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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到公元220年魏国建立，在历史上称之为封建大一统时期，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秦汉王朝开创的一系列制度，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袭。这一时期发生了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207年刘邦攻入咸阳（秦亡）、公元前206至前202年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公元前138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公元9年王莽夺取西汉政权改国号新（西汉灭亡）、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200年官渡之战、208年赤壁之战等重要事件。
秦统一前后，印度的孔雀王朝曾盛极一时。不同的是，秦亡之后中国出现了两汉长达四百年的大一统繁盛局面，而孔雀王朝之后，印度迟至公元4世纪才形成局部统一。当秦汉屹立于东亚的时候，地中海和西亚雄踞着古罗马和安息两个大国。古罗马是当时欧洲的文明中心，秦汉王朝是东方的一大文明中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开始影响世界，世界优秀的文明成就也逐渐传入中国。
1976年12月，我脱掉父亲穿过的发了白的旧军装，穿上了崭新的绿军装，担负着使命，走进了戈壁。那是我有生第一次乘坐西行的列车。当我乘坐的军列驶过嘉峪关时，我看见了这一“天下雄关”，河西走廊西部，茫茫戈壁之中，突兀一座关城南接祁连，北踞龙首，确实雄奇壮观。我不由得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万里长城这一伟大建筑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象征，因为她本身体现的是防守，而不是用暴力去侵扰他人，或者像美帝国主义那样，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借口，动用武力到世界各地为自己捞好处。”
西行的军列“咣嘡、咣嘡”了七个昼夜，我们在大河沿（吐鲁番）下了车，换乘卡车开进了永红（马兰）基地，开始了部队生活。35年过去了，西行军列的七个昼夜仍历历在目，满目的砾石戈壁，无际的沙海流丘，景色仿佛定格一般，常会使人感到空寂无聊。当遇一片绿洲，闪现一个城镇，必定有一种回归社会的亲切。
两千多年前，汉朝使节张骞出使西域走的就是这条路。正是他的“凿空之行”，使这条路后来成为驼铃声声、商旅不绝的繁忙商路，至今仍然是现代化欧亚交通大动脉的重要通道，这就是“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说明已有路径可通。至于何时开通，或者由谁开通，因为历史的久远，已经无从考究。但是此前这条路早已发挥着商业的功能，却是史据凿凿。这在中国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这个故事就是“完璧归赵”。
“完璧归赵”里所说的“和氏璧”，就是和田玉。
这样看来，在战国的时候，新疆和田的美玉就已经通过这条商路交易到了中原。实际上，和田玉输往中原的历史更可以上溯至殷商以前。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妇好墓”中，出土的756件玉器，基本都是和田玉，所以，历史学家称，在“丝绸之路”之前，这条商路其实早已开通，并可以冠称“玉石之路”。
从“玉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说明了这条路的商道属性。毋庸置疑，它的商道功能始终都是第一位的。
最先以“丝绸之路”名称表述这条商道的，是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之所以称其为“丝绸之路”，是因为这条商道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的转输商品是中国的丝绸。
中国曾长期保有丝绸织造的生产专利。其色彩绚丽、轻柔如云、薄似蝉翼、爽滑似水的特质，曾长期垄断着世界纺织史上最高贵典雅织品的特权。
中国养蚕缫丝的历史十分久远，传说由黄帝之妻嫘祖发明。在浙江吴兴钱出漾遗址出土的绢片，细密平展，织工精湛，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丝绸实物，距今有大约四五千年的历史。据考古学家考证，这种绢片显然是使用腰机织作的。这种被称为腰机的器械，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纺织工具，那么，更原始的丝织品一定比这更为久远。
“丝绸之路”虽为商道，但张骞出使西域，却并非出于商品经济之谋。因匈奴的崛起，给汉朝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汉武帝决心放弃以往的“和亲”屈辱政策，要用武力解决与匈奴的恩怨。于是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寻求与大月氏和乌孙的帮助，以图组成军事同盟，联合击败匈奴。从后来唐代敦煌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中，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汉武帝和群臣对于张骞的西行抱有多么大的期望。
虽然张骞出使西域无果而归，却在客观上起到了沟通中国与西域交流、增进彼此之间贸易往来的“通路大典”效应。从汉朝开始，中国的丝绸就是通过这条商道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中亚、中东以及欧洲的罗马。
