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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精深离不开持续的线性阅读
记者：读书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您专门写了一篇博客，提倡培育“书香社会”。您说：“仅仅用一天的时间来促进阅读当然还很不够，其实阅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需要经常性的提倡，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需要持之以恒。”您认为在今天，我们专门来提倡读书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张颐武：读书历来是人类接触知识、接触文化的最基本方式，在今天也有非常不同的意义。现在互联网上有大量信息，大家往往会觉得在网上获取信息就够了，从这个角度看就忽视了读书，网上所能得到的知识都是片断的、不连贯的，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从整个社会来说，过去能接触文字的只是少数人，而现在大家都能接触文字，可以说，现在文化普及的程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一个阶段。但是，今天人们的连贯性阅读并不充分，连续阅读的能力是下降了的。我们今天倡导的，主要是指连贯的读书，也就是一本一本地把书读完。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人们都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为了评职称、求职，需要每天读点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大家接触文字的量比过去多多了。但是这些应付日常生活的阅读大都是实用的，真正可以陶治性情的闲书、跟文化有关的书，或者让思想做体操、让思想更清晰、对你的整个人生有无用之大用的书，我们读得太少了。
记者：我们的阅读的确面临着更多的选择，网页、电子书、手机报，还有各种报纸杂志。记得一个学者感慨，说他在很多公共场所，见到很多人在看手机，却几乎见不到有人在读书。您怎么看待多种媒体的兴起对阅读的冲击?
张颐武：以前大家都认为在图像文化的冲击之下，文字的文化会越来越削弱，但是今天看，文字的文化其实还是在膨胀、在爆炸，甚至可以说是在高速发展，并没有出现衰落的迹象。但是文字文化的表现方式改变了。有了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旁征博引。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幸福的时代，你要想做一个学者比过去要方便很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不需要费很大的劲去做。过去说我们“板凳须坐十年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很大的资料积累工作，需要自己做卡片。现在这些工作互联网几乎都帮你做了。阅读生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查阅资料、掌握更多的知识，变得很容易，但连续地读一本书，把一本书的内容搞清楚的能力却降低了。这是网络阅读和传统阅读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可以说传统阅读是一种线性阅读，网络阅读则是一种发散性阅读。我觉得传统的线性阅读有它的长处，我们现在就要强调。虽然网络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但线性阅读仍然不可缺少。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学问博大精深。但现在人“博”容易，“深”很难：通过网络都可以做得很博大，但是精深却越来越难了，要想“精”的话，还必须扎扎实实地读很多书。
养成读“闲书”的爱好
记者：记得您曾经提倡在应付日常生活的功利性阅读之外，还要多读一些“闲书”。
张颐武：读闲书非常重要。闲书是跟你的专业、谋生、求职没有关系的一些书，这些书最终对你的整个人生甚至做学问都有会极大的帮助。有时候读了似乎没有用，其实整合很多知识之后，最后都会变成对自己非常有用的营养。原来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我上研究生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就不断在做，专业的积累是必需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读了很多闲书，比如说与专业毫不相干的人类学、民族学、自然科学、中国历史方面的等等。这些书看起来跟学问离得很远，但最后都会转化成看问题的方式、思考的逻辑。
有些人读书过于急功近利，这反而限制了视野。还有很多年轻人的业余爱好往往发展不到读闲书上，把自己专业读完了之后就是K歌、郊游，在HSN或QQ上聊天。对人生来说，这当然也有自己的意义，但年轻人的趣味还是受到了限制。过去很多自然科学家，甚至一般的领导干部，说话都很有趣味，而现在很多人说话的趣味性很少，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眼光，没有文史基础，没有闲书的修养。一个人面目可憎，谈话不得体，没有涵养、修养，都是精神建设做得不够造成的。谈吐没有趣味、没有丰富的学识，这使得人们整个的精神生活显得很平庸。读闲书其实是一种精神健身，思想的提高。
从浅易入手，坚持看完一本书
记者：现在整个社会都显得比较浮躁，人们的心态也没有以前放松，而读书又是那么重要，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让大众能够开始读进去一本书?
