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皇帝命张照、梁诗正等人编纂，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后又命董诰、阮元等编纂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后又经清代嘉庆皇帝命英和、吴其彦、胡敬等编纂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清代内府所藏书画可谓一网打尽。各编分书册、画册，书画合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合轴九类。每类分上、次两等，上等著录纸绢、尺寸、款识、印记、题咏、跋尾等一一详列，悉志无遗；次等则甚简略。
　　《石渠宝笈》是一部以国家的名义，集合诸位大家共同编纂的大型书画著录书，参与工作的人物甚多，应该不是乾隆皇帝说是就是，说非即是非的“账本”类著录书。尽管有皇帝所谓的金口玉言定了的错误，但不可以因此就演绎成故事而予以渲染夸大，更不能就其中存在的错误而否定该书的价值。因为它是一本书画著录书而不是一本“鉴定宝典”，如果错会了这个意思，恐怕会要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毛病。
　　当年的玄奘法师为了求法，孤征十七载，独行五万里，回长安后奉敕在慈恩寺翻译佛经时，也是广揽英才，集合于道场之中，大家共同参与。并不是“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的佛经是玄奘法师一家之言，而是译一句向在座的高僧大德征询一句，求得确凿无疑时，才能写下。那么就《石渠宝笈》而言，虽然不敢将之喻为译经，但至少是个严肃的事情，也就是说这部书是合众人之功，不是单凭一己之力。这其中的工作是要经过讨论、参究才能定下的。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物，像张照、梁诗正、阮元等人亦绝非等闲之辈。
　　我们先来看阮元。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官至礼仁阁大学士。工诗文，精鉴金石、书、画，善篆、隶、行、楷各体书法。
　　次看梁诗正。雍正八年(1730年)探花，官至东阁大学士。书法初学柳公权，继学赵孟頫、文征明，晚年归于颜真卿、李邕。
　　再看张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书法初从董其昌入手，继学颜真卿、米芾。骨法洞闼，气魄浑厚。兼能画兰草、写墨梅。
　　这是仅举的三人，寥寥数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凭着本事上来的，不是书画的外行而是里手。
　　我们在年轻时期，分不清艺术怎样，现实怎样，认为既然诗人都说了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还读它干嘛?这不仅是为不读书、怕读书找的借口，更是想在无佛处称尊、自我作古，说这就是少年轻狂并不为过。
　　其实，我们每个人骨子里的叛逆都是与生俱来的，恐怕细想一下谁都不会否认。怀疑一切，否认一切，形而上地说一点儿没错儿，可在这精神上面加上一个“盲目”，那可就是狂妄了。这个世界好比是一个运行有序的机器，随便改动任何一个机件，恐怕就没法儿运转了。我们可以尽管怀疑、尽管否认，这是一种求索的精神，但在澄清道理之后，“怀疑”“否认”这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
　　其实，否定“古人书”的问题，是极其不科学的。好些东西并不是可以完全通过感觉认知的，还是要依赖书本，还是要通过文献著录搞清楚历史上陈留的一些问题。《石渠宝笈》只是书画著录书，观者应该在于会用。这就好比《淳化秘阁法帖》，编著者王著因为书学不深，每每令伪迹混入其中，标题亦存错讹，但《淳化秘阁法帖》并未因此而泯灭光芒，特别是《阁帖》中留存的古人法书，赖此而流布于后世，功甚大焉。嗣后，到了清代王澍始有《淳化阁帖考证》一书行世，将原帖中存在的伪误依托者，一一考订翔实。之后，《淳化秘阁法帖》并未因此而“名誉扫地”，相反，却被人们尊奉为“法帖之祖”。对于流传于今的《石渠宝笈》，我们不应该因为它的某点错误，便要“连根铲大王”。它已经成为历史，作用也就自然形成，我们便要理所当然地予以尊重，更何况它对于古书画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前人也说过：完全信书不如无书。有人就断章取义了，“自我”就膨胀了，其实这句话是教会我们学习的方法，不是说你有了感觉，便可以弃古人书如破鞋。《三国演义》里的马谡，可谓自幼便熟读兵书，可这兵书被他读僵了，街亭一役，死守书本不知活用，结果是被诸葛亮挥泪而斩，留下死读书的一段公案。相反，六祖慧能却能因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顿悟大道，成为千古美谈。你说信书还是不信书?
　　我们每个人经过人生的历练之后，几十年过去再翻看曾经的年轻岁月，恐怕都要发一声浩叹，当年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如此更遑论古稀之人再看我们。所以，因该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其致一也”的代谢观点，传承的看法，庶几我们才能不割断历史。我想，这就是《石渠宝笈》给我们书不是万能的，没有书是万万不能的提示。