今天的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但是在中国汉代的时候，罗马的概念却不单单指一个城市，而是指一个帝国。秦代的时候，因中国人觉得他们富裕如秦，而人却高大，故称罗马为大秦。
当然，在汉武帝出兵西域讨伐匈奴，并扫平西域通道的时候，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凯撒大帝还没有出生。凯撒大帝是在汉武帝死后12年才降临人间的。
但是，像汉武帝一样，凯撒大帝也很快使罗马的版图扩大，客观上也扫平了直通东方叙利亚的商品通道。
两个相距遥远的东西方大帝国，仿佛心有灵犀，十分默契地将长安与罗马的利益潜在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
然而，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是：汉武帝和凯撒大帝虽然同样热衷扩张领土，鼓励并派遣大批的士兵和农民到帝国未开垦的土地上居住和开发，但他们对商人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汉武帝主张利用“盐铁”官营的特权极力消弱商人的实力；而凯撒大帝则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持商人与平民的平衡利益。因此，他们的政策给国家命运造成了迥然不同的后果。汉武帝耗空了国库，在他死后将近一百年，西汉归于灭亡；凯撒大帝充盈了国库，在他死后100年，罗马趋于鼎盛。
“丝绸之路”
——张掖的辉煌时代
在那些没有水道与通都大邑连接的地区，外国人最乐意居往的还是商队经过的河西走廊地区。这条走廊是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地，沿着茫茫戈壁的边缘散布着一座座城镇。这些城镇之间往往都相隔一定的距离，城镇里都配备有商队歇脚的客店，你会在这里发现罗马景教徒、波斯乐师和突厥的舞蹈家。
河西走廊所有的城镇都是向背无常的：今年这里还是由唐朝的官员驻守，他们引经据典，用道德规范来劝化人民，但是明年就会有突厥人挥舞弓矢，策马入侵。除了突厥人以外，这里在唐朝还常常被吐蕃人占领。而其后，这里成了回鹘人的活动场所，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河西回鹘汗国。
在这些使用多种语言的边镇中，最典型的是武威古城。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咽喉，汉昭帝时在今日兰州设金城郡，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合称河西五郡，组成凉州，武威即为凉州刺史的治所，因此又别称“凉州”。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河西的中心，但在唐代以前曾经被匈奴和匈奴以后的游牧统治者征服。唐朝的哥舒翰将军曾一度节度凉州。在这期间，他的奢华的排场几乎可以与帝王相埒。哥舒翰经常大摆宴席，款待宾客，幸运的客人在宴席上不仅能欣赏到舞狮、舞刀的表演，而且还可以得到胡姬的悉心侍奉。
就是到了清代，西方传教士还在凉州建立了天主教堂，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也穿起中国的服装，头戴黑色瓜皮小帽，背后拖着一根长辫子，一如当地人的装扮。
因为“凉之分野，上应白虎之宿，金气坚刚，人事慷慨”，所以这里的居民一向以坚忍、顽强著称。8世纪时，凉州的常住人口有十万多人。凉州居民中也有一部分人自称是汉人，但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祖籍是天竺，“天竺”就是印度，这些人的汉姓叫“申屠”，申屠这姓就是根据他们的种族来源而起的。此外，更多的人的种族来源则可以追溯到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更遥远的国家。
凉州水草丰美，是优良的牧场。这片绿洲因为商业的缘故而兴盛起来，出产优质的缎、龙须席、毯、野马革，而芎这种治疗头疼的良药，则更是凉州著名的土产。
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凉州成为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对于内地的汉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保持了胡乐的本色，又融合了中原音乐的因素，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因此凉州音乐曾经风靡一时。
武威虽然是凉州的首府，但在河西走廊，张掖的商品经济地位更加突出。在河西走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金张掖，银武威”，是说张掖是个流金的地方，而武威只能拿银牌。
张掖原来只是绿洲上的一个商道驿站，汉代以后这里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大批汉军驻扎在此，把张掖作为进攻匈奴、谋取西域的桥头堡。为了就近解决军队粮草，汉代实行戍边与屯田双管齐下的政策，即战时为兵，不战时为农。十几万的军队一下子拥到张掖，撑大了张掖的胃口，给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商人，带来了极大的“利好”消息。
于是，西域诸国的商人把张掖视为淘金的王国，千里万里不惧艰险地往张掖转运商品，张掖由一个商道驿站迅速变成了一个经商城市。
虽然汉代实行“贱商令”，但外国商人不受该法律的限制，他们在张掖的迅速成长，让关中、中原的商人眼红。刘邦虽然为了控制商人，强徙十几万商贾到长安，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商人尽管不能做大买卖，却可以游走天下，赚一些转运商品的小买卖，张掖就成为一个最理想的避风港。这些赚辛苦钱的中国商人的到来，改变了张掖商人的民族结构，汉族文化开始在张掖大行其道。