张颐武：读书的习惯需要从小培养，如果在上中学之前不能够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大学以后就很难再继续了。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给孩子一个读书的环境，带有点强制性，慢慢经过一段时间，养成习惯了，孩子就会发现读书这个事情是有乐趣、有价值的，就被吸引了。
对于成年人来说，我觉得可以从易到难，可以先读一些对精神修养有用又相对容易的书，比如对易中天老师感兴趣，就可以读他的书，但是要坚持把一本书看完。现在大多数人连把一本书看完的耐心都没有，这是很可怕的。然后还需要有自我强制、自我约束能力。坚持每天读二十分钟跟你生活不相干的书，这是最重要的。你觉得有兴趣的就先看二十分钟，每天坚持二十分钟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思想有一个进步，而且你也会自己慢慢去再找一些书来读，这样你就会读到一些经典著作了。比如说从读于丹的书发展到读《唐诗三百首》，慢慢就读到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这样一点一点就往里进了。
所以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得读伟大经典。一开始如果拿《论语》来读，你会觉得你跟这些东西有隔阂，坚持不下去。比如说你喜欢吃东西，你就可以从大众点评网的饭馆指南开始，慢慢你就会看到唐鲁孙先生或者蔡澜写的关于“吃”的书，就会发现董桥或者周作人也写谈“吃”的文章，然后你就去看散文，这就会旁及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诗意的东西，比如说鲈鱼、河豚都是怎么回事，慢慢地知识面就广了。从这些你就会发展出阅读的爱好。现在有些人要求太高，说年轻人不接触经典。这样要求，有些年轻人反而害怕了，而且也不能持久。所以我们有时候提倡读书也不能太“硬”，读书不是为了求教训，还是要从趣味出发。其实这样往往事半功倍。硬知识靠语文课，软知识靠课外阅读
记者：您的《一个人的阅读史》的第一篇，谈的是朱自清的《语文影及其他》，您说“读书从语言开始”。我也注意到开篇第一句话：“对于语文的敏感应该是我们阅读生活的一个关键的方面。”因为对语文教学的敏感，所以我对您这两句话也十分敏感。可否详细讲讲这两句话的意思?
张颐武：对语言文字的敏感确实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人生训练，因为人就是靠语言来互相交流的，语言是最基本的交流工具。人和人之间交流一个是说话，一个是写字，我们都是以文字、说话来沟通的。人生最大的基础就是 在这个方面，所以语文的修养是每个人最基础的修养。不管高考考试制度怎么变化，语文还是要考，语言文字功夫还是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
语言的交流表达能力还是要靠学习来训练。训练一方面要靠语文课，另一方面要靠课外的阅读和锻炼。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对一个人的陶冶太重要了，不光是文字和语言的训练，还有很多人生的训练也在里面，通过学语文学生会得到很多人生启悟，所以语文课跟人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高考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社会每次都会对作文评头论足，大家都会发表很多议论，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数学考试发表议论。我想一方面是文字能力人人都有，大家都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语文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记者：语文教学从2001年开始实施新课程，课程标准也比较重视读整部书，特别是提倡少做题、读好书。根据您的经验，课外阅读跟语文课堂，哪一个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成绩更重要?
