。我们只得取消行程。
她于是去打电话。那时打电话，投了钱之后要接线很久才可通到话，公共电话后面有两个人排队等着，张爱玲转身很善意地不急不躁对那两个人说：“你们去那边打电话。”一只手提着电话筒，一只手指着另一个公共电话的方向。
坐夜车回到台北，我和她挥手再见，看车子向阳明山方向驶去，心里非常难过，仿佛不能再相见了。
麦加锡夫人后来告诉我，张爱玲回到阳明山了解赖雅的病况之后，情绪very upset（心烦意乱）一但是那时她若回美国，钱只够买票到洛杉矶，回不到波士顿，会变得stranded（进退两难）。所以，她确定赖雅情况稳定后，还是依原计划到香港写《红楼梦》电影劇本，写完剧本再回美国。然后，她亲手照顾丈夫，直到他去世。这些情形，是后来从张爱玲的通信中知道的。
她回美国之后，为《The Reporter》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回返边疆），寄了一份给我。作家水晶看了题目有意见，说：“怎么能说到台湾是‘回返边疆’呢？”文章中提到臭虫，水晶又说：“怎么可以说台湾有臭虫？哪里有臭虫？”我本来看这篇文章觉得没什么，写得很好啊。但是受了水晶的“爱国刺激”也引起了反应，觉得要跟张爱玲抗议一下。这时恰巧作家徐訏在《联合报》副刊写一篇骂她的文章，我寄剪报给她，顺便抗议“臭虫事件”。她回信淡淡地写了一句：臭虫可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带来的。
丘：之后，你们一直有消息往来。真没再见过面？
王：一直有通信。我去当兵时，看到相思树、相思豆，也写信告诉她。看到她写的剧本拍的电影，打抱不平说导演怎么能拍成那个样子？她置之一笑。 毕业当完兵，我到国泰航空公司服务，有机票可以免费去美国。我写信给她，说要去波士顿看她。她回信说，欢迎我去，不过她家比较小，安排我住旅馆。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什么都不懂，也没找朋友，去到纽约，拿着地图迷迷糊糊地找不到巴士站，很着急，打电话又打不通。后来我写信给张爱玲，她回信说，等了我一天，第二天头痛了一日。
这次没见到面，我后悔至今。几年之后我去爱荷华，她已搬到洛杉矶。我写信希望见她，她已不见我，回信：“相见不如怀念。”
当然，她住洛杉矶我是找得到她的，因为她住的地方是庄信正（台湾文学评论家）帮她搬家的，她的房东对她很感兴趣，她一直躲。我后来到洛杉矶就暂住庄信正家。我想了想，还是尊重她的决定，把要送她的花莲大理石托庄信正转交。
丘：与张爱玲的这一段“文学因缘”，还有什么值得记忆的？
王：有一天谈到小说，她说：“我们的小说都不去分段，都是长长的。”“我们”这两个字让我“受宠若惊”。
她还曾提到，从广州坐火车经深圳到香港，民兵检查她时，她很紧张，因为护照上用的是笔名。民兵问她：“你就是写作的张爱玲？”她很紧张地答“是”。那民兵就让她出来了，没有留难。
丘：与她的交往，你是否受了些影响？
王：我这一生有三件事受她的影响很强烈：
第一，是讲国语。她说，你们福建人“f”音和“h”音好像分不清。从此以后，我再次遇到要发这两个音时，会特别小心，不希望有错误。
第二，我以前说到“噱头”两个字，“噱”是读“ju”。她说：上海人是念“xue”。从此以后，遇到没念过的字，我一定要先查字典才说出来。
第三，我们看山地人结婚喝酒，我说：“他们表情很忧郁。”她听不懂，我改用英文说“忧郁”就是“sad”。她说：你讲话很文艺腔。自此，我讲话，一定小心避免掉“文艺”的字眼。
丘：从这里更可以感受到张爱玲的真实无饰，以及观察事物、生活的敏锐。
王：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關于她的每一件事，每个动作，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
丘：我想张爱玲看到这篇访问，感觉会很温馨的，像一幅油画，年代越久远，里面的线条、色彩，越清晰地浮现出来，带回往日的美丽，停伫成永恒。
（责任编辑：叶筱）
（邮箱：wind.01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