司马迁对这种为了获利而奔忙天下的经商行为大唱赞歌，却让后来主管西域的官员大为恼火。班彪批评说，司马迁“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他的儿子班固则干脆说，太史公是“崇势利而羞贱贫的小人”。
班家父子对巩固东汉在西域的地位立有大功劳，但是他们的经营策略却是极端落伍。他们教导属地的民众要“重仁义而安贫穷”，“远势利而乐贱贫”。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武力树立汉朝威名，逼迫西域诸国俯首称臣而不断向汉朝进贡所需物质，并没有想到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扩大自由贸易，以提升张掖等地的经济实力。
结果，当军事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河西走廊尽在掌控之中；军事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便不得不凄惨退出。所以当汉代衰落后，张掖重新成为以胡商为主体的经商城市。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统一后的中国充满发展的欲望，也充满发展的机遇。杨坚初期开明的经济政策，让中外商人格外兴奋，“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
到了隋炀帝的时候，他对西域诸蕃不属自己统辖而各自为政多有遗憾。隋炀帝想做天下唯一的“太阳”，他对西突厥可汗说：“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
正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隋炀帝决定向西域“诸蓍”炫耀武力。公元609年，隋炀帝统兵40万，沿渭河西溯，越陇山，经陇西、渭源到临洮后西行。再经青海乐都、西宁，自扁都口穿祁连山到达张掖。
隋炀帝登上观风行殿，满面春风地会见了西域27国的君主和使臣，行殿下万民齐声欢呼，祝福皇帝万寿无疆。
这恐怕是张掖历史上最为辉煌宏大的一个画面。据说，为了炫耀隋帝国的繁荣，隋炀帝征选河西一带仕女聚集张掖，盛装艳服，高髻流苏，歌舞翩翩，夹道迎宾。张掖周围数十里一时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这就是徒有其表的所谓“万国博览会”。
只是到了唐朝，西域才重新受控于中国。唐朝依托通畅的“丝绸之路”，每年获利甚丰。唐朝之盛，在于通四方之商，纳八方之财。而唐朝之衰，则在于商道淤阻，财货不旺。
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兵锋所指，亦是西域的这条经商通道。阿拉伯逐步蚕食了唐朝在西域的主控权，使唐朝的经济利益受到巨大伤害。
战争的目的，说穿了，就是霸求经济利益。或求贸易之特权，或求商道之通畅，或求领土之物产，这是外侵性战争。或保贸易之特权，或保商道之通畅，或保领土之物产，这是内护性战争。不毛之地从来不是军事之争的焦点。
大唐天宝九年(751年)，唐玄宗在不断得到阿拉伯人在中亚垄断“丝绸之路”而迫使大唐的商贾无利可求的报告后，决心与阿拉伯决战，以夺回“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唐玄宗选派名将高仙芝率军西征讨伐。第二年，两国军队在怛逻斯发生激战，结果唐朝军失利。杜佑在《通典》这部历史著作中说：“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此后，这条对唐朝关系密切的“丝绸之路”，因阿拉伯人的阻隔而对唐朝逐渐变得萧条起来。唐朝西出受阻，丝绸之路萧条，唐朝经济遭受了严重挫折，而张掖的辉煌时代也结束了。
“丝绸之路”
——繁盛一时的楼兰国
“丝绸之路”全长约7000公里，绝大部分路段是贫瘠、干旱和冷酷寂寞的大漠戈壁。人烟稀少，甚至缺乏生命的气息。穿行其间，不知需要怎样的阳魄和毅力,要经历怎样的艰难与考验。
1600年前，东晋高僧法显沿丝绸之路西行求法，把他过往楼兰的感受写在了《佛国记》中：“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这种仿佛鬼域般的肃杀情景描绘，在后人的心目中不知平添了多少神秘与恐惧。
然而，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之中，却经常闪现着蜿蜒而行的驼队和疲惫不堪的商人身影。为了转输商品，获取利润，东来西往的各国商人，在暴虐的烈日和滚烫的沙粒共同烤灼之下，接力转运，踽踽而行。
谁也无法了解大漠戈壁的脾气，更无法预测灾难什么时候降临。刚才还阳光灿灿，忽地，远处地平线卷起一堵黄褐色的沙墙，转瞬间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太阳倏地逃得无影无踪，一时间天昏地暗，不辨东西。狂怒的暴风咆哮着，向闯入领地的商旅驼队发泄淫威。人们无处可藏，因为刚才还在身后的沙丘，待风停之后却已经不知被搬移到别的什么地方。
而戈壁上到处是洪水夹带下来的巨石，更多的砾石则波及到很远很远的天的尽头。坚硬的石头被沙砾吹打得坑坑点点，让人想起狂风的肆虐。夜晚，四周死一般寂静，没有任何声音打破这种宁静，只有天上偶尔划过夜空的流星，坠入深深的夜幕之中。但不知什么时候，新的暴风又将平地而起。
不知有多少商旅驼队魂断沙海，而他们的遗骸又成为后来者的方向路标。就像赴约死神，千百年来，商人义无反顾，锲而不舍。那时的每一片绿洲，每一个驿站，都成为商旅期盼的驻足地，就像海难之人翘盼在海的天边突然显现陆地的身影。
然而正是商人这种出生入死的胆魄和勇气，排解了“丝绸之路”的空寂和无聊。每一声驼铃的鸣响，都给沿途的绿洲和城镇带来了新的生活和新的希望。