张颐武：其实这两者都重要。学语文，不可以没有课上的硬知识的训练。有两种学生：一种是光看课外书没有一定的硬知识，这不行；还有一种是上课上得好，上完课什么也不看，这种更可怕。有人轻视语文课，想在课外获得语文知识和能力，这其实是一种过高的要求。有的大学者小时候就很聪明，文化水平很高，他往往觉得语文课的用处不大，课外阅读的用处很大。我觉得语文课和课外阅读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语文课有个好处，就是给你硬的训练、硬的知识，通过这个训练你可以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课外阅读得到的知识往往是不确定的。我小时候课外阅读很多，觉得自己的知识面不错；有时候甚至比语文老师懂得还多，觉得在语文课上学不到什么东西，后来我还是有吃亏的地方，在有些知识上存在缺陷，老查字典。比如有些成语的读音我到上大学还搞不清楚，其实在中学都已经看过。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叫“补苴罅漏”，这个成语其实不是很难，韩愈的文章里就提到过，我小时候看课外书老碰到这个词，就知道是补上缺陷的意思，但我从来没有把“苴”和“罅”的音搞清楚，等我需要教课了，不知道这两个字究竟怎么念，就紧张了，才去查字典。
重课外书轻语文课不公道，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读课外书又很重要，软的知识都是从课外读来的，光看语文课本使你只知道硬的，，根本就写不好作文。硬的知识靠语文课，软的知识就要靠课外阅读，这两个方面是两个翅膀，都很重要。我觉得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应该给语文老师更多的尊重，他们其实很了不起，他们可能知识并不广，但是最终你会发现语文教师一板一眼教出来的东西将来会非常有用。
课外阅读应强制时间放宽内容
记者：课标还具体规定了每学年课外阅读总量，年级越高，总量也越大，比如7～9年级(初中阶段)的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到了高中，量还要大。您认为读书是越多越泛越好，还是精读几部比较好?
张颐武：我觉得量大好，但是读什么书，最好还是让孩子自己决定。我不认为在课外一定要看名著。我小时候都是杂乱地看，我觉得知识并不是只能通过看经典著作来获得。一开始我不建议去看那些比较难以理解的东西，因为理解不了就厌倦了。我们有些安排是好意，但是好意有时候不得法，不得法就是不从趣味出发。我们有时感到青少年必须具备某些知识，就过分强调，让他们去读。这样做可能最后会让学生觉得这些书都面目可憎，没有趣味，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读书应当是诱导和强制相结合。强制的是时间，只要读到这个时间，读什么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只要接触文字的东西多，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自然就会读好书了。我并不认为只能读那些经典著作，比如新课标推荐和规定的大人物的书。看着这些文字，都是“拦路虎”，全是障碍，怎么能够爱读呢?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学生爱看郭敬明就让他看，只要阅读量慢慢大了，他自己就会有鉴别——还是要从趣味出发，否则欲速则不达。
新课标有个好处，就是对课外阅读非常关注，但是似乎要求得太死，限制过严。我小时候除了语文的硬知识之外，别的时间都是瞎看，其实，那个时候瞎看的书对后来有很大帮助。文学作品里有一些感情描写，我们不必感到焦虑，因为青春期的孩子都要接触这些东西。对于这些敏感的内容，我们不必过于敏感，我们一般都会把青春期的中学生想得太简单，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的成熟程度，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成人化得多。钱钟书先生当年看书就很杂，他后来也没变坏，反而变成了伟大的学者。钱先生对于一些不很高雅的书有特别多的研究，吴组缃先生回忆说，他给人家列一些不很高雅的书名就能列几十本。所以我觉得了解一些人生的复杂性，对青少年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坏处。当然，对没有经验的青少年，也要有限制和管理。
记者：据我了解，为了保证课外阅读量，好多中学生去读杂志，比如《读者》，您认为读杂志和读书是一回事吗?
张颐武：读杂志也有好处，也是一种阅读。但我觉得有差别，我不太主张过多读一些感伤的杂志，因为那些感伤故事和短文章的益处还不如郭敬明的小说。我真觉得读通俗小说比读杂七杂八感伤的短故事要好。因为书是连贯性的，杂志却是片断的，里面很多信息都是无用的。杂志的阅读是辅助性的，跟网上阅读有点相似，因为那些都是很短的文章，有人喜欢把好句子抄下来，往往杂志的作用就是这个。我倒觉得抄句子没什么好处，我曾经试过，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毫无用处，而且抄下来的句子一般都不可取。我觉得还不如反复读一个人的东西，把他的文风弄清楚，模仿着去写，写一阵之后，你就有点得其神髓，这样你的作文就会提高得很快。我觉得提高写作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完了之后反复揣摩，揣摩完了再去写的时候，就按照这个风格去写。你的文章马上就会得到很多人的赏识，虽然你是模仿的。当然不能去照抄，只要把他的意思融会贯通了，拿来模仿，进步就会很快。
记者：谢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谢谢。
记者：读书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您专门写了一篇博客，提倡培育“书香社会”。您说：“仅仅用一天的时间来促进阅读当然还很不够，其实阅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需要经常性的提倡，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需要持之以恒。”您认为在今天，我们专门来提倡读书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张颐武：读书历来是人类接触知识、接触文化的最基本方式，在今天也有非常不同的意义。现在互联网上有大量信息，大家往往会觉得在网上获取信息就够了，从这个角度看就忽视了读书，网上所能得到的知识都是片断的、不连贯的，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从整个社会来说，过去能接触文字的只是少数人，而现在大家都能接触文字，可以说，现在文化普及的程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一个阶段。但是，今天人们的连贯性阅读并不充分，连续阅读的能力是下降了的。我们今天倡导的，主要是指连贯的读书，也就是一本一本地把书读完。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人们都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为了评职称、求职，需要每天读点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大家接触文字的量比过去多多了。但是这些应付日常生活的阅读大都是实用的，真正可以陶治性情的闲书、跟文化有关的书，或者让思想做体操、让思想更清晰、对你的整个人生有无用之大用的书，我们读得太少了。
记者：我们的阅读的确面临着更多的选择，网页、电子书、手机报，还有各种报纸杂志。记得一个学者感慨，说他在很多公共场所，见到很多人在看手机，却几乎见不到有人在读书。您怎么看待多种媒体的兴起对阅读的冲击?
张颐武：以前大家都认为在图像文化的冲击之下，文字的文化会越来越削弱，但是今天看，文字的文化其实还是在膨胀、在爆炸，甚至可以说是在高速发展，并没有出现衰落的迹象。但是文字文化的表现方式改变了。有了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旁征博引。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幸福的时代，你要想做一个学者比过去要方便很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不需要费很大的劲去做。过去说我们“板凳须坐十年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很大的资料积累工作，需要自己做卡片。现在这些工作互联网几乎都帮你做了。阅读生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查阅资料、掌握更多的知识，变得很容易，但连续地读一本书，把一本书的内容搞清楚的能力却降低了。这是网络阅读和传统阅读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可以说传统阅读是一种线性阅读，网络阅读则是一种发散性阅读。我觉得传统的线性阅读有它的长处，我们现在就要强调。虽然网络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但线性阅读仍然不可缺少。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学问博大精深。但现在人“博”容易，“深”很难：通过网络都可以做得很博大，但是精深却越来越难了，要想“精”的话，还必须扎扎实实地读很多书。
养成读“闲书”的爱好
记者：记得您曾经提倡在应付日常生活的功利性阅读之外，还要多读一些“闲书”。
张颐武：读闲书非常重要。闲书是跟你的专业、谋生、求职没有关系的一些书，这些书最终对你的整个人生甚至做学问都有会极大的帮助。有时候读了似乎没有用，其实整合很多知识之后，最后都会变成对自己非常有用的营养。原来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我上研究生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就不断在做，专业的积累是必需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读了很多闲书，比如说与专业毫不相干的人类学、民族学、自然科学、中国历史方面的等等。这些书看起来跟学问离得很远，但最后都会转化成看问题的方式、思考的逻辑。
有些人读书过于急功近利，这反而限制了视野。还有很多年轻人的业余爱好往往发展不到读闲书上，把自己专业读完了之后就是K歌、郊游，在HSN或QQ上聊天。对人生来说，这当然也有自己的意义，但年轻人的趣味还是受到了限制。过去很多自然科学家，甚至一般的领导干部，说话都很有趣味，而现在很多人说话的趣味性很少，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眼光，没有文史基础，没有闲书的修养。一个人面目可憎，谈话不得体，没有涵养、修养，都是精神建设做得不够造成的。谈吐没有趣味、没有丰富的学识，这使得人们整个的精神生活显得很平庸。读闲书其实是一种精神健身，思想的提高。
从浅易入手，坚持看完一本书
记者：现在整个社会都显得比较浮躁，人们的心态也没有以前放松，而读书又是那么重要，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让大众能够开始读进去一本书?