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中所感受的楼兰，俗称楼兰国和汉时西域的鄯善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北境，罗布泊的西北角、孔雀河道南岸的7公里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30年前我曾到过楼兰古城和罗布泊。楼兰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依托曾经满盈苦涩盐水的罗布泊，大约公元前3世纪立国安邦，经营农业和畜牧业，因其特殊位置而发育商品经济，终于聚集数千人口，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驿站。当时东来西往的汉朝、贵霜(大月氏)、大宛、身毒(印度)、安息(波斯)、康居等古国的商人、使者和僧侣，在经过长途跋涉后，在此得到喘息和补给，然后或继续踏上漫漫征途，或就地销售货物返回归途。那时的楼兰国，人声鼎沸，驼铃叮咚，一派繁荣景象。
因楼兰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又因其势单力薄，一直是四周大国纷争之地。特别是汉朝与匈奴为争此地大动干戈，历经50年，汉朝终于从匈奴的手中接过了对楼兰的实际控制权，并改楼兰国为鄯善国，派遣大批士卒到此屯田戍边，不仅保障了汉朝的政治统治权益，同时也保障了东西商道的通畅。
这条商道到三国曹魏时期似还存在，《三国志•魏志》中标记丝路有三条，而“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但到了东晋高僧法显西行求法时，这里却似乎成了死亡之地。此后，史书中再未见有关楼兰城的活动记载。这座曾承担东西方商贾特使穿越丝绸之路死亡地带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生命补给重镇，像海市蜃楼似的，辉煌耀眼却瞬间漂移天外无影无踪。
神秘的楼兰留给人许多遐想和迷惑，一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追忆和寻找着它，但它却像游魂一样，使无数的探险者或命丧沙海，或无功而返。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经历了6年前第一次死里逃生的失败后，第二次组织探险队深入塔克拉玛干，继续寻找迷失千年的“丝绸之路”重镇楼兰古城。
斯文•赫定想还原一个梦想，他不甘心那个曾经像指路灯塔给各路商旅带来希望的商埠重镇，永远只存留在传说之中。他要找到它。但是，沙漠的无情却无数次将他逼近死亡的边缘，他的决心在一点一点被吞噬着，水已经所剩无几，预示着此次探险又将无功而返。烈日无情地烤灼着他和向导维吾尔人艾尔德克，就像被置于火炉之上，等待着被烤成肉干。这样的归宿是沙漠的定律，只要你走进沙漠深处，那些不知横卧多久的尸骨残骸，就会向你证明。
突然，远处地平线卷起一堵黄褐色的幕墙，转瞬间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太阳倏地逃得无影无踪。一时间天昏地暗，不辨东西。他们任由狂风推搡着，无助地、听天由命地被风暴卷走。
艾尔德克发现在仓惶之中将铁锹遗留在刚才驻足的地方，他要找到它，那是他们能够走出沙漠唯一的保障工具。没有铁锹，在断水的情况下就无法通过深挖而获得可能的点滴之水。
艾尔德克在寻找遗失的铁锹的路上，被狂风刮到一堵沙墙下，待风停天明，却隐约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座古城的废墟之中，无意之中找到了沉睡了一千多年的楼兰遗址。
为什么曾繁盛一时的楼兰国莫名其妙地突然消失?为了揭开这个千年之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荒寂无声干涸龟裂的罗布泊，一下吸引了世界众多大牌考古探险家：俄国的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英国的斯坦因、德国格林威德尔和勒柯克、日本的桔瑞超、美国的亨廷顿、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他们从那里拿走了最有价值的文物和考古发现，发表出版了众多的论文和著作，然而，古楼兰国神秘消失的谜底依然未能揭开。
但是，有一点大家的认识是相通的。那就是，楼兰地处沙漠腹地，随着环境不断恶化，生存的条件越来越缺乏，不能继续为商旅提供必要的生命补给。商旅逐渐选择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从吐鲁番到库车、喀什，然后进入中亚的路线，这条路线被称为丝绸之路北路。随着商道地位的下降，楼兰昔日辉煌已经不在，偶尔稀稀拉拉的零星商人也无力提供挽救楼兰的有效助力，楼兰终于奄奄一息，与世诀别了。
但丝绸之路却没有因为楼兰的荒芜而沉寂，承载东西方物资的商队，依然沿北路继续艰难跋涉，把中国和中亚、中东和欧洲连接在一起，为东西方的商品和文化交流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的贡献。
我们今天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许多食物和物品，如胡桃、洋葱、胡椒、胡萝卜、小麦、苜蓿和葡萄；玻璃、煤油、地毯；琵琶、胡琴、箜篌、横笛，大多是经过商人之手通过这条商道输入中国。而许多中国的物产和技术，如丝绸、瓷器、茶叶、水稻、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与印刷术，也多是经由商人之手通过这条商道传播到西域与欧洲那广阔而辽远的地方。
“丝绸之路”对于古代中国的重要性，已经被深深载入史册而传诵至今。而曾在“丝绸之路”上艰难跋涉的中国商人，却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我们所熟知的“丝绸之路”历史，除了张骞、李广利、班超、法显、玄奘等军政、僧侣这些匆匆过客外，很少能够找到一个经常跋涉期间的中国商人的名字。不知道，离开了商人，“丝绸之路”还有什么意义?
“丝绸之路”的古道，逐渐被历史所淹没，但是“丝绸之路”的经济、社会、文化作用，却不应该被历史所淡化，那些以自己生命承托起“丝绸之路”繁盛景象的中国商人，更不应该被历史所遗忘。“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汇的先河，极大的促进了东方文化的大力向前发展。作为传递信息、传播精神、传承文化的通道，“丝绸之路”永远的载入了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史册。“丝绸之路”仍有可开发的新价值。
（未完待续）
秦统一前后，印度的孔雀王朝曾盛极一时。不同的是，秦亡之后中国出现了两汉长达四百年的大一统繁盛局面，而孔雀王朝之后，印度迟至公元4世纪才形成局部统一。当秦汉屹立于东亚的时候，地中海和西亚雄踞着古罗马和安息两个大国。古罗马是当时欧洲的文明中心，秦汉王朝是东方的一大文明中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开始影响世界，世界优秀的文明成就也逐渐传入中国。
1976年12月，我脱掉父亲穿过的发了白的旧军装，穿上了崭新的绿军装，担负着使命，走进了戈壁。那是我有生第一次乘坐西行的列车。当我乘坐的军列驶过嘉峪关时，我看见了这一“天下雄关”，河西走廊西部，茫茫戈壁之中，突兀一座关城南接祁连，北踞龙首，确实雄奇壮观。我不由得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万里长城这一伟大建筑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象征，因为她本身体现的是防守，而不是用暴力去侵扰他人，或者像美帝国主义那样，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借口，动用武力到世界各地为自己捞好处。”
西行的军列“咣嘡、咣嘡”了七个昼夜，我们在大河沿（吐鲁番）下了车，换乘卡车开进了永红（马兰）基地，开始了部队生活。35年过去了，西行军列的七个昼夜仍历历在目，满目的砾石戈壁，无际的沙海流丘，景色仿佛定格一般，常会使人感到空寂无聊。当遇一片绿洲，闪现一个城镇，必定有一种回归社会的亲切。
两千多年前，汉朝使节张骞出使西域走的就是这条路。正是他的“凿空之行”，使这条路后来成为驼铃声声、商旅不绝的繁忙商路，至今仍然是现代化欧亚交通大动脉的重要通道，这就是“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说明已有路径可通。至于何时开通，或者由谁开通，因为历史的久远，已经无从考究。但是此前这条路早已发挥着商业的功能，却是史据凿凿。这在中国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这个故事就是“完璧归赵”。
“完璧归赵”里所说的“和氏璧”，就是和田玉。
这样看来，在战国的时候，新疆和田的美玉就已经通过这条商路交易到了中原。实际上，和田玉输往中原的历史更可以上溯至殷商以前。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妇好墓”中，出土的756件玉器，基本都是和田玉，所以，历史学家称，在“丝绸之路”之前，这条商路其实早已开通，并可以冠称“玉石之路”。
从“玉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说明了这条路的商道属性。毋庸置疑，它的商道功能始终都是第一位的。
最先以“丝绸之路”名称表述这条商道的，是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之所以称其为“丝绸之路”，是因为这条商道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的转输商品是中国的丝绸。
中国曾长期保有丝绸织造的生产专利。其色彩绚丽、轻柔如云、薄似蝉翼、爽滑似水的特质，曾长期垄断着世界纺织史上最高贵典雅织品的特权。
中国养蚕缫丝的历史十分久远，传说由黄帝之妻嫘祖发明。在浙江吴兴钱出漾遗址出土的绢片，细密平展，织工精湛，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丝绸实物，距今有大约四五千年的历史。据考古学家考证，这种绢片显然是使用腰机织作的。这种被称为腰机的器械，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纺织工具，那么，更原始的丝织品一定比这更为久远。
“丝绸之路”虽为商道，但张骞出使西域，却并非出于商品经济之谋。因匈奴的崛起，给汉朝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汉武帝决心放弃以往的“和亲”屈辱政策，要用武力解决与匈奴的恩怨。于是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寻求与大月氏和乌孙的帮助，以图组成军事同盟，联合击败匈奴。从后来唐代敦煌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中，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汉武帝和群臣对于张骞的西行抱有多么大的期望。
虽然张骞出使西域无果而归，却在客观上起到了沟通中国与西域交流、增进彼此之间贸易往来的“通路大典”效应。从汉朝开始，中国的丝绸就是通过这条商道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中亚、中东以及欧洲的罗马。
今天的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但是在中国汉代的时候，罗马的概念却不单单指一个城市，而是指一个帝国。秦代的时候，因中国人觉得他们富裕如秦，而人却高大，故称罗马为大秦。
当然，在汉武帝出兵西域讨伐匈奴，并扫平西域通道的时候，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凯撒大帝还没有出生。凯撒大帝是在汉武帝死后12年才降临人间的。