张颐武：读书的习惯需要从小培养，如果在上中学之前不能够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大学以后就很难再继续了。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给孩子一个读书的环境，带有点强制性，慢慢经过一段时间，养成习惯了，孩子就会发现读书这个事情是有乐趣、有价值的，就被吸引了。
对于成年人来说，我觉得可以从易到难，可以先读一些对精神修养有用又相对容易的书，比如对易中天老师感兴趣，就可以读他的书，但是要坚持把一本书看完。现在大多数人连把一本书看完的耐心都没有，这是很可怕的。然后还需要有自我强制、自我约束能力。坚持每天读二十分钟跟你生活不相干的书，这是最重要的。你觉得有兴趣的就先看二十分钟，每天坚持二十分钟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思想有一个进步，而且你也会自己慢慢去再找一些书来读，这样你就会读到一些经典著作了。比如说从读于丹的书发展到读《唐诗三百首》，慢慢就读到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这样一点一点就往里进了。
所以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得读伟大经典。一开始如果拿《论语》来读，你会觉得你跟这些东西有隔阂，坚持不下去。比如说你喜欢吃东西，你就可以从大众点评网的饭馆指南开始，慢慢你就会看到唐鲁孙先生或者蔡澜写的关于“吃”的书，就会发现董桥或者周作人也写谈“吃”的文章，然后你就去看散文，这就会旁及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诗意的东西，比如说鲈鱼、河豚都是怎么回事，慢慢地知识面就广了。从这些你就会发展出阅读的爱好。现在有些人要求太高，说年轻人不接触经典。这样要求，有些年轻人反而害怕了，而且也不能持久。所以我们有时候提倡读书也不能太“硬”，读书不是为了求教训，还是要从趣味出发。其实这样往往事半功倍。硬知识靠语文课，软知识靠课外阅读
记者：您的《一个人的阅读史》的第一篇，谈的是朱自清的《语文影及其他》，您说“读书从语言开始”。我也注意到开篇第一句话：“对于语文的敏感应该是我们阅读生活的一个关键的方面。”因为对语文教学的敏感，所以我对您这两句话也十分敏感。可否详细讲讲这两句话的意思?
张颐武：对语言文字的敏感确实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人生训练，因为人就是靠语言来互相交流的，语言是最基本的交流工具。人和人之间交流一个是说话，一个是写字，我们都是以文字、说话来沟通的。人生最大的基础就是 在这个方面，所以语文的修养是每个人最基础的修养。不管高考考试制度怎么变化，语文还是要考，语言文字功夫还是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
语言的交流表达能力还是要靠学习来训练。训练一方面要靠语文课，另一方面要靠课外的阅读和锻炼。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对一个人的陶冶太重要了，不光是文字和语言的训练，还有很多人生的训练也在里面，通过学语文学生会得到很多人生启悟，所以语文课跟人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高考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社会每次都会对作文评头论足，大家都会发表很多议论，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数学考试发表议论。我想一方面是文字能力人人都有，大家都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语文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记者：语文教学从2001年开始实施新课程，课程标准也比较重视读整部书，特别是提倡少做题、读好书。根据您的经验，课外阅读跟语文课堂，哪一个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成绩更重要?
张颐武：其实这两者都重要。学语文，不可以没有课上的硬知识的训练。有两种学生：一种是光看课外书没有一定的硬知识，这不行；还有一种是上课上得好，上完课什么也不看，这种更可怕。有人轻视语文课，想在课外获得语文知识和能力，这其实是一种过高的要求。有的大学者小时候就很聪明，文化水平很高，他往往觉得语文课的用处不大，课外阅读的用处很大。我觉得语文课和课外阅读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语文课有个好处，就是给你硬的训练、硬的知识，通过这个训练你可以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课外阅读得到的知识往往是不确定的。我小时候课外阅读很多，觉得自己的知识面不错；有时候甚至比语文老师懂得还多，觉得在语文课上学不到什么东西，后来我还是有吃亏的地方，在有些知识上存在缺陷，老查字典。比如有些成语的读音我到上大学还搞不清楚，其实在中学都已经看过。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叫“补苴罅漏”，这个成语其实不是很难，韩愈的文章里就提到过，我小时候看课外书老碰到这个词，就知道是补上缺陷的意思，但我从来没有把“苴”和“罅”的音搞清楚，等我需要教课了，不知道这两个字究竟怎么念，就紧张了，才去查字典。
重课外书轻语文课不公道，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读课外书又很重要，软的知识都是从课外读来的，光看语文课本使你只知道硬的，，根本就写不好作文。硬的知识靠语文课，软的知识就要靠课外阅读，这两个方面是两个翅膀，都很重要。我觉得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应该给语文老师更多的尊重，他们其实很了不起，他们可能知识并不广，但是最终你会发现语文教师一板一眼教出来的东西将来会非常有用。
课外阅读应强制时间放宽内容
记者：课标还具体规定了每学年课外阅读总量，年级越高，总量也越大，比如7～9年级(初中阶段)的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到了高中，量还要大。您认为读书是越多越泛越好，还是精读几部比较好?
张颐武：我觉得量大好，但是读什么书，最好还是让孩子自己决定。我不认为在课外一定要看名著。我小时候都是杂乱地看，我觉得知识并不是只能通过看经典著作来获得。一开始我不建议去看那些比较难以理解的东西，因为理解不了就厌倦了。我们有些安排是好意，但是好意有时候不得法，不得法就是不从趣味出发。我们有时感到青少年必须具备某些知识，就过分强调，让他们去读。这样做可能最后会让学生觉得这些书都面目可憎，没有趣味，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读书应当是诱导和强制相结合。强制的是时间，只要读到这个时间，读什么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只要接触文字的东西多，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自然就会读好书了。我并不认为只能读那些经典著作，比如新课标推荐和规定的大人物的书。看着这些文字，都是“拦路虎”，全是障碍，怎么能够爱读呢?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学生爱看郭敬明就让他看，只要阅读量慢慢大了，他自己就会有鉴别——还是要从趣味出发，否则欲速则不达。
新课标有个好处，就是对课外阅读非常关注，但是似乎要求得太死，限制过严。我小时候除了语文的硬知识之外，别的时间都是瞎看，其实，那个时候瞎看的书对后来有很大帮助。文学作品里有一些感情描写，我们不必感到焦虑，因为青春期的孩子都要接触这些东西。对于这些敏感的内容，我们不必过于敏感，我们一般都会把青春期的中学生想得太简单，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的成熟程度，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成人化得多。钱钟书先生当年看书就很杂，他后来也没变坏，反而变成了伟大的学者。钱先生对于一些不很高雅的书有特别多的研究，吴组缃先生回忆说，他给人家列一些不很高雅的书名就能列几十本。所以我觉得了解一些人生的复杂性，对青少年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坏处。当然，对没有经验的青少年，也要有限制和管理。
记者：据我了解，为了保证课外阅读量，好多中学生去读杂志，比如《读者》，您认为读杂志和读书是一回事吗?
张颐武：读杂志也有好处，也是一种阅读。但我觉得有差别，我不太主张过多读一些感伤的杂志，因为那些感伤故事和短文章的益处还不如郭敬明的小说。我真觉得读通俗小说比读杂七杂八感伤的短故事要好。因为书是连贯性的，杂志却是片断的，里面很多信息都是无用的。杂志的阅读是辅助性的，跟网上阅读有点相似，因为那些都是很短的文章，有人喜欢把好句子抄下来，往往杂志的作用就是这个。我倒觉得抄句子没什么好处，我曾经试过，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毫无用处，而且抄下来的句子一般都不可取。我觉得还不如反复读一个人的东西，把他的文风弄清楚，模仿着去写，写一阵之后，你就有点得其神髓，这样你的作文就会提高得很快。我觉得提高写作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完了之后反复揣摩，揣摩完了再去写的时候，就按照这个风格去写。你的文章马上就会得到很多人的赏识，虽然你是模仿的。当然不能去照抄，只要把他的意思融会贯通了，拿来模仿，进步就会很快。
记者：谢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