但是，像汉武帝一样，凯撒大帝也很快使罗马的版图扩大，客观上也扫平了直通东方叙利亚的商品通道。
两个相距遥远的东西方大帝国，仿佛心有灵犀，十分默契地将长安与罗马的利益潜在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
然而，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是：汉武帝和凯撒大帝虽然同样热衷扩张领土，鼓励并派遣大批的士兵和农民到帝国未开垦的土地上居住和开发，但他们对商人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汉武帝主张利用“盐铁”官营的特权极力消弱商人的实力；而凯撒大帝则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持商人与平民的平衡利益。因此，他们的政策给国家命运造成了迥然不同的后果。汉武帝耗空了国库，在他死后将近一百年，西汉归于灭亡；凯撒大帝充盈了国库，在他死后100年，罗马趋于鼎盛。
“丝绸之路”
——张掖的辉煌时代
在那些没有水道与通都大邑连接的地区，外国人最乐意居往的还是商队经过的河西走廊地区。这条走廊是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地，沿着茫茫戈壁的边缘散布着一座座城镇。这些城镇之间往往都相隔一定的距离，城镇里都配备有商队歇脚的客店，你会在这里发现罗马景教徒、波斯乐师和突厥的舞蹈家。
河西走廊所有的城镇都是向背无常的：今年这里还是由唐朝的官员驻守，他们引经据典，用道德规范来劝化人民，但是明年就会有突厥人挥舞弓矢，策马入侵。除了突厥人以外，这里在唐朝还常常被吐蕃人占领。而其后，这里成了回鹘人的活动场所，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河西回鹘汗国。
在这些使用多种语言的边镇中，最典型的是武威古城。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咽喉，汉昭帝时在今日兰州设金城郡，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合称河西五郡，组成凉州，武威即为凉州刺史的治所，因此又别称“凉州”。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河西的中心，但在唐代以前曾经被匈奴和匈奴以后的游牧统治者征服。唐朝的哥舒翰将军曾一度节度凉州。在这期间，他的奢华的排场几乎可以与帝王相埒。哥舒翰经常大摆宴席，款待宾客，幸运的客人在宴席上不仅能欣赏到舞狮、舞刀的表演，而且还可以得到胡姬的悉心侍奉。
就是到了清代，西方传教士还在凉州建立了天主教堂，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也穿起中国的服装，头戴黑色瓜皮小帽，背后拖着一根长辫子，一如当地人的装扮。
因为“凉之分野，上应白虎之宿，金气坚刚，人事慷慨”，所以这里的居民一向以坚忍、顽强著称。8世纪时，凉州的常住人口有十万多人。凉州居民中也有一部分人自称是汉人，但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祖籍是天竺，“天竺”就是印度，这些人的汉姓叫“申屠”，申屠这姓就是根据他们的种族来源而起的。此外，更多的人的种族来源则可以追溯到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更遥远的国家。
凉州水草丰美，是优良的牧场。这片绿洲因为商业的缘故而兴盛起来，出产优质的缎、龙须席、毯、野马革，而芎这种治疗头疼的良药，则更是凉州著名的土产。
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凉州成为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对于内地的汉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保持了胡乐的本色，又融合了中原音乐的因素，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因此凉州音乐曾经风靡一时。
武威虽然是凉州的首府，但在河西走廊，张掖的商品经济地位更加突出。在河西走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金张掖，银武威”，是说张掖是个流金的地方，而武威只能拿银牌。
张掖原来只是绿洲上的一个商道驿站，汉代以后这里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大批汉军驻扎在此，把张掖作为进攻匈奴、谋取西域的桥头堡。为了就近解决军队粮草，汉代实行戍边与屯田双管齐下的政策，即战时为兵，不战时为农。十几万的军队一下子拥到张掖，撑大了张掖的胃口，给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商人，带来了极大的“利好”消息。
于是，西域诸国的商人把张掖视为淘金的王国，千里万里不惧艰险地往张掖转运商品，张掖由一个商道驿站迅速变成了一个经商城市。
虽然汉代实行“贱商令”，但外国商人不受该法律的限制，他们在张掖的迅速成长，让关中、中原的商人眼红。刘邦虽然为了控制商人，强徙十几万商贾到长安，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商人尽管不能做大买卖，却可以游走天下，赚一些转运商品的小买卖，张掖就成为一个最理想的避风港。这些赚辛苦钱的中国商人的到来，改变了张掖商人的民族结构，汉族文化开始在张掖大行其道。
司马迁对这种为了获利而奔忙天下的经商行为大唱赞歌，却让后来主管西域的官员大为恼火。班彪批评说，司马迁“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他的儿子班固则干脆说，太史公是“崇势利而羞贱贫的小人”。
班家父子对巩固东汉在西域的地位立有大功劳，但是他们的经营策略却是极端落伍。他们教导属地的民众要“重仁义而安贫穷”，“远势利而乐贱贫”。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武力树立汉朝威名，逼迫西域诸国俯首称臣而不断向汉朝进贡所需物质，并没有想到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扩大自由贸易，以提升张掖等地的经济实力。
结果，当军事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河西走廊尽在掌控之中；军事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便不得不凄惨退出。所以当汉代衰落后，张掖重新成为以胡商为主体的经商城市。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统一后的中国充满发展的欲望，也充满发展的机遇。杨坚初期开明的经济政策，让中外商人格外兴奋，“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
到了隋炀帝的时候，他对西域诸蕃不属自己统辖而各自为政多有遗憾。隋炀帝想做天下唯一的“太阳”，他对西突厥可汗说：“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
正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隋炀帝决定向西域“诸蓍”炫耀武力。公元609年，隋炀帝统兵40万，沿渭河西溯，越陇山，经陇西、渭源到临洮后西行。再经青海乐都、西宁，自扁都口穿祁连山到达张掖。
隋炀帝登上观风行殿，满面春风地会见了西域27国的君主和使臣，行殿下万民齐声欢呼，祝福皇帝万寿无疆。
这恐怕是张掖历史上最为辉煌宏大的一个画面。据说，为了炫耀隋帝国的繁荣，隋炀帝征选河西一带仕女聚集张掖，盛装艳服，高髻流苏，歌舞翩翩，夹道迎宾。张掖周围数十里一时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这就是徒有其表的所谓“万国博览会”。
只是到了唐朝，西域才重新受控于中国。唐朝依托通畅的“丝绸之路”，每年获利甚丰。唐朝之盛，在于通四方之商，纳八方之财。而唐朝之衰，则在于商道淤阻，财货不旺。
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兵锋所指，亦是西域的这条经商通道。阿拉伯逐步蚕食了唐朝在西域的主控权，使唐朝的经济利益受到巨大伤害。
战争的目的，说穿了，就是霸求经济利益。或求贸易之特权，或求商道之通畅，或求领土之物产，这是外侵性战争。或保贸易之特权，或保商道之通畅，或保领土之物产，这是内护性战争。不毛之地从来不是军事之争的焦点。
大唐天宝九年(751年)，唐玄宗在不断得到阿拉伯人在中亚垄断“丝绸之路”而迫使大唐的商贾无利可求的报告后，决心与阿拉伯决战，以夺回“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唐玄宗选派名将高仙芝率军西征讨伐。第二年，两国军队在怛逻斯发生激战，结果唐朝军失利。杜佑在《通典》这部历史著作中说：“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此后，这条对唐朝关系密切的“丝绸之路”，因阿拉伯人的阻隔而对唐朝逐渐变得萧条起来。唐朝西出受阻，丝绸之路萧条，唐朝经济遭受了严重挫折，而张掖的辉煌时代也结束了。
“丝绸之路”
——繁盛一时的楼兰国
“丝绸之路”全长约7000公里，绝大部分路段是贫瘠、干旱和冷酷寂寞的大漠戈壁。人烟稀少，甚至缺乏生命的气息。穿行其间，不知需要怎样的阳魄和毅力,要经历怎样的艰难与考验。
1600年前，东晋高僧法显沿丝绸之路西行求法，把他过往楼兰的感受写在了《佛国记》中：“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这种仿佛鬼域般的肃杀情景描绘，在后人的心目中不知平添了多少神秘与恐惧。
然而，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之中，却经常闪现着蜿蜒而行的驼队和疲惫不堪的商人身影。为了转输商品，获取利润，东来西往的各国商人，在暴虐的烈日和滚烫的沙粒共同烤灼之下，接力转运，踽踽而行。
谁也无法了解大漠戈壁的脾气，更无法预测灾难什么时候降临。刚才还阳光灿灿，忽地，远处地平线卷起一堵黄褐色的沙墙，转瞬间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太阳倏地逃得无影无踪，一时间天昏地暗，不辨东西。狂怒的暴风咆哮着，向闯入领地的商旅驼队发泄淫威。人们无处可藏，因为刚才还在身后的沙丘，待风停之后却已经不知被搬移到别的什么地方。
而戈壁上到处是洪水夹带下来的巨石，更多的砾石则波及到很远很远的天的尽头。坚硬的石头被沙砾吹打得坑坑点点，让人想起狂风的肆虐。夜晚，四周死一般寂静，没有任何声音打破这种宁静，只有天上偶尔划过夜空的流星，坠入深深的夜幕之中。但不知什么时候，新的暴风又将平地而起。
不知有多少商旅驼队魂断沙海，而他们的遗骸又成为后来者的方向路标。就像赴约死神，千百年来，商人义无反顾，锲而不舍。那时的每一片绿洲，每一个驿站，都成为商旅期盼的驻足地，就像海难之人翘盼在海的天边突然显现陆地的身影。
然而正是商人这种出生入死的胆魄和勇气，排解了“丝绸之路”的空寂和无聊。每一声驼铃的鸣响，都给沿途的绿洲和城镇带来了新的生活和新的希望。
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中所感受的楼兰，俗称楼兰国和汉时西域的鄯善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北境，罗布泊的西北角、孔雀河道南岸的7公里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30年前我曾到过楼兰古城和罗布泊。楼兰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依托曾经满盈苦涩盐水的罗布泊，大约公元前3世纪立国安邦，经营农业和畜牧业，因其特殊位置而发育商品经济，终于聚集数千人口，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驿站。当时东来西往的汉朝、贵霜(大月氏)、大宛、身毒(印度)、安息(波斯)、康居等古国的商人、使者和僧侣，在经过长途跋涉后，在此得到喘息和补给，然后或继续踏上漫漫征途，或就地销售货物返回归途。那时的楼兰国，人声鼎沸，驼铃叮咚，一派繁荣景象。
因楼兰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又因其势单力薄，一直是四周大国纷争之地。特别是汉朝与匈奴为争此地大动干戈，历经50年，汉朝终于从匈奴的手中接过了对楼兰的实际控制权，并改楼兰国为鄯善国，派遣大批士卒到此屯田戍边，不仅保障了汉朝的政治统治权益，同时也保障了东西商道的通畅。
这条商道到三国曹魏时期似还存在，《三国志•魏志》中标记丝路有三条，而“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但到了东晋高僧法显西行求法时，这里却似乎成了死亡之地。此后，史书中再未见有关楼兰城的活动记载。这座曾承担东西方商贾特使穿越丝绸之路死亡地带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生命补给重镇，像海市蜃楼似的，辉煌耀眼却瞬间漂移天外无影无踪。
神秘的楼兰留给人许多遐想和迷惑，一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追忆和寻找着它，但它却像游魂一样，使无数的探险者或命丧沙海，或无功而返。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经历了6年前第一次死里逃生的失败后，第二次组织探险队深入塔克拉玛干，继续寻找迷失千年的“丝绸之路”重镇楼兰古城。
斯文•赫定想还原一个梦想，他不甘心那个曾经像指路灯塔给各路商旅带来希望的商埠重镇，永远只存留在传说之中。他要找到它。但是，沙漠的无情却无数次将他逼近死亡的边缘，他的决心在一点一点被吞噬着，水已经所剩无几，预示着此次探险又将无功而返。烈日无情地烤灼着他和向导维吾尔人艾尔德克，就像被置于火炉之上，等待着被烤成肉干。这样的归宿是沙漠的定律，只要你走进沙漠深处，那些不知横卧多久的尸骨残骸，就会向你证明。
突然，远处地平线卷起一堵黄褐色的幕墙，转瞬间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太阳倏地逃得无影无踪。一时间天昏地暗，不辨东西。他们任由狂风推搡着，无助地、听天由命地被风暴卷走。
艾尔德克发现在仓惶之中将铁锹遗留在刚才驻足的地方，他要找到它，那是他们能够走出沙漠唯一的保障工具。没有铁锹，在断水的情况下就无法通过深挖而获得可能的点滴之水。
艾尔德克在寻找遗失的铁锹的路上，被狂风刮到一堵沙墙下，待风停天明，却隐约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座古城的废墟之中，无意之中找到了沉睡了一千多年的楼兰遗址。
为什么曾繁盛一时的楼兰国莫名其妙地突然消失?为了揭开这个千年之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荒寂无声干涸龟裂的罗布泊，一下吸引了世界众多大牌考古探险家：俄国的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英国的斯坦因、德国格林威德尔和勒柯克、日本的桔瑞超、美国的亨廷顿、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他们从那里拿走了最有价值的文物和考古发现，发表出版了众多的论文和著作，然而，古楼兰国神秘消失的谜底依然未能揭开。
但是，有一点大家的认识是相通的。那就是，楼兰地处沙漠腹地，随着环境不断恶化，生存的条件越来越缺乏，不能继续为商旅提供必要的生命补给。商旅逐渐选择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从吐鲁番到库车、喀什，然后进入中亚的路线，这条路线被称为丝绸之路北路。随着商道地位的下降，楼兰昔日辉煌已经不在，偶尔稀稀拉拉的零星商人也无力提供挽救楼兰的有效助力，楼兰终于奄奄一息，与世诀别了。
但丝绸之路却没有因为楼兰的荒芜而沉寂，承载东西方物资的商队，依然沿北路继续艰难跋涉，把中国和中亚、中东和欧洲连接在一起，为东西方的商品和文化交流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的贡献。
我们今天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许多食物和物品，如胡桃、洋葱、胡椒、胡萝卜、小麦、苜蓿和葡萄；玻璃、煤油、地毯；琵琶、胡琴、箜篌、横笛，大多是经过商人之手通过这条商道输入中国。而许多中国的物产和技术，如丝绸、瓷器、茶叶、水稻、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与印刷术，也多是经由商人之手通过这条商道传播到西域与欧洲那广阔而辽远的地方。
“丝绸之路”对于古代中国的重要性，已经被深深载入史册而传诵至今。而曾在“丝绸之路”上艰难跋涉的中国商人，却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我们所熟知的“丝绸之路”历史，除了张骞、李广利、班超、法显、玄奘等军政、僧侣这些匆匆过客外，很少能够找到一个经常跋涉期间的中国商人的名字。不知道，离开了商人，“丝绸之路”还有什么意义?
“丝绸之路”的古道，逐渐被历史所淹没，但是“丝绸之路”的经济、社会、文化作用，却不应该被历史所淡化，那些以自己生命承托起“丝绸之路”繁盛景象的中国商人，更不应该被历史所遗忘。“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汇的先河，极大的促进了东方文化的大力向前发展。作为传递信息、传播精神、传承文化的通道，“丝绸之路”永远的载入了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史册。“丝绸之路”仍有可开发的新价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